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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尚金: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新变化与发展趋势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9/05/31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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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近年来的欧美国家大选中,长期难入政治主流的左右翼极端政党群体性崛起,从体制外闯入体制内,“黑天鹅”现象频现。民粹主义和极端政党推崇大众民主,认为平民运动天然合理,放纵其中的非理性抗争行为,鼓动以反体制和保护个人权益为主要诉求的“街头政治”。西方多党博弈与制衡,多以裹胁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西方政客特立独行走极端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矛盾和政治极化。极端政党与民粹主义融合聚变,也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政治极化和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否决政治将成常态,选举政治的不确定增加。民粹思潮崛起,既挤压了左翼力量发展空间,也刺激了强人政治的发展。“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民主“失灵”和“特朗普现象”的答案只能从西方多党民主怪圈中求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弊端到了该清除的时候了。

   关 键 词:民粹主义  极端政党  精英政治  政党格局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长期难入政治主流的左右翼极端政党从体制外闯入体制内,上升势头强劲;传统政党力量下行,政党精英与草根之间的鸿沟扩大,草根民主盛行,政党民粹化倾向明显;极端政党与民粹主义融合聚变,加速政治的极化和碎片化,资本主义多党民主体制不断扭曲,政治运行更加失序。

   

   一、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新变化

   

   (一)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崛起

   在近年来的欧美国家大选中,民粹主义极端政党群体性崛起,“黑天鹅”事件频现。这些国家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极端政党数量高达55个,有的甚至“登堂入室”,进入国家权力中心,给西方国家政治带来深远影响。激进左翼政党以服务“社会不满群体”为重点,“社会底层”挑战“社会上层”,号召民众推翻精英政治和金融大佬管控国家的旧体制,其民粹主张得到许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2015年1月,希腊议会选举,民众通过选票将坚持“反欧元、反紧缩、反外来移民、反议会政治”立场的民粹主义政党——激进左翼联盟送上政坛核心,年仅40岁的切·格瓦拉的崇拜者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成为希腊政府总理,希腊激进左翼获得执政地位。2014年初成立的西班牙“我们能”党被视为激进左翼,其反对财政紧缩、消除不平等的主张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该党在当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120万张选票,赢得5个席位。2015年初,“我们能”党在地方选举中一举拿下马德里、巴塞罗那等11个重要城市的市长职位,成为人民党、工社党两个大党的有力竞争对手,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高举“民粹”、“疑欧”两面大旗,以“人民反抗上层统治”、“让所有政治人物滚回家”为口号,一度引发草根阶层的狂热追捧,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从社交群聊到正式政党,从政坛新手到众议院第一大党的飞跃,改写了意大利两大主流政党自由人民党和民主党轮流坐庄的历史。近年来,西方国家极右翼政党发展迅猛,无论是在法西斯主义诞生地德国、意大利,还是传统自由之乡的荷兰、比利时以及北欧国家,极右翼政党敢于触碰主流政党从不敢提及的种族、民族等话题,民粹主义、极端保守主义和种族排外主义特征明显。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伐克等国议会中极右翼政党席位一度跃居第一。法国“国民阵线”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在2015年12月法国大区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赢得史无前例的最高得票率。2017年初,该党领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当仁不让地参加法国大选,豪言“权威还给法国,自由还给人民”,赢得27%的民意支持率,超过其他两位总统候选人,有望冲击总统宝座。以反欧著称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近年发展很快,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不俗成绩,该党目前集中精力做好反对党角色,目标是成为“全民党”并参与执政。奥地利自由党党首约尔格·海德尔(Jrg Haider)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色彩,反对奥地利在经济上“施舍”主权信用评级较低的南欧国家。他领导自由党曾挤进奥地利政府,“海德尔现象”一度引起了欧洲警觉和围攻。在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励下,主张“去伊斯兰化”并退出欧盟的荷兰自由党一度风头强劲,大有上台执政之势。2017年3月的荷兰大选是对民粹与极右思潮在欧洲影响力的首轮“摸底”,各国都很关注。直到投票前一周,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人气指数一直领先于参选的其他政党,有望成为荷兰第一大党,但最后结果是中右翼自民党赢得了议会150个议席中的33席(低于2012年大选时的41席),勉强保持第一大党地位,而自由党赢得了19个议席,为该党历史之最,处第二大党地位。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现已成为丹麦第二大党,“更好的匈牙利运动”是目前最受匈牙利年轻人欢迎的极右政党。以实现英国“脱欧”为奋斗目标的英国独立党虽成立只有十多年时间,但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夺下20个席位,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中获得席位最多的政党。该党在欧洲议会为“脱欧”拉票宣传,在英国国内发动草根力量积极开展“脱欧”工作。在该党的鼓动下,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美国共和党右翼参选人特朗普,走极端、博出位,利用部分白人对现状不满,炒作非法移民威胁,煽动排外主义情绪。他还以政治“圈外人”自居,宣泄反体制、反精英诉求,哗众取宠,不断推高自己的支持率,最终成功登上总统宝座。2017年1月,欧洲九大右翼民粹政党聚首德国科布伦茨,勒庞以及德国另类选择党联合主席弗劳克·佩特里(Frauke Petry)、荷兰自由党主席威尔德斯等极右翼代表人物悉数出场,高调喊出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反建制口号。民粹主义极端政党群体崛起不仅冲击西方政坛,打乱传统政治钟摆频率,而且挑战着传统大党“一贯正确”的地位,引发了主流政党的普遍性恐慌。

   (二)传统左右翼政党力量下降

   随着当今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和新兴政治力量不断崛起,人们对传统政党认同感下降、忠诚度降低,传统政党凝聚力大不如前。欧洲多数国家的社会党、右翼保守党等传统主流政党的党组织日趋松散,出现“大党不大”的局面,政党精英领袖的领导力进一步丧失,往往治国无方,无力带领国家走出困境。传统政党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渐渐变成选举机器。二战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德国社民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等分属左、右翼的两大党曾长期轮流执政,左、右两党在本国得票数之和均超过90%,而现在则不到50%。2017年法国大选,传统主流政党的选情持续低迷。法国社会党作为百年老党、大党,历史上曾多次执政,但该党党内存在派系,长期分裂,党员人数剧减,目前还不到13万人。来自法国社会党的现总统奥朗德,不仅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史上民调最低的总统(民意支持率仅为4%),也是法国选举史上第一位不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直到此次大选,法国社会党竟然推不出能代表社会党参选的总统候选人。右翼政党共和党作为戴高乐亲创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后继者,是当今法国第二大政治力量,历史上一直参与左右轮替。该党名称多变,共和党现名是2015年经前总统萨科齐个人发起并强势推动由“人民运动联盟”更名而来,目的是要将该党变为萨科齐参与今年总统大选的助选工具。然而,共和党在初选时派系斗争激烈,不被看好的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 Fillon)大破冷门,第一轮就淘汰了志得意满的萨科齐,第二轮击败了被舆论看好的前总理朱佩,成为共和党唯一候选人,但菲永丑闻缠身,民意支持率赶不上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独立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成为这次法国大选的一匹“黑马”,获得较高支持。之所以如此,是他惮于民众对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不信任,提前脱离社会党,辞去奥朗德政府经济部长的职务,同社会党迅速划清了界限。由于法国传统大党内讧不断、群龙无首,极右翼国民阵线得以坐收渔利。勒庞作为反体制候选人,强势抗衡建制派力量,大选前一个月,民意支持率高达27%,超过右翼共和党人菲永(民意支持率25%),有望与同属体制外的马克龙二轮对决。无论结果如何,这次大选都将打破法国左右翼两大党轮流坐庄的格局,法国政坛将充满不确定性,传统大党不得不对“体制外”政治力量“另眼相看”。3月,荷兰举行欧洲首场政府换届大选,极右翼自由党候选人先声夺人,引起欧洲普遍焦虑。该党虽未实现彻底颠覆荷兰政治的目标,但获议席19席,仅次于现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民意支持率不到30%,执政的联盟党因受移民问题和恐怖主义困扰,民意支持率也在30%上下。相反,德国另类选择党、绿党的支持率反而在上升。德国社民党有百年历史,二战后一直是德国主流政党之一,曾多次上台执政。但是,近年来该党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党员人数锐减,目前只有44.6万人,比20世纪70年代高峰时少了近一半,并且党员老龄化严重,缺乏优秀强力的领导人,其基本选民纷纷被绿党、左翼党和另类选择党挖走。此外,久负盛名的社会党国际,近年也是风光不再。发达国家社会党另立门户,成立“进步联盟”,两个社会党国际组织“唱对台戏”,社会党大家庭分裂、社会党国际政治影响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传统的欧洲共产党,如法国共产党等力量下降更为严重,日益被边缘化,纷纷进行革新调整,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还任重道远。总之,欧洲传统左右翼政党力量下行,结构嬗变,均进入深度调整期。

   (三)以绿色运动为代表的众多新兴社会运动影响扩大

   随着西方传统政党力量下行,形形色色的自助型团体、非政府组织及“非政治党派”不断涌现,它们主要关注诸如女权、环境保护、地方和公民权利、反全球化、反结盟等事务,频频开展抗议、游说、宣传等活动。这些组织虽然松散,但活动能力强、影响面广,对国际和地区性重大事务的影响作用日益上升;相对而言,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政党的政治权力、决策影响力则遭到严重削弱。作为一种新兴社会运动,绿党积极参政议政,坚持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等政治主张,反对经济对生态的破坏,积极开展环境保护活动,这些努力对全球环境保护和人类和平运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欧洲之外,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绿党,一些国家的绿党已经成为本国第三大党,参与执政。各国绿党的具体政策虽有差别,但没有传统政党意识形态的分野,都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主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占领华尔街”、法国“黑夜站立”等民众抗议运动不断,意大利“五星运动”等西方反建制新兴政治力量发展势头不减,活动范围扩大,不断抢占传统政党政治空间,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因受新兴运动吸引而大量流失。

   (四)政党精英民主力不从心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下,选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国家事务由“政治精英”决定。西方选举制度下的“一人一票”看似平等,每个选民都可享有平等政治权利,但国家政治权力实际上始终掌握在政党精英手中,选举不过是将国家权力由资产阶级的左手转移到右手,又从右手转移到左手,普通选民是无缘走进议会和政府权力中去的,始终是被统治者。欧洲政党精英为赢得选票,往往以空头许诺迎合民意。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人们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刻变化,民众对政党精英与底层脱节、高高在上的权力游戏心生厌倦,民主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与热情持续高涨,草根民主和社会参与民主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过去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草根型政治领袖对现有政治体制和传统政党怀有极大的不信任和失望情绪,批判现行政治腐败和议会民主低效无能,希望借助民众对现行政府治理体制机制不满,打破现有体制,为政坛注入新鲜血液。当下,魔幻似的网络空间导致人们思想认识更为直观片面和情绪化,藏匿于自由网络之中的民粹思潮更易激活草根民主意识和群体反叛行为,超越一地一域的非理性民粹抗议运动集体爆发,影响波及全球。近年来,西班牙、希腊等国民众频频发起各种抗议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破除精英民主,实行广泛的参与民主。一些极端政党利用网络“朋友圈”,宣扬民粹主义,反对精英政治。它们不按常规出牌、反传统、反权威的言行,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从而赢得较高支持率。

   (五)政党政治日益“媒体化”

   当今新闻媒体及网络正快速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网络媒体聚焦当今政治和社会热点,频频设置并炒作公众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导向,从而迫使政党迎合媒体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纲领政策。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都希望同媒体建立良好关系,注重通过媒体来了解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并引导媒体发挥正面影响。一方面,现代媒体已广泛介入政党政治,部分地改变了传统政党的政治功能,成为政党争夺政治话语权的主要竞争者。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受媒体影响而弱化,政党越来越根据媒体的喜好来选择党的领袖,政党推举本党领袖参选、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教育和培训党员等作用都受媒体冲击而渐渐丧失,政党党内选举和决策等活动往往屈从媒体意志和舆论压力或紧随媒体舆论偏好而行。另一方面,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精英都注重提高自己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善于利用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甚至借助媒体“做秀”,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一些政客依赖网络、电视等媒体宣传,极力塑造领袖个人魅力和亲民形象,更容易成为民众接受的“网红”。西方国家各种选举与其说是候选人之间才能的比拼,不如说是一场多媒体真人秀。不少候选人为吸引女性选民和年轻选民,往往借媒体把自己打造成俊男靓女,以抓眼球的外部形象博取选民的情感认同。另外,候选人借媒体炒作造势,媒体也对参选人的道德操守、行为举止、政党对涉及公众利益问题的态度和处置方法等津津乐道。一旦被媒体披露有贪污受贿、渎职违法等行为,政党及其领袖形象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被媒体“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2009年5月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刊文,披露了以布朗首相为首的部分工党内阁成员的公款报销账目,200多名国会议员卷入“报销门”,反对党借此逼工党领袖布朗下台。①当今美国媒体报道中的党派偏见也愈加明显,比如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倾向共和党,而CNN、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则对民主党更加友好。以CNN、《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不满“政治局外人”特朗普的上台,借俄罗斯黑客干扰美国大选一事,频频炒作特朗普负面新闻。民众关注媒体,媒体以自己的偏好推送新闻议题,引导民众,如媒体对新闻认知差异超过一定程度,其舆论引导便会加剧民意的两极化。目前,世界大多数政党都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扩大自己的宣传阵地,争取民众对自己纲领主张的理解与支持。许多党通过网站和手机,及时更新和公开党内文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在线解答网民提问。德国社会民主党十分重视媒体作用,利用手机短信、网络博客、在线交流等形式拉近与选民的距离,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革新党的活动方式,“网络党”和“媒体党”色彩愈加明显。意大利“五星运动”从网上“朋友圈”逐渐壮大为今天的主流政党,德国海盗党提出“网络问政”、“公民参与”的主张,吸引了不少人注意。西班牙“我们能”党是典型的网络政党,入党门槛很低,无须缴纳党费,只需网上登记即可,截至2017年2月中旬,该党网站显示其登记党员有456725人。近年来,日本网络右翼这一特殊群体同样异军突起,他们以匿名方式在互联网上发表支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宪法第九条(即放弃发动战争条款)和攻击中国等极端言论,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热点问题讨论,在网上聚成有数百万之众的右翼团体。

   

   二、西方政党政治扭曲效应

   

   (一)政党恶斗加剧朝野分裂和政治极化

   在政治日益沦为迎合大众工具的今天,西方政客更倾向将困难归咎于外部因素,民族主义容易成为他们赢得选票的一张王牌。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对伊斯兰教的偏见,从过去一般排外到高调反伊斯兰,排斥穆斯林移民和难民。如此敌视伊斯兰教,或再次掀起“文明的冲突”。西方多党博弈与制衡,多以裹胁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政客为取悦舆论或特定选民,往往特立独行走极端路线,进一步加剧朝野矛盾和政治极化,政党博弈与制衡演变为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如此,尽管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相互制衡,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无法弥合社会裂痕。美国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以党派划线,“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前些年,由奥巴马倡导、民主党议员全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在国会表决时,参众两院竟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支持该法案。特朗普上台是美国社会矛盾和政治极化的集中爆发,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他首次国会演讲的反响有天壤之别,一边是共和党议员全体欢呼,另一边是民主党议员集体静默。欧洲左、右翼政党政策主张虽大同小异,但左、右翼党派往往相互掣肘,议会成为角斗场,政治对立常态化。近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理念和政策分歧拉大,政治“极化”更加明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和在野党尖锐对立,政坛乱象不断。最近,委内瑞拉反对党“正义第一”党领袖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反对党议员团主席胡里奥·博尔赫斯(Julio Borges)等结成反对党联盟“民主团结圆桌会议”,试图通过发起罢黜公投、政治审判等举动,将左翼的马杜罗总统拉下马,府院朝野对立如同水火。亚洲的蒙古改行多党民主制以来,人民党和民主党风水轮流转,党争不休,政客缠斗绑架国家利益,导致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二)政党民粹化加剧“街头革命”

   民粹思想说到底是民众不满情绪的聚合反应,极端政党正是以民粹主义为旗帜,从而获得社会认同及合法性。在民众对现有政治体制和主流政党怀有极大的不信任和失望情绪、希望为现政坛吹入新鲜空气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利用平民大众的朴素民主诉求,以国家和民族作为旗帜,刻意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感,以煽动性和不切实际的口号来取悦操弄民意,以民粹化的道德意识和非理性主张取代以权利与分配议题为中心的传统左右政治。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往往站在民意和社会公正的道德高地,推崇大众民主,视平民运动天然合理,放纵其中的非理性抗争行为,鼓动以反体制和保护个人权益为主要诉求的“街头政治”,引发多国社会风潮。当今街头政治往往“线上爆发、线下发展”,以占领地标性的广场街道、切断交通甚至打砸抢烧等激烈抗议形式,吸引各方注意。还有一些民粹政党利用网络,发泄对现实社会的失落和不满情绪,主张按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规则,重构现实政治。网络自由和虚无空间容易引发网络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偏激思潮。有人已经意识到,声势浩大的网络民粹主义对政府形成强大监督,但同时更容易导致民众“过度政治参与”,从而制约甚至绑架国家正常运行,影响社会稳定。民粹主义政党推崇大众直接民主,热衷于挟持民意搞街头政治,以激进手段表达不满和诉求,冲击现行政治秩序。西班牙“我们能”党利用当时出现的反紧缩社会思潮和民众愤怒情绪,以极富煽动性的言论攻击执政党,发动百万民众街头抗议,导致西班牙传统的两党治理结构崩塌,政局持续动荡。该党总书记巴勃罗·伊格莱斯亚斯(Pablo Iglesias)认为,只有街头革命,才使党施展拳脚。该党在2017年初举行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党的首要任务是为社会正义、人权、决策权进行斗争,将街头革命放在“政治行动的中心位置”。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迎合中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反体制、反移民、鼓吹直接民主、还政于民,其口号极具煽动性。该党在欧盟牵头组建了“国家和自由”欧洲议会党团,既是对欧洲一体化决策机构的一大嘲讽,也将增大欧盟内部决策难度。当今,一些极端政党虽归宗入流,实现角色转换,但其基本主张没有改变,反而会挟持民意,对抗传统精英政治,使“街头革命”成为常态。

   (三)以政党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根基破损

   西方代议制民主是建立在普选制和现代政党基础之上的,有着特定的成长环境和生存空间,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广泛参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西方代议制将复杂的政治民主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把“一人一票”、多党竞争当做衡量民主的唯一尺度。事实上,多党竞争很难保证产生人民希望的为人民执政的政府,金钱政治下的选票很难选出众望所归的领导人。过分强调“选民是上帝”,导致一些政治势力刻意迎合并放大社会非理性情绪,借助民粹主义来获得选票。目前,西方民粹主义极端政党得势,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理论多么先进、自身能力有多高,而是极端政党与民族、宗教、部族、行业等密切相连,政党理念主张和活动方式民粹化,其民粹主义主张能吸引一部分民众。一些极端政党及草根型政治领袖借助民众对现行政府治理体制机制不满,挟持民意,批判现行政治腐败和议会民主低效无能,反传统、反权威,不按常规出牌,对抗传统精英政治,容易为那些渴望平等公正的中下层民众接受,从而赢利较高支持率。英、美是西方代议制的先行者和典范,历史上一直实行三权分立的间接民主,不搞全民公投和直接民主。由于难民、债务、恐怖主义威胁,全球范围内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普遍上升,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内顾”为主,“开放的欧洲”和“封闭的欧洲”、“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间冲突激烈,诸多冲突矛盾呼唤强大的国家和政府实行强力治理。英国独立党迎合本国民族、民粹思潮,突破代议制民主禁区,极力推动英国“脱欧”公投。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将“脱欧”公投付诸实施,最后出现微弱多数赞成票压制近半数国民不赞成的意愿。英独立党裹胁民意,以公投决定国家前途命运,这无疑是对英国代议制民主的巨大冲击。美国一向以民主、自由、人权“政治正确”自居,以民治、民有、民享为傲,宣称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和主流价值。事实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为了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常常互不妥协,在国会讨论有关议案时,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政治日益“极化”。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后,坚持美国第一,突出本国利益,将一批与自己性格、主张相近的保守分子聚集决策核心圈周围,如提名担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是第一位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的参议员,另外又选择两位富商来管理与底层社会联系密切的教育部与劳工部。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与代议制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相去甚远,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美国的宗教、人口、文化多元,社会层次多元,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政治日益极化的今天,仅靠“美国梦”的西方价值观已无力凝聚各方利益,代议制民主也支撑不了日益复杂庞大的政治机器,许多美国人不得不质疑这个自称体现全民意志的“先进民主”制度到底怎么了?西方一些国家通过选举,将反代议制民主的极端势力和民粹主义政党送上政坛,有违西式民主初衷,如此种种的“二律背反”再次表明,以多党制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已陷入困境。在信息网络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内在要求与网络技术融合,加强了公民政治沟通的能力,提高了政治表达的自由,触发了公众对民主形式的再思考,各种利益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决策、社会追捧的代议制民主运作模式不感兴趣,要求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参与模式。平等参与意味着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主体过渡,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广受质疑。有学者认为,网络民主形式是多元社会中的直接民主,将代替传统的代议制间接民主。一些美国学者批评说,美国民众正在丧失民主权利,这不仅表现在选举被人操纵,还表现在富人主导政治,民众的参与度逐渐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甚至说,当下美国“属于1%,由1%的人控制,为了1%的人”②。近年来,西方民主“失灵”和民粹思潮崛起引起人们对民主制度的再反思和再调整。特朗普当选既出人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引发世人许多深沉思考。“解铃还须系铃人”,特朗普奇迹出现的答案只能从西方多党民主怪圈中求解。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西方代议制民主制的弊端到了该清除的时候了。

   

   三、西方政党格局演变趋势

   

   (一)政党格局更加碎片化

   西方传统大党往往以意识形态划线,在“左”和“右”为标识的政治光谱中打转,而民粹主义政党超越传统左、右分野,将国家和民族身份作为主要议题,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当下,西方执政党遇到民意寒流,主流政党思想混乱、力量下滑、风光不再,传统左右翼政党界限进一步模糊,由非政府组织演变而成的新型政党和边缘政党迅速崛起,不同纲领主张的多党联合执政、新兴政党与老牌政党共存共治现象增多,政党形式更加扁平化、松散化,政党格局日益多元化、碎片化。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以年轻人为主体、以网络动员为主要聚合方式、以反体制和保护个人权益为主要诉求的“Web 2.0革命”迅速蔓延,依靠社交媒体创建的网络党组织与传统实体党组织并行发展,甚至比传统党组织更具动员力。民粹主义政党、网络化新兴政党与民族、宗教、部族、行业等密切相连,民族利益、宗教信仰变成了政见分歧和意识形态争端,给西方一些国家政局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影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和教派势力与恐怖主义相结合,不仅冲击了传统政党格局,加速传统政党政治碎片化,而且也影响到这些国家政局走向,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因素。非洲的社会结构是部落群体构成的,社会差异较大,宗教文化多元,族群间冲突不断,政党的碎片化趋势也很明显。如埃及和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的多数民众仍以部落和社区为单位构成社会群体,难以在短时间构建全国性的政党,刚果(金)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全国性政党因部族和社区利益冲突而频频内讧分裂。西方国家出于自身需要,竭力弱化非洲政党政治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大力扶持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导致政党碎片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在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拉圭等国,政治权力不是向少数大党集中,而是向更多的党派分散,传统政党声望持续下降,一批新的政治势力应运而生并在竞选中战胜传统政党获胜。现在,许多民族主义政党分化组合,党内派别林立,有的另起炉灶,建立新党。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政党在所属民族、宗教利益被忽视的情况下,往往以极端方式确立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以维护自己的特色和利益。由于带有民族和宗教色彩的政党比较活跃,政党纷争引发的问题较多,政党格局碎片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二)强人政治继续发展

   西方国家政治运作基本上是以政党为载体的,两党轮替、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基石,政党制衡是国家权力制衡的重要保障,执政党和反对党定期实现角色互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钟摆效应成为常态。政党角色互换和相互制衡虽可防止政府揽权,但也会导致政府“短命”,澳大利亚在过去十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七任总理,各派政治力量相互掣肘,政府运行效率低下,民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对主要政党的信任程度出现下降成为必然。为改变国家治理的“无力”局面,许多国家试图修改宪法,加强总统和政府权力,一股威权国家和强人政治的潜流涌动。意大利是议会制国家,因党派斗争加上经济发展疲软,经常会出现某些立法法案被两院“踢皮球”的现象而长期得不到通过,直接后果是意大利政府更迭频繁。2016年底,意民主党总理伦齐决定进行政治体系改革,其核心是限制参议院的权力,保证政府的稳定性。由于未达到议会赞成票2/3多数,伦齐提出的修宪法案由全民公投来决定。这次公投虽以微弱少数失败告终,但意大利政治改革并未终止。为什么毫无从政经历的商业大亨特朗普短时间内就能竞选总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更明白美国政治极化已是弊端重重,需要“强人”领导美国走向复兴,他那句“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竞选口号喊出了人数最多的底层民众的心声。目前,俄罗斯和中东欧、中亚国家强人政治比较突出,总统权力不断扩大。2017年2月,土库曼斯坦举行独立以来第五次总统选举,结果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以97.69%的得票率连任总统。③俄罗斯2018年将举行总统大选,如普京不放弃参选,其威望无人可敌,连任总统几无悬念。有人甚至建议俄修改宪法,赋予总统更多权力,延长总统任期,让普京终身任职总统。南亚、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体制形式多样且发育非常不平衡,多党并存、一党主导制占主导地位,“强人政治”现象仍很突出,执政党成了总统的御用工具。有的国家虽然也实行多党制,但实际上是由一个政党长期主宰政坛。有的党上台执政后,觉得多党体制碍事,设法通过修宪方式改变国家政治体制。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都曾发起全民公投,修改了宪法中对总统任期的限制。泰国移植西方代议制民主并不成功,政党发育也不成熟,国王和军队时常干政。现在台上的巴育军政府修改《政党法》、《选举法》等十多个《宪法》附属法律,对前任总理他信势力的再度上台努力设置各种障碍。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洪森政权加大对反对党救国党的施压力度,通过修改《政党法》,废除国会少数派领袖职位。救国党主席森朗西在政府高压下不得不宣布辞职并退出救国党。有西方学者预言,民粹主义和威权政治将是未来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④

   (三)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利益多元的特征日益凸显,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愈演愈烈,造成社会内部的相互对立和情感隔阂,直接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民众参与政治的行为更加极端,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抗议活动不断,政府难以顺利施政。在一些引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非西方国家,人们在试图更换领导人时,开始热衷于诉诸街头示威而不是正常的选举。民粹主义往往以理想和激情代替理性,眼光局限于本民族和特定利益群体的利益,无法提供系统解决资本主义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可行方案,其发动的街头政治只是自发分散的运动,只能加剧社会秩序混乱,不可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2017年,欧洲将举行20多场国家和地方选举,其中法、德选举最为引人注目。法国大选竞争者均不是传统政党候选人,且受“空饷门”、“双性恋”等丑闻困扰。德国社民党老将能否不负众望、联盟党默克尔能否梅开三度,我们也不得而知。各场大选无论花落谁家,西方政党政治民粹化趋势短期将难以抑制。长期以来,西方重在“程序民主”,使得政治游戏化,选民投票往往是发泄对前任的不满,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投票。即便如此,美、欧仍将一人一票的选举模式标榜为制度优势的象征,甚至借此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横加指责。对“局外人”特朗普上台这一戏剧化局面,西方一些政客虽有不满,质疑选举合理性,但他们仍信守西方的共同价值观,如德国总统高克等呼吁欧洲要为捍卫西方“价值”承担更多责任,并视“相互制衡”制度为防止特朗普走向独裁的希望所在。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则感叹,当今美国面临国内政治失灵、新总统带来不确定性等问题,应该另寻出路。

   (四)西方国家左翼政党进一步边缘化

   随着两极解体和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当今世界的左翼似七色彩虹般展开。由于指导思想多元,左翼缺乏一致行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左翼替代”方案各执一词,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左翼各方力量合作难度增大。面对英国“脱欧”公投、难民、移民、恐怖主义威胁、经济复苏疲弱等问题,欧洲左翼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基本上失去了话语权。相反,民粹极端政党往往以草根面目出现,声称是草根民众的代言人,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号召,以尊重平民意愿为旗帜,以煽动和动员大众为途径,反对精英政治,倡导大众民主,以资源公共化、发展可持续、绿色环保、直接民主等为口号,抢占道德高地和话语权,吸引越来越多的选民。一些赞同民粹主张的极左政党,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迟早会脱离左翼阵营,追随民粹政党而去。目前,欧洲左翼受到极端政党的空前挤压,民粹主义也成为左翼的最大挑战。有意大利前参议员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转型,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形成了重大冲击,摧毁了传统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左翼为争取选票,在理论政策调整中淡化左翼色彩,导致传统左翼失去特色,提不出能够吸引民众的左翼替代方案,不得不选择与中间力量甚至右翼结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部分传统支持力量。法国佩里基金会有关人士指出,限制欧洲左翼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左翼未能与时俱进,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方案,说不出21世纪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民众虽然看到“后西方”时代正在到来、资本主义正在衰落,却从未寄希望于现在的欧洲左翼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新体系来拯救世界。⑤西方左翼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减弱,发展空间受限,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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