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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疫期农业与能源市场的冲击传导风险

分类:
实证研究
来源:
2020/02/18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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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论点:
 
——无论是去年农业生产实绩,还是今年年初气候的“天时”,今年农业生产与市场本来拥有较为有利的基础。
 
——疫情冲击下,存在以下风险冲击传导机制:“中国耽误农时——国内外市场农产品价格暴涨——西亚非洲等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国家经济社会动荡——地缘政治风险推高能源价格”。
 
——倘若再与已经从非洲发展蔓延至南亚的特大蝗灾、朝鲜半岛潜在地缘政治风险叠加,中国和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和上述传导机制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针对上述风险冲击,治理措施要“对症”。
 
几点感言:
 
从大年初一(1月25日)全国全面启动抗疫至今,已经过去了3个多星期。湖北之外全国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已经连续下降近两周,湖北省内新增病例多数也是确认事实上已经存在、只不过此前资源不足没有确认的存量。疫情全面爆发后,组织、协调了一些抗疫公益行动(链接:梅新育:元宵盘点自己抗疫工作),但我不赞成某些地方过于极端的做法。
 
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元宵前夕,我就向地方政府的同志们和企业界朋友们讲了,要开始把工作重心向疫后经济重启、平稳复工转移;现在,我这个看法越发坚定。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我也向地方政府的领导同志们提了建议,要把抗疫与改善商业环境、以利未来招商引资结合起来。
 
经济发展是永恒的挑战,今年我国经济应该“强行军”。
 
我为什么反对一些非理性舆论,重要原因之一是这种非理性舆论压力会干扰经济重启和社会生活正常化。
 
我的相关公开文章和采访,会陆续出来。欢迎关注。
 
当然,上述观点,并不意味着我要就此停止、放弃相关抗疫公益活动,我还会继续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2020.2.17
 
正文:
 
民以食为天,能源是现代国民经济和民生运行不可须臾或缺的基础产业;在当前疫情冲击下,农业与能源市场之间有可能通过一定机制发生传导,导致中国农业生产、销售因疫情遭遇的冲击最终显著推高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从而不利于我国这个最大能源进口国,并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农业的困境。
 
简要说来,此种传导机制可概括如下:“中国耽误农时——国内外市场农产品价格暴涨——西亚非洲等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国家经济社会动荡——地缘政治风险推高能源价格”;倘若再与已经从非洲发展蔓延至南亚的特大蝗灾、朝鲜半岛潜在地缘政治风险叠加,中国和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和上述传导机制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对此一潜在风险,正全力以赴投入抗疫及疫后经济重启“总体战”的中国不可不察。
 
一、2020中国农业开年“天时”有利
 
本来,无论是去年农业生产实绩,还是今年年初气候的“天时”,今年农业生产与市场都拥有较为有利的基础。
 
从去年农业生产实绩和相应的今年开年农产品市场储备来看,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277亿斤,比2018年增加119亿斤,增长0.9%,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谷物产量12274亿斤,比上年增加73亿斤,增长0.6%;粮食作物单产381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6.6公斤,增长1.8%。[①]“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农作物丰收增产,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在今年开年之时拥有较多的物资储备,
 
今年年初气候的“天时”本来也相当有利于中国农业。根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0年1月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无论是次数、烈度,还是造成的损失,今年1月份低温冷冻和雪灾、地震、风雹、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次数都大大少于往年同期,去年南方遭遇的大范围旱灾却因雨雪天气而基本解除。
 
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今年1月份全国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损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减少86%、39%和88%;1月份,我国中东部地区共出现4次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共计160个县市在4-7日雨雪中日降水量突破当地1月份极值,并未造成严重灾害。与近10年同期均值相比,今年1月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和直接经济损失减少9成以上,却大大改善了空气质量、土壤墒情,有利于冬小麦安全越冬。
 
受1月份降水过程影响,去年旱情较重的江西、安徽、福建、湖北、湖南、重庆等南方省(市)旱情基本解除,山西、山东、广西等省(区)秋冬旱情缓和,只有云南西南及中南大部旱情初显并发展,造成少量农作物受灾。但云南粮食产量在中国各省市区中不算特别高,2018年中国全国粮食产量65789.2万吨,其中云南粮食产量1860.5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8%,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4位。[②]
 
正是基于上述情况,中央气象台农业气象中心2月11日发布的预报判断今年春季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春耕春播。[③]进入2月份以来,我国再度数次大范围降水,全国降水充裕,有利墒情,假如没有疫情冲击,夏粮丰收可期。
 
二、疫情可能重创中国农业生产与销售
 
然而,春节前夕猝然爆发的疫情顿时打乱了全国农业生产物资供应、运输,也打乱了农产品销售。即使不考虑疫情对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影响,仅从交通运输环境来看,春耕生产能否不受明显影响,就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疫情核心区湖北,那里是我国重要农业生产区,自明朝以来便号称“湖广熟,天下足”。2018年全国及湖北主要农产品及畜产品、水产品产量如下:
 
粮食产量65789.2万吨,其中湖北产量2839.5万吨,占全国4.3%;
 
其中,谷物产量61003.6万吨,其中湖北产量2704.0万吨,占全国4.4%;
 
其中,稻谷产量21212.9万吨,其中湖北产量1965.6万吨,占全国9.3%;
 
肉类产量8624.6万吨,其中湖北产量430.9万吨,占全国5.0%;
 
奶类产量3176.8万吨,其中湖北产量12.8万吨,占全国0.4%;
 
禽蛋3128.3万吨,其中湖北产量171.5万吨,占全国5.5%;
 
淡水产品3156.2万吨,其中湖北产量458.4万吨,占全国14.5%;其中淡水产品人工养殖全国产量2959.8万吨,湖北产量440.3万吨,占全国14.9%。[④]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判断,假如湖北农业生产销售瘫痪,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将是巨大而明显的,并将迅速扩散至国际农产品市场。特别是畜牧和淡水养殖,假如饲料“断顿”而导致禽畜水产大批饿死,预计半个月之内市场就会作出强烈反应。2019年至今年1月,中国肉类市场价格上涨已经成为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驱动力量,价格涨幅相对低得多的水产品成为肉类市场的“救援”力量;如果肉类生产供给减少近5%、淡水水产生产供给减少近15%,对市场和居民消费价格冲击可想而知。而在疫情爆发之后,对湖北饲料供应一度全面停顿,湖北畜牧禽类及水产养殖业濒临饲料全面“断供”风险,经有关部门联合启动应急体系方才暂时渡过难关。
 
同时,湖北粮食作物中以稻谷产量占全国比重最高,达到9.3%,比湖北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比重(4.3%)高一倍多,而稻谷生产恰恰是去年全国粮食生产的薄弱环节,其它主要粮食作物都有所增加,唯独稻谷产量减少。2019年,全国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增长1.6%和1.4%,豆类产量增长11.0%,薯类产量增长0.6%,而稻谷产量4192亿斤,比上年减少50亿斤,下降1.2%。[⑤]如果疫情实际严重影响到了湖北粮食生产,大米市场所受冲击将大于其它主粮市场,大米市场甚至可能成为疫情冲击撬动整个粮食市场异常波动的起点。
 
根据上述分析,假如到春耕全面启动时节,我国农业主产区仍不能正常恢复农业生产秩序和物资供销运输,以致错过农时,今年夏粮和肉类、禽类、水产生产将蒙受重创。即使没有耽误农时,农业生产正常,但假如非理性恐慌蔓延社会,导致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农产品被消费者排斥出市场,导致市场有效供给被人为压缩,农产品市场同样会遭遇重大压力。
 
有鉴于此,疫情重创我国今年农业生产与市场销售的风险不能低估。这一风险一旦成为现实,国内外市场农产品价格必定显著暴涨。
 
不仅如此,以下两项现实和潜在风险倘若与此叠加,全球和中国农产品市场的供应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风险之一是非洲正在发展的特大蝗灾,目前已经蔓延到西亚和南亚次大陆,是否会发展成为新一场非洲大饥荒,甚至冲击南亚次大陆粮食安全,值得严密关注。就总体而言,目前正为患非洲、西亚、南亚的沙漠蝗直接危害我国而在国内爆发大规模蝗灾的风险概率很低,问题是如果蝗灾导致非洲、西亚、南亚农产物大幅度减产,在这个开放的全球化市场上,由此造成的外部粮食市场压力也注定会传导至国内粮食市场。
 
风险之二是朝鲜半岛。朝鲜国内是否已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不同信息来源说法不一;即使目前尚无确诊患者,严厉防范疫情也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鲜春耕生产。更重要的是,朝鲜对立面相关国家内部极端势力影响力巨大,倘若他们借机以种种方式在半岛制造紧张局势,逼迫朝鲜动员大批人力物力防范,进一步显著减少对春耕生产的投入,又会无形之中严重破坏朝鲜今年的粮食生产,增大中国保障朝鲜供应的压力。唐灭高句丽之故智,值得朝鲜及周边国家关注、警惕、防范。
 
三、农产品市场价格暴涨可能通过西亚北非社会动荡引爆国际能源市场
 
此次疫情全面爆发前夕,中国食品市场价格上涨压力已经相当显著。2020年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0.6%,非食品价格上涨1.6%;环比上涨1.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4.4%,非食品价格上涨0.6%。1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15.2%,影响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约4.52个百分点。食品中,畜肉类价格上涨76.7%,影响CPI上涨约3.38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116.0%,影响CPI上涨约2.76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3.8%,影响CPI上涨约0.07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上涨2.4%,影响CPI上涨约0.02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涨0.5%,影响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从实际市场观察来看,受1月底疫情全面爆发冲击,2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上涨基本上已成定局。
 
在此基础上,倘若疫情和蝗灾、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业生产、销售、供给、价格形成了实实在在的重大冲击,必然显著推高国内农产品价格,进而显著推高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这一潜在风险倘若成为现实,并延续了足够长时间,将很有可能在中东引发、加剧政治动乱。因为中东国家粮食进口额普遍能占到其进口总额的40%甚至更高,国际市场粮价暴涨基本上都会引发西亚北非国家国内粮食市场价格飞涨,民生凋敝,进而大大提升这些国家国内政治动荡的风险。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此前一年国际市场粮价暴涨;2019年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接连爆发政治动荡,苏丹、阿尔及利亚相继发生政权非正常更迭,利比亚内战升级,重要诱发因素之一是2018年国际市场粮价显著上涨。今年,这样的风险是否会重演?
 
四、对症治理,消除疫情冲击农业风险
 
尽管存在上述潜在风险,但只要中国抗疫及疫后经济重启“总体战”应对得当,中国农业仍有可能充分利用今年年初以来相对较好的气候条件夺取新的丰收,不仅消除农产品市场进一步上涨失控的风险,反而消化掉一部分去年的价格暴涨。要实现上述最优目标,关键在于治理措施“对症”,其中特别需要重视以下几点:
 
首先,力保农业,不仅要保障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同时也要打通疫情重点地区农产品销售市场,化解消费者可能存在的非理性疑虑,避免这一重要农产区农产品被排斥在销售市场之外,从而事实上减少农产品市场的有效供给。
 
其次,保农业生产,关键是要保交通运输正常化,特别是公路交通运输正常化。
 
在公共服务型基础产业部门中,交通运输受防疫冲击最大,因此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也最为严重。因为电信、电力等其它基础产业部门从业者绝大部分可以不必每日跨地区流动,但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必须如此。
 
在各类交通运输体系中,公路交通运输所受影响最大;一方面是因为各地切断公路运输最为方便,另一方面是因为公路运输从业人员在各类运输方式从业人员中家庭经济状况最为脆弱。因为公路货运司机多属个体,如按照疫情初起时规定的从湖北出来要隔离14天规定,他们家庭经济支柱要垮。正因为如此,疫情爆发之后,公路交通运输费用暴涨,对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的运输费用上涨幅度尤其惊人。根据我参与、协调、组织对疫区公益活动所见,疫情爆发以来,从省外向湖北运货费用普遍上涨10倍以上。
 
而在国内运输中,公路运输又是货物周转量占比最大的运输方式,2018年占全国货物周转量34.8%,明显超过铁路(14.1%)、非远洋水运(23.0%)、民航(0.1%)。[⑥]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其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对公路运输的依赖度又高于其它产业。疫情爆发之后,应急运输车辆、船舶出入湖北疫区后相关司机、水手等是否需要隔离,有关部门内部存在很大争议,这是导致对湖北饲料供应一度全面停顿、湖北畜牧禽类及水产养殖业濒临饲料全面“断供”风险的重要原因。经过主管部门的努力,交通运输正在逐步恢复正常,但还需要持续努力,并在对相关生产复工的补助中适度加大对交通费用的补助。
 
第三,鉴于非洲、西亚、南亚蝗灾很有可能通过冲击国际粮食市场而波及我国国内市场,我国有必要积极稳妥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帮助他们治理这场蝗灾。具体方式应当力争商业性服务贸易输出为主,无偿援助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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