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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知识创新改变世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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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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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6 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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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是近代世界变迁的原动力

   在从公元前8000年直至约1780年前后的英国工业革命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似乎都处在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之中。农业社会主要是以家族生产为主体、以手工工具为主要工具的微型社会,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也根本不需要这样的联系,因为其生产的基本目的只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由于此种原因,也就演变出农业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一切都处在缓慢的变化与发展的进程中。

   尤需我们注意的是,农业社会虽然也有种种的变化甚或是激烈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都奠基于经验或对基于经验的简单的综合与粗浅的归纳。如在早于古希腊文明的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记录中,当地的人们已经积累了大量而丰富的经验,并已形成了较有条理的测算,如度量的单位和规则,简单的算术,年历,对天象的周期性的认识,以至对日食和月食的认识与测度。如古埃及的耕地主要在尼罗河两岸。由于尼罗河定期泛滥,这就需要人们于尼罗河汛期过后重新丈量土地。于是,当地人们积累了大量的有关丈量土地的经验。但是显然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能力将这些经验及其规则上升为知识理论体系。科技史告诉我们,埃及人积累的大量的丈量土地的经验传入古希腊后,经过了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才逐步地形成了一门精密的知识体系,这就是几何学。

   科学史告诉我们,首先有能力对这些丰富的经验内容加以理性的考察,并且能够极力探索经验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事实上也就是首先创立科学的,应该说是希腊艾奥尼亚(Ionia)的自然哲学家。这种活动中最早也最成功的活动,是把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大部分是从埃及传来的)变成一门演绎科学--几何学。而创始者相传是米利都的泰勒斯和萨默斯的毕达哥拉斯。三百年后,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德才对古代几何学加以最后的系统化((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是不同于奠基于经验之上的几何学知识原理。

   其实,在古希腊哲学家手里完成的不仅仅是几何学。我们只要粗浅地翻阅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就能够看见,古希腊哲学家能够创立的学科知识体系已经涵盖了很多领域,除了几何学,还有如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诗学、修辞学、家政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当然,毋庸讳言,他们所创立的这些学科中包含着大量的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见解,因为古希腊的这些思想家都比较忽视对外在事物的观察与研究,而完全沉湎于自己心灵的作用与理性思考的能力。当然,逻辑学除外,因为逻辑学毕竟是关于思维形式的科学,是人的精密思维的规则的知识体系。

   这种能够将经验对象提炼上升为知识体系的能力是古希腊思想家所独具的。正是这种能力使古希腊思想家为以后的世界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的奠定了学理性的基础。历史上,古希腊思想家的各种知识理论体系在世界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至今,任何学者要想透彻地研究各种学术的历史,他们也就不得不回到古希腊的典籍之中。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古希腊的思想家们过度沉湎于对自己心灵作用和理性思辨能力的开发与提升,从自己的思想深处构想种种知识理论体系,而基本不看重对外在世界的观察与研究。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知识体系也只在少数知识精英圈内传播,难于在社会产生广泛的效应。但正是他们在知识体系方面的卓越努力的结晶却为以后西方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知识性的基础。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来概括西方科学发展的内在要素。他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其实,就历史进程而言,爱因斯坦所说的西方科学发展的两个基础,是在极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实现结合的。这一历史进程几乎跨越了约一千五六百年的时间。

   可以这样来理解,爱因斯坦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上述两个基础也就是西方近代以来社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此中所说的两个基础,前一个就是系统的知识理论的要素。而后一个即是精确的技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精确技术实质上是根本区别于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而奠基于充分发展了学理性的知识体系。如果这样的理解没有错的话,那么这两者的关系就应该是,学理性的知识体系为技术的基础。而技术产品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于丰富的经验,但是从本质上说来任何技术产品都是知识体系的在技术方面的具体落实。尤其是精确的可控的实验都必须以已有的知识理论体系作为学理的支撑。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可控的精确实验中得到具体的落实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世界随之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变化。对此变化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评判。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近三四百年来世界所以接连不断的发生巨大的变化的基础就是知识的不断更新。可以说,知识与相关技术的结合正是引导近代世界发生变化的真正动力。

   可以说,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迄今已发生多次产业革命:第一次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以新的纺织机械等技术为特征;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以蒸汽机、转炉炼钢和铁路为特征;第三次始于19世纪末,以电力、化学工业和内燃机为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宇航工程、海洋工业及新材料、新能源的迅速发展,被称为是又一次新的产业革命。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电脑、通讯技术、芯片技术等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产业革命。上述的产业革命都是以相关的科学知识理论体系为其基础的。

   关于英国产业革命形成的前提,历史学界似乎已有了共识。这就是说,产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出现,是因为英国当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产业革命所以首先在英国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知识的前提和技术的前提。

   早期的技术主要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然而,随着以牛顿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在英国出现,且英国已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中心之后的一二百年间知识有了极其快速的发展。只要粗粗翻阅一下有关16-17世纪的科学史就能够清楚地知道,那时的科学知识的发展已达到了极其繁荣的程度,并在西方社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这就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结合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从此以后就不断的花样翻新,简直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们的看法是,英国产业革命的真正基础是科学知识。

   如果说珍妮纺织机械的发明主要还是以丰富的经验为基础的话,那么蒸汽机的发明则完全奠基于科学知识理论。

   蒸汽机的发明不经要有经济的和技术本身的长期的积累,更存在着一个从科学知识理论体系向技术产品的转化的漫长过程。

   科学史告诉我们,埃及的亚历山大利亚的数学家希洛曾经制作了一台用蒸汽推动小球旋转的机器。希洛制作这台蒸汽机当然相关的经验不可缺少,但是主要的依据却是他自己的关于蒸汽机的气体学理论。他著有《希洛气体学》记载了这一最早的蒸汽机的制作原理。后来意大利的达芬奇、法国技师科斯等也曾紧步后尘,不断地研制蒸汽机。上述对蒸汽机研制的过程为英国的瓦特奠定了基础。

   瓦特出生于机械工匠的家庭,后来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当教学仪器的修理工。正是在这所大学里,瓦特结识了几位著名的教授,如科学家布莱克和罗比森等。为了进一步改善蒸汽机,瓦特阅读了许多相关的科技发明的书籍,学习了牛顿的力学理论。当然他也经常抽时间去听布莱克教授的讲课。正是"布莱克的'比热'和'燃烧'的理论启发了他,使他认识到小蒸汽机单位容积比大蒸汽机要大,在冷凝后再重新加热气缸所消耗的热量比例就大。同时布莱克的科学理论使瓦特懂得,在液体和气体之间发生物态变化时,温度不变但要大量吸热或放热,温度和热量是两个不同的科学概念。" 可见,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不能说完全,但却可以说主要是奠基于科学理论的研究和指导。所以结论就是:"蒸汽机的研制,实际上是从真空和大气压等科学理论研究入手的。真空和大气压强等理论导致了大气机的发明,大气机的改进和发展就成为名符其实的蒸汽机。"

   19世纪末,以电力、化学工业和内燃机为特征的工业革命更是以相关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似乎无需我们在此赘述。

   稍微需要我们注意的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毫无意义是电子计算技术。电子计算技术毫无疑问首先必须以数学为其基础的,因为人们的生活、生产和交换活动中有着大量的计算活动,随着计算活动的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这就历史地催生了电子计算技术的出现。1623年德国数学家什卡尔特最早提出了制造机械计算机的想法。第一台机械计算机是1642年法国数学家巴斯卡发明的。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对计算机的发明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先是他提出了直接进行机械乘法的设计思想,并于1671年制造了一台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计算机。其次,是他最早给出了二进制运算法则。"早在1854年,英国数学家布尔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思维规律研究》,成功地将形式逻辑归结为一种代数演算,即今天的布尔代数。在这种代数中,变量只取0和1两个值,它特别适用于只具有开断与接通两种状态的电路系统。如果电子计算机采用二进制,用逻辑线路处理逻辑代数运算就非常方便。所以布尔代数为把电子元件及其线路应用到计算机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成功地将二进制系统地运用到电子计算机上。我们所以要叙述电子计算技术的历史是为了清楚地表明,电子计算技术的出现是有其知识理论体系作为其基础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基础,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电子计算技术的出现。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性质,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业、农业、国防工业和家庭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早已进入了以电子计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时代。

   在总结近三四百年来的世界发展历史的时候,美国著名历史学家R.R. 帕尔默等在其名著《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中如斯说道:"西欧工业革命的影响如何?若从短期即几年内来观察,可以说,工业革命有利于法国大革命中宣扬的自由主义、现代的原则以及法定权利。若从稍长的时间,或者说半个世纪内观察,工业化使欧洲较之世界其他地区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力量,从而导致以帝国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遍布世界各地的欧洲霸权。" 可见,正是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由于工业革命起源于西欧,所以首先是西欧国家主宰了整个世界,以后的美国、日本等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从世界发展的外在现象看,历史学家的上述结论应该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工业革命的真正基础却是知识理论体系,或者按惯常的说法是科学知识理论体系。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更进一步的看法也就应该是这样的,即17世纪诞生的科学知识理论体系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

   帕尔默等人作为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在于,他们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现象的层面,而是认识到了工业革命背后的推动力在于17世纪之后科学的迅猛发展。如帕尔默等在其另外的著作《启蒙与大革命》一书的第一章这样总结道:"到1772年牛顿去世后,一切都有了改观。科学家彼此经常保持接触,科学受到人们的推崇,被视为欧洲社会的一项主要事业。定义了科学的探索方法。积累了大量的真实知识。牛顿提出了第一个现代科学综合理论,即内在一致的物质宇宙理论。科学知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航海、采矿、农业和各种制造业上。科学与发明在齐头并进。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推动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科学知识得到普及,许多本来并非科学家的人也笃信科学,力图应用各种科学的推理方法来观察形形色色的社会和生活问题。" 根据作者的看法,在欧洲的17世纪,以牛顿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学知识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也正是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帕尔默等人又进一步总结科学知识理论体系在当时及其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他们认为科学的影响有这样几点:"第一,科学作为一种纯粹的思维形式,是人类思想获得的卓越成就之一;为了对人的知识力量有个历史的理解,就必须领悟科学的重要性,正如要领悟哲学、文学、以及艺术的重要性一样。第二,科学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与人类的健康、财富和幸福息息相关。科学改变了人口情况,改变了原材料的使用,革新了生产、交通、商业以及战争的方式,从而使困扰人类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却也使其他一些问题日益恶化。17世纪后的现代文明尤其如此。第三,在当今世界,科学领域里的思想很容易渗透到其他思想领域。譬如,今天许多人关于自己、邻居以及人生意义的看法,均受到弗洛伊德学说或爱因斯坦思想的影响。他们平日常常谈到抑制性或相对性,虽然他们知之不多,也无需知之太多。源于生物学和达尔文的思想,如进化论和生存竞争,也广泛流传。同样,17世纪的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反响远远超越纯粹理论科学的领域。科学改变了对宗教、上帝和人的看法,并有助于传播一些由来已久的信念,如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井然有序、协调和谐的,人的理性可以理解和阐述它,可以通过和平协商和理性讨论来处理人类事务。这样就为对自由与民主制度的信仰打下了基础。"

   

   二,知识促进近代社会的变革

   知识是人类理性的必然的产物。自然科学知识无疑是人类理性的最为显著的产物,也是最早发展与繁荣起来的。但是,显然知识不知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之内。正如帕尔默等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知识的不断进步及其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与影响,人类也就会自觉地利用理性来探讨人类社会与生活所出现的种种问题。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仅仅只能用来说明自然科学的发展的话,那就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我们此处所说的知识不只是指称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理所当然地包括在内。如果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只是口号或标语式的表达,那么就得上升提炼成为知识体系。我们看到,正是在17和18世纪的西方,学者们对于民主政治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他们讨论了人性、自然权利、自然法、财产权等重大的社会问题,也讨论了如何通过契约建立政府、政府如何管理等理论问题。斯宾诺莎、笛卡尔、培根、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就上述的问题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在当时及以后的世界历史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如洛克的政治哲学理论就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政府论》尤其对美国的建国历程起着奠基的作用。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撰写者都很精通洛克的相关著述。上述宣言与宪法的某些段落或篇章就是现成地取自于洛克的。

   其实早在美国建国之前的经典文献《"五月花号"盟约》中就这样写道:"以上帝的名义,阿门。吾等,敬畏的陛下詹姆士王的忠实臣民们……谨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庄严地订立本盟约,结成公民团体(a civil body),即政府(politick),以便更好地建立秩序,维护和平……并随时按照最适宜于殖民地普遍福利之观点,制定正义平等之法律、条例、法令、宪法,并选派官吏实施之。对此,吾等誓当信守不渝。" 这段在历史上曾经被反复引用的经典名言的思想基础正是洛克的社会契约论。

   洛克认为,政府是在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之间通过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根据洛克的看法,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完全无法使他们个人的天赋权利获得普遍的尊重。他们无法凭各自的努力来保护自己应有的东西,即自己的财产。于是,人们赞同建立政府,以保障大家的权利。由此可见,政府是凭借契约创立的。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契约具有相互的制约性。人务必要通情达理。因为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成为政治上的自由人。自由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无政府状态。自由是无需他人强迫的行动。只有理性、负责任的人才能行使真正的自由。同样,契约也对政府施加有一定的条件和义务。倘若政府毁弃契约,倘若政府威胁天赋人权(这本是政府要保护的唯一目的),倘若政府未经本人同意就夺取个人的财产,那么被统治者就有权重新考虑他们为创立这一政府所做的一切,最后甚至可以揭竿而起,反对这一政府。

   洛克的上述思想后来又不断出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其他的建国文献之中。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所以不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指出,在宪政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美国被看成是唯一按照社会契约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

   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美国政府就是奠基于洛克的《政府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建国的这一历程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比较完美的政府体制必须建筑在经过充分论证的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应该说,任何政府体制都有自己的局限,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完美无缺的政体。但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国家或政府绝对不可能建筑在经验之上,任由感觉经验或短时间的情绪来制定国策、推举领导人。理性的政府必须建筑在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之上,才能持久,才能有效运作,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我们的结论就是宪政必须以知识为其真正的基础。舍此没有其他的道路。世界近代史清楚地证实了上述的看法。要不走弯路,就必须首先以客观的理性的态度来研究国家或政府运作的所需的相关知识理论体系,然后再来合理地设计政府体制。只有如此行事,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和混乱。

   

   三,知识主导未来社会

   现在,似乎很少有人会对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哲学思想感兴趣了,因为它毕竟是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但是,他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现在却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到处出现在通俗杂志与书刊中。应当承认,培根的这一口号确实揭示出了知识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的作用。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已充分地意识到了知识的作用。但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意识到知识在谋取理想的职业、求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方面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未必能认识到培根这一口号深刻的哲学意义。

   "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它已过于宽泛,不够准确,因为它已不能充分地揭示出知识在当今及未来的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起的日益巨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知识的作用不只局限在个人的生活方面,不只局限在对个别学科的影响,知识也不仅仅是培根所了解的是主宰自然的力量。现在,知识已成为了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各阶层中引起巨大的、根本性变革的主导因素。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着剧烈变化的世界之中,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格外的混乱、格外的无序。但在这混乱与无序之中却显示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事实,这就是知识在急剧的膨胀和极其迅速地传播。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知识已渗透、蔓延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使社会及其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知识也已把自己的触角伸展到未来的世纪之中。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首先注意到了知识在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发生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权力分配论"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权力转移论、公司新目标论,生产者主权论,企业与外界关系转变论,阶级冲突变化论。这一理论的基石是他的权力转移论,而引起企业公司内权力转移的根本性因素便是知识。

   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的,谁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在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要素的供给者,所以地主便拥有权力。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相应地转移到了资本家的手里。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知识理论及其技术的迅速进步,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专门知识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于是,权力就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技术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的人手中。这些人被称作"技术结构阶层"。这一阶层包括经理、科学家、工程师、工厂经营管理人员、律师等。由于权力的转移,现代公司的结构也就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权力的转移又引发了如下几个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1)现代公司的新目标在"技术结构阶层"掌权之后,已从过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标转变为追求"稳定"、"增长"和"技术兴趣"等目标;(2) 为了实现"稳定"这一首要目标,商品生产已由过去的"消费者主权"理论转变为"生产者主权"的理论。苹果产品引领智能手机的消费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趋势;(3) "技术结构阶层"掌权后,企业与银行、国家、工会、科技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不再融合,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企业与国家融为一体,等等;(4) 与上述的变化相适应,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加尔布雷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已经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而是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之间的对立。

   加尔布雷斯的"权力分配论"的新颖独到之处,是他完全从"知识"这一全新的视野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内部结构所发生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因为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已经是现代社会中"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从目前看,且不管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有一点是清楚明白的,即加尔布雷斯将知识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的思想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自此以后整个世界都因知识的急剧增长和迅速传播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不断得到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的回应。一时间,以"知识"为核心范畴来描述、分析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知识"来构想未来世纪的社会总特征成了一种特别受人青睐的时尚。如在80年代,日本学者 屋太一的《知识价值革命》一书就是运用"知识价值"一词来描绘未来社会的总体特征,而且他把即将到来的未来社会干脆称之为"知识价值社会"。"知识价值社会"是由"知识价值革命"引起的。他认为,这种"知识价值革命"在日本、美国是由于80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广泛的普及而产生的。他指出,"知识价值社会"是比起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说更加重视创造"知识与智慧价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将会减少对物质财富的数量方面的需求,而会增加对取决于社会主观意识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需求。

   到了90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则完全从"知识"出发来分析和描绘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的总体特征。

   在其未来学的名著《权利转移》一书中,托夫勒明确指出:传统的政治权力概念有两大要素,即暴力和财富。在古代社会中,暴力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权力就是暴力。反之也一样,暴力也就是权力。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显然是最为低质的权力,因为暴力有着极大的弊端,即暴力的运用只能产生新的暴力。它的另一缺陷在于它只能用来进行惩罚。所以,以暴力为实质的权力是低质的权力。与暴力不同,财富则创造了优于暴力的权力,它既可用于威胁或惩罚,也可以提供奖赏,因此它比暴力灵活得多了。然而真正高质量的权力则源于知识的应用,因为知识可用于惩罚、奖励、劝说甚至化敌为友。知识也可以充当财富和暴力的增殖器,它可以用来扩充暴力或增加财富,也可以减少为达到某项目的所需要的暴力数量和财富数量。知识本身不仅仅是高质量的权力之源,而且它还是暴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知识从暴力和财富的附属物变成了它们的精髓。这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暴力和财富必须以知识为其基础。没有相应的知识作为支撑的暴力和财富已经被当今的世界人类看作是另类,必将迅速推出历史舞台。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力量和财富无论就数量和程度上讲都是有限的。我占有了,你就难以拥有。反之也是如此。而知识则大不一样,你掌控了相关知识的事实并不能影响我或其他人来把握相同的知识理论系统。从知识性质的角度讲,同一知识可以为所有的理性的动物把握。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还可以产生更多的和更新的知识。总之,知识具有无边际的延伸性和时空的无限性。更为重要的是,知识是最民主的权力之源。武力和财富是强者和富人的特征,而知识的真正革命性特征则是,只要具备了相应的理性思考能力,弱者和穷人也可以掌握先进的知识系统来引领世界。从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讲,暴力和财富变得越来越依附于知识。而知识则不一样,它们可以不依赖于暴力和财富,却能够将自己很快的转变为暴力和财富。

   由于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全面渗入,现代的经济生活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随着服务及信息行业在发达国家中的增长及制造业本身的电脑化,财富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尽管那些投资于落后工业行业的人仍将工厂、设备以及财产目录这样一些"硬资产"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但那些在急速增长的最先进的行业中投资的人却依赖于完全不同的因素(知识或信息)来保证其投资效益。知识现在成了新的资本形态。以实物形态表现的传统资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时空有限性。知识资本却不同,它具有无限的延伸性。同一种知识可同时被许多不同的使用者应用。而且运用知识的同时也是创造知识的时候,知识不可穷尽,无法独占。这就是知识资本的革命性特征。由于知识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和资本的需要,知识已成为先进经济的主要资本。随着这种状况的发生,知识正在升值,正因为如此,争夺知识或人才的信息战才到处在激烈地进行着,而且会越演越烈。

   经济的知识化或知识经济又被称之为"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其特点之一是知识密集性行业取代了那些主要依赖于原料和劳动力的制造业的地位而迅速崛起。另一显著特点是,知识增长率和淘汰率以超速递增的速度同步运行。所以,知识经济是一种快速运转的经济。在当今的世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递增,时间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这就使得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必须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努力实现与发达国家同速运转,否则只能依附于发达国家。货币也日益信息化了。正如过去金银代替实物交易、纸币取代金银行使交换职能一样,储有大量信息的信用卡正在或已经取代了纸币在历史上形式过的职能。总之,"知识是现代经济,特别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看法已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新闻决策人物的共识。

   随着知识信息通过越来越庞大的计算机网络、电视媒介、电话通信设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不但经济出现了飞速的运转,而且也极大地加速了政治变革的速度和变革的模式。任何人想要通过封锁、控制来推迟人民民主的实现,实行专制统治,在这个知识信息化的时代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更要引起我们格外关注的是,由于电子通信系统的发达及其在世界各地的迅速传播,已完全改变了过去曾经出现的先进知识理论体系只局限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圈内,然后经过各种社会变革逐渐为社会大众接受这样的历史变迁模式。这种历史模式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其所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痛的。现代社会的知识理论系统借助于移动网络技术,借助于不断提升的智能电子信息系统快速传播,社会变革可能更为快速,所需代价也可能会减少。

   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全方位地渗透已使社会及其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将发生更为巨大的变化。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是培根所始料不及的。可以断言,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已不仅仅是力量,它也是权力,是财富,是资本。知识更是现代社会发展与演变的真正的原动力。谁想成为现代及未来社会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世界的引领者或主宰者,谁就必须形成和掌控最新的知识理论体系。未来学家们的共识就是,知识已经成了全球范围内的K因素(知识在英文中为Knowledge)。要在未来的世纪中立于不败之地,求得更大的发展,我们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掌握世界范围内不断更新的知识系统。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社会。

   这种关于知识社会的图景,也越来越使一些哲学家对之给予更大的关注。这表现在在知识论研究领域内便是"知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不断拓宽。人们现在更为关注实际渗透于政治、经济及科技活动中的知识现象。传统观念认为,知识是真的信念,知识是以真命题表达的;而现在,一些哲学家却从信息的意义上来定义知识,认为知识就是正确的信息。

   这就使知识论的研究具有了现代的意义。

   由于中国文化中的逻辑意识与认识论意识素来不强,所以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形成一门严谨的逻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也几乎没有关于知识理论的系统理论。正是这样的历史情怀造就了中国学者对于经典注疏的过渡关怀,对于上古三代的不切实际的迷思,遂使中国学界对知识论的研究历来不感兴趣,所以对知识的作用也不曾给予应有的热情关注与研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有部分学者对于认识论也曾表示出了一定程度的热情,但似乎却将注意力集中于对认识论作思辨的宏观研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讨论认识主体、客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应该说,这些宏观的思辨的讨论是必要的。但是,要使我们的认识论现代化,我们现在更需要重视对知识理论作微观的研究。笔者认为,知识论或认识论与哲学其它的分支的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它从来不是,也不应是脱离实际的纯思辨的讨论,而是要格外地注重论证或证实在知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指出过,英国产业革命前,整个人类发展依靠的是经验。英国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历史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亦即知识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甚至是主宰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落后了。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在学术理论或知识理论体系研究方面几千年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几乎是毫无进展,对于知识的研究至今仍然是处于空白的状态。近世发达国家所以强盛主要是如下两个原因:A,古希腊时期以几何学、逻辑学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理论体系的建构;B,文艺复兴后的以寻求因果关系为目的的可控的精确实验。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这样的两个要素。近代以来,我们通过引进的途径在可控实验及其技术方面有所进步。但是对实验技术的基础即系统的知识理论的研究至今仍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如何加强与推进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应该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所以,鉴于上述的认识,我建议我国政府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研讨如何在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革命,走出新的路子,而不能仅仅沦落为产品的加工、组装。同样的,我国的宪政改革与法治建设也必须奠基于相应的知识理论体系之上的,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的政治学理论为发达国家的建设提供了学理性的基础。尤须注意的是,法治也必须以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为指导。历史上的许多法典也大都奠基于知识理论体系之上的。中国历来重视德治,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理论体系作为支撑,所以也就易流于空泛的口号或标语,良好的德治必须有知识理论体系作为基础,道德基于知识,真道德必须基于真知识,"道德即知识"是西方两千多年来的传统。道德必须与知识携手才能成为引导社会的指针。总之,只有在长期的和系统的知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国家的整体实力才能不断进步,才能逐步建设为让世人刮目相看的文化强国。舍此绝无其他的道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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