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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竞超:美国政党研究历程:美国学者的视角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9/07/04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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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美国本土对政党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经历了内战以前的“史前史”时期、1870年代至1950年代的“认识政党与民主的关系”时期以及1960年代以来以“改革与复兴话语”为主旋律的政党研究时期。研究历程的变化具有以下特点:在问题意识方面,从忽视到接受、认识政党在国家民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进而提出若干政治标准,对当时的政党政治现状进行批判并提出改革方案;在研究方法方面,从描述性、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科学的实证研究。这是由政党政治兴衰、相关学科建设以及政治科学方法论革命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步形成的,同时也造成了当前的研究面临问题域窄化、基本概念模糊、普遍性理论研究缺失、研究过度专业化且与民主理论研究脱节等困境。

   关 键 词:美国  政党政治  政党研究  政党改革

   

   现代政治世界是一个政党林立的世界。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甚至断言:“无政党国家即保守国家,反政党国家即反动国家。”①由此可见政党对国家的重要性。也正因其重要,各国均有不少政治学研究者致力于认识和研究政党,并试图从政党的视角出发,更好地理解现代政治世界。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美国学者关于本国两党制的研究历程,试图根据不同时期美国学者的政党研究及其对本领域研究的反思,对他们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回顾,并大致勾勒出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三个阶段:史前史时期,认识政党与民主的关系时期,研究政党改革与复兴时期。

   

   一、史前史:内战以前的美国政党研究

   

   内战以前,与美国政党直接相关的美国本土研究很少。一方面,这与建国时代就开始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反政党主义”(antipartyism)相关。罗纳德·福尔米萨诺(Ronald P.Formisano)在研究第二政党体制时期的辉格党活动时,曾提出“反政党主义”存在两种来源:从世俗角度看,政党往往推动的是个别的、人为的、自私的利益,党员也往往通过非自然和非法的手段攫取利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为正直之士所不耻;此外,还存在一个明确的基督教福音派起源,政党介入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破坏了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感”(sense of solidarity),因此人们就像指责天主教会、共济会和民主派一样指责政党,用“政治教会”或“政党教义”讽喻政党。②另一方面,詹姆斯·麦迪逊在著名的《联邦论》第十篇中曾提出,新宪法的用途之一是以代议制大共和国来防范党派危害。尽管后人或批评或惋惜这一制度设计的失败,但政治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仍将美国宪法视为一部“反政党宪法”,对内战前宪法的这一定位也成为学界通说,几乎无人挑战。③不同于前面的“反政党主义”文化,“反政党宪法”实际上是在正式制度层面对政党说“不”。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倾向结合起来,导致关注美国政治制度和思想的学者们在研究中无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政党,形成了一股学术研究上的“无政党主义”乃至“反政党主义”。

   学术研究中的“反政党主义”也带来了另一种影响,即学界几乎不关心内战以前的政党研究情况,彼一时期的研究历史遂成为一种“史前史”。虽然如今关于第二政党体制时期、内战前共和党重组等问题的研究已蔚为可观,但罕有人关注政党研究的传统本身——对此,奥斯丁·兰尼(Austin Ranney)教授可算作一个特例。兰尼于1954年出版了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责任政党政府原则:起源及现状》(The Doctrine of Responsible Party Government:Its Origins and Present State)一书,以六位学者的研究为中心,重点梳理了美国学界在1870年至1915年间关于政党与民主问题的讨论,并试图为美国1950年代有关“责任政党政府”的大辩论提供知识背景,此书至今仍不失为了解美国责任政党政府研究的经典之作。④

   本文要关注的重点则是兰尼于1951年12月发表的一篇介绍内战前美国政党研究情况的短文,其写作目的是“确定美国学者开始论述政党的时间,并试图解释他们关注相关主题的拖延性”。⑤时至今日,该文仍是介绍美国政党研究“史前史”时期的不可多得的文章。兰尼将政党研究的“元年代”最终定格为1870年代,文中反复强调了战前忽视政党研究的情况,并借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之口感叹:政党研究的失败是美国政治科学中最为重大的缺陷。兰尼认为,这一时期内几乎所有关于政府本质和运作的大部头著作都甚少关注政党,稍微引申论述美国政党制度的研究反而来自在外国接受学术训练的观察者,他们分别是法国的托克维尔和德国移民学者弗朗西斯·列伯(Francis Lieber)。前者的研究见于《论美国的民主》,仅有非常冷僻的15页论述;后者则于1838年发表了《政治伦理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thics),堪称1870年以前美国著名学者研究政党功能问题的唯一著作,然而遗憾的是,列伯在移民美国后并没有继续从事相关研究。

   兰尼试图为内战前政党研究情况的成因寻找解释,并将其归结为三点。

   首先是问题意识。兰尼指出,内战以前的学者并没有将政党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察对象,认为内战以前重大且迫切的政治问题——选举权范围的扩大、奴隶制的延伸、各州在联邦中的宪制地位等——都与政党无关。直到1879年,才由政治科学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通过专著《美国的内阁政府》(Cabinet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首次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政党问题,为责任政党政府原则辩护。而战前的研究者更关心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政府如何发挥作用的哲学—伦理学研究;二是如何描述政府运作的现实情况。

   其次,与问题意识相关,战前研究者研究问题的进路都巧妙地绕过了政党。关注政府哲学—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往往利用传统古典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聚焦政治伦理,但对实际的制度运作不感兴趣。对比观之,号称关注政治现实的研究者们则聚焦选举人团和宪法第十二修正案等正式制度,并常常站在制度的立场上批评政党的“违规操作”。

   再次,或许更为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前文已经提到的反政党主义。兰尼将这种研究中的反政党主义归结为联邦党人的政治观,认为其反政党的政治观已然成为政治遗产,战前的学者们也几乎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这种政治观。与此同时,研究者们还抱有强烈的法律偏见,认为真正发挥作用的政府就是“法律”本身,进而努力探究“法律是什么”、法律的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根本无视政党的本质与功能,遑论政党对民主政治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尽管自建国开始,美国就已有政党政治的实践,然而一直到1870年代,关于政党的观察和研究才略有起色,作为在实际政府运作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政党被研究者长期忽视了。

   

   二、认识政党与民主:1870年代至1950年代

   

   内战结束后,美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从国家统一转向联邦重建,国内民主政治生活的主题突显出来,而政治议题的转变也成为政党研究者思考现实、发扬学说的契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政党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中来,美国本土的政党研究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时期——认识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的规范研究时期。

   (一)问题意识的变化

   内战结束以后,美国政治学人开始关心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功能问题,意识到政党不单是一个自由社会中无法消除的“必要的恶”,进而强调政党对于自由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一时期的研究朴素地认识、集中地描述政党的本质及其功能,力求描绘出民主社会中政党的“理想型”。兰尼在前述文章中归纳了形成此种问题意识的原因:一方面,学界努力为内战后的实际问题——政府的腐败寻找原因,普遍认为造成政府腐败的原因是政党分肥和政党封建化,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先认识政党,再改造政党;另一方面,延续内战以前关于现实政治的研究思路,学者们更加关注战后人民如何在现实中治理国家的问题,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转向了政党,试图寻找将人民意志有效转化为政府行动的制度机制。⑥问题意识的变化最终形成了自美国内战结束到二战结束之间学界关于政党与民主关系问题的理论生产和辩论活动。

   根据兰尼的观察,政党政府(party government)的支持者威尔逊、艾伯特·洛威尔(Abbott L.Lowell),亨利·福特(Henry J.Ford)及弗兰克·古德诺(Frank J.Goodnow),与反对者摩西·奥斯特果尔斯基(Moisey I.Ostrogorski)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一道,都反对主宰美国政治科学已久的形式主义、法律主义进路,强调为了解美国体制的真正性质,必须将正式的政府组织放在一边,先研究人民的真实政治生活。他们也同意,既然政党事实上是美国最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那么研究其本质和功能就是一种合适的开端。此外,他们还就美国政党体制的去中心化、老板控制、缺乏纪律和团结等认识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兰尼指出,无论最终得出何种结论,六位学者研究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清晰地阐明民主政府的概念及构成要素。事实上,许多争论皆因基本概念不清,而将民主理解成民众对政府的控制。反对者们认为,政党在真正的民主政府中绝无立足之地,因为民主社会不单是多数人统治的社会,“真民主”要求多数人必须以确定的方式进行统治,并服务于明确的特定目标,而政党则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正是基于这些关于政党民主功能的认识,才有了1940年代彭德尔顿·赫林(E.Pendleton Herring)和艾尔默·谢茨施耐德(Elmer E.Schattschneider)等人关于责任政党政府原则的研究,以及所谓“责任政党政府学派”的形成。⑦

   (二)政党政治研究科学化

   尽管行为主义革命发生在二战之后,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也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但谢茨施耐德和瓦尔迪莫·凯(Valdimer O.Key,Jr.)等人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受惠于方法论革新,1950年代的政党研究更是直接站在了美国政治科学和政党研究的转折点上。新旧世纪之交,威斯康辛、阿莫斯特、威廉玛丽等大学和学院已开设了与政党有关的课程。大约又过了十余年,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在哥伦比亚大学课堂上首次强调党争的重要性,彼得·奥德加德(Peter Odegard)和谢茨施耐德紧随其后,爱德华·赛特(Edward Sait)更是直接在学校里开设政党政治的研究生课程。到20世纪中叶,政党研究已经成为开课数量仅次于比较政府、国际关系和公共管理的学科。一时间,政党政治的研究和教学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步,这也让当时的政治学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政治科学研究最为前沿的理论知识。

   艾弗里·莱塞森(Avery Leiserson)在回顾政党在政治研究中的地位时,也曾强调这一时期问题意识变化与方法论改革相结合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与兰尼不同,莱塞森更关注不同政治模型之间的比较和方法论适用情况,他将以往关注政治现实的研究归结为统一的“国家模型”,认为这类研究关心的问题在于比较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国家形式及管理过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国家和政府形式改变或转变的方法上的异同之处,形成了颇为经典的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三大学派。对比观之,关注政党的英美政治研究则直接观察并分析实际运作中的政治过程和政府机构,严格区分正式的宪法一法律结构和象征与选择统治者、管理正式政府机构、管理政府事务并形成公共政策的有效程序。循此思路,他将这一时期的政党研究问题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党与公共意见和政治代表之间的关系研究;二是比较政党政治研究,尤其侧重政党类型的划分。在方法论方面,他已经看到新兴行为研究(例如个体政治行为和集团政治研究)的潜在优势及其与原有的制度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的冲突,但仍希望学者们能够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以便取长补短。⑧从随后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发展情况来看,科学化、学科化、问题域专业化确实为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围绕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50年报告的争论

   该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政治学学术事件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50年发表的题为《走向更负责任的两党制》(Toward a More Responsible Two-Party System)的报告及围绕该报告展开的激烈争论。争论既是对这一时期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一次“综合性大考”,同时也成为讨论下一个时期政党研究话语、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开端。当时,几乎所有的政党研究者都参与了对报告的评议,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问题意识和论述框架下,该报告虽然是协会政党研究委员会联合署名的作品,但明显受到协会主席谢茨施耐德于1942年出版的《政党政府》一书的影响,带有“责任政党政府学派”的印记,谢茨施耐德本人也在研究中一如既往地推动着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的发展,他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评价——“我想我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里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比其他任何活着的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持久地热衷于谈论政党”——至今仍是后辈学人感怀他并自我激励的座右铭。⑨

   报告主要分为“对更大政党责任的需求”、“政党责任建议”及“行动展望”三个部分,写作目的不仅在于公布协会经年的研究成果,更期待唤起公众对一个软弱两党制潜在危险的防范意识。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甚至是理想的政治学理论,报告内容极具颠覆性,无怪乎全程参与报告的保罗·戴维(Paul T.David)在回忆该报告的命运时会感叹,报告一发布就成为政治学界批评的靶子,鲜有人为其作全面辩护。⑩

   最初的严肃的反对意见来自朱力斯·特纳(Julius Turner),他在报告发表的次年撰文,表达了对报告通过一致性口吻掩盖少数异议的不满,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代表了来自委员会之外的“底层”研究者。他指出报告存在两个根本性错误:一是低估了当前政党所承担的责任;二是报告中的一些改进意见反而会强化当前政党体制的缺陷。特纳认为,报告中指出的当前政党无法提出清晰可辨的政党纲领、无法有效地将纲领转变为可实施的政策的问题,原因在于总统、国会和全国党代会实际上代表的是不同的选民群体,政党责任问题是可以通过不同群体的代表直接协商解决的,改革政党本身意义不大。更有甚者,报告中的改革方案可能导致美国一党州数量增多,意识形态依地缘发生极化并最终失控,同时,强调削弱地方党权的做法可能导致地方党组织失控。再者,报告提出的改革计划对共和党非常不利——与民主党强调政党计划和纪律不同,共和党更关注政党在竞选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一种更为功能主义的立场,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缺乏推进报告中建议的改革动力。(11)无独有偶,穆雷·斯特德曼(Murray S.Stedman,Jr.)和赫伯特·森索夫(Herbert Sonthoff)也对报告提出的党权集中方案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国有化”方案存在风险,因为削弱地方政党权力不一定能使国家议题与地方议题区分开来,也不一定能促成更多的政党共识。(12)

   最为系统的批判者当属兰尼这位深受谢茨施耐德影响的政党研究者。延续他在《责任政党政府原则》一书中的批判思路,兰尼认为报告依然存在对民主概念认识不清的问题,尤其是报告中提到的“党内民主”问题。他对报告提出“党内民主促进政党对外责任”的观点有所保留,认为“党内民主”概念中的“党内”界定不清。同时,报告中关于美国政党仍为“美国最古老的制度”的说法也不够准确,内战之后,政党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报告最为致命的缺陷在于,责任政党政府过度依赖多数决原则,但美国政治的现状仍是洛威尔所描述的“多数决+少数人权利”模式,多数决与少数人权利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而美国有更重视少数人权利的倾向。如是观之,目前政党的去中心化和“不负责任”反而会更适合美国国情。报告也完全忽视了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对纪律和制度的倚重太过明显。(13)

   事实上,尽管报告的每一部分都不乏批判者,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低估其价值。报告的确开启了美国政党研究者们关于政党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的持久讨论。甚至到了2002年,仍有年轻的政治学者集结论文集纪念该报告的发表。当然,本文在谈论美国内战以后至1950年代政党研究时只提及上述历程未免以偏概全,仅就当时学者们努力克服反政党主义情绪、真心接纳并认识政党在民主政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试图科学地研究和改革政党以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来看,此一时期的政党研究算得上美国本土政党研究的真正开端。然而,反政党主义、基本概念不清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除,这自然成为开展后续研究的隐患。

   

   三、改革与复兴话语:1960年代至今

   

   新世纪之初,专攻“立法过程与政策制定”及“政党与选举”这两个分领域的政治学家莫里斯·费奥瑞纳(Morris P.Fiorina)在结合自己的研究历程回顾196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研究的发展情况时,基本沿用了凯教授关于政党活动的三分式观察。费奥瑞纳根据不同时间段美国政党在选举、组织和执政中的表现情况,将1960年代至1970年代视为政党研究的“D-时代”,认为当时的政党研究者多关注的是政党衰落问题。同时,他有所保留地将20世纪最后20年称为“R-时代”,认为从政党组织、政党执政和投票率来看,这段时期的政党活动有复兴迹象,但也指出,从国会政党行为研究的角度讲,此种“复兴”还存在不确定性。(14)总体上看,费奥瑞纳的判断非常敏锐、得当,结合其他学者对“断代史”阶段的观察,本文将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政党研究也视为“R-时代”,区别在于这种分类指的是盛行于这一时期的政党改革话语。

   (一)1960年代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的发展

   在经历了近20年的民主党执政之后,美国政党政治终于在1953年迎来了政党更迭,直到1961年民主党才重夺政权。执政权的轮替使得亲民主党的研究者开始反思,最后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政党自身没有很好地发挥功能上。如上所述,学者们的反思始于1950年代,到1960-1970年代政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研究领域。然而,由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的区分日益显著,学者们已经很难概括政党研究的全貌,只能从某一特定研究进路出发,做“以偏概全”的反思。

   菲利蒲·萨贝蒂(Philip Sabetti)从风靡一时的比较政党政治研究角度回顾了1960年代美国政党研究(包括对美国以外的一些研究者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的情况,提出“如谢茨施耐德等分析家将民主等同于政党,或者更确切地说等同于一种两党制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说法着实振聋发聩。据此判断,他认为1960年代的政党研究关注的问题是:政党是否对社会丧失了功能?是否有其他替代政党的制度?缺少作为永久机构的政党的政治前景如何?等等。具体到比较政党政治研究,上述问题恰好指向进行跨国比较时要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组织与功能。他认为,德国政党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法国政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lice Duverger)的研究侧重政党组织,利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则侧重政党功能,约瑟夫·帕洛马拉(Joseph La Palombara)和麦隆·韦纳(Myron Weriner)等人则将两种要素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此一时期研究的优势在于“政党分类”,且与政党功能分类相比,根据组织样态进行分类得出的成果更为丰厚。西格蒙德·诺曼(Sigmund Neumann)根据政党组织变化判断功能变化及认识广义人类结社活动变化的研究、米歇尔斯对于政治结社的关注和迪韦尔热对于比较组织类型的划分均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的研究缺陷也非常明显,萨贝蒂将其总结为两点:一是在描述政党功能与组织时缺乏一般理论;二是对不同国家的研究往往无法提供可比较的数据和概念。将这两点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政党研究者已经出现了“自说自话”的情况——因为关注的问题不同,研究者们往往使用不同的术语和方法论范畴,即便使用相同术语,所指含义也不尽相同。(15)

   (二)1970年代的“政党改革”话语

   196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历史上公认的灾难。精英控制、党内分裂、大选失败使民主党痛定思痛,决心对政党组织进行深度改革,遂于同年成立了两个改革委员会——政党结构委员会和代表遴选委员会,前者尤以发表《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报告》(The 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 Report)著称。许多参与政党重组的改革者都直言受到1950年代的报告《走向更负责任的两党制》的内容或讨论的影响,许多当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亲身参与了改革计划的制定,政党政治的改革与政党改革研究在1970年代实现了同步。

   罗伊·克里斯特曼(Roy B.Christman)曾对1970年代的政党改革研究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评述。(16)他将学者们积极参与构建政党改革话语的原因归结为:客观上,政党是美国政治机构中最为开放和透明的机构之一,为加强两党制,两党均积极设立各种政党改革委员会,吸引政党活动家和政治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主观上,因为许多研究者参与政党改革,他们的研究往往反映了作者的个人经验,克里斯特曼进一步认为,政党改革研究通常反映了学者对政党活动的一种“父爱”(paternal affection)。研究认为,政党可以促进公众参与,因此需要强大的政党,不同改革话语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各种改革是否会强化、弱化或者“夷平”政党。1970年代的研究者往往更为关注民主党在国家层面的改革情况,其中卡尔·拉德(Carll Ladd)和简·柯克帕特里克(Jean Kirkpatrick)编辑的文献强调政党改革的负面影响。拉德认为政党改革者使政党更加远离选民,而柯克帕特里克则指责改革弱化了政党。兰尼的著作“现身说法”,结合实证研究和亲身经历,论述了政党改革如何发生“扭曲”,偏离了最初目标。威廉·克罗蒂(William Crotty)和杰拉德·庞珀(Gerald M.Pomper)各自编写的著作则收纳了广泛的观点,在后者编写的书中,作者基本上支持政党改革,关注“选举中的政党”,强调政党向新元素开放、选举程序的民主化以及政党领导对党员的责任等议题;反对者则关注“政党组织”,强调改革弱化了政党组织,政党过度依赖大众媒体,将竞选失败的罪责归于1972年党代会及改革计划。

   克里斯特曼认为,1970年代的政党改革研究主要存在四大“通病”。第一,对两党的观察不够均衡。由于民主党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机构改革,政党活动比较容易观察,相关数据也更容易获取,相比之下,学者们往往会忽视共和党的发展情况,相关的研究没有跟上该党的改革步伐。第二,研究缺乏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克里斯特曼认为兰尼属于例外,同时强调长时间的研究或许对认识总统初选改革更为重要。第三,“唯政党改革”的逻辑盛行。许多学者只关注政党改革,认为政党改革就可以解决大部分政治问题,这就人为地放大了政党改革的重要性,没有注意到政党以外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情况,即使是拉德等政党改革的批评者也没有认识到政党改革仅是对真实问题的一种回应,其中柯克帕特里克的短文以及尼尔森·波尔斯比(Nelson Polsby)关于媒体政治的研究属于例外。第四,判断改革情况的标准不一致。克里斯特曼呼吁政党改革的研究者们不要将研究局限于政党自身的组织和功能,而应积极为政党回应竞选、大众媒体、资金募集等相关技术和选民态度的变化出谋划策,否则“程序改革将仅是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话题”。(17)

   (三)20世纪最后20年的“政党复兴”话语

   1981年,共和党开始了20世纪政党频繁轮替中颇为不寻常的12年长执政期。在里根竞选总统期间,党间分歧和党内团结的程度都得到了一定提升。费奥瑞纳在回顾20世纪最后20年的政党政治研究时曾指出:“1980-1990年代的研究表明,毫无降低迹象的趋势确实降低了。不可改变的衰落遭遇了阻力,并在某些情况中发生逆转。今天,‘D开头的词’不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R开头的词’:政党已经回归了、复活了、重生了,被复兴了、被重振了。政党正在苏醒。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政党复兴的时代。”(18)

   相应地,在问题意识方面,学者们对政党的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发生逆转,将视线转向了共和党。共和党全国党代会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复兴了地方党组织。科尼利厄斯·考特(Cornelius Cotter)、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约翰·拜比(John Bibby)和罗伯特·赫克肖恩(Robert Huckshorn)等人关于地方及州层面政党组织的研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均发现,“政党组织似乎回来了”。大卫·罗德(David Rohde)关于政府中政党活动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基于党员身份与总统选票的相关性的研究,沃伦·米勒(Warren Miller)率先讨论了1980年代总统选举的“政党性”强度高于前代的问题,而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的相关研究则在方法论上大大扩展了米勒的研究。(19)

   在学科建设方面,1983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创立了政治组织与政党分会,为政党专家们营造了一个机构之家,也为估算学科中政党学者的比例提供了途径。自1985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里,分会会员数量在全体协会会员数量的4%上下浮动,使该分会成为协会中最大的分会之一。然而,与前几个时代一样,政党复兴话语下的研究也暴露出若干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经过几个时期的“代际综合”形成的陈年痼疾。费奥瑞纳本人却对政党复兴的观点有所保留,指出研究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是概念化问题。尤其是在政党组织研究中,传统主义者强调政党概念的稳定性,认为政党就是动员大众的组织;而以约翰·奥德里奇(John Aldrich)为代表的研究者则支持更具延展性的概念,认为今天的政党就是“服务于”候选人的机构。其二是评价标准的缺失。尽管政党组织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自变量,但它们对因变量产生何种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部分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可行的评价标准。缺乏评价标准的另一表现在于,学者们往往只关注政党的一个具体方面,没有意识到政党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可能呈现负相关。例如,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和奥德里奇研究发现,政党组织的强化可能正是选举中政党的弱化造成的结果,而约翰·科尔曼(John Coleman)也曾在研究中呼吁,关于政党复兴的判断应综合考虑政党不同方面的研究情况,政党组织、选举中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三方面标准缺一不可。其三是缺乏精确的理论。这一点在选举中的政党研究方面、尤其是党员身份研究方面较为明显。(20)结合政党研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情况,霍华德·赖特(Howard L.Reiter)直接将这一时期称为政党研究的“式微期”,认为除了方法论上缺乏想象力、理论基础薄弱之外,还存在问题域窄化的困境,期刊类文章主题集中于选举行为、选举变化、大众党派性和立法行为,而有关公共政策制定与竞选财政的研究明显不足。许多研究者都参与了政党政策的制定过程,满足于为当前现状辩护,更有研究者认为,随着政党“变弱”,继续研究政党的意义已经不大,完全忽视了近期政党在政府和大众中的复苏迹象。(21)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1960年代以来美国本土政党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到,政党研究本身沿着1950年代已经划定的问题轨道高速发展,从政治理论到政治科学,从改革话语到复兴话语,关于政党的理论研究已经成功转化为一种科学事业,同时也明确暴露出研究自始至终都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美国政党研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研究。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自身发展、功能和执政理念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学者关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乃至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侧重关注的“一党”影响,以一党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情况判断整个政党制度的情况。如果说侧重一党的情况受到学者掌握资料等客观因素的限制,那么因对“政党”、“民主”等基本概念没有达成一定的研究共识所造成的以偏概全就应归于主观作用。时至今日,美国的政党研究者们仍未就政党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即便是有关政党组织、政府中的政党与选举中的政党分领域内的专门研究,也未能统一意见。

   另一方面,美国当前的政党研究还存在“封闭与窄化”问题,政党研究与民主理论研究严重脱节,这种“政党的归政党,民主的归民主”式的研究完全偏离了谢茨施耐德的“政党的即民主的”之教义。如今,政党学者的研究在整个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力早已不复辉煌,政治组织与政党分会也只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47个分会中的一个,协会年度报告中与政党相关的部分聊胜于无。几乎所有回顾、反思美国政党研究情况的学者都在担忧当下实证研究过多、规范研究过少以及理论脱节等问题,赖特鼓励未来的研究者们利用实证研究,开展宏观的、对政治程序的全景式分析。(22)英格里德·比岑(Ingrid van Biezen)和迈克尔·塞沃德(Michael Saward)则苦口婆心地劝说政党研究者应增进与规范民主理论研究者之间的持续对话,期待双方在大众支持消退和政党合法性等议题上开展广泛合作。(23)美国的政党研究又到了一个“危机时刻”,于是便有了来自费奥瑞纳最为严厉的批评:“关于政党与选举分领域的研究使我相信,太多有能力的实证分析者都是非理论型研究者,跑数据时根本不思考数据所反映的实质进程。就我而言,我承认有太多能力出众的理论家都以模型为导向,汲汲于技术工作,不为真实世界中的一致性和格局所动。而且很有可能两伙人都没有充分注意到那些掌握大量实质性知识、却缺乏高科技方法或理论技术的学者的研究。”(24)

   当前的美国政党研究正是存在于上述现状与未来展望相互交织的、真实的政党政治世界之中,既怀揣对新问题意识、新方法的憧憬,同时依然没有解决原有的问题。

   

   四、结语

   

   本文所述,是关于美国学者在过去和现在如何研究本国政党的历程。因为建国时代奠定的“反政党”情绪和宪制架构,其开端并不够美好。在随后的岁月里,受到“民主”的感召,研究者们筚路蓝缕,开疆拓土,大大扩展了政党研究的问题域,并且借着“行为主义革命”的东风,发展出许多不同的方法论。随着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问题突显,学者们站定“科学”立场,从两党的不同侧面推进了关于政党改革与政党复兴的研究。然而,随着问题域窄化、基本概念模糊、普遍性理论研究缺失,研究过度专业化且与民主理论研究脱节等问题突显,在蔚为壮观的美国政党实证研究背后也隐隐显现出学科本身的危机。在国际“逆全球化”和国内“政治极化”的双重压力下,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及社交媒体平台加速了上述趋势的发展,今日美国的政党制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及时调整问题意识。

   从今日国内学界研究美国政党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美国学者的“无障碍”对话,这固然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看,美国本土研究日益暴露出的问题,也将成为中国研究者的问题,不得不加以留意。更进一步,反观我们自己研究本土政党制度的情况,是否也会遇到美国同行们若干年前已经遇到过的问题。例如,我们的研究应该侧重制度建设,还是政党所发挥的功能?在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时,我们既要有制度自信,也应树立起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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