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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凡:国外民粹主义研究前沿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9/03/19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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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称作民粹主义的纲领并把孙中山称作“中国的民粹主义者”,[1]尽管有学者断言毛泽东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2]但是,民粹主义无论作为概念术语、作为社会思潮、作为政治运动抑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初并不起源于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让中国人了解了民粹主义——中国人最早就是通过马列主义知道民粹主义这个概念的。

   

   世界最早的民粹运动发生在俄国,而且,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无例外地遭遇过、思考过、探讨过、回应过俄国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问题。

   

   在19世纪晚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民粹派和其他民粹主义运动不能说服民众加入他们的事业之后才获得长足发展的,因此,就俄国当时的情况而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俄国民粹主义的失败;但是,俄国民粹主义的失败并不等于民粹主义的销声匿迹。

   

   自俄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轰轰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以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现象,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彻底断绝过、消失过。一如保罗?塔格特所言,“民粹主义是间歇性的插曲,它不时强劲地迸发并带来激进政治变革的潜能,遽然之间,它又消退殆尽;然而,民粹主义并非全无效验,在其极盛时,它总会使政治的内容和基调发生结构性变化,哪里有代表民意的政治,哪里就有作为极具潜力的运动和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3]

   

   就在俄国民粹主义日渐衰竭并濒于消亡之际,美国在19世纪晚期爆发了著名的“人民党(Populist Party)”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而随着纳粹主义的覆灭和冷战时代的到来,民粹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拉丁美洲政治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此伏彼起、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欧洲持续升温,所谓“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声浪日壮,欧洲各国中右政党和极右势力纷纷抬头。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新民粹主义在政治生活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2001年11月,丹麦“联合人民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2002年5月,法国民粹主义组织“人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入围第二轮总统选举;同月,荷兰右翼民粹政党“富图恩名单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2005年6月,法国、荷兰的民粹政党发动了拒绝《欧盟宪法条约》全民公决。2008年4月,意大利新民粹主义组织“意大利力量党”的领导人贝卢斯科尼成功利用民众对中左政府的不满情绪,与同为民粹政党的全国联盟和北方联盟结盟在议会选举中再度获胜。这一切都使得“民粹主义论题成为当代欧洲的关注中心”并迫使西方民主政体“认真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4]

   

   民粹主义的当代回潮与复兴极大地激发人们对民粹主义的兴趣与探索欲望并由此带动了关于民粹主义学术研究的迅速增殖。

   

   

   19世纪中后期,俄国和美国开创了世界上两个典型意义的民粹主义形式。

   

   俄国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思潮,它的核心内容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在村社的基础上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俄国民粹主义者推崇农民,仇视资本主义,以虚无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看待国家政权。

   

   美国19世纪晚期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农民激进主义运动,它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垄断资本和金融权力以及两党体制对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控制,它旨在动员基层农民在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规范运作之外寻求一种表达政治愿望与利益诉求(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激进方式,因此,美国“人民党”的民粹主义并没有俄国民粹主义那样的理想主义成分和空想主义色彩,更没有俄国民粹派那样的强烈革命冲动和鲜明的社会主义追求。

   

   关于19世纪俄美所开创的这两种民粹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国外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关注与探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要超过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革命,也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段,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具有很强的实际影响力,所以人们对作为一种激进革命思潮并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切关联却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俄国民粹主义投以探究的目光,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0年代以降,国外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明显减少而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兴趣却日益增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尚有数不多的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学术著述,比如,詹姆斯?比林顿(James H.Billington)的专著《米海洛夫斯基与俄国民粹主义》(1956)、弗兰克?温吐利(Franco Venturi)的《革命的根源: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史》(1960)、阿瑟?门德尔(Arthur P. Mendel)的《沙皇俄国的发展困境:合法马克思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1961)、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 Wortman)的《俄国民粹主义的危机》(1967)等,而1970年代后,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的研究越发稀少,[5]但正是俄国民粹主义研究的这一衰微时期却见证了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的蓬勃兴起。

   

   20世纪50年代以降,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之所以兴盛起来,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民粹主义自19世纪晚期“人民党”运动以来,并没有长时段处于空缺状态,而是几乎每隔三十年左右就出现一次较大规模的具有相当影响的民粹主义运动的爆发:1930年代有休伊?朗的“共同财富计划”,1960年代有乔治?华莱士式的民粹主义选举动员,1990年代有罗斯?佩罗代表的20世纪美国第三波民粹主义浪潮。

   

   每当美国社会出现明显的发展困境、危机与转型,民粹主义总会随之而起;正是由于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间歇性的出现以及它对美国政治进程的有力的干预和塑造,美国民粹主义才成为众多学者和理论家瞩目与研究的对象,这就是说,人们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学术兴趣始终受到现实政治问题的驱动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它并不像俄国民粹主义由于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被清洗一空而成为空悬式的纯粹学术史或理论发展史的考察。

   

   谈及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人们通常会提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秘密的痛苦》(1956)[6]中对美国民粹主义的经典论述,而这部著作在当时主要是针对1950年代大行其道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中夹杂的民粹主义成分和道德主义因素进行的深入剖析——麦卡锡不是靠法律而是依仗舆论,不是运用民主的程序而是引发激烈的情绪狂热和激起恐慌心理的煽动性宣传使自己长期居于不受挑战的地位。

   

   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希尔斯分析民粹主义的基本路径,他认为,当大众对政治精英垄断权力、财产、教养与文化不满并产生怨恨的时候,民粹主义就可能爆发,因此,民粹主义是人民不满现状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希尔斯看来,民粹主义者利用民众的情感习俗,以激动人心的语言把道德义愤巧妙引入政治领域中的做法不仅是美国民粹主义的特有表现方式,也是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共有的特征。

   

   多年来,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研究主要在四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对民粹主义区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比如,瓦尔特·纽金特(Walter T.Nugent)对堪萨斯州民粹主义的研究、乔安妮·惠勒(Joanne E.Wheeler)美国中西部民粹主义起源的研究,卡雷尔·比卡(Karel D. Bicha)对美国西部民粹主义的研究、 斯蒂文·哈恩(Steven Hahn)对美国南部民粹主义的研究、詹姆斯·赖特(James E. Wright)对科罗拉多州民粹主义的研究;

   

   二是关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的研究(断代史研究),比如,希克斯(J.D.Hicks)对19世纪末农民联盟和人民党运动的研究;

   

   三是以著名民粹主义人物为主体的研究,比如,海尔(W.I.Hair)对休伊?朗的民粹思想的研究、莱舍(S.Lesher)对乔治?华莱士民粹思想的研究,

   

   四是对美国民粹主义的总体性研究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较为著名的有:麦克纳(Gorge Mckenna)的《美国民粹主义》(1974)、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的《民主的诺言: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1976)、卡津(M. Kazin)的《民粹主义的说服力:美国的历史》(1995)。

   

   2000年以来,对于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在以上四个方面均有新作面世。在地方史方面有克兰顿(O. Gene Clanton)的《共同的美德:堪萨斯的民粹主义及其为正义和平等而斗争(1854-1903)》(2004)[7]、莱斯特尔(Connie L. Lester)的《田纳西州的农民联盟、民粹主义和进步党人的农业(1870-1914)》(2006)[8];在断代史方面,波斯特尔2007年的新著《民粹主义视野》(2007)是迄今为止关于19世纪晚期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最详尽的全景式总览 [9];在人物研究方面,有杰伦(Ted G. Jelen)的《佩罗现象及其超越》(2001)[10]、詹姆·亨特(Jame L. Hunt)的《玛丽昂·巴特勒与美国民粹主义》[11],罗勒尔(Lloyd Rohler)的《乔治?华莱士:保守的民粹主义者》(2004) [12]、里斯约德的《民粹主义者与进步党人》[13];而在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方面,有安东尼·亚当(Antony J.Adam)等的《美国黑人民粹主义》(2004)[14]、乔·克利奇(Joe Creech)的《义愤:宗教与美国民粹主义革命》(2006)[15]以及谢尔·奈特(Cher Krause Knight)的《公共艺术:理论、实践与民粹主义》(2008)[16]。

   

   与上世纪后半叶相比, 最近几年关于美国民粹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其一,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宏观的总括性的研究基本上停滞下来,对美国民粹主义的性质、起源及其生成的制度背景的分析不再是学术关注的重心,而微观的、局部性研究跃居主导地位;

   

   其二,虽然美国民粹主义从政治上说是一种土生的大众抗议运动,但是,它的激进性一直被美国稳定而成熟的两党制政治结构所平抑,也正因如此,新近的研究对于民粹主义的消极性、危险性和破坏性并不看重,而多倾向于捍卫“民粹情绪积极作用” [17];

   

   其三,人物研究不再以生平与事件的介绍为主,而是以范例的形式来揭示美国民粹主义的某些主题与话语形式,一如迈克尔?李(Michael J.Lee)指出的那样,虽然美国民粹人物各异,焦点、内容亦不相同,但美国民粹主义还是有着共同的生成形态与“论辩架构(the Argumentative Frame)”甚至在其演变上总是呈现规范性的“四阶段(Four Stages)”程式 [18];

   

   其四,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由政治领域向文化、艺术、宗教、法学、环境保护 [19]等边缘领域的蔓延趋势明显加强,这种研究态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粹主义的实用主义特质与一定程度的中性化倾向。

   

   

   在全球范围内,19世纪俄美的民粹主义通常被称为第一代民粹主义,而第二代的民粹主义是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

   

   如果对于美国来说,“民粹主义是一幅幅贯穿于政治生活的装饰图案”[20],那么,对于拉丁美洲来说,民粹主义则是其现代发展进程中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基本色调。民粹主义不仅出现于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而且一直就是拉美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

   

   拉美国家不仅有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组织和民粹主义的政党,而且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党领袖本身就是极有魅力的民粹主义者——从20世纪上半叶的瓦加斯、庇隆、阿连德到90年代的梅内姆、科洛尔、藤森,再到目前的库奇纳、莫拉莱斯、卢拉、查韦斯,民粹主义不仅始终被国家当权者所运用、操纵而且一直就是拉美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转变的驱动力量。一如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Ernesto Zedillo)所言,“不论是权威主义的还是民主主义的,不论是右翼的还是左倾的,民粹主义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拉美政治中最具渗透力的政治意识形态”。[21]

   

   对拉美民粹主义的研究开始于1960年代,像迪·特亚(Torcuato Di Tella)、奥克塔维尔·伊安尼(Octavio Ianni)、弗朗西斯·韦福特(Francisco Weffort)、吉塔·约内西库(Ghita Ionescu)、欧内斯托·盖尔纳(Ernesto Gellner)都是因1960年代的拉美民粹主义研究而闻名的学者。

   

   1970年代,学术界对拉美民粹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尼耶克尔克(A.E.Van Niekerk)的《民粹主义与拉美的政治发展》、梅勒(James Malloy)的《拉美的威权主义与法团》、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走向民粹主义理论》、赫尔马尼(G.Germani)的《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都是在这个时期面世的。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关于拉美民粹主义研究的势头有所衰减,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民粹主义在拉美的再度复兴,民粹主义研究重新活跃起来。研究拉美政治的著名学者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 M.Roberts)新近在一篇论述拉美民粹主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由于拉丁美洲拥有了深入了市场改革,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地区的民粹主义到1980年代是寿终正寝了,可是,近些年来,与先前明显的不同的新式民粹主义运动日益成为政治的焦点,因此,关于民粹主义的意涵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联的学术探讨再度被开启了”。[22]

   

   最近几年,关于拉美民粹义研究,引起广泛关注与好评的重要著述有迈克尔?康尼夫主编的文集《拉美民粹主义》(Michael L. Conniff: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1999)、托勒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诱惑:厄瓜多尔的经验》(Calos de la Torre: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The Ecuadorian Experience,Ohio University Press,2000)、德默斯等编著的《神奇的变种:拉美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Jolle Demmers,Alex E.Fernández Jiberto,and Barbara Hogenboom:Miraculous Metamorphoses:The Neolibera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n Populism,Palgrave,2001)、阿拉哈尔主编的《加勒比海的卡里斯玛:对领导权、合法性与民粹主义政治的反思》(Anton Allahar:Caribbean Charisma: Reflection on Leadership,and Populist Politics, L.Rienner Publishers,2001)、埃尔纳与海林格主编的《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政治:阶级、两极化与冲突》(Steve Ellner and Daniel Hellinger: Class, Polarization,and Conflict,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3)、卡里翁主编的《藤森的遗产:秘鲁选举中威权主义》(Julio F.Carrión: The Fujimori Legacy: The Rise of Electoral Anthoritarianism in Peru,2007)。

   

   一些知名的拉美民粹主义研究专家也纷纷撰文对近年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动向与新发展作出理论回应,比如,肯尼斯·罗伯茨发表了《委内瑞拉政党制度崩溃与民粹主义复活之间的社会关联》(2003)、《拉美民粹主义、政治冲突与基层组织》(2006)、《拉美民粹主义的复兴》(2007)[23i];库尔特·韦兰德发表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民粹主义》(1999)、《澄清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拉美政治研究中的民粹主义》(2001)[24];斯蒂芬·埃尔纳发表了《查韦斯和藤森的各不相同的民粹主义变体》(2003)、《激进民粹主义的革命道路与非革命道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运动的诸种方向》(2005)[25];詹姆斯·彼特拉斯发表了《拉美的策略:阶级的直接行动与民粹主义的选举政治》(2005)[26];斯蒂芬尼·卢梭发表了《妇女的公民权与新民粹主义:藤森执政时的秘鲁》(2006)[27];若泽·祖克特发表了《查韦斯的布道式的政治》(2008)[28]。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新研究成果表明,学术界对拉美民粹主义探索出现了多学科并进的繁盛景象,康尼夫主编的论文集《拉美民粹主义》的作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德默斯等主编的《神奇的变种:拉美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的作者包括了政治理论家、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以及经济学家,而托勒本人则是一位社会学家。虽然多样化的研究分布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是关注的核心问题却共同指向拉美民粹主义最新演进与当代转型上。

   

   上世纪90年代前,拉美民粹主义通常被区分为两个阶段,而如今,这种二分法已被早期民粹主义、经典民粹主义和新民粹主义这样的三分法所取代。

   

   在分析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拉美经典民粹主义时,传统的思路是把它看作是20世纪30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拉美国家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向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模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应激性社会政治反应,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倡导进口替代的依附式发展战略、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施雄心勃勃的扩展性的经济计划、刺激消费、增加资本积累、通过国家干预实现再分配,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对拉美经典民粹主义的分析一个突出特征是强调它的经济背景、经济根源与经济特征,这种分析范式的极端状态就是把拉美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具有确定内容与阶段特征的经济政策。然而,随着1990年代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拉美民粹主义这些传统的经济特征逐渐被取代,无论是阿根廷的梅内姆还是巴西的科洛尔抑或是秘鲁的藤森,这些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具有民粹主义风格的总统并没有表现出对干预型国家的依重,反而实行紧缩性政策——削减政府开支、裁减国家公务人员、提高税收、抑制通货膨胀、扩大私有化。这些与经典民粹主义大为不同甚至正相对立的经济政策严重损害了经典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主要是蓝领工人),可是,这丝毫不影响这些仍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领导人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并在议会选举中连连胜出。正是这种新的历史变化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拉美经典民粹主义概念的适用性并尝试对民粹主义进行新的理论探讨。

   

   针对拉美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民粹主义新变化,肯尼斯·罗伯茨阐述了一种扩展民粹主义外延的概念策略,他在1995年发表的《新自由主义与拉美民粹主义的演变》一文中提出所谓“亚类型(subtypes)”说。他认为,“完备(full)”的民粹主义概念应该同时具备以下五方面的特征:1、个人化的、家长式的领导方式;2、异质性的跨阶级的政治联盟;3、绕过体制性干预和有组织的活动(如政党)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4、无定形的折衷的意识形态;5、运用广泛的再分配和庇护主义的经济计划;不过,在政治实践中,这五方面的特征并不一定同时汇集在某一种民粹主义形态上,而是或多或少地归属于不同亚类型上,换言之,某一概念只要具有以上某一特征或某些特征,就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民粹主义概念。[29]

   

   就像库尔特·韦兰德正确指出的那样,肯尼斯·罗伯茨的这种“辐射性”的民粹主义概念 “使多领域的不同观念具有最宽泛的适用性”并为“不同的理论探讨方式提供了一种概念妥协”,但是,这种方式只是从术语上“统一”了不同的民粹主义类型,而没有根本解决民粹主义内涵上的不一致和混乱状态,“辐射性概念(radial concept)促成的只是伪一致(pseudo-consensus),它不过是用术语的一致掩饰了意义的不一致而已”。[30]

   

   库尔特·韦兰德与肯尼斯·罗伯茨一样关注拉美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联姻”[31],但他的方法与肯尼斯·罗伯茨明显不同。库尔特·韦兰德从方法论的高度区分了澄清民粹主义概念化的三种策略:即累加式(cumulative )、辐射式(radial)和再界定(redefinition)。

   

   在拉美民粹研究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是累加式的民粹主义定义,这种定义方式是流行的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逻辑附属物。1990年代以来,辐射式民粹主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累加式概念的局限性,它以鲜明的反“本质还原”的理论姿态展现民粹主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以其最大的包容性认可了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联系,但是,这种认可并没有合理地分析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嫁接的基本原因,并且辐射性概念也没有完全祛除经济主义的阴影,比如,肯尼斯·罗伯茨甚至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藤森称为“经济民粹主义者”,由此,库尔特·韦兰德提出重新界定拉美民粹主义概念。

   

   所谓重新界定,就是把民粹主义定位在一个单一的领域(即政治领域)之中从而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在库尔特·韦兰德看来,当个性化的领导人将自己的统治建基于尚未被体制化的大众的支持的时候,民粹主义就会出现。这意味着,民粹主义概念的核心不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而是一种政治控制和权力行使方式。由于不是凭借制度建设和层级化的程序操作来掌控权力,而是依靠大量的追随者和广泛的民众的支持来扩大影响、争得权力、塑造独具特色的政治空间,所以拉美民粹主义才呈现出浓郁的“卡里斯马式(charismatic)”政治风格。库尔特·韦兰德认为,他对民粹主义的这种重新界定可以从容地解决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融通”问题。

   

   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与新自由主义兼容,根本原因在于两者之间存有内在的结合点:其一,两者都具有抵制并绕过组织化中介的“直接性”,民粹主义直接诉诸民众,而新自由主义直接诉诸市场运作;其二,两者都反对国家干预,都倾向于增加个人化的领导人的权力容量和推动力。

   

   可以说,韦兰德的界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罗伯茨定义的缺陷,罗伯茨本人在2007年发表了《拉美民粹主义的复兴》一文中也表现出对韦兰德的政治性的民粹主义概念某种认可,他认为,这种聚焦于政治性质的概念化方式具有两个主要优势,首先,“它没有用那些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都不是政治现象所固有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属性将民粹主义概念压得完全变形,例如,它承认政治动员的民粹主义样式并不必然与特定的财政政策、再分配策略或国家的经济干预与利益介入相关联”;其次,“这种概念界划使得对不同案例与时段的民粹主义现象围绕其重要的政治维度进得比较分析变得更加容易可行,比如,对于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的种种民粹主义现象,通过辩识其政治上的类同性从而可能获得概念上的清晰把握”。[32]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罗伯茨定义还是韦兰德的界划,主要涉及的是1990年代以降拉美“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化”问题,他们所使用的“新民粹主义”概念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的简称。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并不能囊括拉美民粹主义的所有新“变体”,因为,进入21世纪之后,拉美地区出现了一种有意抵制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民粹主义新潮流,这一新浪潮的“弄潮儿”便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阿根廷总统库奇纳、玻璃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巴西总统卢拉,其中尤以查韦斯(于1998年12月当选总统并于1999年2月首次就任总统,2006年12月,他以62·57%的选票第三次当选总统)最令世人瞩目。

   

   查韦斯执政以来积极推行“玻利瓦尔革命”、实行大刀阔斧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2005年以来,他公开宣称自己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并加快了在委内瑞拉建立“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步伐。拉美最新一波的民粹主义领袖重新将民族主义引入政治之中并力图将国家置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抵制和反抗金融资本家、成为新自由主义传声筒的媒体、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以及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政府,这种民族主义的语言以及对国家利益的强调使拉美民粹主义在一定意义回归了拉美古典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但其政治动员方式又与古典民粹主义有所不同。

   

   仅仅就此而论,把查韦斯指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也显然是不适当的。就像拉美的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运动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现象”,它难以归属“目前已有的民粹主义类型”。[33] 著名的拉美民粹主义研究专家斯蒂芬·埃尔纳把查韦斯式式的带有一些左翼派头和反美色彩的民粹主义称作“激进民粹主义(radical populism)”,对于这种激进民粹主义的深入研究,已经由斯蒂芬·埃尔纳的《激进民粹主义的革命道路与非革命道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运动的诸种方向》(2005)和若泽·祖克特的《查韦斯的布道式的政治》(2008)拉开了序幕。

   

 

   谈到拉美民粹主义在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化转型,人们自然会想到欧洲新民粹主义。

   

   实际上,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 or new populsim)这一概念最初就是用来描述欧洲民粹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某种“重新回归”。之所说是“回归”,是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民粹主义的动员形式曾经被欧洲法西斯主义所利用。或许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大多不愿提及民粹主义的这段极不光彩的经历。

   

   然而,这种对于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关系的刻意回避可能会遮蔽人们对民粹主义历史进程、实际面目以及它可能带来的不良政治后果的真切认识。应该看到,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他们所发起的法西主义运动在其早期都具有一些左派倾向(尽管有时这种倾向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他们总是力图把法西主义与传统的反动势力区别开来并采取那些能够赢得工人大众的支持的政治策略,可以说,没有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有效“驯化”与“接管”,法西斯主义就不可能最终获得政权并取得大规模的扩展。即便是在法西斯主义完全右倾化的时期,它对传统政党体制的藐视与摧毁、它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消解与颠覆、它对全体民众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的极度鼓吹与宣扬、它利用排外心理挑起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感,无不显现出法西斯主义所统摄的部分民粹主义的“征候”。

   

   对于法西斯主义内含的民粹主义要素的探索在1970年代曾由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关注,[34] 1990年彼得?弗里采(Peter Fritzsche)在一部地方史专著《法西主义的预演:魏玛德意志的民粹主义和政治动员》(Rehearsals for Fascism:Popu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Weimar Germa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中对民粹主义政治“冲动”何以会演变为一种纳粹运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虽然绝不能够把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同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粹主义也可能像齐泽克所说的那样潜在地蕴含着某些“原始法西斯主义倾向(protofascist tendency)”。[35]

   

   正是由于民粹主义在欧洲曾经与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在20世纪后期,随着一些极端右翼政党和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在欧洲政治舞台的频频出现,人们开始惊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重生”。齐泽克在与拉克劳的论战文章《抵御民粹主义的诱惑》(2006)中这样写道:“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方案说‘不’使我们见识了民粹主义最新的动人故事。对于那些持技术统治论的开明的自由派精英来说,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原始法西斯主义,是政治理性的死亡,是以盲目的乌托邦狂热为借口出现的反叛”。[36]

   

   当然,欧洲民粹主义的一系列动人故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之中。以保罗·皮科内(Paul Piccone)为首的《泰勒斯》(Telos)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敏锐的感染力对欧洲民粹主义迅速做出了的学术响应。在整个90代,《泰勒斯》刊载了几十篇关于民粹主义的学术论文(并且该杂志在1991年秋季号和1995年春季号推出了二个民粹主义研究专栏),这些文章从同的角度和层面探讨了民粹主义与“新政治”、民粹主义与民主、民粹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司法制度、民粹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与右翼政党、民粹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与后现代、民粹主义与生态、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地方主义、民粹主义与全球化、民粹主义与文化等等不同的论题和关系。

   

   一如鲍里斯·弗兰克尔所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近期以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而《泰勒斯》杂志一直从理论上呼应这种运动并为之提供丰厚的‘后现代的民粹主义’的理论滋养”。[37]《泰勒斯》因此成为那个时代展示民粹主义观念的“万花筒”,任何一个想深入了解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状况及种种不同面相的人都不可绕过《泰勒斯》这个学术窗口。综观《泰勒斯》作者群对民粹主义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像皮科内(Paul Piccone)、乌尔门(Gary Ulmen)、伯曼(Russell Berman)、卢克(Tim Luke)、阿德勒(Frank Adler)这些“泰勒斯人”对欧洲民粹主义都持有一种较为包容而乐观的态度,他们承认民粹主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政治效应——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演化为种族主义、偏狭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排斥性理论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坚持认为,民粹主义并不必然具有右倾的甚至反动的性质,相反,它在后现代境遇之下完全应该成为左派争夺的地盘,民粹主义所倡导的地方自治、直接民主、反精英主义、反同质文化等等这些基本观念完全可能发展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理论。保罗·皮科内甚至提出,“一种后现代的民粹主义就是左派的事业的延续”,因为,“它可以恢复被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麦卡锡主义所破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精神”。[38]

   

   对民粹主义研究卓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保罗?塔格特虽然没有像保罗?皮科内那样热切地提出“左派的民粹主义转向”问题,但他与皮科内一样不赞同仅仅用“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m)”或“后法西斯主义(post-fascism)”来概括欧洲民粹主义的总体面貌。保罗?塔格特在新近的一篇文章《当代欧洲的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政治》(2004)中运用他在《民粹主义》(2000)一书对民粹主义概念的理论规定来分析欧洲民粹主义新发展。保罗?塔格特指出,“近期以来,人们对民粹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而对欧洲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在极右翼民粹主义上面”,这种独占性的关注无疑阻塞了人们对欧洲民粹主义的全面认识,因为,欧洲民粹主义并非仅有唯一的表现形式,“还有另外一些线路同时存在,而正是这些不同的支脉将民粹主义扩展到种种迥然不同的政治现象之中”。[39]

   

   塔格特认为当代欧美民粹主义至少有三种具体的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像2000年燃料抗议运动或反球化运动之类的社会运动动员”;“第二种是欧盟的各种政治力量所表现出的欧洲怀疑主义(Eroscepticism)”;“第三种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40]

   

   依塔格特之见,对欧洲民粹主义现象及其特征的通透分析有赖于一种较为适宜的民粹主义研究范式。迄今为止,对于民粹主义的探讨,主要存在着三种范式:一是仅仅把民粹主义看作是一个“复活”的概念,用它来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特征;二是试图区分不同的民粹主义种类以提供一个综合的民粹主义类型学,这方面的典范是玛格丽特·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把民粹主义分为Agrarian populism与Political populism两大类型,然后再把Agrarian populism分populism of farmers,populism of peasants,populism of intellectual;而Political populism则又被成四个亚类型:populist dictatorship,populist democracy,reactionary populism,politicians’ populism )[41];三是主张民粹主义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正是这些共同的特征使人们能够建立一种分析民粹义的普遍可用的研究方式。

   

   塔格特认同最后一种研究范式,他认为,作为一种“理想型(ideal type)”的民粹主义应具有五方面的品格:(1)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政治持有一种敌意;(2)民粹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他们与“人民”在一起,居于权力合法性之源的中心地带(heartland);(3)民粹主义缺乏实质性的核心价值,因此它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4)民粹主义是对极端危机感的一种反应;(5)民粹主义具有自我局限的品质(the self-limiting quality)。基于这种民粹主义观,塔格特断定,欧洲民粹主义的产生既依赖于代议制民主,同时又是对这种政治运作方式的缺陷的一种不满和挑战,可以说,民粹主义并不是反对“民主本身”而是源于“民主的赤字”。

   

   欧洲三种不同形式民粹主义都声称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它们指称的“人民”并不具有同一的内涵,也就是说所认谓的“中心地带”永远是一种话语构造。不仅这三种民粹主义动员形式之间缺乏共有的价值取向,就连不同新民粹主义政党也缺乏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此意义上,民粹主义是“空心的”。欧洲民粹主义在根本上来源于人们对政党体制、对民主的合法性、对公民身份、对一体化的同质的文化规范的危机意识。而由于欧洲民粹主义总是以一种新奇的“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iveness)”来袭扰主流的政治形式,它在呈现出不落俗套的非常规性和例外性的同时也往往只会捕获那些少数具有强烈的反惯例主义者,迄今为止,在欧洲也没有出现成为绝对多数的民粹主义政党。

   

   保罗?塔格特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他的“三分法”对于人们认识欧洲民粹主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应该看到,即便欧洲民粹主义果真只具有这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的“份额”也是极不对称的。无论如何,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20世纪后期至今欧洲民粹主义现象的主导形态,正如穆德(Cas Mudde)指出的那样,“如今,民粹主义主要与激进右翼联系在一起,在学术及媒体文章中最受人关注的当代民粹主义范例是像海德尔的自由党、勒庞的民族阵线之类的激进右翼政党”。[42]

   

   且不说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量关于欧洲右翼政党的研究著述,单从最近几年来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依然是欧洲民粹主义研究的所聚焦的中心领域。2004年以来,这方面比较重要著作有贝克尔的《新右翼民粹主义》(2004)[43]、贝茨的《1990年代西欧的排斥性民粹主义及其超越》(2004)[44]、费西的《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2004)[45]、吕德格芬的《民粹主义的挑战:法国的政治抗议与种族民族主义动员》(2004)[46]、鲁扎的《重造意大利右翼:区域性政治、民粹主义与“后法西斯主义”》(2005)[47]、吕德格芬(主编)的《排斥性运动: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2005)[48]、卡特的《西欧的极右翼:成功还是失败?》(2005)[49]、吕德格芬的《从税务民粹主义到种族民族主义动员:瑞典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2006)[50]、穆德的《欧洲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2007)[51]、艾伯齐塔和麦克唐奈(主编)的《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2008)[52]。

   

   概览欧洲民粹主义研究的最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困难的问题已经不是关于民粹主义概念的适当性及其分类,而是如何解释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的“繁荣昌盛”局势。在《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2008)一书中,马斯特罗保罗(Alfio Mastropaopo)追问道:“我们如何说明这一的事实:尽管传统政党不仅拥有持久的思想传统、相当可观的政治技巧和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且它们往往受到那些阻碍新生力量进入的常规的有力保护,但是,几乎在西欧的每个地方,民粹主义者却能挑战这些传统政党并占据它们一度所占据的地盘?在欧洲的政治场景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促成了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及其成功” ? [53]

   

   而像拉克劳、莫菲之类的新左派理论家最萦绕于怀的问题则是:在欧洲,中下等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为什么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热忱选民?一味地埋怨“人民”的政治幼稚、不屑一顾地认定右翼民粹主义不过一时得逞、简单地把右翼政党选举战的胜利归结为中左政党长期执政的自然反弹,粗暴地把右翼民粹主义者划为反动透顶的一邦,这些可能都不利于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较为成功地赢得底层人民拥护的原因。

   

   民粹主义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汉斯-乔治·贝茨(Hans-Georg Betz)提醒人们必须认真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最新演变尤其是要看到欧洲右翼政党在冷战之后所做出的策略调整和种种灵活的应变努力。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当代欧洲的右翼政党在一系列政治行动上非但不因循守旧、仇视进步、反对民主、压制人民,而是表现出在发展民族国家经济上的锐意改革、在保护地方文化上的大声疾呼、在促进民主之深化上的激进追求、在贴近人民生活方面的亲切朴实作风。

   

   贝茨强调,把握当代激进右翼的本质特征的关键在于要清醒认识到“它既是极端的同时又是民主的”,因为,“当代激进右翼的一个最重的创新就是:它有能力把它对作为表达并代表各种利益的最好体制的民主的正式支持与其深刻的反自由主义政治信条(正是在此意义上,它才可能有资格被称为极端主义者)很好地调和起来”。[54]

   

   不无巧合是,2007年以来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学术探讨似乎就是在回应和验证贝茨的上述论断。2007年问世的两部民粹主义研究专著——《欧洲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和《自由主义边缘的政治:差异、民粹主义、革命与煸动》——以及2008年刚出版的《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均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作为切入口和侧重点。穆德(Cas Mudde)给《欧洲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确定的议程就是分析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民粹主义;在书中,他批驳了德国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右翼民粹主义乃是西方民主体制的“标准病理学(normal pathology)”的观点,在他看来,民粹主义话语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主流,而民粹主义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政治恰恰在于它内在具有的民主的时代精神(Zeitgeist)。[55]

   

   阿迪蒂(Benjamin Arditi)在《自由主义边缘的政治:差异、民粹主义、革命与煸动》中对民粹主义理论家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的一个流传甚广的命题“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populism is a shadow cast by democracy itself)”做出了全面的响应与修订。卡诺婉不同意把诉诸“人民”以反对既定的权力结构和主流观念与价值的民粹主义看作是政治的一种病态形式,她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民粹主义者都把自己看作是抒发了民众的怨恨、表达了被政府当局、主流政党和媒体压制或忽视的人民意愿的真正民主主义者,他们大多喜爱‘直接民主’——即通过全民公决和民众的直接参与做出政治决定,而他们所声称的目标就是兑现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诺言”,[56]因此,我们不能草率地把民粹主义定性为打着民主的幌子蓄意破坏民主,而是要通过民粹主义透视民主的复杂性并反过来通过民主来探索民粹主义的生成机制,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提供了特定时机的怨情的社会背景,而在于民主核心处的民主的两个面向(a ‘redemptive’ and ‘pragmatic’ faces)之间的内在张力,基于此一考量,卡诺婉得出了如此的结论:“民粹主义并不是过度落后的征候,而是民主自身所投下的阴影”。[57]

   

   阿迪蒂对卡诺婉从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内在联系以及民主自身固的拯救维度与实用维度之间的紧张性出发来剖析民粹主义现象产生的原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他同时指出,卡诺婉借鉴并吸收了欧克肖特(M. Oakshott)关于政治现代性的特征是信仰的政治与怀疑的政治的交互作用的观点把民粹主义视为民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之间断裂势必使人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认为民粹主义乃是民主拯救性与民主的实用性的暂时失衡的产物,这不可避免让人想到民主的两个面通过某种耐心的努力完全有达到某种平衡的可能性,而如果一旦有了这种平衡,那么,就会出现民主没有阴影可留的局面,但是,如果民主真得没有了任何阴影,那么,且不论“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终究化为了泡影,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言说里面岂不是仍然暗含了民粹病理学的因子?另一种是把民主的拯救性与民主的实用性的之间的裂隙构想为结构性的时机失当,即是说,民主的拯救性与民主的实用性的“相遇”不是太早就是太迟,因此由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过剩或不足所造成的张力将被无限期地消耗下去(即永无耗尽之时),既然二者在时间上的不相合不是偶然性的而是构成性的,那么,当然就不再有二者的平衡趋合问题,但是由此人们可能会问:为何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常态所必然派生的现象称之为阴影呢?为什么这种常态的紧张关系必定产生民粹主义而不是其它别的什么东西呢?

   

   在《自由主义边缘的政治:差异、民粹主义、革命与煸动》一书中,阿迪蒂主张用“幽灵”来代替“阴影”,由此把“民粹主义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置换成“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幽灵”。他认为,幽灵性在民粹主义的三种表现形态中经历一种由隐而显、由弱而强的“闪现”:

   

   其一,民粹主义可能是代议制(它与对代议制政治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式理解相容但并不与之完全一致)的一种特殊形态——这种形态正面临着种种微妙的变化:比如,政治的景观化与大众传媒改变了政党活动家与官僚的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传统的程序性和等级化组织机制逐渐被广播、电视、网络这些更便捷更直接更时尚更个性化的方式所淘汰,而民粹领袖恰恰不失时机抓住并有效利用了这些变化;

   

   其二,民粹主义被指称为参与式民主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往往脱离了政治沙龙的成规却无须为它的鲁莽致歉,右翼民粹主义者不用超出民主体制之外也能够扰乱并更新被政治精英所操持的政治过程,由此,阿迪蒂提出,民粹主义的政治活动可能在自由主义民主秩序的“粗糙的边缘”上展开。

   

   其三,民粹主义可能利用人民对体制化的运用程序的不信任、对主流政党的政治腐败的不满、对国家统制的权力主义之合法性的质疑来攻击或威胁现存的民主框架并有可能使用一些非民主的手段(只要他们的行为被理解为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民粹主义完全有可能不知不觉地越过了民主的边界而现形为民主的敌人。[58]

   

   显而易见,阿迪蒂在一定程度上沿着民粹与民主的关系的探索路径进一步完善了卡诺婉对民粹主义生成机理的卓越分析,而他关于民粹主义乃是民主的幽灵的宣称无非为了是彰显民粹主义既由缘民主而生又因民主而“游荡”甚至因民主而扭曲的“悲情”。我们惊奇地看到,《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2008)基本上是在援用卡诺婉和阿迪蒂的理论模式来描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瑞典、荷兰、法国、英国和爱尔兰这九个国家的民粹主义的幽灵性。

   

   《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的最后结论是:民粹主义的幽灵之所以在西欧甚至在整个欧洲徘徊,是由于右翼政党在传统政党体制僵化无力、大失民望的情势下,运用种种新的交流与动员方式(尤其是现代传媒)巧妙地把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联结起来从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富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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