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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骏:复杂环境之下,中国何以稳定?

分类:
制度创新
来源:
2018/08/23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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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奇迹”

   

   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常把过往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称做“中国故事”。于世界而言,要观察和讲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端的这一炫目的“中国故事”,则必须解释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前者,当然是指近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亦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总体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急速提高。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起飞奇迹复杂而多面:既有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亦有质量上的不断提升,更有结构上的优化调整,还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稳步现代化。

   

   但是,在辉煌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的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国家基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西方学者所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即,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得以保持政治稳定──正是笔者过去十余年来通过在我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

   

   转型与稳定

   

   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管治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都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往往就表现为政府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快速变化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甚至在大规模、突发性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造成政权倾覆。

   

   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将无可避免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和革命浪潮;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对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

   

   的确,世界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确实是具有威胁性的。首先无论是经济腾飞、现代化还是市场经济转型,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都往往带来社会阶层关系的急剧变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阶级阶层和压力团体在政治版图上日益跃升,新的经济要求、社会要求、政治要求日益多样,新形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获得集结机会和空间,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现端倪。

   

   其次,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也必然导致国家旧有的、赖以实施管治的资源基础和控制手段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当政治国家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下那样完全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

   

   第三,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政治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外部世界对国内政治影响和干预的常态化,以及外来价值观体系的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格局的侵蚀。这些新变化和新情况,都无可避免对政治国家及其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威胁,政治不稳定也因此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地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战端频仍。同期,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内的全球各国形成日益严重的日常威胁。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处于很不平静、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面,奥巴马时期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义下美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和军事形势的不稳定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如何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希望寻找答案的重要问题。

   

   总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变动的时代保持政权安全和政治安定的奥秘,是本书作者通过十余年田野调查研究所探讨的核心议题。解释这个政治上的奇迹也理应是在二十一世纪讲述“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的弹性与刚性

   

   在大变动的时代中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最具关键性:

   

   一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下,如何保持、扩大和更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执政基础?

   

   二是在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要求下,如何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有机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

   

   三是政权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局,如何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和不稳定因素?如何适当处理足以引起大规模、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突发事件?

   

   总体而言,这三个方面的挑战归结到一点,即:在旧有的管理结构和控制办法逐渐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重构新的治理体系,以延续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足够掌控,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和谐有序?这三大挑战,是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政治国家所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观察和检视中国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方面的制度、办法和创新,所力图揭示的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案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革新与创新,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预防与管控。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诗句所讲的那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国,但永远不会在守旧和故步自封中灭亡,只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改革自身中而日新。

   

   总体而言,在这个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前者,笔者称之为国家的“弹性”;后者,则称之为国家的“刚性”。中国得以在经济大变动的格局下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根本经验还在于正确处理和适时调整国家弹性与刚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

   

   政权吸纳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和协商式公共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交融,真正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预防式管控,则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挑战力量和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政权建设上对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在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实践中能始终做到“政治吸纳”与“预防式管控”双管齐下,最终得以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有效保持国家总体政治秩序稳定和政权安全。这应当是中国故事里“第二个奇迹”的奥秘之所在。

   

   政权吸纳与预防式管控

   

   因此,本书的前四个章节,集中讨论国家弹性问题,重点则是中国的政权吸纳机制。这部分的四章撷取并剖析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四个极为重要、但过往未曾被国际学界所重视的精彩截面──即,党对农村致富能人的吸纳、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和基层协商民主实验──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保持政权的高度弹性,通过政治吸纳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联系,建立维护跨越阶级阶层的政治联合,以及通过鼓励参与式治理来应对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权力基础的变化,以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治理质素,最终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总体而言,本书第一部分从政治吸纳、阶层联合、政治同盟及参与式治理四个维度,全面检视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灵活吸纳性和高度弹性,也揭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与时并进、从实践中学习的精神是其在大时代中得以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奥秘。

   

   政治秩序是现代政治国家的永恒主题。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治,除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外,也离不开对国家刚性力量的合理运用。本书第二部分的两章,正是集中探讨国家刚性的一面。第五章重点研究中国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大学校园政治安定所采取的不同形式的预防式管控措施。第六章则研究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党和政府为维护中国基层社会稳定而建立的县级社会面管控体系。如本书第二部分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大学校园和县级社会两个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挑战虽然不同,然而实质是一致的,即: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以预防式的管控机制维护社会政治基本秩序的稳定、并有效识别和防控由历史和现实所引致的各种潜在不稳定因素对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造成破坏。

   

   学习型政权

   

   本书的两个部分虽然分别讨论中国政权的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不同侧面,但采取的都是笔者称之为“学习型政权”的观察视角,即:执政党如何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创新,既以高度灵活的姿态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增广自身执政基础和社会支持基础;又以高度果敢的态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权的刚性力量,以预防式管控机制,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控、识别和防范潜在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发展成为具有公开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反政权力量。正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总体看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中国得以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具有的高度学习能力。全球来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学习型政权”亦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学习”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分析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并进等。学习型政权所具有的高度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都使其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结合。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是本书讨论各种政治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中所观察和检视的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政治运行实践中的重要截面,反映的是中国党和政府如何从时代和实践中充分学习,灵活应变,创新机制,达到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三者在动态中的协调和统一。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高度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具有的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权的特色,是政权得以保持其活力和韧性的根本要素之一。

   

   二十一世纪初期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颠覆性群众运动,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反政府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和思考的重要素材。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媒体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青年运动的勃兴和青年社群政治能量的跃升成为各国政权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版图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学校和传统的共青团组织对于大学生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减弱、非体制的外来意识形态对大学校园的侵袭日益加强。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以创新体制维护校园的政治秩序,是保证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一环。本书中对于改革开放时代大学校园管理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党和政府通过重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奖惩机制、应急管理等一整套新的系统,有效保持了对大学校园的管理力度,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保证大学校园成为政权的积极支持基础,而不致成为反体制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和温床。

   

   社会经济大局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同样有更广泛社会面上的多样转变,也带来群众利益要求的多样性,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更大的复杂局面。但新利益要求的出现仅仅是问题的一面,随着原有社会管理结构的消失或弱化,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宣传以及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也有了较大方式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数目的快速上升显然是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相一致的。因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对基层社会管治的新实践加以观察、学习和反思,在基层逐步建立起以预防式管控为主线的社会控制机制。预防式管控是对原有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在发挥国家刚性、遏止实际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方面的学习能力。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重点在于厘清社会经济变局为政治稳定提出了何种新问题、新挑战,政权如何以学习的姿态分析、分析、应对这些新挑战,如何通过平衡与发挥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基本面来实现体制的与时并进和自我更新,在扩大政权社会基础的前提上保持对潜在威胁力量的有效震摄和控制,从而为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主线,也是我们国家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有效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重要篇章。

   “第二个奇迹”

   

   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常把过往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称做“中国故事”。于世界而言,要观察和讲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端的这一炫目的“中国故事”,则必须解释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前者,当然是指近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亦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总体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急速提高。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起飞奇迹复杂而多面:既有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亦有质量上的不断提升,更有结构上的优化调整,还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稳步现代化。

   

   但是,在辉煌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的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国家基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西方学者所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即,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得以保持政治稳定──正是笔者过去十余年来通过在我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

   

   转型与稳定

   

   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管治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都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往往就表现为政府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快速变化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甚至在大规模、突发性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造成政权倾覆。

   

   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将无可避免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和革命浪潮;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对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

   

   的确,世界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确实是具有威胁性的。首先无论是经济腾飞、现代化还是市场经济转型,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都往往带来社会阶层关系的急剧变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阶级阶层和压力团体在政治版图上日益跃升,新的经济要求、社会要求、政治要求日益多样,新形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获得集结机会和空间,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现端倪。

   

   其次,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也必然导致国家旧有的、赖以实施管治的资源基础和控制手段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当政治国家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下那样完全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

   

   第三,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政治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外部世界对国内政治影响和干预的常态化,以及外来价值观体系的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格局的侵蚀。这些新变化和新情况,都无可避免对政治国家及其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威胁,政治不稳定也因此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地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战端频仍。同期,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内的全球各国形成日益严重的日常威胁。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处于很不平静、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面,奥巴马时期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义下美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和军事形势的不稳定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如何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希望寻找答案的重要问题。

   

   总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变动的时代保持政权安全和政治安定的奥秘,是本书作者通过十余年田野调查研究所探讨的核心议题。解释这个政治上的奇迹也理应是在二十一世纪讲述“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的弹性与刚性

   

   在大变动的时代中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最具关键性:

   

   一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下,如何保持、扩大和更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执政基础?

   

   二是在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要求下,如何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有机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

   

   三是政权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局,如何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和不稳定因素?如何适当处理足以引起大规模、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突发事件?

   

   总体而言,这三个方面的挑战归结到一点,即:在旧有的管理结构和控制办法逐渐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重构新的治理体系,以延续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足够掌控,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和谐有序?这三大挑战,是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政治国家所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观察和检视中国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方面的制度、办法和创新,所力图揭示的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案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革新与创新,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预防与管控。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诗句所讲的那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国,但永远不会在守旧和故步自封中灭亡,只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改革自身中而日新。

   

   总体而言,在这个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前者,笔者称之为国家的“弹性”;后者,则称之为国家的“刚性”。中国得以在经济大变动的格局下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根本经验还在于正确处理和适时调整国家弹性与刚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

   

   政权吸纳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和协商式公共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交融,真正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预防式管控,则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挑战力量和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政权建设上对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在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实践中能始终做到“政治吸纳”与“预防式管控”双管齐下,最终得以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有效保持国家总体政治秩序稳定和政权安全。这应当是中国故事里“第二个奇迹”的奥秘之所在。

   

   政权吸纳与预防式管控

   

   因此,本书的前四个章节,集中讨论国家弹性问题,重点则是中国的政权吸纳机制。这部分的四章撷取并剖析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四个极为重要、但过往未曾被国际学界所重视的精彩截面──即,党对农村致富能人的吸纳、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和基层协商民主实验──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保持政权的高度弹性,通过政治吸纳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联系,建立维护跨越阶级阶层的政治联合,以及通过鼓励参与式治理来应对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权力基础的变化,以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治理质素,最终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总体而言,本书第一部分从政治吸纳、阶层联合、政治同盟及参与式治理四个维度,全面检视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灵活吸纳性和高度弹性,也揭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与时并进、从实践中学习的精神是其在大时代中得以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奥秘。

   

   政治秩序是现代政治国家的永恒主题。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治,除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外,也离不开对国家刚性力量的合理运用。本书第二部分的两章,正是集中探讨国家刚性的一面。第五章重点研究中国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大学校园政治安定所采取的不同形式的预防式管控措施。第六章则研究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党和政府为维护中国基层社会稳定而建立的县级社会面管控体系。如本书第二部分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大学校园和县级社会两个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挑战虽然不同,然而实质是一致的,即: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以预防式的管控机制维护社会政治基本秩序的稳定、并有效识别和防控由历史和现实所引致的各种潜在不稳定因素对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造成破坏。

   

   学习型政权

   

   本书的两个部分虽然分别讨论中国政权的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不同侧面,但采取的都是笔者称之为“学习型政权”的观察视角,即:执政党如何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创新,既以高度灵活的姿态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增广自身执政基础和社会支持基础;又以高度果敢的态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权的刚性力量,以预防式管控机制,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控、识别和防范潜在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发展成为具有公开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反政权力量。正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总体看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中国得以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具有的高度学习能力。全球来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学习型政权”亦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学习”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分析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并进等。学习型政权所具有的高度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都使其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结合。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是本书讨论各种政治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中所观察和检视的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政治运行实践中的重要截面,反映的是中国党和政府如何从时代和实践中充分学习,灵活应变,创新机制,达到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三者在动态中的协调和统一。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高度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具有的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权的特色,是政权得以保持其活力和韧性的根本要素之一。

   

   二十一世纪初期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颠覆性群众运动,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反政府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和思考的重要素材。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媒体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青年运动的勃兴和青年社群政治能量的跃升成为各国政权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版图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学校和传统的共青团组织对于大学生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减弱、非体制的外来意识形态对大学校园的侵袭日益加强。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以创新体制维护校园的政治秩序,是保证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一环。本书中对于改革开放时代大学校园管理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党和政府通过重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奖惩机制、应急管理等一整套新的系统,有效保持了对大学校园的管理力度,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保证大学校园成为政权的积极支持基础,而不致成为反体制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和温床。

   

   社会经济大局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同样有更广泛社会面上的多样转变,也带来群众利益要求的多样性,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更大的复杂局面。但新利益要求的出现仅仅是问题的一面,随着原有社会管理结构的消失或弱化,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宣传以及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也有了较大方式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数目的快速上升显然是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相一致的。因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对基层社会管治的新实践加以观察、学习和反思,在基层逐步建立起以预防式管控为主线的社会控制机制。预防式管控是对原有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在发挥国家刚性、遏止实际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方面的学习能力。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重点在于厘清社会经济变局为政治稳定提出了何种新问题、新挑战,政权如何以学习的姿态分析、分析、应对这些新挑战,如何通过平衡与发挥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基本面来实现体制的与时并进和自我更新,在扩大政权社会基础的前提上保持对潜在威胁力量的有效震摄和控制,从而为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主线,也是我们国家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有效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重要篇章。

   “第二个奇迹”

   

   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常把过往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称做“中国故事”。于世界而言,要观察和讲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端的这一炫目的“中国故事”,则必须解释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前者,当然是指近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亦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总体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急速提高。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起飞奇迹复杂而多面:既有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亦有质量上的不断提升,更有结构上的优化调整,还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稳步现代化。

   

   但是,在辉煌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的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国家基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西方学者所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即,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得以保持政治稳定──正是笔者过去十余年来通过在我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

   

   转型与稳定

   

   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管治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都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往往就表现为政府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快速变化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甚至在大规模、突发性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造成政权倾覆。

   

   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将无可避免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和革命浪潮;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对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

   

   的确,世界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确实是具有威胁性的。首先无论是经济腾飞、现代化还是市场经济转型,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都往往带来社会阶层关系的急剧变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阶级阶层和压力团体在政治版图上日益跃升,新的经济要求、社会要求、政治要求日益多样,新形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获得集结机会和空间,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现端倪。

   

   其次,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也必然导致国家旧有的、赖以实施管治的资源基础和控制手段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当政治国家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下那样完全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

   

   第三,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政治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外部世界对国内政治影响和干预的常态化,以及外来价值观体系的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格局的侵蚀。这些新变化和新情况,都无可避免对政治国家及其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威胁,政治不稳定也因此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地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战端频仍。同期,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内的全球各国形成日益严重的日常威胁。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处于很不平静、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面,奥巴马时期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义下美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和军事形势的不稳定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如何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希望寻找答案的重要问题。

   

   总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变动的时代保持政权安全和政治安定的奥秘,是本书作者通过十余年田野调查研究所探讨的核心议题。解释这个政治上的奇迹也理应是在二十一世纪讲述“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的弹性与刚性

   

   在大变动的时代中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最具关键性:

   

   一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下,如何保持、扩大和更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执政基础?

   

   二是在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要求下,如何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有机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

   

   三是政权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局,如何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和不稳定因素?如何适当处理足以引起大规模、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突发事件?

   

   总体而言,这三个方面的挑战归结到一点,即:在旧有的管理结构和控制办法逐渐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重构新的治理体系,以延续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足够掌控,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和谐有序?这三大挑战,是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政治国家所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观察和检视中国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方面的制度、办法和创新,所力图揭示的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案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革新与创新,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预防与管控。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诗句所讲的那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国,但永远不会在守旧和故步自封中灭亡,只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改革自身中而日新。

   

   总体而言,在这个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前者,笔者称之为国家的“弹性”;后者,则称之为国家的“刚性”。中国得以在经济大变动的格局下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根本经验还在于正确处理和适时调整国家弹性与刚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

   

   政权吸纳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和协商式公共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交融,真正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预防式管控,则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挑战力量和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政权建设上对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在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实践中能始终做到“政治吸纳”与“预防式管控”双管齐下,最终得以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有效保持国家总体政治秩序稳定和政权安全。这应当是中国故事里“第二个奇迹”的奥秘之所在。

   

   政权吸纳与预防式管控

   

   因此,本书的前四个章节,集中讨论国家弹性问题,重点则是中国的政权吸纳机制。这部分的四章撷取并剖析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四个极为重要、但过往未曾被国际学界所重视的精彩截面──即,党对农村致富能人的吸纳、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和基层协商民主实验──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保持政权的高度弹性,通过政治吸纳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联系,建立维护跨越阶级阶层的政治联合,以及通过鼓励参与式治理来应对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权力基础的变化,以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治理质素,最终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总体而言,本书第一部分从政治吸纳、阶层联合、政治同盟及参与式治理四个维度,全面检视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灵活吸纳性和高度弹性,也揭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与时并进、从实践中学习的精神是其在大时代中得以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奥秘。

   

   政治秩序是现代政治国家的永恒主题。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治,除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外,也离不开对国家刚性力量的合理运用。本书第二部分的两章,正是集中探讨国家刚性的一面。第五章重点研究中国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大学校园政治安定所采取的不同形式的预防式管控措施。第六章则研究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党和政府为维护中国基层社会稳定而建立的县级社会面管控体系。如本书第二部分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大学校园和县级社会两个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挑战虽然不同,然而实质是一致的,即: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以预防式的管控机制维护社会政治基本秩序的稳定、并有效识别和防控由历史和现实所引致的各种潜在不稳定因素对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造成破坏。

   

   学习型政权

   

   本书的两个部分虽然分别讨论中国政权的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不同侧面,但采取的都是笔者称之为“学习型政权”的观察视角,即:执政党如何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创新,既以高度灵活的姿态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增广自身执政基础和社会支持基础;又以高度果敢的态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权的刚性力量,以预防式管控机制,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控、识别和防范潜在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发展成为具有公开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反政权力量。正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总体看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中国得以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具有的高度学习能力。全球来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学习型政权”亦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学习”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分析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并进等。学习型政权所具有的高度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都使其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结合。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是本书讨论各种政治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中所观察和检视的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政治运行实践中的重要截面,反映的是中国党和政府如何从时代和实践中充分学习,灵活应变,创新机制,达到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三者在动态中的协调和统一。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高度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具有的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权的特色,是政权得以保持其活力和韧性的根本要素之一。

   

   二十一世纪初期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颠覆性群众运动,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反政府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和思考的重要素材。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媒体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青年运动的勃兴和青年社群政治能量的跃升成为各国政权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版图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学校和传统的共青团组织对于大学生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减弱、非体制的外来意识形态对大学校园的侵袭日益加强。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以创新体制维护校园的政治秩序,是保证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一环。本书中对于改革开放时代大学校园管理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党和政府通过重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奖惩机制、应急管理等一整套新的系统,有效保持了对大学校园的管理力度,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保证大学校园成为政权的积极支持基础,而不致成为反体制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和温床。

   

   社会经济大局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同样有更广泛社会面上的多样转变,也带来群众利益要求的多样性,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更大的复杂局面。但新利益要求的出现仅仅是问题的一面,随着原有社会管理结构的消失或弱化,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宣传以及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也有了较大方式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数目的快速上升显然是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相一致的。因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对基层社会管治的新实践加以观察、学习和反思,在基层逐步建立起以预防式管控为主线的社会控制机制。预防式管控是对原有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在发挥国家刚性、遏止实际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方面的学习能力。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重点在于厘清社会经济变局为政治稳定提出了何种新问题、新挑战,政权如何以学习的姿态分析、分析、应对这些新挑战,如何通过平衡与发挥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基本面来实现体制的与时并进和自我更新,在扩大政权社会基础的前提上保持对潜在威胁力量的有效震摄和控制,从而为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主线,也是我们国家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有效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重要篇章。

   “第二个奇迹”

   

   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家们常把过往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称做“中国故事”。于世界而言,要观察和讲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端的这一炫目的“中国故事”,则必须解释其中两个最关键的“中国奇迹”: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前者,当然是指近四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亦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总体经济的飞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急速提高。在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起飞奇迹复杂而多面:既有数量上的惊人增长、亦有质量上的不断提升,更有结构上的优化调整,还有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稳步现代化。

   

   但是,在辉煌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的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国家基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西方学者所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即,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得以保持政治稳定──正是笔者过去十余年来通过在我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

   

   转型与稳定

   

   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管治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都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往往就表现为政府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快速变化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甚至在大规模、突发性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造成政权倾覆。

   

   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将无可避免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和革命浪潮;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对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

   

   的确,世界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确实是具有威胁性的。首先无论是经济腾飞、现代化还是市场经济转型,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都往往带来社会阶层关系的急剧变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阶级阶层和压力团体在政治版图上日益跃升,新的经济要求、社会要求、政治要求日益多样,新形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获得集结机会和空间,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现端倪。

   

   其次,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也必然导致国家旧有的、赖以实施管治的资源基础和控制手段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当政治国家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下那样完全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

   

   第三,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政治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外部世界对国内政治影响和干预的常态化,以及外来价值观体系的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格局的侵蚀。这些新变化和新情况,都无可避免对政治国家及其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威胁,政治不稳定也因此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地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战端频仍。同期,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内的全球各国形成日益严重的日常威胁。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处于很不平静、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面,奥巴马时期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义下美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和军事形势的不稳定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如何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希望寻找答案的重要问题。

   

   总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初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变动的时代保持政权安全和政治安定的奥秘,是本书作者通过十余年田野调查研究所探讨的核心议题。解释这个政治上的奇迹也理应是在二十一世纪讲述“中国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的弹性与刚性

   

   在大变动的时代中进行政权建设、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需要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五花八门;但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挑战最具关键性:

   

   一是在急速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下,如何保持、扩大和更新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执政基础?

   

   二是在不断活跃的社会力量和不断涌现的新的利益要求下,如何有序地扩大政治参与,将越来越多的新旧社会力量有机融合进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

   

   三是政权因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局,如何管控好潜在的反对力量和不稳定因素?如何适当处理足以引起大规模、颠覆性社会运动的突发事件?

   

   总体而言,这三个方面的挑战归结到一点,即:在旧有的管理结构和控制办法逐渐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重构新的治理体系,以延续和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足够掌控,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和谐有序?这三大挑战,是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政治国家所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中心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观察和检视中国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政权建设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方面的制度、办法和创新,所力图揭示的正是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中如何保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方案。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案内容丰富,既有顶层设计的政治理性、又有“摸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智慧;既有政权自身因应时代变化的自我革新与创新,也有针对潜在破坏因素的甄别、预防与管控。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的诗句所讲的那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然是古老的文明邦国,但永远不会在守旧和故步自封中灭亡,只会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改革自身中而日新。

   

   总体而言,在这个维护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中国方案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政权吸纳和预防式管控。前者,笔者称之为国家的“弹性”;后者,则称之为国家的“刚性”。中国得以在经济大变动的格局下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根本经验还在于正确处理和适时调整国家弹性与刚性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

   

   政权吸纳不断更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体制的边界,鼓励参与式和协商式公共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和交融,真正夯实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石。预防式管控,则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挑战力量和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

   

   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政权建设上对国家“弹性”和“刚性”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在维护基本政治秩序稳定的实践中能始终做到“政治吸纳”与“预防式管控”双管齐下,最终得以在经济社会大变动时代有效保持国家总体政治秩序稳定和政权安全。这应当是中国故事里“第二个奇迹”的奥秘之所在。

   

   政权吸纳与预防式管控

   

   因此,本书的前四个章节,集中讨论国家弹性问题,重点则是中国的政权吸纳机制。这部分的四章撷取并剖析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四个极为重要、但过往未曾被国际学界所重视的精彩截面──即,党对农村致富能人的吸纳、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线制度和基层协商民主实验──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始终注重保持政权的高度弹性,通过政治吸纳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密切联系,建立维护跨越阶级阶层的政治联合,以及通过鼓励参与式治理来应对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权力基础的变化,以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治理质素,最终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总体而言,本书第一部分从政治吸纳、阶层联合、政治同盟及参与式治理四个维度,全面检视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灵活吸纳性和高度弹性,也揭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与时并进、从实践中学习的精神是其在大时代中得以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奥秘。

   

   政治秩序是现代政治国家的永恒主题。要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管治,除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外,也离不开对国家刚性力量的合理运用。本书第二部分的两章,正是集中探讨国家刚性的一面。第五章重点研究中国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大学校园政治安定所采取的不同形式的预防式管控措施。第六章则研究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党和政府为维护中国基层社会稳定而建立的县级社会面管控体系。如本书第二部分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大学校园和县级社会两个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挑战虽然不同,然而实质是一致的,即: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中如何以预防式的管控机制维护社会政治基本秩序的稳定、并有效识别和防控由历史和现实所引致的各种潜在不稳定因素对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造成破坏。

   

   学习型政权

   

   本书的两个部分虽然分别讨论中国政权的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不同侧面,但采取的都是笔者称之为“学习型政权”的观察视角,即:执政党如何在社会经济大变动的时代,通过不断对内观察分析和对外学习吸收来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和创新,既以高度灵活的姿态充分发挥国家的弹性优势,不断扩大政权边界,吸纳各种新旧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增广自身执政基础和社会支持基础;又以高度果敢的态度,充分、有效使用政权的刚性力量,以预防式管控机制,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监控、识别和防范潜在反对势力和不安定因素发展成为具有公开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反政权力量。正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总体看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中国得以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具有的高度学习能力。全球来看,能否建立起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学习型政权”亦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变动下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学习”在这里指对内外环境和社会力量的观察、分析和适应,对外部世界政治实践成果的吸收,对自身执政和治理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创新,对历史传统的理性继承和扬弃,以及对社会管理和控制办法的与时并进等。学习型政权所具有的高度观察力、判断力、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都使其更能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中,以充足的弹性和适当的刚性,保持政权系统的韧性,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结构与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结合。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政治实践,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也是本书讨论各种政治现象的基本出发点。本书中所观察和检视的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政治运行实践中的重要截面,反映的是中国党和政府如何从时代和实践中充分学习,灵活应变,创新机制,达到治理结构、经济环境和社会形态三者在动态中的协调和统一。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差别。高度的学习适应能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具有的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权的特色,是政权得以保持其活力和韧性的根本要素之一。

   

   二十一世纪初期发生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等颠覆性群众运动,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反政府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和思考的重要素材。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信息化和新媒体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青年运动的勃兴和青年社群政治能量的跃升成为各国政权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随着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版图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学校和传统的共青团组织对于大学生的控制力度也在不断减弱、非体制的外来意识形态对大学校园的侵袭日益加强。中国共产党如何与时俱进以创新体制维护校园的政治秩序,是保证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一环。本书中对于改革开放时代大学校园管理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党和政府通过重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管理、奖惩机制、应急管理等一整套新的系统,有效保持了对大学校园的管理力度,在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保证大学校园成为政权的积极支持基础,而不致成为反体制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和温床。

   

   社会经济大局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同样有更广泛社会面上的多样转变,也带来群众利益要求的多样性,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更大的复杂局面。但新利益要求的出现仅仅是问题的一面,随着原有社会管理结构的消失或弱化,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宣传以及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也有了较大方式的变化。九十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数目的快速上升显然是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相一致的。因应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对基层社会管治的新实践加以观察、学习和反思,在基层逐步建立起以预防式管控为主线的社会控制机制。预防式管控是对原有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在发挥国家刚性、遏止实际或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方面的学习能力。

   

   从学习型政权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重点在于厘清社会经济变局为政治稳定提出了何种新问题、新挑战,政权如何以学习的姿态分析、分析、应对这些新挑战,如何通过平衡与发挥国家弹性和国家刚性这两个基本面来实现体制的与时并进和自我更新,在扩大政权社会基础的前提上保持对潜在威胁力量的有效震摄和控制,从而为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最坚实的政治保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学习的态度不断创新、有效平衡和善于运用国家弹性和刚性的两面,这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主线,也是我们国家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急速变化条件下有效进行政权建设、维护政治稳定这个世界性难题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方案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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