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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瘟疫与人类发展

分类:
实证研究
来源:
2020/03/17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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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在网络平台开设了“瘟疫与人类发展”公开课。在公开课中,刘守英回顾了人类文明和瘟疫的历史。针对此次新冠疫情,他指出,“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期待经历过此次惨痛经历的中国,不要在疫情过去后草草收场,真正开启一场全民族的反思,以此为契机,推动国家在人的行为习惯、发展本位、体制进步等方面全面现代化的革命。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上一堂特别的课,这个特别之处在于你们不能在教室里面听我授课。第二个特别之处在于这一次的主题跟新冠疫情密切相关,我们探讨瘟疫和人类发展的关系。

  

   我们人类靠智慧跨过马尔萨斯陷阱,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推进现代化进程,改善了人类福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唯有瘟疫让万物之灵感到恐惧、感到慌乱、感到无力感,甚至出大错。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我们甚至现在都搞不清楚它从哪里来,它到哪里去,它为什么如此地肆无忌惮!问题还不止于此,它刚一走人类的一切又回到过去。所以,当过几年它又来一次,人类又重犯过去的错误.

  

   根源在哪?源于人类对瘟疫的傲慢与无知。

  

   我们为这次的瘟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我呼吁国人从现在开始放下身段,客观理性地思考瘟疫与我们的关系,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真正将瘟疫纳入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考量。在此基础上寻找应对瘟疫的方法,探索人类的未来。

  

正视瘟疫,它是对人类的最大外生冲击

 

   我们在描述中国时有一个高频词叫多难兴邦,多难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多疫,把学者们编的《中国灾难年表》数一数,最触目惊心、最频繁的一个字就是“疫”!史家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133年间有传染病大流行的大疫年份就有49个,波及州县达70多个,达到“民死几半” 规模的“疫”就发生过120次。发生瘟疫大流行的省份排第一的是山东省。我们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源地湖北历史上多灾多难,排在第三。

  

   我省事时就在湖北洪湖见证了造成一家家农户巨大痛苦的血吸虫病。这场瘟疫导致全国1000多万人染上血吸虫病。毛主席为此专门写下《送瘟神》,感叹“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1988年我在上海读书赶上了甲肝,导致30多万人发病,而且诱因是我们瞎吃,吃了什么?毛蚶。

  

   2003年非典,我已经在北京工作,我第一次见证了病毒国际化的阵势,八个月就确诊八千多人。

  

   这一次新冠病毒于中国人最温馨的春节袭击我的家乡湖北,传染性之大,波及面之广、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历历在目。

  

   从历史看全球,人类对瘟疫的肆虐更是不管你是什么人种,也不管你是富还是贫!

  

   十四世纪一只黑色的老鼠登上从亚洲前往欧洲的货船,“黑死病”席卷欧洲,在全世界杀死2500万人,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在笛福笔下,伦敦1665年大瘟疫“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1918-1920年的世界流感大流行造成五千万到一亿的人口死亡。

  

   由此可见,瘟疫从来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瘟疫是人类遇到的最大的外生冲击。瘟疫让人类露底子。而且每一次的大瘟疫都是全球化的。

  

面对灾难,让我们看得更长更深更远

 

   瘟疫不仅不断地威胁人类,而且还与人类的文明进程相伴相生。我们的祖先在完成进化之前,在食物链当中吃别的动物也被别的动物吃,正是在这种互食中,人类实际上感染了所有的寄生物。

  

   当我们的祖先利用语言、住房和衣服的文明进化将习惯性行为转化为智慧性行动的时候,人类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了超越其他动物的地位。但是,元初那种原始的生物平衡就开始面对新的失衡。人类增加食物供应(除草、改良土壤等)的方式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区域内动植物渐趋单一,由此造成食物链的缩短,人类只能以激进的方式重塑自然,这又导致对生态平衡的破坏。我们靠增加驯养和种植动植物的数量来保证更多更好的吃,但这又为寄生物造就了潜在的更集中的食物源,与驯养动物的紧密相处,滋生了由动物传给人类的传染病。灌溉农业提高了农业产量,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有利于病原种传播的环境。

  

   随着人口增长、贸易扩张和集聚程度提高,人类进入成规模、有组织、人口密集的城市社会。正是人类宿主向大都市的不断聚集,才得以保持传染链的不间断,传染病得以长久地生存下去。城市环境也使病毒与易感新宿主有更多接触的机会,频繁地交往使疾病不间断地人传人,由此传染病成为一种滋生与蔓延于城市文明社会的“文明病”。一旦它们真正行动起来并成气候,亚欧大陆不同的文明社会就形成了不同的疾病模式,不同的文明形成不同的“文明病”,各自独特的疾病模式又形塑了不同的文明特征。

  

   在中东,巴比伦、埃及、波斯的统治者先后在兵戈交锋和边境蛮族的屡次入侵中确立了统治。帝国越庞大,组织越完善,其运行也越逼近农业发展的自然极限。当帝国的边界不断推到大草原或沙漠地带,原有的耕作方式已不能保证足够的收成来担负帝国扩张的成本。疾病充当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平衡器,它在降低人口密度和改变军事进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好在传染病的威胁还不足以严重、频繁到给文明社会造成崩溃瓦解的程度。

  

   在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活动突破半干燥黄土地的地理边界,主要农作物从小米转为水稻,水利工程体系建成,对传染病的适应性增强,支持了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帝国的和平,降低了长期战争对农民社会的蹂躏,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可持续的稳定的巨寄生平衡。但是,由于南北疾病分解线的存在,阻碍了北方文明的农村和城市生活顺畅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国文化摇篮以南的地区。

  

   在印度,恒河流域尽管出现强有力的幅员辽阔的王国,但是,难以忍受的湿热气候,传染病的沉重负荷,消耗了农民的精力与体力,削弱了农民为国王、地主、军队和官僚生产剩余食物的能力,造成恒河地区的政治及文化结构难以稳定、也从未巩固为长期的统一体,农民的平均生产力与最低生活需求之间余额很小,导致次大陆的整体贫困。疾病肆虐也形成种姓制度、出世主义、佛教和印度教等为特征的印度文明。

  

   在地中海,文明靠产品交换支撑,组织“野蛮人”社会提供谷物和其他关键商品,农民幸免于供养帝国官僚机构和军队,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开放的地中海贸易,地中海沿岸提供了有助于人口繁衍的疾病较少的环境,城市中心得以形成,催生了希腊文明,经济上由自由民之间的买卖关系联结,政治上为自由的交流所维系。但是,大城市形成,成为加剧疾病流行的基地,导致人的寿命大为缩短,希波克拉底记载了古希腊存在的多种传染病。瘟疫的肆掠加剧了盛极一时的雅典帝国土崩瓦解。

  

   到公元纪年开始时,四个不同的文明已经形成四个疾病圈。每个疾病圈内的传染病,随着文明之间的交流越出固有的边界,传染链扩展到人口也足够稠密的新地盘,造成对以前没有患病经历或免疫力人口的致命肆掠。

  

   东地中海、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常态化,商队在陆上频繁地横穿中亚的绿洲和沙漠,商船自由航行于印度洋及其邻近水域。但是,商品的交流也意味着传染病的交流,陌生疾病在易感人群中的传播机会增加,造成文明病之间的蔓延。鼠疫从印度东北或中非的发源地侵入地中海,罗马世界遭受严重的瘟疫灾难,鼠疫伴随战争、迁徙、逃亡,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横穿亚洲的陆路商队活动的活跃,以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时期为顶峰,其版图囊括了整个中国和俄罗斯绝大部分土地,甚至囊括了中亚、伊朗和伊拉克。蒙古帝国的扩张,加剧了瘟疫的全球化。蒙古人治下的亚欧大陆交流广泛,许多人的长途旅行跨越了文化或疫病的原始边界,还有人在原有线路之外开辟了更北的商路。

  

   蒙古人的征战帮助鼠疫杆菌从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早期疫源地,扩散到亚欧北部宽广的草原地带,蒙古骑兵的快速机动,意味着鼠疫有机会扩展自己的活动疆域,受感染的老鼠和跳蚤,也可以偶尔搭乘装满谷物和其他掠夺物的鞍袋,河流与类似的地理障碍对于疫病传播不再难以跨越。

  

   黑鼠蔓延到欧洲大陆,使这个大陆的所有国家遭受沉重的瘟疫打击,夺去1/4人口的生命,面对紧张和随即而来的危机,欧洲人的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固有的宗教仪式和管理措施的无能与无奈显现殆尽。整个社会弥漫着焦虑不安的阴云,质疑上帝的正义,在基督教的欧洲,反教权主义变得更加公开而广泛,构成了马丁·路德后来成功的诸要素之一。城市政府对恶性疾病的反应相当迅速,他们的活力促成欧洲城邦的黄金时代,推动市场经济在整个欧洲的跨地域发展,城市还发展出更加世俗的思维取向和生活方式。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价值变迁,绝不可能仅仅取决于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当局应对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对欧洲意识形态的划时代转变发挥过重大作用。

  

   欧洲成为扩大了的新旧世界的中心,伦敦乃至英格兰中部地区发展出新的工商业模式和出现机械动力机器的广泛使用,被称为“工业革命”。人口和疾病史在大不列颠工业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英国城市人口的增长要求增加国内食物生产,为满足这一需求的“新式农耕法”在休耕期种植芜菁、紫苜蓿类精耕细作作物,不仅使农业产量增长近1/3,而且牲畜数量的增加阻断了在北欧存在达几个世纪的疟疾,更多的牲畜为人们的饮食提供了更多蛋白质和对付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圈地运动”使牧民用栅栏将牛羊圈隔在私人牧场上放养,减少了传染病的传播,给畜群健康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疫病减少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较少的农民可以养活更多的城市人,为英国18世纪晚期引人注目的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因为玛丽·蒙塔古刚刚踏入社交界美丽的脸蛋被天花刻下难看的疤痕,以及欧洲统治家族中天花造成的死亡两次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政治生活,使不列颠列岛的统治阶级对天花的危险高度警觉,英国于18世纪最早接受天花接种,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英国在控制天花上的努力获得了作为18世纪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地位,因为大英帝国的兴起和1763年后法国从海外的暂时撤退,被史学家称为美洲、非洲、亚洲以及欧洲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人类用无数生命换来的抗疫经验

 

   总结人类与瘟疫的历史,人类在一次次面对瘟疫中积累的经验甚至教训非常宝贵,它们是我们下一次面对瘟疫时的最重要财富,人类抗疫中形成的措施可以帮助我们少出错,减少生命的损失。

  

   一是及时有效的隔离。当一场新的瘟疫到来时,由于我们根本无法很快发现它是什么,也没有有效的办法应对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采取一切措施阻断传染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提醒的是,隔离措施不是简单粗暴,一定要非常系统、细致、具有强制性。以1665年伦敦大瘟疫时采取的行政措施为例,规定检查员要品格良好,上岗要宣誓,对房屋和患者做到透彻了解;每座房屋的看守人白天、夜晚两名;搜查员具有诚实声望、宣誓严格履行其搜查职责、正确汇报;医生划片负责;一旦有人害病两小时内告知卫生检查员;一旦发现有人患上瘟疫,在当晚隔离于该房屋;掩埋死者的时间要在适宜之时,邻居或朋友不得陪同;传染病织品不得流通使用;街道要保持干净,等等。

  

   二是现代医学科学的胜利。早期人类在应对瘟疫的时候就是靠两条,第一就是靠信仰,这种信仰在西方就是信上帝,在东方信佛教甚至神秘主义,这些信仰实际上是为人们减少恐惧起很大的作用。第二靠传统医学。直到晚近,医学理论还是粗糙、武断的经验主义,一些名著的教条被奉为圭臬。在欧洲,对新疗法的相对开放成为医学专业最为重要的品质,其技术和知识从经验中积累完善,以医学院和医疗机构为中心的专业机构决定了对新疾病的更为系统性的反应。医院给医生们提供了反复观察病情及其变化过程的机会,经试验有效的治疗方案可以在下一个病人身上再试。欧洲差不多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在医学上获得对鼠疫相对清晰的认识。直到1850年之后,医学技术与医疗机构对人类存活和人口增长产生大规模的影响。

  

   三是公共卫生制度改革。19世纪一再重复暴发的霍乱恐慌,直接推动了保障城市卫生和公共健康的立法实践。从战场中发现得病率与士兵饮用水、公厕设施、卫生环境高度相关,对古老教区记录的研究发现小范围流行的传染病与他们取过水的废弃水井有关,瘟疫在乡村的发生与取水和粪便处理方式相关。英国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疾病与废弃物进入河流导致的污染以及拥挤的房屋和缺乏基本卫生条件所致。英国成为第一个进行全面卫生改革的国家。公共卫生制度安排包括,对“公共卫生”进行集中控制,对整个国民强制推行卫生法规,建立由懂瘟疫的权威专业医学专家组成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亲临一线并与地方委员会通力合作,委员会不是开会、发文件,而是到一线指导,开展流行病和传染途径调查,对百姓卫生状况展开调查,提供疫情真实报告,推动制定公共卫生法案。人类在应对瘟疫上的公共卫生努力,使社会形成一种共识,瘟疫的产生、蔓延与治理与其说是技术的,不如说是组织的。

  

   四是科学家的作用和定位。人类和瘟疫的斗争,就是寻找病毒的伟大历程。几千年来,我们对病毒的全部了解只是它们会让人得病,甚至取人性命。经历几个世纪,“病毒”的含义可以指代任何有传染性的物质。直到19世纪晚期,荷兰农业的一场疾病大灾难,促使阿道夫·迈耶发现细菌菌落,几年后荷兰科学家拜耶林克将他的“有传染性的活液”里的神奇物质称为病毒,20世纪初一些科学家找到了其他疾病的致病病毒。50年代病毒学家已经掌握了关于病毒的基本信息,但它们继续沿着病毒是通过哪些途径让人得病的、为什么有的病毒对人致命、病毒如何攻克宿主的防御系统、它们怎么能演化得比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都快等灯展开继续探索。由于地球上存在的病毒数量之巨、地球上生命的基因多样性就蕴藏在病毒之中、我们呼吸的氧气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病毒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连我们所在的这颗星球的温度都和病毒的活动息息相关。因此,攻克病毒是病毒学的神圣使命,对生命的关照是科学家的伟大职责。

  

   五是瘟疫全球化与医疗卫生合作国际化。随着文明的交流,瘟疫就出现全球化特征,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加快,瘟疫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19世纪欧洲人对霍乱的恐惧,使国际医学交流与合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国际医学大会可追溯到1851年,医学家聚会巴黎,试图解决检疫制度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国际合作的主要舞台最早出现在埃及应对1831年霍乱及到1893年研制出治疗霍乱的疫苗。大量疫苗的研制成功与应用是国际医疗机构通力合作的结晶。国家级和地方性的卫生委员会和医疗服务组织遍布全球,军队的医疗团队也在与社会机构同步(甚至提前)发展。国际性的官方医疗组织和公共卫生组织成立。20世纪40年代以后,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对人类生活状况的影响已经真正地全球化。

  

   六是权威、高效、有序的应急体系。大瘟疫的到来就是一场战争,国家的应急就得从常规转向应急体制,必须在 “黄金期”进入紧急状态,依法定的应急体制开展防疫战争。人类应对瘟疫在教训中不断形成可行的体制安排,包括对重大公共事件信息的准确报送与权威发布、事件级次的判定与决策的权力授予,集中制度化的应急储备体系和应急物资调配、物流、组织、分拨体系,准军事化的疫区防控与治疗体系,疫区从查疑、收治、看守、生活保障、环境清洁等的责任与协调体系,统一协调的慈善救助体系,明确责任与实施的应急法律制度。

  

   七是人类自身的习惯革命。我们每一次瘟疫最后找到病的源头都是人类瞎吃、贪吃。上海的甲肝查出来来源于吃毛蚶,2003年的非典病毒源自果子狸,这一次武汉新冠最初聚焦于一家海鲜野货市场。我们有美食之国的美誉,也有毫无顾忌地吃的恶名。还有各种不洁的习惯、大规模聚餐等嗜好,这些习惯是一个国家从乡村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最难改变的。这一次瘟疫以后我们是否可以来一场个人行为习惯的革命,以此告别一些不文明的陋习,减少由于个人和群体自身不良习惯导致的瘟疫对社会的影响。

  

   同学们,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聚焦于瘟疫与人类发展的故事,希望我们一起来反思,反思我们在瘟疫到来时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减少人类在下一次瘟疫到来时的生命损失。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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