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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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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1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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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方文明的实质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工业社会。这种文明社会以富裕和民主来辩明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提出挑战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神分析理论。但是,对于工业文明,精神分析既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也是一种保守的理论。精神分析的这种内在矛盾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受到限制。要突破限制,就要超越精神分析,而要超越精神分析,就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工业文明 工业社会精神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居支配地位。这个支配“非西方文明”的西方文明实质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这个凌驾于“非现代社会”之上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工业社会。这种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竭力向其他文明和社会推销自己的合理性:它拥有以科学技术为坚强后盾的巨大物质生产能力,能够使人们过上幸福和健康的生活,同时,它也建立了与工业社会相应的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保证人们的精神政治生活是自由的和民主的。当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现代化纷纷追求“西化”或工业化的时候,在西方社会内部却出现了对工业文明的挑战。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最猛烈的批判,试图从西方社会高度富裕和高度自由的外表下面揭示出它对个人的统治和压抑,而它之能够从事这种批判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精神分析理论。

   

   一、心理学的政治问题

   一个社会是合理的,仅在于它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一个社会是合法的,仅在于它获得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在通常情况下,一个社会能否得到充分支持与它能否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那么它就不具有它所希冀的合理性基础。如果这个社会不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支持,那么它就面临着自己被抛弃的合法性危机。

   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声称自己为全体人民创造了比先前任何社会都更优越、更幸福、更安定的生存条件,也自诩获得了历史上最充分、最完全的民众支持,并以此来辩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法兰克福学派则拒绝承认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它认为,虽然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似乎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为文明(富裕、安定、民主和自由),但实质上它对个人的统治和压抑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强烈。

   有统治和压抑,就会有反抗。统治和压抑越强烈,反抗的力量就越大。越来越一体化的现代社会表面上平静如水,水下面则积聚着冲破平静的能量。不幸的是,当代工业社会对人及其心灵的控制力量太巨大和太内在化了,以至于人们无法把他们的抗议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更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没有反抗然而反抗的能量依然存在,个人力量无法突破社会控制的张力却仍需要发泄的出路,结果导致了个人的心理失调和精神病的产生。人们通常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一个社会越发达、越富裕和工业化程度越高,发生心理疾病的人也越多。但人们往往不了解病因:心理疾病产生于高压抑性的社会。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对个人心理健康具有重大影响,反过来说,个人心理健康状态也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的性质。大量的个人心理失调表现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失调,精神病的发生水平标志着社会的压抑水平。反过来看,个人心理疾病的治疗也是社会整体治疗的一部分,而心理疾病的最终消除则有赖于建立一个非压抑性的文明社会。心理疾病的发生、治疗和康复都与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息息相关,因此,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心理学问题同时就是政治问题。

   一方面,如果当代工业社会以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更为“文明”来炫耀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揭示这种“文明”的真实含义;另一方面,如果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工业社会对个人的统治和压抑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为强烈,那么它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证明这种统治和压抑是如何进行的。

   

   二、本能与文明:发达工业社会的压抑

   文明看来是人类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人类以其精神和智慧自荐为万物之灵,而文明是精神和智慧的遗传。文明积淀了历史长河中生生灭灭的精华,昙花一现的思想在文明中得以延续。无数人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总和凝结成了今天的文明。人们坚信文明是能使人类飞向天堂的双翼,从而,文明的进步成为人类所有活动的趋向的终极目标,文明本身也成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但是,文明的获取是需要代价的。在弗洛伊德之前,很少有人追问文明是否需要人类付出代价;在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之前,没有任何理论能系统地回答文明以什么东西为代价。

   弗洛伊德把人性归结为人的本能,本能的能量被称为“力比多”。本能表现为生理上的冲动,冲动造成有机体内部的张力。如果冲动的目的实现了,体内的张力则被消除,人随之感到快乐。弗洛伊德信奉“快乐主义”,认为人在本性上永远追求快乐的满足,从而人在本性上永远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但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劳动,必须用生产性活动来提供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劳动的能量只能来自力比多,为了生存下去,人类必须对追求快乐的本能冲动进行质和量的限制。所以,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能按本能的“快乐原则”行事,而只能按理性的“现实原则”行事。对本能的压抑使很大一部分能量从性欲满足转移到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这就是本能的“升华”。精神分析理论主张,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以压抑本能为前提,从而本能与文明之间的对立是永恒的。对本能的压抑是文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永远有一套被发明出来的社会禁忌、法律和道德对人实行压制。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精神分析为理解历史和文明(特别是近代历史和工业文明)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以一种人学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文明的进步,从而使人们反省到历史哲学不仅应该关注文明的进步,而且应该关注文明的代价,关注这种代价是不是值得付出的。在这个框架中,精神分析也为评价工业社会提供了一种人性标准,通过这种人性标准(虽然它是片面的和生物学的),人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人在工业社会的关系,也正是根据这种人性标准,才能正当地要求改变社会以适应人性的需要,而不是改变人性以适应社会。相反,如果没有这种框架,不以人学的批判观点来理解历史和现实,不以人性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社会和文明,那么人们只能对工业文明顶礼膜拜,只能对现实社会高唱赞歌。因为与前工业社会相比,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条件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更多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物质财富,一句话,过去的乌托邦变成了今天的现实。

   精神分析是对当代工业文明的强烈控诉,因为这种文明的产生发展都以压抑人的本能(本性)为代价。然而,如果像弗洛伊德所断言的那样,本能与文明永远是对立的,那么精神分析同时又是对当代工业文明的坚决辩护。因为假如本能与文明永远是对立的,文明必须以压抑本能为前提,那么这种文明对本能的压抑既是必然的又是合理的。精神分析一方面以一种前无古人的人本主义精神严厉批判当代工业社会,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理论上的合理化来全心全意地捍卫这个社会。这样,最革命的理论变成了最保守的理论。

   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面临着一种真正的困境:接受精神分析,他们就无法始终如一地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抛弃精神分析,他们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就失去了本体论之根。这种困境可以被转换成一种理论难题,即文明永远以压抑本能为前提吗?在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如何对待精神分析,而是它如何解决精神分析遗留下来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个理论难题,更为了应用精神分析原理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了两个新概念,即“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

   马尔库塞认为,本能与文明的对立是历史的,其有效性前提是匮乏。如果衣食住等人类生存必需品在自然界中非常丰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就没有必要强迫人们去压抑本能的冲动而从事于他们不愿干的劳动。相反,人生必需品在自然界中十分稀少,必须靠人们的辛苦劳动才能得到,所以本能的冲动必须“升华”为生产性劳动。精神分析的这种“人类史假说”承认文明对本能的压抑是历史性的。但是,这种历史性不仅应该解释为对本能的压抑产生了人类文明,而且还应该解释为文明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将会取消压抑。也就是说,如果匮乏导致压抑,那么匮乏的消除也就为压抑的消除提供了契机。

   匮乏要求社会对本能实行压抑和控制,使能量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上来。这种基于匮乏的压抑是合理的,马尔库塞称之为“必然压抑”。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同匮乏作斗争的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斗争中逐渐占上风,人们拥有的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匮乏已不存在,人类生存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匮乏的消除并没有导致压抑的消除,发达工业社会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利益,继续对人实行压抑。这种基于社会统治利益的压抑是不合理的,马尔库塞称之为“额外压抑”。“在被压抑人格的总结构内,额外压抑是为特定的统治利益而维持的特定社会条件的结果”〔1〕。

   当工业社会在“必然压抑”之外又强加给个人以“额外压抑”的时候,支配人们行为的“现实原则”就变成了“操作原则”。“在操作原则统治下,人的身心都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而只有当人的身心都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而只有当人的身心抛弃了人类有机体原先具有并追求的力比多的主——客体自由时,才会成为这样的工具”〔2〕。 “操作原则”是一种异化的原则,是社会加强自己统治而迫使人们与其本性相悖离的原则。然而在长期发展中,“操作原则”逐渐被合理化了,以至于,一方面它成为一种超越的“客观规律”并体现为某些合理的伦理和法律的规范,个人必须按照这些规范来思想和行事,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内在化力量把这些社会权威(禁忌、道德和法律等)投射到个人的良心和无意识之中,并作为他自己内心的东西而起作用。因此,每个人都“找到”了他喜欢的工作,“选择”了令他愉快的各种消费品,“创造”了他感觉十分舒适的生活方式,而实质上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强加给他的。如果说从“快乐原则”转变为“现实原则”还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社会能够正当地以文明的进步来平衡它对个人的压制,那么从“现实原则”转变为“操作原则”就使社会统治由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了,社会不再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

   

   三、意识与无意识:思想的控制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当代工业社会拥有空前的物质生产能力,处于最能支配自然的时代,同时它也建立了适应工业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许诺给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人们变得更自由,而是使人们变得更不自由。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当代工业社会的统治由意识领域扩展到了无意识领域,人们自以为享有着先前任何社会都不曾有过的自由,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控制和被压抑的真实处境。

   工业文明中最重要的政治事实是统治方式的变化,在持续进行着的现代化过程中统治也现代化了。“非现代”的统治是强制性的,它以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暴力机构为工具,用强力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个人对社会的臣服。“现代”的统治则是“民主的”,它以日常生活为基本领域,以科学技术为最有力工具,以意识形态的操纵为主要方式。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统治弥漫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并渗透到个人的心灵深处,但在表面上又很少看到统治,个人对社会的顺从完全是“自愿”的。这种没有统治的统治最清楚地表明了社会控制的广度和深度。

   社会批判的终极目标是关心人类。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19世纪以前,人的危险是被奴役,而在20世纪,人的危险则是变成无思想的机器人。当代人的最大问题不仅在于意识形态上的操纵和控制。而且更在于人们对这种操纵和控制毫无意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产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单向度思想”的批判,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和《健全的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都贯穿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当代工业社会越发展,对人的思想控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越强大。

   最暴疟的控制是思想的控制,而思想的控制是通过允许人们意识到什么来实现的。如果我们将无意识心理学问题转换成政治哲学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弄清楚: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能够意识到什么?人不能意识到什么?什么东西造成了人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为什么人们不能由无意识状态变为意识状态?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代表的埃利希·弗洛姆对此给予了非常深刻的回答。

   弗洛姆认为,人能够意识到什么是由他的“社会性格”决定的,而他所说的社会性格“指的是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3〕。

   弗洛姆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成的结构体系,这个高度压抑性的结构体系出于自身目的将一套要求施加于社会成员,社会成员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必须适应这些要求,并且努力把社会要求与自己的个人需要谐调起来,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发挥作用的机制在于:社会为了统治利益必须把某些东西强加给社会成员,社会性格的功能是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把这种强加变为社会成员自己“自愿”的服从;社会为了自身的存在必须将社会成员的思想引向一个它所规定的方向,社会性格的作用就是使这个方向成为社会成员自己的追求。本来社会成员的思想是由当代工业社会加以巧妙操纵的,但通过社会性格,这些外在的操纵变成了每个人自己的情感、理智和意愿。人能够在这个社会中感知、理解和希望什么是由他的社会性格决定的,而社会性格则表达了个人对社会要求的动态适应。从根本上说,社会性格是一种为了使当代社会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而控制人的思想的能力。

   如果说“人能意识到什么”是由“社会性格”决定的,那么“人不能意识到什么”则是由“社会无意识”决定的。

   弗洛姆给“社会无意识”下了一个定义:“我所说的‘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4〕。

   弗洛姆提出,在人的思想意识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社会过滤器”,能够通过“社会过滤器”的东西就是意识,不能通过的就是无意识。构成“社会过滤器”的因素很多,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禁忌”。社会禁忌可以是宗教,可以是神话传说,也可以是伦理体系,而在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禁忌是意识形态的禁忌。“这些社会的禁忌宣布某些思想和感觉是不合适的、被禁止的、危险的,并且阻止这些思想和感觉达到意识这个层次”〔5〕。无意识领域是由社会划定的, 人不能意识到什么是由社会禁忌强制的。但是,因为社会禁忌已经溶进入的思想深处,所以社会强制产生的无意识在现实中则表现为人的自我压抑。

   社会为什么规定一个不得僭越的领域并严禁人们意识到它呢?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的无意识领域与社会的不合理地方是重合的。社会无意识揭示着社会对个人的压抑,而被压抑的东西正是该社会不合理的地方。一个社会越不合理,实行压抑的可能性越大。一个社会越不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它对社会成员的压抑越强烈。在弗洛姆看来,除了某些原始社会之外,人类历史中的酒席总是为少数人准备的,大多数人吃到的只是残汤剩饭。如果大部分社会成员意识到这个事实,那么这个社会应很难存在下去。因此,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就必然成为思想的禁区,必然成为无意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尽管创造了先前社会无法比拟的巨大财富,但并没有改变社会不公正的历史事实。

   

   四、超越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赋有的革命意义自然而然地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解人、历史和社会的强有力工具。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工业社会的强烈否定态度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在一起,就使它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了其他派别难以相比的穿透力和震撼力,这种巨大力量在60年代末通过遍及西方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是,精神分析并非始终是革命的,它同时也具有保守的倾向。精神分析的这种双重性格决定了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必然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精神分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大影响,另一个方面是法兰克福学派对精神分析的超越。后一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正确地说,这种对精神分析的超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实现的。

   精神分析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理论前提:本能(个体)与文明(社会)是永远对立的。从而,虽然从人的本性来说应该追求本能的实现,但是(a)为了文明的进步, 必须压抑本能(这是文明注定付出的代价),(b)为了心理健康, 个人也必须适应社会(这是避免精神病的唯一方法)。理论的矛盾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也尖锐地表现出来:个体的心理疾病本来是由社会的文明疾病造成的,但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则要求个体顺从社会,使之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健康成员”。

   从弗洛伊德的历史哲学来看,文明的进步高于一切,为了文明而压抑人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一方面将社会对人的统治和压抑合理化了,为现存社会进行了坚决的辩护;另一方面它又公开宣布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个人永远受制于社会。与精神分析不同,马克思始终对现实社会持一种彻底批判的态度,既揭露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又指明这种剥削和压迫是历史的,并且坚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对人的统治将被克服,全人类在最终会走向非压迫的高度文明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找到了超越精神分析的支点——文明的进步必须服从于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尔库塞认为,工业社会的原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原则就是与自然进行斗争,就是拼命发展科学技术以征服和驾驭自然。他相信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代表了一种更高的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引下,人类应该从关切自然事物转向关心人自己,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种更高的文明——人的解放高于一切。

   对于精神分析来说,现实社会是永远不可冒犯的。如果个人与社会发生了冲突(精神分析主张个人永远与社会处于冲突之中),那么个人应该学会服从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则认为任何社会都有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任何现实都终将被更高的现实所代替,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也是如此。在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人的对立中,马克思主张推翻这个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法兰克福学派从历史辩证法中看到了精神分析的保守性,从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看到了当代工业社会的否定性。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主张现实不是评判一切的标准,而只有理想才是标准。作为一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弗洛姆抛弃了弗洛伊德主义对现实社会的盲目崇拜,批评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认为这个病态社会是人的所有问题的根源。作为一名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主张,在人与社会的冲突中,不应要求人改变自己的本性去适应社会,而是社会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人。

   精神分析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批判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没有精神分析,这种批判不可能如此激烈和如此深刻。然而,精神分析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保守性质又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受到限制。要突破限制,就要超越精神分析,而要超越精神分析,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是精神分析和法兰克福学派都避免不了的命运。

   

   【注释】

   姚大志,1954年生,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1〕〔2〕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2页,第29页。

   〔3〕〔4〕〔5〕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页,第93页,第126页。

   【参考文献】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美国纽约,1982年。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2年。

   哈贝马斯:《朝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1年。

   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三联书店,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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