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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鹤年:中国梦是仁者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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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者集
来源:
2020/01/24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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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沉醉于不能持续(起码不能全球持续)的美国梦之际,中国要找一套与它“不同”而又“不争”的理想才能够避开西方的猜疑和敌视,为自己创造发展的机会和成长的空间。我相信,相对于唯一真的“中庸”、相对于个人的“大我”、相对于性恶的“性善”可以是中国梦的特征。
 
唯一真的文化基因使西方人把自由与平等视为必然的矛盾,不能共存。但是人类的思想、感情与行为往往纵横交错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些人生和人间的现实,不可能一刀切地解决,只可以不断地平衡。中国传统的“中庸”有较大的包容性,对同异、矛盾的处理有较大的空间。中庸的不偏不倚不是西方式的妥协,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适度与和谐。打个比方,西方人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瞄准射靶,不闭着一只眼睛不成,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把目标、枪准和眼睛连成直线,才能打中。对准目标、积极追求是西方典型。但是闭着一只眼就很难穿针引线,必需双眼同时用,因为两只眼睛才有两个视角,才能看到纵深,才能看出线与针孔的关系,才可以把线穿上。建立关系、维持平衡是中国典型。一只眼睛看得比较清楚,两只眼睛看得比较全面,但要又清又全才算掌握真相。在唯一真文化的西方坚持人人自由之际,中庸之道教我们建立和维持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关系。在西方坚持法治之际,中庸之道叫我们建立和维持法治与人治的平衡关系。妥协是利益博弈下的取舍,中庸是原则指引下的平衡,关键就在于遵循什么原则,而大我与性善就是很好的原则。
 
在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气候下,个人自由的膨胀把人人平等挤出去。西方有识之士也明白这是个不可持续的局面。他们极想找到一套可以平衡个人与人人的文明范式。中国的大我理念是中国的特色。在逻辑层面上,大我与小我是同时独立与统一于“我”,是对等而不是对立。大我是我,小我也是我,各有自身的价值,也有相应的义务。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对等。
 
其实,小我、大我都是人的天性。但小我性显,无须鼓励;大我性隐,需要鼓励和栽培。大我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生存空间很小,但他们的小我世界又是不可持续。中国应该发扬大我,特别是理性的大我,也就是聚焦于发掘人类共享的经验和共有的期望。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有更多的认识、更大的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理性的大我底下,人人会更认识我,包容我;我会更认识人人,包容人人。大我与小我相得益彰:小我(个人)的利益会因为得到大我的认许而取得更大的保障,大我(人人)的利益会因为得到小我的支持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西方文明对人性比较悲观。两千多年的原罪心态加上英式自由主义起源时的惨痛历史,驱使他们依赖法制去约束堕落的人性。中国的孔孟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乱世,理应也是对人性没有信心,但孔孟的伟大就是在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底下提倡仁政,以道德去教化人,因此有性善、民贵之说。
 
人类行为有多种制裁方式。最高是道德制裁,是种自制,不是人人可达;最低是法律制裁,是种强制,是无可奈何。中国传统倾向社会制裁,是种互制,几千年来维持着地方上的安宁。广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单靠法律是不会太平的,只会制造酷吏或刁民。健全的基层组织才是关键,无论是乡绅父老或居民委员会,在血缘或共同利益的凝聚下,平衡法治与人治,发挥互律和共勉,才有真正的国泰民安。西方文明聚焦于抑恶,中华文明不忘扬善。西方强调法制,中国强调教化。两者不可或缺。
 
西方是智者的文化,重真;中国是仁者的文化,重善。相对于西方,中庸能使我们不走极端,在原则指引下保持平衡。什么原则?大我原则要我们保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平衡,既保障了个人也丰富了整体;性善原则要我们保持法治与人治的平衡,经互律和共勉去达到国泰民安。在中庸调节下,大我与性善聚焦于适度的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中国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国富兵强,威慑四邻;也可以成为伟大的国家——海纳百川,惠泽八方。中华民族的中庸性格、中华文化的大我与性善内涵使我们能够创出与西方不同但又不争的新局面。因此,中国梦是仁者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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