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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建业:集部的起源与流变论略

分类:
好学者集
来源:
2018/12/05 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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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阐述“集部的起源与流变”之前,先来界定一下什么是集部和文集。“集部”我国古代图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的第四部,它是各时代文集的总汇。所谓“文集”就是作家们各类作品的汇编,古代的“文”通常是各类体裁的泛指,并非专指散文这一种文体。集部主要包括作家的别集和总集。别集是作家个人作品的汇编,总集是各个朝代、某一朝代、某一文体的总汇或选编。

   在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中,要数集部的书籍最多,也要数集部的书籍最杂;要数集部形成最晚,也要数集部地位最低。集部中别集的作者和总集的编者都是“文人”。到南朝的时候,“文人”被范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以与《儒林传》中的经学家和人文学者相区隔。列入《后汉书·文苑传》中的这些“文人”,并不是秦代和西汉所说的“文学士”,那时的“文学士”与“方术士”并列,“文学士”相当于今天的人文学者,“方术士”近似于今天的技术人员,《后汉书·文苑传》中的“文人”就是现在常说的作家诗人,古时也称他们为“骚人墨客”。开始,“文”与“学”没有“分家”,学者可能同时又是作家诗人,《汉书》中只有《儒林传》而没有《文苑传》,扬雄既是大儒也是辞赋家,他的经学著作有《法言》、《太玄》,小学著作有《方言》和《训纂篇》,古代小学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收录了《扬雄赋》,扬雄与司马相如同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不过,扬雄本人从来以“大儒”自居,对自己的赋家身份则十分不屑,甚至公开说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1]。三国时期虽然曹丕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2],他的弟弟曹植仍然“耻以翰墨为勋绩,以辞赋为君子”[3],初唐的刘知己还是“期以述者自命,耻以文士得名”[4],甚至伟大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5],直到清初顾炎武还说“一为文人,便不足观”。

   古代很多读书人鄙薄文人,最后大多数读书都成了文人;声称“耻以翰墨为勋绩”者,一生最大的勋绩恰恰是其“翰墨”;每个书生大多都希望“成一家之言”,后来几乎都被动或主动“代圣人立言”。为什么会出现理想与结局的悖论呢?

   这里我试图从民族精神的渴求、读书人的境遇,和大家一起聊聊集部形成的渊源、集部繁荣的动因以及读书人只得做文人的文化语境。

   

一   集部的起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次论述文集的起源:“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龙蛇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后世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辩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6]章氏虽向以思想深刻为人所称,可将文集勃兴归结为学术衰微和人情浇薄却大可商榷。文集盛与子史衰没有必然联系,如东汉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史学和文学都很兴盛,范晔与谢灵运既可同时,苏轼与司马光也不妨并世。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妨碍屈宋等人的楚辞兴盛。如果不以儒家有色眼光来看,六经中有史体,有子体,也有诗文,以今天的知识分类《诗经》就属于诗集,《礼记》也有许多议论。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中说:“著述文字,无外三门:抒情一也,说理二也,记事三也。”[7]被章学诚视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就兼具抒情、说理和记事三种文字。抒情是人类的内在需求,我们不只有事实需要记叙,也不只有道理需要阐明,还有情感需要抒发。《汉书·艺文志·诗小序》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8]《诗经》中的许多诗歌产生年代早于六经中的有些文字。《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说:“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以降,其道弥繁。”[9]可见,不是经、史、子衰落后才产生集,而是集与经、史、子同时产生。

   《汉书·艺文志》基本是向歆父子《七略》的节删,汉志中的《诗赋略》其实就是后来的“集部”。除“《河南周歌诗》七篇”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等可能是先秦作品外,《诗赋略》中收录的诗歌主要是汉诗,因为汉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后世成为儒家六经之一,已入汉志《六艺略》。收录的“赋”也主要是汉赋,战国和秦代的辞赋比例很小,其中汉辞赋集有53种,共收辞赋共940篇,战国和秦代辞赋集只有5种,共收辞赋仅64篇。

   关于文集起源的时间,《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10]四库馆臣将西汉刘向编《楚辞》作为文集的源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但并无“楚辞”之名,自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辞赋编为一集才定名《楚辞》,“楚辞”得名大概缘于此体创自楚人。古典文献学分类中,《楚辞》不仅是“最古”的集部,也是最早的总集。假如打破儒家的传统眼光,去除封建意识形态的成见,按现代的学术和知识分类,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当属《诗经》。

   《汉书·艺文志》称《诗赋略》,是因为当时子史之外的文体只有诗赋。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自然需要多种多样的文体来表现,东汉以后涌现出许多新的文体,有许多零碎的记叙文并不能归入史书,有许多庞杂的论说文不能归入子书,有许多抒情作品不能并入诗赋,有许多应用文更无类可归,这些诗文或其记事可以证史,或其议论可以明理,或其抒情直指人心,作者本人它们十分珍惜,社会上也有不少读者,于是,就由本人或由他人将写于各个时期的作品集中起来编辑成册,这就是别集的由来。别集数量庞大后就出现了总集,总集不过是别集的汇编或选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文体大量涌现,仅《文心雕龙》中论述到的文体就有二十多种,学者和文人都开始对文体进行归类,这样就出现了“文”“笔”之分—— “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文心雕龙》中属于“文”类的文体就有“骚”、“诗”、“乐府”、“赋”、“颂”、“赞”、“祝”、“铭”、“箴”等十几种,属于“笔”的文体也有“杂文”、“史传”、“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十余种。《诗赋略》显然涵盖不了魏晋南北朝出现的这些新文体,南朝宋齐时王俭《七志》改称《文翰志》,梁朝阮孝绪《七录》又改为《文集录》,他在《〈七录〉序》中阐释改名原因说:“王(即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11]王俭以《诗赋略》“不兼余制”而改《文翰志》,阮孝绪以“文词总谓之集”而改为《文集录》。可见,将各种文体汇编成文集在梁时已成风习,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总集和别集才会有“文集录”。《文集录》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了《隋书·经籍志》的《集部》。

   就图书分类源流而言,“《隋志》、《四库》为《七略》、《七录》之后裔”[12],《诗赋略》更直接是后世“集部”的前身。

   

二 “何文人之多也!”

   

   文集的作者通常都被称为“文人”。古代文集如恒河沙数,文人当然也就多如牛毛。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有利于文人的产生呢?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从此就变为儒家的一家独唱。两千多年来,朝代虽然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但儒家思想差不多是历朝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一旦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士人对经学自然也趋之若鹜。许多人一生就消磨在六经或十三经中,“穷经皓首”现在看来有些辛酸,过去却意味着尊严和学问。《四库全书总目》中,十三经的传、注、疏占了总目的四分之一。经学这种长期的一花独放,造成了思想学术的百花凋零。《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除了儒家外,墨家、道家、法家基本上都名存实亡。其实,经学和儒家的繁荣也是一种“虚胖”。儒生宗经从不疑经,释经更不敢驳经,“注不驳经,疏不破注”是必须遵守的解经原则,对经书稍存异议就可能成为“名教罪人”。要是只能信奉不能怀疑,任何思想都将僵化萎缩,儒家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一种只能信奉而不能质疑的思想,对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只要国家的控制力减弱或放松,好学深思的人都会将它抛弃,像魏晋玄学家那样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人虽然极少,但内心不喜欢儒家名教的人肯定很多。至于从事经学研究,士人大多不具备这种学术功力,更没有这种学术兴趣。

   春秋战国时士人讨厌儒家可以逃于墨家,不爱名家可以亲近道家,鄙视阴阳家可以崇奉法家,甚至自己还可以开宗立派,汉以后士人就失去了这样的思想空间,他们要么做谨守礼法的淳儒,要么就是蔑圣非礼的异端。“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被东汉另一大史家班固指责为“论是非颇谬于圣人”。“立言”一直是志士追求个体生命不朽的冲动,可汉以后只能“代圣人立言”,“成一家之言”不仅是一种个人思想的历险,更是一种身家性命的冒险。自汉至今的二千多年来,独立思考给读书人带来的乐趣,远远抵不上给读书人造成的灾难。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交待自己为什么研究文学时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于是搦管和墨,乃始论文。”[13]过去只觉得他的学术选择非常英明,现在才明白他的人生选择非常精明。像刘勰这样有思辨才能的天才,无疑不愿意像鹦鹉一样注经,又不敢像先秦诸子一样立说,于是就选择不容易犯“政治错误”的文学领域进行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之前还要申明文学本源“莫非经典”,这就等于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加了双保险。顺便说一句,自《隋书·经籍志》后,所有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都将《文心雕龙》入集部,其实,这部名著从性质上说应入子部,它研究的对象虽然是文学,但它本质上是立言的子书。

   谨小慎微地注经心有不甘,大胆地创立新说又实属不敢,加之孔子告诫“君子不器”,这使古代读书人既不愿做鹦鹉学舌的经学家,也不敢做不依门墙的思想家,更鄙视做某一行当的专家。《汉书·艺文志》中属于“形而下”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尚能与“形而上”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并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时候,后三略就完全并到了子部中。唐宋以后的知识界越来越轻视“见闻之知”和实用之学,汉志中的《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类属于实用技术的知识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宋代理学家更高扬“德性之知”而贬抑“见闻之知”:“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14]张载认为“见闻之知”是与物相交而产生的外在知识,“德性所知”则属于尽心知性的内在道德自觉。“见闻之知”容易导致人们追逐外物而丧失自我,沉溺形器则“心丧于象”,放纵耳目则便神溺于物。程颐在《伊川先生语十一》中说得更加明白:“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后世儒者把先儒反求诸己推向了极端:“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15]朱熹虽然偏向于“道问学”,虽然强调“格物致知”,但他的“学”和“知”只“就自家身上推究”,“就自家身上理会”,“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外物的客观知识不仅没有价值,“博物多能”反而成为德性之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社会中,最要面子的士人怎么会去从事方技一类的职业呢?

   这还涉及到我国古代的学术分科和知识分类问题。从七略到四部的知识系统建构中,中国古代只有学派而没有学科。与孟子大体同时的亚里士多德,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学科分类观念,与我们先秦诸子笼统的《老子》、《孟子》、《韩非子》《荀子》大不相同,他的著作名称就标明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范畴篇》、《大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气象学》、《动物志》、《经济学》、《修辞学》、《诗学》等。春秋战国虽然有诸子百家,但各家的研究对象基本都是人际社会,差别只是各家各派对人际社会的认识不同。南宋后期郑樵才有点模糊的学科意识,开始着手重新建构当时的知识系统,打破七略和四部的成规,把知识分为十二大类。可惜,他分类的标准也不统一,很多知识大类并非按学科划分。再说,郑樵在古代人微言轻,清代的四库馆臣绝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即使他完全按学科进行分类,对我国古代学者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国古代知识分类的集大成者非《四库全书总目》莫属,经史子集四部分法每一部的分类标准都不同,这使经史子集四部具有丛书的性质,而没有任何学科的踪影。

   几千年来也没有产生任何学科分类,读书人当然不可能选择做某学科的专家,加之“君子不器”在价值取向上鄙视专家。唐代科举最重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宋代进士科仍考诗、赋、论。从唐宋笔记小品就不难看出,会吟诗作赋最受世人崇拜,登进士后也容易进入官场,应验了《诗》毛传所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名言。因而,才智之士多挤着去做墨客骚人,难怪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叹说:“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韩文公《符读书城南》诗曰:‘文章岂不贵,经术乃菑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而刘宋之训子,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16]不管学者和显宦如何轻视文人,魏晋以后的文人越来越多,唐代有文才显然比有学问更吃香,在唐代“穷经皓首”成了嘲讽的对象,连书生王维也高喊“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舞文弄墨是那时读书人从小养成的兴趣,也是他们成人后人生的出路,更是他们仕途的终南捷径。

   其实,魏晋南北朝以后文人与学者就开始分离,最显著的标志是《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另立《文苑传》,文人也对自己的身分越来越自觉,更对自己的身分越来越自豪。世上学者轻视文人的现象固然不少,历史上文人轻视学者的例子也同样很多。学者认为文人“其兴浮,其志弱”[17],文人则觉得学者“懦钝殊常”,“了无篇什之美”[18]。学者鄙视文人没有学问,文人则讥讽学者了无才华,彼此相轻由来已久。萧统甚至将老庄等诸子著作排除在文学之外,称它们只是以“立意为宗”,而文学创作则必须以“能文为本”,而“能文”的唯一标准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19]。文学创作要求以“能文为本”,并非要以“立意为宗”,这一新奇的文学观念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美主义”文学观。文学作品可以不在乎“意”,但它绝不能没有“美”,“能文”的落脚点是章法与语言上的形式美。这一点从朱熹评价韩愈就能看出学者与文人的差异:“韩退之、欧阳永叔所谓‘扶持正学,不杂释老’者也,然到得紧要处,更处置不行,更说不去。”[20]为什么“更说不去”呢?“缘他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所以如此”。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经子之学衰,而文章之术盛,作者如林,不可殚述。”[21]从“以学为文”到“以文为学”,也就是从“以立意为宗”到“以能文为本”,它是学与文的分离,也是子与集的分际,当然也是“作者如林”和文集繁盛的原因。

 

三  别集

   

   1、别集的名称

   

   别集是个人的诗文汇编或选编,作者生前自编的集子通常多为选集,因为作者顾惜自己的名声,必然要删去许多不满意的作品,作者死后由门人、后人编的集子一般多为汇集,这些人往往因为尊亲尊师,或者因为对死者的崇拜,或者因为对其作品的喜爱,他们大多愿意保存作者的所有作品甚至只言片字,所以《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四部之书,集部最杂。”[22]别集部除了主要收录作者诗文外,也收录同一作者的应用文体,如尺牍、奏章、杂记、杂论、逸闻等。别集不仅收录文体和内容十分庞杂,别集的名称也千变万化。别集最早的时候简称为“集”,到南朝齐梁时开始有“别集”之名,梁阮孝绪《七录》中有“别集部”,此后别集的名称更五花八门。《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序》说:

   其自制名者,则始于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23]

   个人别集命名的方式多种多样,或以作者姓名,如《司马相如集》、《嵇康集》,或以字号,如《曹子建集》,或以官职,如《阮步兵集》,《杜工部集》,或以籍贯,如《昌黎文集》,或以谥号,如《陶靖节诗》,或以创作之地,或以做官之所,或以文集内容,或以文集体裁……

   后世别集的名称更是千奇百怪,张舜徽先生在《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中说:“清人自裒所为文,或身后由门生故吏辑录之,以成一编。大抵沿前世旧称,名之曰集,或曰文集,或曰类集,或曰合集,或曰全集;亦名之曰稿,或曰文稿,或曰丛稿,或曰存稿,或曰遗稿。而稿之中有初稿、续稿之分;集之中有正集、别集之辨。其不以集或稿为名者,则命曰文钞,或曰文录,或曰文略,或曰遗文。此正例也。亦有不标斯目,而别制新题者。如颜元《习斋记馀》、万斯同《群书疑辨》、董丰垣《识小编》、法坤宏《学古编》、钱塘《溉亭述古录》、张宗泰《质疑删存》……名似笔记,实即文编。”[24]到底是文集,还是笔记,抑或专著,不能只看书名就妄下结论,有的书名似笔记而实为文集,有的书名似文集实为学术专著。

   别集的起源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起源于西汉。萧绎《金楼子·立言》称:“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25]张舜徽先生也持这样的观点:“《汉志》之《诗赋略》,即后世之集部也。观其叙次诸家之作,每云某某赋若干篇,各取其传世之文,家各成编,斯即别集之权舆。如《屈原赋二十五篇》,即《屈原集》也;《宋玉赋十六篇》,即《宋玉集》也……是刘向父子校书秘阁时,即已裒集多家之文,依人编定,使可别行。当时无‘集’之名,而有‘集’之实。”[26]

   二是起源于东汉。最早提出此说的是《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也附和隋志,前者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后者说“集起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27]

   三是起源于西晋。此说以清人章学诚为代表,《文史通义》内编说:“自东京以降,讫首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昉于晋代。”[28]

   魏晋以后,别集越来越兴盛。士人无不把文学创作和文集流传当作自己的名山事业。即使贵为天子的曹丕,也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三国志·魏文帝纪》称:魏文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29]。可见,他不仅勤于写作,也细心收藏和编辑自己的作品,曹丕是自编文集较早的作家。他的弟弟曹植还严格编辑和删定自己的作品,他在自编文集《前录自序》中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污秽者众,故删录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30]齐代王融将自己的文集名为《玉海》。《梁书·王筠传》载筠与诸儿书说:“史传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集,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31]

   别集的编排方式主要有两种:或以创作年代为序,或以不同体裁分卷。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属于前者,《四部丛刊》本《柳宗元集》属于后者。即使同一作者的别集也可能同时用这两种编排,如杜甫全集有仇兆鳌的编年《杜诗详注》,有浦起龙的分体《读杜心解》。这两种编排方式各有其长处和短处。

   别集中又细分为全集和选集。将作家所有作品汇编在一起就是全集,根据某种标准对一个作家作品进行取舍就是选集。就像全集可能自己编也可能他人编一样,选集同样也可能自己选——如作家很多自选集,也可能他人选——如《苏轼诗选》、《欧阳修散文选》。

   

四  总集

   

   所谓总集就是众多作家作品的汇编或选编。汇编或选编的标准或根据同一时代,如《全唐诗》,或根据同一体裁,如《全元散曲》,或根据同一类型,如《唐宋八大家集》,有时按时代同时也按体裁汇编或选编,如《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

   对于编总集的原因及其总集的功用,《隋志·总集类序》曾有过简略的阐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32]总集的起源和功能,《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讲得最为透彻: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33]

   四库馆臣这段话包括了几层意思:1、总集的功用既要网罗散佚,又得删汰繁芜,也就是说一方面可以汇聚所有作品,尽可能做到“应有尽有”,这样就有了“著作之渊薮”的全集,另一方面又竭力选取菁华,尽可能做到“当无则无”,这样就有了“文章之衡鉴”的选集。2、诗经三百篇列入经类,王逸编辑的《楚辞章句》又划出了总集,这样挚虞的《文章流别》就成了总集的开山始祖。

   这里讲总集的功用全面透彻,讲总集的起源则不够准确。如果不囿于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如果完全按文学标准进行分类,《诗经》是总集最早的源头,《楚辞章句》要算汉代第一部总集。即使除去这两部总集,《文章流别》也算不上总集的鼻祖。曹丕《典论论文》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34]这部建安七子集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学总集。南北朝以后大型的全集和选集越来越多。唐前的单篇文章搜集最全的总集是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是以一人之力辑的大型文章总集,是隋以前经、史、子之外的文章总汇。清董浩主编的《全唐文》,当代学者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当代学者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是唐、宋、元代的文章总汇。清初黄宗羲编的《明文海》(原名《明文案》),清末沈粹芬、黄人、黄文濡等人编的《清文汇》,是明清文章总汇,但这两部书都存在收文不全的问题。历代诗词总集也大体编全了,唐前诗歌总集有现代学者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清人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现代学者杨镰编的《全元诗》,复旦大学正在编纂《全明诗》,浙江大学正在编纂《全清诗》。词总集有现代学者曾昭岷等编纂的《全唐五代词》,唐圭璋《全宋词》,唐圭璋《全金元词》,饶宗颐、张璋先生编纂《全明词》,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等编纂的《全清词》。赋、杂剧、散曲、歌谣都有了总集。

   另一种总集是选编,其目的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唐前最著名的选集是萧统编纂的《文选》,宋代李昉、徐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这两部选集都是按文体分,尤其是《文选》沾溉无数作家,古代没有一个作家不精读《文选》,唐代以后还形成了“文选学”。后世各朝各代的诗文选集层出不穷,无论是韵文还是散文的各种文体都有选集,散文如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骈文大型选集有《文选》,李元洛《骈体文钞》,精选骈文读本有许梿《六朝文絜》。诗歌选集更是数不胜数,即以明清两代为例,唐前诗歌选集有锺惺、谭元春《古诗归》,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古诗源》,吴淇《六朝诗选定论》等。唐宋元明清诗词都有选集,如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原名《国朝诗别裁集》),张景星等的《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

   最后略述何以要读文集。古代学者和学生都文史不分家,“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是古人向往的境界,所以一个学者往往同时也是作家,作家有时也是学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如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胡适到闻一多、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等。

   我们现在分别从一个普通读者和人文社科专业学生的视角,谈谈读文集的意义和作用。

   从一个普通读者来说,读一点诗文既可陶情冶性也提高自己的精神修养,既可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也可愉快地打发时光。培根曾说“读诗使人灵秀”,我们古人也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常在诗文中熏陶可以让你有品位。无论别集还是总集主要以诗文为主。

   从人文社科专业读者的角度来说,读文集既是他们的兴趣也是他们的专业。不管是学历史,还是学哲学,抑或学社会学,更不用说学中文,都必须认真系统地读文集的原因不外乎有:1、作家诗人是社会最敏感的人群,通过读文集了解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把握社会的发展趋势;2、汉以后诸子衰微,中国古代的哲学、经济学、美学、文学、政治学等思想,都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文集中,许多文集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各专业的理论文本;3、只有通过大量阅读文集,才能理解历史变动的深刻动因;4、通过文集的阅读模仿,学习书面语言的表达技巧,学习文章的写作方法。不管哪个专业的研究者,要是连自己的学术见解也不能流畅准确地表达,他学问再大也不能称为优秀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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