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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鹤年教授复旦主讲“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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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20/01/24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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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鹤年教授此次演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1)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什么;(2)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怎么产生的;(3)对《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这本书的简要介绍。
 
演讲一开始,梁教授首先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研究并撰写《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梁教授出生在香港殖民地时期,怀着报国救民的心态先后在英国、美国留学,在学习和思考过程中,他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洋为中用”的理念和做法产生了不断的反思。他认为,洋的东西给我们好的参考,但是洋的东西生长在洋的泥土上,中国的东西要生长在中国的泥土上,是不能随便搬来就用的,于是他便开始思考在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不同的文明如何能够“洋为洋用”、“中为中用”的问题。
 
梁教授认为,西方人与东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基因。西方人是目标导向的思维,而中国人则是关系导向的思维,即西方人看世界使用一个眼睛,而我们是两个眼睛看世界。通过给听讲座的老师和同学现场做实验的方式,梁教授将其观点生动、形象地传达给听众。他认为,西方人一个眼睛看世界,就似射击时需要闭起一只眼睛使视线更为集中和清晰一样,一个眼睛看世界能够看的比较清楚,强调的是目标导向,是一种目标文化,是追求“唯一真”的文化。而我们用两只眼睛看世界,两个眼睛在看事物的过程中会产生两个视角,两个视角产生两个视差,有了视差就有了深度,而把这两个点连起来就是关系。一个眼睛看世界是看目标,它们是目标的文化,目标的文化看得比较清楚,关系的文化则看得比较全面;目标的文化要达到目的,关系的维持则是要达到平衡,因此西方的思维和我们的思维两者是很不一样的。在看待事物的过程中,目标的文化看得比较清楚,关系的文化则看得比较全面。而事情的真相是两个同时要存在,即又纯又全才是全真。也就是说,西方看的东西和我们看的东西两个加起来才看才更为贴近真相。
 
西方这种一个眼睛看世界的目标文化,就是他们的文化基因。梁教授认为,“文化”就是西方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的统一,在此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东西,如西方的建筑、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等。“基因”不是生物学上的DNA,但它具有DNA的一些核心要素。他强调DNA是生物发展的关键因素,它支配生物发展,但是不决定生物发展的最终形态。因此,同生物发展中的DNA一样,文化基因也是支配但不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
 
梁教授认为,很多西方人在西方抗争意识的驱使下追求很明显的东西: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好坏(人们总是试图避开坏的生活,追求好的生活)。只有生命有意义,生活又好,这才是幸福。西方人怎么决定生活的好坏和生命的意义呢?在西方人看来,生命的意义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犹太让他们敬神,基督让他们爱人,敬神爱人两个都不关乎自身而在于他人——神在天上,爱人是要爱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因此他们的生命意义来自于超越自己,超越自己才有生命的意义。生活的好坏来自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理性的、有秩序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所以,生命的意义来自于敬神爱人,生活的好坏来自于理性和秩序。这是西方文化的背景,这种背景下才产生西方“唯一真”的文化基因。
 
然而,文化基因是支配但不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那么,西方文明的围绕着“唯一真”的这一核心文化基因,是如何演化和发展,从而达到今天这样的特质呢?梁教授认为,西方人对生命意义和好的生活的向往,驱使他们去探索他们自己的文化来源、演变。他用做菜的比喻来将其关于文化基因的“四要素”——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历史契机贯穿起来,并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演化作了解释。他认为,做菜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食材,如牛肉(文化基因),不论怎么做,最终做出来的菜都只会是牛肉,正如西方的文化怎么发展都只可能是西方的而非东方的文化;一个是调料,不同的调料(民族性格)会使菜的口味发生很大的变化,诸如法国和英国不同的民族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等等。然而,除了这两个关键要素之外,同样的食材和调料,由于不同的厨房(历史背景,动乱的、和平的)、做菜使用的工具(时代心态,乐观或悲观的时代)、厨师(历史契机,关键事情关键人物),做出来的菜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怎么做,都离不开最终做出来的菜都是牛肉,即文化基因是不会变化的,是一个文明发展的关键。
 
接下来,梁教授对《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该书分为五篇,第一篇“源头”,聚焦于“现代前”七千多年间希腊、罗马的理性与犹太、基督教信仰的交叉。第二篇“物竞”,追索开启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形过程。第三篇“天择”,讨论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第四篇“适者?”,追踪现代西方主流文化的成功因素。第五篇“生存?”,主要是思考西方的未来,其中尤为关注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发展过程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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