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好学者网站版权所有  京ICP备16061768号

站长邮箱:lawgame@263.net 执行编辑:zfm_1234@163.com

热文榜单

柯华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自由?
彭凯平:中国的发展和进步需要真正的社会科学
郭于华: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

中美建交40周年:历史与现实的省思

分类:
好学者集
来源:
2019/03/11 08:07
浏览量
评论:

巩固共同利益,管控价值观分歧

 

文 / 王缉思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以来,特别是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年来,两国都从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中获得了巨大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在过去40年中,中美社会交往日益扩大,两大民族间的相互了解越来越深。但是,近年来中美矛盾却呈上升趋势,而且同时发生在经贸、安全、国内政治、地缘战略等诸多领域,各领域的摩擦相互交叉,还波及多边问题,冲击着国际秩序。

   中国人观察国际关系的角度侧重于国家利益。我们常常听到“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互利共赢”“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等,并且用这些话来规劝美方要致力于促进共同利益,防止冲突。的确,中美建交之后两国共同利益大大增加了。仅就经贸方面而言,中美间的共同利益已经大于美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包括美国同其主要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但是,由于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美国同其盟国的分歧从未到达可能发生长期对抗或军事冲突的程度。

   近来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固然有贸易摩擦等利益碰撞的原因,也有实力均衡的天平向中国加速倾斜的国际博弈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价值观的对立日益突出。40年前,并行不悖的安全利益超越了台湾等问题构成的障碍,促成了两国建交,而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拓展了两国的共同经济利益。然而共同利益如果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支撑,是难以巩固和扩大的,更何况在持不同价值观的群体眼中,对本国利益的界定是不同的。在中国政治精英心目中,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利益。但美国人对此难以理解,也难以承认。美国人把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规则奉为圭臬,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看作国家安全核心利益之所在,因此制裁他们界定的“不合规”的外国企业,不能容忍朝鲜和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些并非中国人所容易理解并接受。

   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命题,探讨中美两国能否避免长期战略对抗。人们一般都会从中美两国实力消长的角度,即“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规律,来理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含义,但是,艾利森在其近著《注定一战》中,恰恰高度重视中美价值观冲突。他说:“对美国人来说,民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美国人认为,任何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只能源于被统治者的首肯”。艾利森还对中国人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进行了评价,声称“政治合法性理念的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痛点所在”。

   我认为,艾利森抓住了中美价值观对立中的实质问题。中国的主流观点现在更加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认为我们熟悉的“举国体制”是内外政策取得成功的法宝,如果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国家将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反观美国,尽管其国内的政党分歧、政治极化、族群矛盾仍在持续,“瓦斯普”(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同多元文化主义的对立仍然突出,但社会凝聚力依旧要靠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体系来维护。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主流价值观,同美国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体系互不兼容,格格不入。

   我们一直希望,中美两国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越来越深的社会交往,更加频繁的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加深政府间的战略互信。但近年客观形势的发展似乎事与愿违。几十年前中美两国隔洋相望时,对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是基本上是种抽象的存在,无法实际渗透到本国社会。但当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面日益融入国际社会时,各种价值观的碰撞反而更为突出。美国人开始感受到中国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影响,惊呼要“警惕中国干涉美国内政”,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可以预见,中美的价值观对立将对双边合作带来更大冲击。两国长期局部对抗的危险是存在的。面对现实挑战,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价值观的障碍而放松维系两国关系的利益纽带,不能听任一些美国人将两国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带向“脱钩”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两国在价值观方面渐行渐远的趋势,通过加快改革、扩大开放来管控政治分歧。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长远来看,中美两大民族都在发展进步,除了存在共同利益以外,也将分享全人类的一些共同价值。对此,我们应当抱有信心、提高勇气。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响应历史的启示

 

文 / 刘 卿

   

   中美关系已进入“不惑之年”。孔子曰:“智者不惑。”经过40年的起起落落,中美关系是否已达“不惑”境界,还需全面审视,在回顾中响应历史的启示。

   

   超越双边,面向全球维护和平

   

   4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双方要有国际情怀与和平担当。作为国土面积和人口总量的大国、东西文明的典型代表,中美关系的格调从一开始就超越双边关系,具有全球意义,注定两国不能只关注自身或双边层面的成功,还应放眼全球,共同维护和平。

   中美建交本身就是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应对“北方威胁”的共同战略需求驱使下,彼此积极互动,决定结束敌对状态,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开启了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大国相互合作的新范式,带动一连串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有力促进了世界普遍和平。中美建交后,双方着眼和平的合作推动了一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比如上世纪80年代迫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协调与合作。自此以后,亚太实现总体稳定,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东亚国家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提供了有利的地区环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等核大国共同构建和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双方就伊朗核、朝核问题开展了密切合作。本世纪初,当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恐怖主义肆虐全球,中国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国际协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针对国际海盗猖獗,中美海军在亚丁湾举行联合反海盗演练。中美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摊款出资大国,双方在阿富汗、南苏丹等地区问题上,共同帮助当事国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当地稳定与发展。假如40年前中美不建交,双方就难以在地区和平稳定、国际共同安全架构等问题进行合作,世界尤其是亚洲会变得更不稳定,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也将大增。

   

   求同存异,突出共同利益

   

   40年来,中美关系之所以总体上实现了稳中有进、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够理解、包容差异,而不是强求一致。

   中美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制度国家的典型,中美关系在相当长时间里也是多元文化共存互鉴的代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时,双方就清楚知道彼此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利益关切和发展水平上有着巨大差异,也认识到建交是基于应对共同战略威胁和挑战的利益需求以及对和平、繁荣和进步的追求,需要有相互包容的心态,而非寻求谁去改造谁,使对方变得更像自己。中美关系在建交后不同时期的发展表明,尽管差异性导致双方磕磕碰碰时常发生,但差异本身并未阻止双方不断加强相互了解,也没有阻碍双方建立更多沟通和联系管道。

   从尼克松对华“破冰之旅”到卡特时期中美建交,再到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政府,美国历届领导人分属不同政党派别,有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但均深受美国的帝国式思维观念影响。他们面对不同的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都最终接受了两国尊重彼此差异性的必要性,支持扩大与中国的合作,明确两国关系该朝什么方向走。尽管长期的对华接触政策被现时的特朗普政府和部分战略界人士视为“失败”,但任何历史存在都有其必然性,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

   中美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两国关系是在不同观念和利益的磨合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在漫长的建交谈判中,当各种历史、现实的难题摆在双方面前,两国政治家们以高度务实的精神,努力超越分歧,搭建和解的大框架。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从台湾地区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大智慧是开启两国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为此后处理诸多问题提供了启发。人权问题不时困扰中美关系发展,双方曾同意正视分歧,把有关问题放在适当位置上,使之不影响两国关系大局。1990年,中美建立人权对话机制,就法治、宗教教育、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多边人权合作、反对种族歧视、反恐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等问题坦率交换意见,认识到两国在人权目标方面并无太大分歧,但实现有关理想的路径不同。人权对话甚至曾一度被纳入中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框架。2012年第17轮人权对话结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人权对话是中美广泛合作与牢固伙伴关系的内在成分”。

   40年来,中美能够风雨兼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双方不断挖掘潜能,深化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中美建交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两国互利合作和人民交往创造条件。双方先于1979年1月签订《科技合作协议》,1981年签署《领事条约》,同时打开文化合作之门,努力奠定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打造出上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蜜月期”。从卡特政府到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政府,中美在经贸、文教等几乎所有领域都签订了协议,甚至还有军事交流方面的,双方共同利益不断拓宽,合作文化逐渐形成。

   经过在同一全球体系内的互利交融,经贸合作成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压舱石”。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服务贸易额750.5亿美元,而建交时几乎为零。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以及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有200多对友好城市、48对友好省州,每年超过400万人次往返于太平洋两岸。最关键的是,中美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文交往重塑了全球产业链条的基本模式,极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进入21世纪,从小布什执政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战略竞争者”,再到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中美竞争性增加,但双方也都致力于继续扩大合作领域,尤其是在加强防扩散等传统安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合作方面。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协调,携手引领抵御危机、稳定市场的全球合作,共同开创了全球治理的新阶段。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又一个重要领域。可见,在不同时期,中美致力于应对全球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不断寻找合作新领域、新增长点,为中美关系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谨慎克制,有效管控危机

   

   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从不是一帆风顺,意外和危机时有发生,先后五次面临严重危机,但双方谨慎克制、有效处理,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也使每次危机都转化为重要政策明晰化的机会。1989年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第一次真正危机,双边关系急剧倒退。老布什总统几次亲笔致信中国领导人并派特使访华,双方同意维护重要的战略关系。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引发严重台海危机,但中美两国都认同需尽力防止冲突,双方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并利用国际场合增加见面机会,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期间明确美国对台“三不”政策(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以“国家”名义加入国际组织)。1999年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几乎所有外交接触一度中断,后双方着眼大局,经艰苦谈判,美国领导人和政府做出解释和道歉,两国关系得以恢复。2001年发生南海“撞机事件”,双方就责任认定僵持不下,演变成一场外交危机,但美方最终认错,中方总的说来采取了低调的处理办法。2009年在南海发生美国海军监测船与中方船只近距离对峙的“无暇号事件”,双方表达各自立场,同时以足够默契避免事态升级。随后,中美通过防务磋商达成“海上军事咨商协定”,以便稳妥处理日后一旦发生的对峙意外。历经几次危机,中美关系更具韧性,双边沟通和管控机制更加畅通,有助于防止误判。

   40年弹指一挥间,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之一,全球影响不断扩大。尽管也有分歧和摩擦,两国对对方的长期战略目标依然深感怀疑,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主流,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颠扑不破,“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智慧仍具现实和长远意义。当然,与合作一样,分歧也是中美关系一以贯之的主题,双方除强调坚持理性和加强管控之外,也需要有意识地克制着眼国内政治需要重塑中美关系的动机,以更多的专业性处理双边问题,并且牢固树立在全球层面运作两国关系的战略和长远眼光。

   我们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的同时,也在开启两国关系的新40年。未来,哪些传统需要继承,哪些教训需要吸取,如何让合作的效果最大化、冲突的影响最小化,还需不断总结和探索,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前美国问题研究所主任)

   

以“新范式”迎接“新常态”

 

文 / 安 刚

   

   新的常态正在形成

   

   在国际权力结构加速变迁之际,贸易、台湾、南海、人权等方面的消极事件叠加起来,把中美关系拖入1979年建交以来罕见的低谷。“贸易战”不单是个领域性的问题,而是影响到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判断,迅速向政治、军事、安全、人文等领域蔓延。

   经过两年多的大讨论,美国战略界形成共识,过去若干年的接触与融入没有起到改变中国的预期效果,反而将中国培养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到了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候,但美国并无全面遏制、瓦解中国的实力和号召力,如何调整对华政策仍需走一步看一步。美国建制派严重误读中国外交风格和布局的调整,认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在世界上排斥美国的利益、谋求取代美国成为霸主,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本质是西方民主政治圈与中俄共同领导的“威权国家阵营”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

   特朗普政府已发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明确信号,针对中国的重新布局正加紧进行。特朗普政府通过“退出”“重构”行为挑起全球体系的混乱,不仅是在重塑国际规则的标准,也是在逼迫盟友站队,包括与盟友重谈已达成的贸易协定,植入非此即彼的“毒丸条款”。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哈德逊学院的演讲则将两国价值分歧推向高点,令人怀疑美方是否已把价值矛盾界定为中美关系的核心矛盾。

   中方怀疑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战略,是要全面压制中国崛起势头。中国战略界一段时间来的讨论焦点是,如果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全面遏制中国的转折,中国需在战略上如何回应?中国的改革发展方略需怎样调整?即便在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成功举行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者坚持认为,处理中美关系所长期依赖的“路径”已经发生改变,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大于合作的中美关系“新常态”恐怕是双方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趋势。

   今天的美国已非冷战刚刚结束时那个独步天下、气势如虹的美国,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同中美建交时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外因皆变,中美关系的基础、性质、内涵和状态不可能恒定不变,今后40年的中美关系不可能按照过去40年的规律刻板复制自己。

   “新常态”的具体表现复杂多样,虽然领域合作会继续开展,但也将面对一些“今不如昔”的现象,包括:相互民意的情绪化和舆论的不友善,经贸摩擦的持续化,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影响的“锁定效应”,政治和人文关系的疏离化,海上军事较量的显性化,以及国际秩序塑造力和影响力之争的表面化。如今,中美“科技冷战”可能已经揭幕,西太平洋-东印度洋海上更加激烈的地缘较量也正加紧酝酿。双边关系中一些过去不曾想象的事也会不断发生,比如收紧签证、制裁重要机构和个人、美国售台武器常规化,等等。

   但中美双方都知道,两国各自体量过于巨大,利益交融过于深厚,彼此关系的变动影响深远,即使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更强烈度更广范畴的竞争不可避免,也不能发生全面对抗和正面冲突,必须对分歧进行管控,同时在可合作的领域坚持合作。这不仅是美好的愿景,也是现实的选择,但面临较多不确定风险,结果如何有待时间检验。

   

   新的范式呼之欲出

   

   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与回顾历史同样重要的是根据新现实规划未来。有必要顺应中美力量对比和各自国际地位发生的重要变化,以中美关系的“新范式”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而这,需要在国内、双边、全球三个范畴和意识、行为两个层面上同步构建,塑造某种常态可期可预见、意外可控可掌握的良性“竞合”关系。

   新的范式有赖中美分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债务陷阱”,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并且重新界定两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通过各自和相互调整调适达致“再平衡”,减少全球产业链上彼此利益的冲突性,避免全球体系分裂,避免中美经济关系被“脱钩”论简单再定义——尽管“脱钩”已在某些敏感领域事实发生,继续共同担当好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责任而不是在竞争互斗中走向双输。

   新的范式需要双方认真对待对方的“核心利益”清单—这个清单宜短不宜长,理性规范、有效约束国内政治因素对双边关系走势的驱动,避免双边关系被国内政治绑架。也要求双方把价值分歧放在两国关系的适当位置上,确立相互尊重的价值共存模式和互不干涉、合作发展的行为习惯,放弃改造、重塑对方的幻想。今后若干年,决定竞争结果的可能并非中美在全球舞台上的表现,而是两国基于自身价值观解决各自国内问题、进行国家建设的实效,历史将根据两种实践的结果提供终极答案。

   新的范式要求中美立足全球和平稳定与发展,超越地缘战略竞争的狭隘思维,形成大国命运共同体的相通意识,打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定律”。在中美真正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超越地缘战略竞争思维之前,新的范式不得不接受战略竞争的存在和延伸,但必须明确其概念和边界,进行自我克制和相互节制的有限竞争,互为对手而非敌手。

   未来,西太海上竞争将是中美正面战略博弈的主场,亚洲中小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则是中美开展战略角逐和国际秩序塑造力竞争均需借重的第三方因素,俄罗斯、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是可以对中美战略博弈前景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而南海、台湾、朝核、伊朗核等热点问题的走向关乎中美在不同地区战略利益的重置,中国由近及远均无法置身事外,只能稳中有进、平衡取胜。

   新的范式要求双方完善高层级对话与沟通机制,主动相互澄清战略意图,建立与全球性大国关系重要性相匹配的互动管道;开展战略稳定对话,逐步强化管控分歧、防范风险的现实能力,确立中美战略关系对全球战略稳定的贡献力;加强两军机制性对话和专业交流,着重发展出一套高水平的在西太地区共存共处的行为规范,并就西太海上权力结构达成必要共识,在此基础上酝酿包容共存的安全架构。

   新的范式也呼唤双方在双边、地区、全球三个不同层面上厘清合作点,保持正常合作的基本态势。在既有的合作点比如维护能源安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防治传染病、应对气候变化、减灾防灾等继续做深度和广度上的挖掘,在新兴领域比如网络、外空等挖掘合作潜力,界定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并且开展旨在制订规则的磋商。

   中美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商定,要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或许正是“新范式”的要义所在,也说明“新范式”已是呼之欲出。既然称之为“新范式”,就是有别于“旧范式”,而最主要的区别有三个:一是对对方的政策不再拘泥于不切实际的想法;二是更加强调不冲突的底线意识;三是在全球平台上运筹彼此关系,使之真正具备大国关系的战略禀赋。

   (作者为《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记者)

   

构建战略稳定:中美军事领域的重大课题

 

文 / 罗 曦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在美国眼中已成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拐点之上,两国如何在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成为更具挑战性的难题。有舆论认为,在经贸合作“压舱石”作用有所弱化的情况下,两国关系不能再因两军间的摩擦发生剧烈动荡,否则将直坠“修昔底德陷阱”。考虑到大规模冲突的后果、国家的理性选择、中美之间的历史纽带,以及国际秩序转型的“非战化”特征,中美在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在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极具挑战性

   

   国际政治权力此消彼长,使得崛起国与守成国均陷于“自信”和“恐惧”交织的复杂心态,战略互疑与误判极难根除。如果焦虑情绪得不到有效沟通和疏解,国家极易摆脱对战争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滑向本可避免的战争状态。对崛起国而言,如何在军事领域与守成国构建一种稳定的军事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魔咒,难上加难。

   在传统的国家间关系中,军事领域互动最具对抗性和零和性。一般来说,国家依照四种模式来进行军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即“基于最坏情况”“基于威胁判断”“基于能力判断”和“基于军事学说”。不同国家选择不同模式来推动军事战略演变、作战概念更新、武器装备研发和战争动员准备。

   21世纪以来,美国的防务规划由“基于威胁判断”模式向“基于能力判断”模式转变,旨在维持军事领域的全方位优势。相对而言,中国长期奉行“基于军事学说”的模式,国家战略与军事规划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基于最坏情况”模式往往发生在陷入安全困境的国家之间。由于难以明确和把握对方国家的战略意图,一国为防止遭受敌对国家的“先发制人”式攻击,倾向基于可能的“最坏结果”来进行战略规划,主观上加深了战略互疑,客观上加剧了战略关系的不稳定性。

   而从技术上看,武器装备的攻防界限一向模糊难辨。即使是主要用于防御性的武器系统,也易被其他国家解读为进攻性。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武器的攻防和侦打界限变得越来越难明确划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中的陆基“宙斯盾”系统用于防御性拦截,经调整后也可用于主动攻击,这是美国威胁退出《中导条约》后中国对其未来中程导弹发展的主要关切点。而中国用于本土和近岸防御的反舰弹道导弹、静音潜艇、航母和第五代战机等,在美国看来足以对上千公里以外的海上力量及陆上纵深进行主动打击,严重挑战了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投送和“行动自由”,这是美国近年热炒“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和推出“空海一体战”的主因。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武器系统研发进一步模糊了攻防界限,降低了战争冲突门槛。

   

   中美在军事领域实现战略稳定是可能的

   

   尽管困难很大,中美在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并非没有可能。就国家规模而言,中美都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洲际大国,兼具广阔的陆海纵深,双方均对长期战争具有承受力和耐受性。就军力规模而言,无论是从军费开支、战斗人员、武器装备等硬性条件看,还是从国家意志、作战概念、战斗经验等软性资源看,中美如发生战争,双方都难快速决胜。从理性程度看,战争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使中美在避免相互一战方面均具底线意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美方对该理念“不冲突、不对抗”要素的认可,均表明双方不希望两国局部摩擦“外延”至其他领域,两国关系的底线是“不爆发全面冲突”。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多次经历重大安全危机,每次都能在高层互动中化险为夷,这一方面要归因于中方对美方行为表现出的冷静和克制,另一方面也表明中美关系存在韧性和弹性,中美沟通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历经演变,在首脑会晤机制引领下,这套机制如今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稳定、频繁的高层专业对话,2017年6月、2018年11月两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以及2018年下半年两国防长三次正式会晤的举行便是例证。二是两军关系仍在扩展,在“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基础上,定期举行“防务磋商”和“防务政策协调磋商”,并先后建立国防部、战略规划部门和军种之间的对话平台。三是文化、社会、经济等领域交流相当活跃,两国内在联系不断加深的趋势不可逆转。

   而从国际环境看,当前的国际秩序转型具有“非战化”特征。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签订使国家主权首次成为全球普遍共识,征服他国、侵占他国领土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合法”的内容。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战争已不再是永恒的主题,这一方面来源于主权规范的不断深化和领土不得兼并规范的确立;另一方面来源于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核威慑的建立。

   

   基本路径

   

   为在军事领域实现战略稳定,中美不仅要在观念上控制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防止竞争失控,还要在实力上形成包含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在内的战略威慑状态,更要在制度上达成共识的协调落实机制,共同管控危机和风险。

   首先需要回归更为平衡、理性的竞争战略,避免敌化意识在各自内部不断发酵。两军关系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在观念层面有相对一致的认知,主动克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在心理层面的天然情绪。针对在军事领域已展开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国需保持底线和常态思维,避免直接摊牌,尽可能延长国家发展的外部机遇。同时努力控制竞争的广度和烈度,避免陷入全面军备竞赛。美国抛出的各类新型作战构想或尖端装备,有些是实锤,有些是幌子,应加强研判,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核领域的相互威慑与克制十分重要。根据传统定义,战略稳定是由于敌对双方均持有决定性的核报复能力,任何一方都没有发动首轮攻击的动力,从而形成的基于相互威慑的稳定状态。与冷战时期美苏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稳定不同,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更具“非对称性”,不确定因素更多。美国多数学者认为,不应公开承认对华战略脆弱性,因为这将导致中国更具进攻性,并削弱美国对盟国的安全承诺。特朗普政府2018年底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和《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表明,美国已把战略稳定的重要性置于“追求核优势地位”之后。对美国而言,应摒弃“美国主导地位必须拓展至核领域”危险观念,不寻求针对中国核武器的侦察能力、不寻求减损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对中国而言,在建设核力量过程中,应主要坚持“质量优先”而非“数量优先”原则。

   在此基础上,可适时拓宽“战略稳定”概念的实施范畴。当前,中美针对对方的安全关切更多是在核以外领域。例如中国很关切美国在西太部署的导弹侦察和拦截能力,美国很关切中国不断壮大的常规军事领域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以及网络攻防和反太空能力。因此,适当扩大中美战略稳定的概念、范畴、定义和适用范围,避免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冲突,应成为两军对话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应,两国外交与防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安全对话和危机管理机制,加强安全信任措施建设。双方可在2014年“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基础上,陆续增加网络、太空及其他战略空间的新附件,就某些关键、敏感目标达成“互不首先使用”网络与太空武器实施攻击的协定。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处理中美关系需加强对美国自身变化的关注

 

文 / 刁大明

   

   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的波动不但反映了世界权力结构变迁的累积结果,也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分化异化、包括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后对外政策的变动存在关联。即便后者仅发挥了强化中美摩擦常态化总体趋势的效果,但仍是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不得不面对的关键变量。在全球化持续深化、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美国内部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政治精英们的决策?这些变化与影响将把美国带来何方?对世界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全世界所关注,也是我们规划、处理好今后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作为“非传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国际舞台上以非常态的方式使用着美国的国家力量,在国内政坛上也正以非常态的方式行使着总统职权。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位已经异化,甚至是经济利益化或国内利益化了。面对“特朗普冲击波”,“熬过去”的想法经常能在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上听到。但美国和世界眼中的特朗普是不一样的,甚至美国人对特朗普的看法也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国内呈现的政治保守化、民粹化乃至身份认同驱动下的“部落化”态势,是一个长期固化的现象。美国正在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也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带来的。即便没有他,变化也已不请自来。这就向中国学者和决策者的“美国研究”和“美国观察”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真正理解特朗普、理解美国国内的变化,我们不但要“冷眼向洋”,还要见微知著。

   回顾两百多年来中国人对美国印象的演变,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好奇心。从清代文献中的“伯理玺天德”(总统,President)和“槐得好司”(白宫,White House)跨越到1983年中国领导人向访华的美国国会众议长奥尼尔调侃“总统也要找你们要他的钱”,再到现今无数中国学者面对“特朗普美国”时挠头发问“美国怎么了”……东方中国始终密切关注着这个大洋彼岸崛起的国度。这种关注如今也能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群体中美国研究学者比例在不断增大的事实得到印证。问题在于,这种好奇或与好奇伴生的研究却似乎与生俱来地存在着局限性。

   所有的关注都是从自身出发的,也就是所谓的“涉我”导向。但“涉我”还是“不涉我”其实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利益的“涉我”性未必一以贯之,“与我无关”的却很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快速发生重大甚至致命的关联。这就意味着,对美国的关注其实应该与所谓的实用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在为现实服务的同时,也一定要考虑基础研究长远储备的价值和意义。当美国大学中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会以中国某个或某几个县的某项公共政策或治理实践为案例撰写论文时,中国的学者继续大而化之地讨论美国联邦宪法或三权分立体制,既未必跟得上美国的变化,也存在涉美研究不接地气、脱离实际之虞,长此以往其对长远政策制定的辅助功效也会高下可判。

   对美国的关注也存在泛化倾向。毕竟,作为“高位”国家的美国几乎在任何一个国际议题的舞台上都可以找到角色。于是,所有国际问题的研究也就都有了美国问题研究的影子。这种广泛研究所导致的趋势是对美国的研究长期处于并不确信“黑箱是否已经打开”的摇摆状态,一些研究则自信满满地认定自己已经清楚“黑箱”里的故事,匆忙下结论而不去试图一探究竟。在这种状况下,美国问题研究功课做得再多,也无法助力对作为“真问题”的美国本身的理解。但事实上,随着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更多外延,美国研究者也时刻面对着事实的考验。比如,我们或许可以说2018年12月1日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涉及的“芬太尼”(一种在美国存在严重滥用问题的人工合成镇痛药物)议题是“科学问题”“技术问题”,不必在中美总体关系层面做过多解读,但如果对在最近加拿大扣留中国公民事件中发出“通缉令”和提出“引渡”要求的纽约东区法院作为联邦地方法院的权责都讲不清的话,那恐怕达不到美国研究的最低标准。

   影响美国观察和研究准确性的制约因素还有交流的不对称性。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责无旁贷,但是否大部分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都能在美国举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会议上准确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为引导美国同行们形成客观的中国观提供足够专业的学术支持呢?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美国一边:我们广泛接触的美国学者多是做中国和中美关系研究的,对我们继续理清的美国自身变化的了解并非他们所长,他们在这个维度上的认知大概就是非专业知识分子的一般了解,比一般美国民众强一些。这样的交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显著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呢?

   专门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美国学者很少来中国,而他们却是我们需要接触和倾听的。2016年大选之后,全世界都意识到华盛顿未必能代表整个美国,于是纷纷选择“走基层”,到艾奥瓦、密歇根、落基山区去直面“真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转变绕过了美国精英阶层自我构建的那个“虚幻美国”,找回了久违的正常逻辑:要搞清楚该怎样跟美国打交道,需要先搞清楚跟怎样的美国打交道。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贡献出更多真正读懂美国的观察和研究。

   做美国问题研究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曾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李侃如。这位长期在政府和智库之间纵论中美关系的资深人士是从最基本的中国研究出发的:他197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比较政治方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49年到1953年中国天津市的重建与转型。李侃如后来的宏观思考应该都是建立在这些脚踏实地的基础研究之上的。中国的美国和中美关系研究也会选择一些以小见大的问题,但不太容易见到类似档位的论文或成果。这是无法回避的代际差距,也是我们今天竭力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要义所在。这种“推动”将会是一个各方合作、共同调整、从根本上解决众多局限性的长期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需回答一个与如何同美国打交道同等重要的问题:我们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同美国打交道。

   了解中美关系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和美国,这是每个关注中美关系的人必须补足的功课,对中美关系在下个40年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最新快报

对话柯华庆:习近平时代的理论
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党规与国法”学术研讨会会议公告(预通知)
柯华庆:试论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

相关资讯

暂时没有内容信息显示
请先在网站后台添加数据记录。

网站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