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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12月10日在深圳的最新演讲

分类:
实证研究
来源:
2019/12/18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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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深圳的講話

  

   各位朋友,

  

   幾天前我度過了八十四歲的生日。六十年前,快二十四歲,我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讀本科。中學沒有讀好,可幸當年美國的公立大學一般對超齡學生的取錄較為寬容。我當然知道自己需要拼搏了。六十年是一個甲子,能在一門學問上拼搏那麼久而還維持有可觀狀態的人應該不多吧。

  

   少年時,因為讀書失意,我在父親的香港商店工作了三年,再到加拿大混了兩年,才進入大學。超齡六歲,但比同學們多知世事,學經濟我算是帶藝求師了。沒有聽過有其他學子比我幸運。從加大本科到芝大博士後的十個年頭,二十世紀下半部的約三掌之數的經濟學大師我差不多都認識,其中八個喜歡指導我,而我是個中國人。說是種族歧視沒有錯,但那是倒轉過來的。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正式出道,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只三個月他們無端端地升我為正教授。

  

   讀本科我讓同學先起步六年,但升為正教授卻比同事快了十二年。這不奇。奇怪的是際遇:能結交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近於所有的經濟學大師的,我是最年輕的一個,而當新制度經濟學興起之際,我是站在正中心的人。不是說最重要的是我,但搞起這思想範疇的幾位參與者中,我是唯一的阿爾欽的入室弟子。不懂阿爾欽,競爭這個重要理念的掌握免不了要弱一點了。

  

做學問要把生命押上去

  

   比我厲害的人不少。比較特別的——可能只我一個——是從一九六九年進入華大開始,我決定不再讀他家的作品。我認為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有獨自思考的時候,而獨自思考時最好不讀。不讀他家不是說我不知道他家。經濟學的發展有什麼風吹草動,同事之間總會提及,或問我意見。我通常的回應是:蠢到死!這可能是楊小凱說我的人際關係搞得不好的原因。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大師喜歡教我呢?從五九到六九的十年寒窗苦讀我讀得通透,之後決定不再讀是因為六九年回港度假,考查工廠與市場,發覺十之八九的現象我沒有解釋。華大的幾位同事與系主任諾斯皆贊同我的不讀的取向。他們認為經濟學的理論到處都是廢物,說我是他們知道的能把這門學問大事改革的唯一人選。

  

   不是那麼容易的工程。好比《經濟解釋》這個書名我早在一九七三年就提出,但認為要累積對世事的觀察,一九八九才開始動筆,寫了一章,因為母親的病而停筆。二〇〇〇年繼續,二〇〇三年成三卷,跟著的小修大修多次,從三卷變成四卷到今天出版的五卷。從二〇〇〇年算起是二十年,從一九八九年算是三十一年,從一九七三年開始推敲算是四十七年。沒有選擇,做學問就是要這樣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

  

思想傳世是唯一準則

  

   上蒼的幫忙當然重要。回想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跟經濟思想史大師施蒂格勒討論,他說一個經濟學者在創作上能見到一個峰不容易,能見到兩個峰近於不可能。一般的經濟學者,不管在大名學報發表過多少文章,皆無峰可言。我出道時的《佃農理論》與跟著的一系列關於合約的文章,加起來算是一個峰了。起碼諾斯、巴澤爾等人是這樣說——諾斯說我是華盛頓經濟學派的創始人。那算是有一家之言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轉用中文動筆,加上中國的觀察,是比昔日的同事多看了一個世界,到最近完工的五卷《經濟解釋》應該是另一個峰。這是際遇使然。可惜西方的朋友不懂中文,沒有機會讀到我這套重達五斤的作品。

  

   從我當年受到的教誨衡量,走思想創作的路,論成敗,不要從文章發表的多少或學報的高下或被引用多少這些方面看。唯一可靠的的衡量準則,是作者的思想能否經得起時日的蹂躪。當年指導我的老師是這樣看的。思想能傳世三十年算是了不起,五十年還在則是經典了。我的《佃農理論》是五十二年前寫好的,今天還在。其他的英語論著沒有那麼久,但近於一律還在。朱錫慶說我的五卷《經濟解釋》會傳世一千年——我懷疑喜歡互相殘殺的人類可以存在那麼久。

  

   可取的國際貿易理論

  

   提到上述,是因為今天我要說的關於國際貿易的話題,其理論基礎主要是我在本科與碩士課程學得的。那大概是五十八年前。經濟學的謬論無數,我要介紹的當然是那些我認為是有點斤兩的了。讓我從西方的古典到新古典的思維選出比較重要的分點說說吧。

  

   (一)在理論上,西方重視國際貿易起自休謨(一七五二),清晰地下重筆是斯密(一七七六)。後者提出了兩點。其一是一個國家進口的物品要不是自己造不出來,就是成本比他國的高,所以進口有利——這點無疑對。其二是專業生產與分工合作可以大幅地減低產出成本,而專業的程度是由市場的廣闊度決定的,所以國際貿易重要。他指出的專業程度與市場廣闊度的正面關聯,上世紀六十年代芝加哥大學吵過一陣,但基本上是對的。

  

   (二)一八一七年,李嘉圖提出後來弗裡德曼認為是經濟學歷來最重要的發明:比較優勢定律。這定律說:兩個國家,各自用同樣的生產要素,產出同樣的兩種產品,不管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甚強而另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甚弱,只要兩國之間能產出這兩種產品的產量比例不同,兩國專業產出然後互相貿易一定互相得益。證得天衣無縫,妙絕天下,這比較優勢定律就成為後來關於國際貿易分析的中流砥柱。

  

   (三)本來是塵埃落定了,但一九一九年,劍橋大師馬歇爾出版了一本少為人知的題為《工業與貿易》的小書,內裡滿是複雜的幾何圖表,用以證明一個國家抽另外一個國家的貨品的進口關稅,有利可圖。這就是今天同學們知道的optimal tariff(理想關稅)的來源。馬歇爾在該作中分析得詳盡,被抽關稅的國家可以回敬反抽,互相為害,以致到最後大家受損。還有的是,從馬氏之作到今天,很少人會問及政府獲得的關稅會是怎樣花。沒有說明的假設,是政府抽了關稅會天衣無縫地交還給購買付了關稅的物品的消費者。

  

   (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三年,兩位瑞典經濟學者以名著提出,國際貿易,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成本優勢不同,是因為他們的生產要素的組合比例不同。其中的一個重要含意是,物品在國際上的進出口是生產要素的進出口的替代。

  

   (五)打蛇隨棍上,一九四八年,薩繆爾森用上多達七個的假設,以理論證明,國際間的物品自由進出口會導致國際間的生產要素價格相等,成為定理,英語稱factor price equilisation theorem。那是說,美國的農地多,地租低;勞動力少,工資高。中國則倒轉過來:地租高,工資低。如果中美互相推出零關稅,在幾個假設下,產品的自由貿易會導致中國的地租與美國的地租相等,中國的工資也會跟美國的工資相等。也即是說,沒有移民,土地不動,在多個假設下,這兩個國家的自由貨物貿易會導致兩國的工資相等與地租相等。廢除上述的幾個假設,我們大致可以說,中美互相推出零關稅,在人口與土地皆不能跨國移動的約束下,自由貿易的效果,在某程度上是替代著生產要素的跨國移動。

  

   今天看中美貿易戰的輿論與形勢,雖然特朗普總統與他的謀士不見得有多高的經濟學水準,在言論中我感受到他們有點懼怕這定理的靈光會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加速,導致中國勞動力的收入跟美國的看齊。這裡可加進一個小插曲。上述的“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理”是由薩繆爾森與另一位學者推出來的。我認識薩氏,他曾經向我提到如下的故事。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大教授Lionel Robbins讀到薩氏的“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理”後,說他有一個舊學生(AbbaLerner,我也認識)曾經交給他一篇功課習作,也同樣地推出這個相等定理。薩氏讀該習作後,同意分析與結論跟他推出的完全一樣,是在薩氏之前,可惜沒有發表。

  

經濟學發展的災難

  

   上述的學問是五十多年前我學到的。今天的經濟學有改進嗎?是改退了。一些行內朋友認為經濟學出現了災難性的發展,是源於一九六九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卸責(shirking)這個無從觀察因而無從驗證的理念。跟著一九七二年阿爾欽與德姆塞茨聯名在最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以“卸責”為主題發表了一篇據說是歷來被引用最多的文章。我自己知道“卸責”這個無從觀察的理念是廢物,提了出來是闖了禍。跟著的無從觀察的術語接二連三出現,到一九七五年威廉姆森出版的那本名著,簡直是寫了一本術語字典——絕對是廢物——我怎樣大聲疾呼也阻不住。恐嚇、勒索、敲竹槓等也是無從觀察的術語紛紛出現。到了七十年代後期,那在五十年代的經濟學出現過一陣子的無從驗證的博弈理論捲土重來,大行其道,跟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喜歡發給這些我認為一律是沒有推斷或解釋用途的學問。

  

實證科學的真諦

  

   我認為除了解釋世事,經濟學沒有其他可取的用途。這裡的要點,是作為一門有公理性的科學,經濟學不僅可在事後作解釋,也可在事前作推斷。嚴格地說,有公理性的科學——如物理、生物學等——不僅可以在事後作解釋,也可在事前作推斷。解釋與推斷基本上是同一回事,正如牛頓的萬有引力解釋蘋果離開了樹枝會掉到地上去,事前的推斷與事後的解釋是用上同樣的公理,其準確性是沒有爭議的。

  

   我從事的經濟學的事前推斷能力跟物理學沒有兩樣。一九七〇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經濟研究院教理論時我提出的一個簡單的例子,今天在國際上成了名。我說如果把一紙百元鈔票放在有行人的路上,沒有風吹,經濟學可以推斷這鈔票會失蹤,也可以推斷在怎麼樣的情況下會失蹤得比較快或比較慢。自然科學不能推斷鈔票失蹤這個現象,但經濟學可以。

  

   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給幾位諾獎得主罵個半死。其實我這推斷跟推斷鈔票失蹤是用上同樣的簡單公理,只是那些諾獎得主不相信經濟學可以有那麼大的推斷能力。後來是林毅夫導師的舒爾茨來信大罵,白紙黑字,水洗不清,說經濟學不可以推斷中國會否改革這種事。他當時已獲諾獎,老氣橫秋,如果我有機會找到該信,會考慮在網上刊登,給同學們過癮一下。

  

跟弗裡德曼論天下大勢

 

   一九九一年科斯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剛好是諾獎成立九十周年。該年十二月,所有曾獲諾獎而還健在的人都被邀請到瑞典去聚會。我與該獎無緣,但被邀請到瑞典去,在一個經濟學獲獎者的聚會中代表科斯講話。這瑞典之行我遇到弗裡德曼夫婦,是深交,大家相聚了三天,當然是無所不談了。

  

   那是一九九一年的十二月,蘇聯正在解體,早一年柏林牆拆掉,而舉世的封閉國家都在大事開放。我對弗裡德曼說,不出十年整個地球將會有十億以上新增的貧困人口參與國際產出競爭,那些高舉社會福利、最低工資、工會林立的國家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弗老當年對經濟理論的全面掌握達到不見古人之境,當然也熟知我在上文提到的國際間的“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理”。但他認為源自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定律”是放諸四海而皆准,認為福利與工會等干預舉世無處無之。他從來沒有小看中國,但從一九八〇年起他認為我是世界上對中國看得最樂觀的人。

  

   弗裡德曼學富五車,更不能說不懂中國。一九八八年我從上海帶他到蘇州與南京考察,然後帶他到北京會見一位官员。一九九二年我帶他到成都考察,見省長,然後帶他到北京會見另一位官员。也是一九九二年,我帶他到上海的浦東一行,見到只有一條小街,有一層高的小房子,據說是建給小平先生看的。弗老不以為然,認為政府的策劃歷來不成氣候。然而,七年之後的一九九九,弗老夫婦途徑上海,我帶他們再到浦東,弗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見到的。

  

從喜轉悲的不幸

  

   中國開放改革是一個不容易相信的故事。昔日克林頓總統不相信中國會威脅美國,極力推薦中國進入世貿。格林斯潘更不相信中國會威脅美國,幾番表達中國的廉價產品協助美國壓制通脹。只是到今天,中國在國際上搶生意的行為明顯,特朗普總統顯得手忙腳亂,搞起什麼貿易戰來。

  

   我同意一位英國前首相二〇〇八年說的一句話:“在人類五千年的文化中,除了最近的兩百年,中國的實力雄視天下,他們今天只是要回到他們原來的位置。”這位前首相可不知道,就是在該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出現了當時不明顯但近於災難性的發展。

  

   二〇〇七年六月,中國公佈將會推出一個新《勞動合同法》,我不在意,但當該年十一月收到一位朋友寄來的那份有九十八條細則的法例時,我一看就知道會是災難。我是合同經濟學的創始人,西方的行內朋友知道。憑自己的專業知識我用中文發表了十多篇文章,細說該合同法將會嚴重地為禍中國的經濟,但皆如石沉大海。

  

   今天回顧,我這個合同經濟學專家的分析遭到漠視,是因為二〇〇八年美國出現了一個嚴重的金融風暴,影響遍及整個地球。我們的官员採用凱恩斯的思維,大事推出數萬億搞基建,一時間把上述的勞動合同法的禍害掩蓋及推遲了。客觀地看,我認為當時中國推出的基建造得快,造得好。但是否合乎經濟原則卻很難說。這些迅速而又龐大的基建的金錢成本大家知道;金錢的收益難算一點,因為要算進難以估計的預期收益。困難是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這些老生常談的話題。但舉國的地價無疑是給這些基建帶起了,算是社會收益的一部分。

  

再論穿珠仔的故事

 

   讓我轉談一個我曾經寫過的穿珠仔的故事,真實的,以之帶到公司與市場,再帶到國際貿易與關稅這些方面去。

  

   話說一九四八年,中國解放,無數的難民逃到香港去。當時我的家在香港西灣河的山頭,這些難民不少在這山頭建造簡陋的木屋作居所。衣食無著,他們其中不少人以穿珠仔為生計。這是由一些也是衣食無著的代理人,拿著一包一包顏色不同的很小的玻璃珠子,也提供圖案設計,判出去給那些難民用針線按著圖案穿成額帶或腰帶,極像美國的印第安人常用的飾物。酬金是以每件穿好的成品計。一家四口從早以針線穿到晚僅足以糊口。

  

   很明顯,上述的代理人是一個中間人,他驗貨收貨,也算是一個經理。他出的錢可以看為購買勞力,也可以看為購買產品。勞力市場也就是產品市場,二者一也。

  

公司為何出現

  

   現在讓我轉到車衣的例子。當年也是在同一山頭,也有經理人拿著布料與圖案,找懂得剪裁與車衣的人家造襯衣。有些人家專於剪裁,有些專於衣袖,有些專於衣領,有些專於把各部分縫合成為一件襯衣。各部分也以件工算價,勞力市場也就是產品市場,二者一也。

  

   跟著的發展,是為了減低交易與監管費用,車衣這個行業就搬進工廠去。同量的人手與機械,在工廠合作產出會增加產量,而為了節省費用一廠之內會採用不同的合約安排。這是我後來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性質》的主題,而從產出合作這方面看,公司與公司之間是沒有分界的。這篇文章我從一九六九年開始在香港的工廠考查,一九八三年才發表。大衛德說我這篇文章終於為公司何物這個吵了逾半個世紀的話題畫上了句號。

  

從勞動法看國際貿易

 

   二〇〇八年初中國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是直接地在多方面干預著公司之內的合約選擇與組織,嚴重地提升了公司產出的合約或交易費用,導致工廠紛紛拆細,山寨復辟,而廠家為了減低成本,紛紛安排生產線,要員工操作不停手,學不到多少工廠運作的商業知識。二〇〇八年我立刻推斷不少工廠會搬到越南等地方去,現在大家知道我當年的推斷是準確的。

  

   今天我在這裡建議中國大事推出零關稅,又說那新《勞動合同法》要撤銷,為什麼呢?因為零關稅也要求對方零關稅,而在國際零關稅的情況下,中國維護著這新《勞動合同法》一定會被殺下馬來!道理簡單:任何法例管制生產要素的價格或約束生產要素的運作,是間接地也管制著產品的市價!國際貿易開放,競爭增加,有價格管制的國家不可能勝。

  

   想想吧,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口五百萬,就有五六項產品其產量冠於地球。當年日本的威力更可怕。然而,只因為不怎樣誇張的生產要素的價格變動,香港的工業去如黃鶴,日本的工業紛紛遷到泰國等地方去。一個小經濟可以沒有工業而人民還生活得好,大經濟不成。中國今天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經濟,不僅需要工業,而且工業一定要發展得好,才可以普遍地達到小平先生希望的小康社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是未富先驕,自討苦吃。

  

零關稅會帶來轉機

 

   我們希望印度、越南等地方的經濟能大事搞起來,因為這些國家愈是富有,中國跟他們貿易會賺得愈多。但中國自己左管右管是讓賽,我認為中國讓不起。目前東莞工業的低層市價工資是印度的三倍,越南的四倍。我認為這些已經超越中國可讓的極限,雖然目前河南、江西等地區的最低市價工資還是越南、印度的水準。全面地推出國際零關稅肯定可以協助河南等地區的發展,但國際貿易這回事,不是中國說要怎樣就怎樣的。

  

   國際上的政治問題我不懂。從經濟利益那方面看我是懂的。關於國際貿易,有幾點大家要注意。其一是自由的國際貿易帶來的經濟利益極大。兩件實事可教。一、二戰後,沒有什麼重要資源的香港,只靠一個港口與幾百萬難民,進出口沒有任何管制,不到三十年就獲得東方之珠的稱呼。不要忘記當時的神州大地是一窮二白,需要香港的親友救濟。二、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舉世經濟大蕭條,八十年代有道之士得到的主要解釋,是源于西方多國一起增加關稅。

  

   今天,中國開放改革四十年,說經濟的發展出現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奇跡不會有多少人不同意。然而,客觀地跟進中國經濟的朋友知道,中國的經濟遇到困難是有好些年了。接受我建議的以合約退出的方法解除勞動合同法會立刻有轉機,而更大的轉機是中國在國際上跟其他國家一起採用零關稅。以進口關稅保護新興產業是陳腔濫調,英國與香港的經驗皆不支持,何況中國開放改革四十年,哪種產品還要保護呢?你要為保護而抽某國的某種產品的進口稅,某國就會以牙還牙。

  

人民幣要怎樣推出國際

  

   最後要說的,是把人民幣推出國際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外人接受人民幣多少中國就賺了多少,打回頭就賺了利息。當然不容易,因為跟美元在地球上搶生意美國不會接受。最近讀到北京正在研究推出“人民幣三點零”政策,其細節我沒有跟進,直覺認為不俗。顯然是牽涉到經濟學的幣量理論中的一個困難話題,不是淺學問。一九八八年我就對弗裡德曼說,數碼科技的發展將會導致貨幣量難以量度。十年前在北京我再對蒙代爾這樣說。我的直覺說,這“三點零”政策會協助我在這裡建議的零關稅政策。

  

   我也曾經多番建議,把人民幣推出國際要先下一個以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從而增加人民幣的國際接受性與幣值穩定性。下了這個錨,人民幣推出國際,匯率與利率皆要自由浮動。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需要放棄。這裡的一個要點,是要把人民幣推出國際,零關稅可以幫一個大忙,但也需要撤銷所有外匯管制。

  

   可以這樣看吧。在零關稅的新局限下,無數的民營進出口商人會在中國的市場湧現,競爭與合作各適其適。他們購買進口與銷售出口,選用什麼貨幣議價與成交,政府不要管。這是香港歷來的非常成功的經歷。只要人民幣的幣值穩定,有良好的國際接受性,被用作議價與成交的機會高。香港是用任何貨幣議價及成交皆可,只是港元的國際接受性,因為經濟太小,不普及。

  

   我認為只要人民幣的接受性高,通過零關稅的處理會大幅地增加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儲備。議價是一回事,成交用什麼貨幣是更重要的一回事。推出零關稅,北京千萬不要強迫或約束進出口商人選用人民幣成交。在市場自由選擇貨幣的局限下,北京要讓人民幣在國際競爭下逐步取代美元。是的,我認為強迫或約束使用人民幣的力度愈大,人民幣要推出國際就愈困難。

  

推出零關稅會遇到的沙石

 

   撤銷關稅,提出互相零關稅的要求,我的選擇是英國先行:他們歷來近於零關稅,因而近於無需跟他們洽商。跟著是歐洲的比較富裕的國家——這些國家屬一個共同體,洽商容易。再跟著是美國。跟美國洽商互相零關稅應該不困難,只是特朗普總統說明不要他在任期間見到中國的經濟超越美國。其實中國的總經濟已經超越美國。如果歐洲同意跟中國互相零關稅,美國不接受跟中國互相零關稅就會被孤立。美國之後,不要等多久,互相零關稅就要推到其他國家去。另一方面,防人之心不可無,我認為人民幣推出國際,不要用任何國家的貨幣為錨。關於人民幣需要下錨這回事,我解釋過多次,不再說。

  

   這裡要再說的——要大說特說的——是人民幣大事推出國際一定會受到某些西方先進之邦的干擾,甚至可能聯手地干擾。在國際上爭取貨幣這個最重要的市場,跟任何競爭者眾的市場一樣,被殺下馬來君莫笑。年幼時母親常對我說:“雷打怕你識功夫?”人民幣下了一個穩定的錨才推出國際,加上所有進出口皆零關稅,再憑市場的龐大冠於地球的優勢,的確是有點真功夫了。日本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嘗試把日圓推出國際的不幸經歷,可教。

  

財政問題與轉業運情

 

   最後讓我們看看中國全面推出零關稅的財政問題。二〇一八年,中國的總關稅收入是二千八百四十八億人民幣,占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一點五五。同年,海關的總支出是二百八十八億。假設全面撤銷關稅,半數裁員,海關的總支出可以容易地減半,節省約一百四十多億,不多。然而,二千八百多億的關稅收入下降會大幅地低於內地經濟飆升帶來的稅收增加!

  

   問題是裁員約半數的海關員工要怎樣安置呢?不用北京操心,他們不僅不會失業,其中大部分的收入將會增加,也有不少變為富有人家。我曾經指出,零關稅要加零手續才是零。但這是指關稅增加了不少需要處理的手續。沒有關稅,進出口還需要的手續的知識值錢,海關員工的專業知識在自由市場會有更高的收入。這方面我知得清楚。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七那三個年頭,因為沒有學校收容,我在香港永樂街二十號父親遺留下來的進出口商店工作了三年,在沒有關稅的香港辦理進出口的手續,訂船期,到工商處取批文,弄提單,買保險,處理信用狀。在零關稅下,海關員工轉到自由市場操作進出口的生意應該有大利可圖!受損的是今天憑政府管制國際貿易的一小撮專於處理門路的人。

  

   是的,我敢打賭,中國撤銷進出口關稅,今天的學生會紛紛用功學英文。找國際貨源與買家的門路,商業的英文書信要怎樣下筆,皆學問。要是我還年輕,設館授徒的收入會高於一個大學教授的薪酬。又或者坐在路旁替人家寫商業書信,一揮而就,收入可能更多!不是說笑,六十多年前的香港就有這個行業,只是當時沒有什麼電腦處理書信這回事。

  

結語

 

   是上蒼的幫忙吧。舉世推出零關稅,在人類歷史中只有今天的中國才可以促成。這是因為中國市場大得離奇。從日常家庭用品衡量,中國約占地球的一半!有那麼大的市場當然有話事權了。

  

   為什麼中國要推出零關稅?因為人類文化歷史數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國有機會促成舉世零關稅的發展。如果成功,不僅中國自己有大利可圖,整個地球的貧苦人家的生活都會改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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