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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

分类:
实证研究
来源: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04/06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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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摘要〕中国外交呈现出道义理想主义的思维逻辑。从中国政治史自身演变逻辑看,它呈现出由闭关锁国到开放发展的变化轨迹。从外交思维的演进观察,它显现出承认强权政治前提条件下,基于弱者的道义取向,以及崛起状态下,自认大国基点上的强者道义逻辑。这两者是基于同一逻辑的翻转。中国外交所展现的深层理念的道义优先特质,让其难以展现长袖善舞的一面。这是德性因素刚性主导中国外交的结果。中国外交试图与国家疾速发展局面匹配,必须作别政治化僵局:不以国内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内政决断,直接延伸到外交领域,才足以理性确立外交思维,并真正开拓左右逢源的外交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外交;政治逻辑;道义理想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外交思维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2-0005-16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理解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历史线索。1949年新中国成立70年的外交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前三十年闭关锁国,后四十年走向开放。①其二是总体评价。七十年外交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一是逐渐摸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进路。二是深刻重塑了外交思维,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外交的替代性理念。三是确立了外交的精神宗旨。中国外交以“道义理想主义”为价值基础,这是一种与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形成鲜明对照的外交思维,它旨在固守外交的价值取向,全力分辨敌友,经济利益得失不是主要考量选项。四是外交转型必要性凸显。由于中国国家处境的变化,“后革命社会”塑形外交,政治脱敏成为新外交战略思维形成的前提条件。政治脱敏成功,中国外交就会进入一个新天地;政治难以脱敏,由内政到外交方式都会循排斥性的政治思维展开。在一个复杂的现代世界中,确立中国外交的自洽政治逻辑,既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又有利于世界各国融洽相处。

  

   一、自闭与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外交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①这是从一个时间向度上做出的划分,也是一个从中国政治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的区分。以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是当下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阶段划分方式。但还可以有另一个划分方式,即中国在1949年前后,从一个局部化世界的外交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并分别呈现出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这是一个将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统一起来审视后呈现出来的中国外交阶段性特征。  

   以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定位中国外交进程的历史阶段,是因为从这一年起,中国外交确实做出了重大调整。从内政的视角看,这一年中国的外交开始从对外全面斗争的外交,转向大国之间理性交往的方向。从对外关系视角看,其后一年出现了当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突破事件——中美打破了30年外交坚冰,在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外交政策从“批判帝、修、反”的全面自我封闭与全面对抗做派,走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走向与“帝、修、反”理性交往的外交道路。②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进入国际社会的时间,前后大约40年时间。如果计算中间出现的波折时段,中国外交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就更短了。可以说,以“改革开放”划分中国闭关锁国与普遍交往的两个阶段,确实有其足以成立的历史理由。  

   再相对细分一下,改革开放前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又可以再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相对开放的时段,二是几乎不开放的阶段。文革以前和文革阶段可以说是两个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的时期。在文革时期,反对帝、修、反,也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其盟友的修正主义、反对世界上一切反动派,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绝对政治决断。尽管与“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有不少外交往来,但几乎与世界重要国家隔绝,将这种局面称之为闭关锁国实不为过。除开这十年,中国外交可以被定位为一个向世界“局部开放”的格局。之所以谓之曰局部开放,是因为从1945年起,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50年冷战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国加入冷战阵营的处境即已避无可避。毛泽东提出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这是向当时的二元世界之一——即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二元世界中的其中一部分的开放。

   文革前的差不多二十年,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进程的另一阶段。在时间上的起讫为1949年到1968年。1949年是以建国为标志的,因此容易理解。为什么截止时间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呢?这是因为,1966年发布的“5.16通知”虽然被认作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但1966年开始武斗,还处在相对克制的状态。1967年在“文攻武卫”口号的刺激下,武斗达到高峰。〔2〕到1968年,内政运行困难,国家陷入自顾不暇的境地,就此完全无力深思熟虑地处理外交事务。在国家体制上,被文革动乱瘫痪掉的国家权力,以“革命委员会”的形式重建。在国际社会上,则乏善可陈,除了对抗美苏的惯有国际姿态外,就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国际事务的政治表态。〔3〕可以说,较多且擅长与落后国家打交道,是建国以来的一个突出特征。  

   相比而言,这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均有带全球眼光的论题。就前一段落讲,1953年底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4〕确立了适用至今的中国外交的具体政治原则。就后一段落讲,毛泽东在1974年初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论,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5〕,确立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分层立场,并将外交主战场放到了第三世界即亚非拉国家上面。  

   由上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前不能说是闭关锁国,但对外开放和交往是十分有限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确证。其一,一个国家真正开放的外交,是对国际社会全方位开放的外交,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当时中国的闭锁性较为明显。中美的长期冲突、中苏1960年后冲突的逐渐公开,让中国即便对世界的其余地区打开大门并普遍交往,也是缺少世界意义的。其二,中国跟落后国家打交道,被落后国家夸奖,自认和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灯塔,但其实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在这两个意义上来讲,新中国前三十年对世界局部开放的外交也可以说是局部封闭的状态。这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发展代价,也让中国外交交出了高昂的学费。  

   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才逐渐走上正轨。这一方面与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国际关系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全新启动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再一方面则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与中国的及时反应联系在一起。中国放弃了反对帝、修、反的对外主张,也就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国际对抗,相应便成为一个别的国家可以打交道的正常国家。中国致力寻求发展,也就势必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从而在与各个国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吸取他们的发展经验。中国在一个长达20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致力实现缓和的国际环境中,终于醒悟了自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极为不利。因此适当调整有点失偏的外交政策,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新中国在建国40年后,终于走上真正的国门洞开、与世界主要国家正常交往的外交轨道。  事实已经告诉人们,中国自明清两朝以降自我锁闭,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未有根本改变,结局是自酿苦果,让国家自置于世界现代化滚滚洪流之外。晚清短暂且局部的开放、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年)的对外开放,收获了与发达国家积极互动,国家迅速发展的果实。只可惜好景不长,迅即夭折。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克服内外困境,坚持以开放带动改革,中国迅速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由此划出的自闭与开放的国家发展悬殊轨迹,不能不让人深思。

  

   二、在强国压力下:道义理想主义的浮现  

   新中国外交的前三十年,本应是国家开始与国际社会相对正常打交道的阶段。但因为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制约,国家没能生成正常的外交思维、外交政策与外交举措。阵营选择的固执、对抗思维的宰制、对立行为的主导、生存危机的张力,将中国推向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境地。一个国家的外交,本应作为面对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处境、不同人民、不同文化的国际交往,但因为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对社会主义的刚毅决断,让国家的外交决策者“一边倒”。这一决策,也许有其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但与一个新兴国家本应纵横捭阖、汲取国家发展资源的外交思维尚存不小距离。尤其是当时西方国家并未与中国发生直接对立,甚至希望与中国保持外交往来的情况下,中国却决绝地一边倒向苏联,确实让中国难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宽松国际环境。加之后来与苏联全面对立,中国对两个阵营均不靠岸,其对中国发展的显著迟滞效应,毋庸多言。  

   这样的外交窘境,为多数新兴国家所体验,仅以美国为例。在建国之初,美国也难以即刻形成成熟的外交思维。美国挣脱了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但却走上了与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直接对抗的道路。法国支持美国争取独立的建国大业。但法国的综合实力无法与英国相比。在美国国内,国父们面对国家发展的法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也甚为踌躇。相应地,面对美国与法国、英国的外交事务,也存在华盛顿与杰弗逊的不同偏好:前者亲英,后者亲法。建国之初,英美的战争对垒刚结束,自然不可能结秦晋之好。于是美国颇有点向法国“一边倒”的架势,美法结盟以抗拒英国打压。好在美国国内的亲英派采取适当措施,让美国没有走上法国的激进民主道路,且确立了英国式的国家发展大计。这让美国不至于付出沉重的国家发展代价。这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清醒认识到自己国家不能在英法之间一边倒具有密切关系。他一方面全力整合国内各州的政治力量,促成国家团结。另一方面与英国签署和约,解除两国对抗状态。同时慎重处理与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关系。因此行走在一条中立的外交进路上,致力让美国遵从正义原则,按照国家利益选择战争与和平。〔6〕美国建国初期没有在两强中间决绝地选择一强,也没有单纯面对诸弱,国父们经过摸索与碰撞,幸运地确立了较为理性的外交思维,促使国家逐渐营造出一个有利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新中国建国之际,确实是列强环伺,国际环境张力十足。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国际基本处境。这导致中国对强者怀有一种抗衡心态、抵触心理和反对冲动,以至于不习惯与强国打交道。在长期的弱者处境中,中国秉持一种强者应当尊重弱者、强者不应欺凌弱者的道义感。与此相关,中国长期跟弱国打交道,进一步形成了弱者之间抱团取暖、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国际关系思路。这样的处境,不惟强化了弱者之间以道义抗拒强权的国际社会心理,也催生并固化了弱者团结起来一定会胜过强者的道义制胜的心境。这两种心理有力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思维和外交思维。对强势国家的援助中国,以为是道德应当,因此未曾心怀感激;对弱势国家,总是仗义疏财,认为这是德性表现。因此,中国在与弱国的外交上赢得了好的口碑,在与强国交往上则总是走不出道义抗衡的天地。  

   因为中国在外交上总是愿意跟弱国打交道,国家的国际道义形象塑造便比较自觉。中国自觉将自己塑造成为后发国家的代表,在道义上非常自如地采取一种国际理想主义政策。这与中国悠久的儒家传统文化有关。儒家的精神主调就是道德理想主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这样的道义理想主义,即排除功利追求、一心实践德性价值原则,固然在个人行为上可以臻于极高尚的道德境界。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则可能将其带入一个非政治、反经济的道德地带:由于抵制利益,因此对那些追逐国家利益的强国心存反感,对实力外交思维严加拒斥。从国际政治、外交活动的道德原则上讲,这固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从国际实务、国家交往的利益得失上讲,则会对国家竞争制胜造成心理障碍。  

   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与国际政治的实力思维本可相反相成、相形而在。前者作为价值基准,制约与引导外交行为,以免外交活动成为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后者作为行为导向,以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的选择性使用,让外交沿循有益于保护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两者的相互配合,是一个国家外交纯熟的表现。达到这样的外交境界,实属不易。因为大多数国家常常处在实力不济的现实处境中,因此只能寄望于前者为国家拓展一片外交天地。中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西方国家的实力外交,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强权外交。西方国家在外交中秉持的价值原则,被中国人视为虚伪不实的托词与幌子。  

   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遭遇具有密切关系。自晚清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往来中吃尽了苦头。国人认定西方之所以在外交上占尽优势,就是因为它实力强大,西方国家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一种丝毫不加修饰的“实力外交”。抗拒西方的实力外交,只有祭出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武器。因此,在外交活动中,中国全力谴责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大力倡导强弱平等、不分大小。这是一种典型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因为它完全是基于道德应当做出的判断、确定的行为。但其中潜蛰着的价值意念和行为倾向,即一旦国家实力陡增,这种道义原则就换作是中国作为强者在国际社会执行相关规则。永远的弱者盟友自认,不变的强者之敌定位,成为一以贯之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价值理念自我维系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定势有了显著变化。1983年邓小平给景山学校的题字,不仅仅是为教育系统题写,而是整个中国内外政策的调整标志。这一题字的内容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7〕三个面向,各有针对,都是战略调整的重大改变:面向现代化,就是逆转新老传统方向,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转轨;面向世界,就是逆转闭关锁国态势,真正向全世界开放;面向未来,就是逆转固执陈旧的意识形态说辞,真正敞开国家发展的大门。这不仅是对文革前一个时期局部融入世界政策的重大校正,也是对闭关锁国的“文革”政策的终结、向世界全面开放的一锤定音。邓小平向世界打开的大门,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局部的“世界”,以人们更熟悉的词汇就是“全球化”。在外交上,它指引人们走出面向发展中国家厘定外交方略的境地,走进以发达国家为伍的新型外交天地。这是对建国前三十年外交定位的重大矫正。  

   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大门,对近40年中国的疾速发展,意义非同小可。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修好的外交取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排除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变量,就完全无法解释当下中国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在此。在中美关系遭遇调整的情况下,有人设想中国对美国关上大门,向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开放。这是异想天开的说辞。不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开放,就不叫开放。况且美国及其盟友就是原来我们全力对峙的“西方国家”,对美封闭,就是对发达国家的封闭。对世界先进国家不开放,只对落后国家开放,那岂不是回到“文革”的“外交”局面。由此可以理解“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8〕的深意。  

   确立“三个面向”,既调整了外交思维,也调整了内政思维。但也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在务实的政策取向中,仍然保持着的深层外交思维,依然是道义理想主义的。不过这样的思维进路,已经与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国家明面上的政策取向,确实已经转变为现实主义的风格;在国家的基本理念上,则以坚持国家形态所注定的既有原则为特质。就前者言,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讲计划,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当然也可以借助市场。这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征。这是中国近40年内政外交取得巨大突破的动力。以此为据,在内政上,为取得经济发展成效不断调整僵化的经济、社会体制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在外交上,不断与西方国家周旋,而赢得国家发展的宽松国际环境。就后者言,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处在顺境,还是处于逆境,支持中国国家运转的基本原则是丝毫不能撼动的。对此,在改革开放前期,邓小平便以决绝的口吻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9〕这四项原则,在政治上被称为“立国之本”,似乎是一种权力现实主义的设定。其实,只要明了它背后的预设,就知道它的理想主义深层含义: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人剥削人的道路,在道义上必须受到谴责;而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人民当家作主之路,道义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之所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资产阶级专政仅仅为少数掌握资本的人群服务,唯有无产阶级政权才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两者的道义高低毋庸多言。之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的其他所有政党都是为一个利益群体服务的,唯有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0〕的。之所以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历史的基本规律和不易真理,此外的思想体系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邓小平设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扼注国家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的高位,这与经济领域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与外交上与西方国家的修好相比,都更为重要和根本。可见,在内政上寻求成为强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举措,都得服从价值观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定位;在外交上寻求与强国平等的地位,突破强国对中国的限制,学会与强国打交道,都得服从国家高端定位的价值要求。  

   在近期,习近平也特别强调作为中国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完整性与完善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在实践原则的基础上,确定马克思主义不易的指导地位。“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1〕这是对邓小平强调的价值-政治原则的再次重申。  

   起自晚清、迄于当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在强国环伺的情况下展开国家重构和外交活动的,在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历史体认中,中国处在被强国牵引的被动状态。这造成两种结果:一方面中国追求成为强国,另一方面也习于跟弱国打交道。这种外交处境,让中国的道义理想主义理念或直接曝露在人们面前,或潜藏于深处引导中国的内政外交。

  

   三、内政与外交互动:道义感的内外统合  

   几成共识的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何以如此呢?这中间有两个基本理由。其一,现代外交源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在国家内部,是为内政;在国家间发生关系时,是为外交。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定后,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政治主体的局面便逐渐固定下来。一些论及民族国家间关系即外交关系的人士,将这一局面无限前推,其实是一种难以成立的论说。此类论说,如春秋时期外交关系,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外交关系,等等。须知,外交关系是现代国家间的关系,其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外交关系,譬如雅典对斯巴达,到底是希腊内政还是外交?它们都属于希腊地区的城邦国家(city state),彼此之间常有攻防联盟。当其一致抗拒波斯帝国入侵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内政关系;当其与波斯发生关系的时候,才可以仿照现代外交关系来对待。中国周代的分封国家之间,也不能用现代的外交关系直接看待。在早期,分封国家之上还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权;在晚期,尽管诸侯蜂起,但基于正当性需求,还得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这就与现代外交相去甚远了。  

   在中世纪阶段,西方建构起一个世界社会,在统一的基督教名义下,世俗国家的疆界意义并不是最凸显的。国家或者在帝国的名义下运行,国家或帝国间有些往来,差可以外交名之。在帝国逻辑中,古代民族聚居区多无国家属性,或直接就是属国,属国之间的往来很难以外交视之。在基督教世界社会中,教徒人人都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民族的身份被忽略,民族建立的政治体界限也被遮蔽。所谓外交,难觅踪影。只有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框架下,现代所谓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巨型政治体才得以凸显,民族国家才成为最重要的巨型政治社会。由于内政、外交在民族国家那里被明显区分开来,现代外交才以独立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国家在主权范围内,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主权政府成为主导内政的机构,也成为对外事务的代表。所谓“对内保护,对外御敌”的现代民族国家双重特征就此呈现出来。这两种国家功能,不论政体形式,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无甚差别的。  

   “对外御敌”并不是对民族国家外交活动的全部内容。但这一命题凸显了现代外交的基本特征。一者,由于国家是建立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只有在成员们同意参加共同体的时候,他们便信守承诺和协议,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离开一个既定的共同体,一个人就处在国际的自然状态下。一个主权国家的管辖权是地域的,个人则可以进入或离开。进入一个共同体就承诺了这个共同体的受托管辖权,离开这个共同体就意味着不受其管辖。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界限的标志,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内外关系的浮现。对内,成员即是同胞;对外,则区分出国际公民与外国人的界限。二者,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领土界限问题,需要订立一些条约和协议,以解决管辖权的地域范围与有效性,确定劳动和工业等财产归属。为此,国家间可以结盟。在条约与协议之外存在的广阔空间如海洋与太空,则属于人类共有。三者,一个主权政府所行使的对外权,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因此,国际关系的动态性特点非常明显,不存在稳定不变的国际关系。所谓“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即此意。但和平选项胜于战争,对抗选项弱于合作,兼容性联合强于排斥性联盟。  

   为什么说民族国家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呢?基本理由是,一方面,内政是国家能够存续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内政混乱到难以为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呢?这样的国家,内政外交的主体等于接连消失了。另一方面,内政作为外交延续的基础,是因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在内政中有迹可循。在现代国家的权力体制中,对外权不再属于洛克所设想的第三种权力,而是归属于行政权范围的一种具体权力形式。因此,外交官员属于政府官员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为国家服务的权力载体。再一方面,从国家权力的运行上讲,内政在于发挥保护政治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作用,外交也必须秉承这一原则。因此,外交之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尊严、保护国家利益等等基准,都由内政预先为之设定。诚然,一个国家的外交活动如何具体展开,绝对有其不同于内政的特殊性。因为外交是在两个或多个国家间展开的,它同内政主要基于国内情况的考量不一样,需要考虑发生外交关系的双方或多方的诉求与权益。但外交行为的国家准则是在内政方面奠立的。

   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内政的逻辑就决定了国际行为的逻辑。中国亦不例外,其内政的逻辑决定了外交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逻辑,有其形成与作用的历史条件与实际动因。从历史维度上讲,人民共和国确认自己继承了新老传统,强调新老传统对现实政治的帮助作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尽管人民共和国进程中间出现过强烈的反传统运动,但那仅仅是间歇性的政治举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韧性力量,一直作用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当今就更是在执政党领袖的直接倡导下,将儒家遗产的现代激活纳入国家政治进程。基于这样的定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内政外交会产生精神方向上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建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带有显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无产阶级代表人类最高道德的基点上,由其推动着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人民共和国创制者直接为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从这种道德制高点看待内政事务,那真是“背负青天朝下看”。两种理想主义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的基本品格。以这种理想主义定位的国内政治,自然会为外交活动打上理想主义的烙印。  

   从现实动因上看,中国是在革命处境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这是革命的敌我划分区隔出的两个阵营:革命者与三座大山,相互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在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上,前一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3〕。这场革命,只能由站在道德与历史制高点上的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其他所有阶级和政党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后一阶段的革命,则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极大丰富到按需分配,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完全克制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缺陷,完全实现了人类古往今来的理想期待。两场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4〕。后一场革命,更是非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能成功。  

   取决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逻辑,它在展开外交活动的时候,也就会以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革命的道义理想主义审视外交活动的对象,并于此确定外交基本方针,呈现外交的精神宗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帝国主义被设定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因此尚未执掌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列为敌对势力。革命后的外交“一边倒”,可以说是顺势将革命时期的国家敌我阵营划分带到了执政时期。革命者与革命对象之间势不两立,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水火不容。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打击全世界必须打击的帝国主义实力,便成为改革开放前强势预设着的外交方针。因此中国外交的着力点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如加入联合国,也确实是靠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在改革开放后,表面上人们观察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寻求双赢的利益往来,但这种外交往来背后潜伏或深层预设的道义理想主义逻辑,不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易为人觉察。一旦发生摩擦和冲突,它就会突兀地呈现出来。近期中美贸易战所呈现的两国经贸外交摩擦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可以为人所察知。中国致力占据贸易战的道德高地,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强调中国坚持的全球化立场、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是其直接体现。而再深层次的预设,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谋利性、自利性的非道义取向,与中国的大义凛然、道义使命、更高站位,形成鲜明对比。一种为人所熟悉的帝国主义阵营与革命阵营的传统划分,呼之欲出。中国硬核坚守的内政原则,在这里再次呈现其主导外交的强大能量。道义感之统合中国的内政外交,成为人们把握中国外交特点的一个决定性支点。

  

   四、就内政做外交:道义理想主义的扩展  

   中国外交的内政逻辑主导,乃是受中国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共同主导的贯通逻辑。其中,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一直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一直发挥的是辅助性作用。但在国家的实际运行中,中国的内政逻辑对外交的影响,受到理想定位与现实处境的两种力量的交互影响。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相对弱小的时候,道义理想主义是为主调,现实主义是为辅调。在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道义理想主义是底色,现实主义浮动在台面。之所以如此,从精神的内在原因上讲,是因为中国还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精神基础决定了国家的政治方向,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从国家运行的实际状态上讲,在国家实力不强的时候,诉诸道义,自然是聚集国家力量的一种必然方式。即使这样聚集起来的主要是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但比之于对国家力量完全失于动员的状况,对国家的存续自然是具有绝顶重要意义的。况且在面对外交强国的时候,这种道义感让“侵略者”西方国家心生愧疚感,让中国富有道德底气。而在中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诉诸道义,让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中设定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道德目标重新主导外交行动,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国家实力与国家确立的人类义务携手,又为国家的外交行动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  

   一般而言,外交是一个国家相对独立的活动。这是因为,外交受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社会、国际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一个国家基于这个国家的内政逻辑,是很难顺畅贯通到外交事务上的。外交是国家间的活动,因此,超出一国的主权范围,或者说在主权边际上展开运思和采取行动,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对较为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足以成立的。但对中国来讲,外交活动有着容易被人忽视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已经是超出一般民族国家意义的特殊国家,国家的建构有着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指向又十分鲜明。这就让接受其意识形态属于“我们的”阵营、不接受或反对这一意识形态的便属于“敌人的”阵营的“敌我”划分,绝对主导着国家的外交活动。从战略布局上,这样的影响体现在以意识形态认同划分外交阵营,一旦在意识形态上趋同,不管国家间关系究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冲突,在地缘政治上两国间具有多少潜在危险,在实际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存在多少可欲利益,那都在所不计,势成外交上值得深交的友好国家;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分野,不管国家间几乎不存在历史性冲突,无论地缘政治上多么符合远交近攻的古训要求,不计国家间往来可以获得或已经获得多少利益,那都不予考虑,绝对属于国家的敌人。即便不得不与后者不往来,也必须提高警惕性,并且在利益交往之外,保持中国的国家属性认知和执政者长远的使命意识。这是中国国家性质注定的国际思维。  

   这样的外交思维,尽管直接得自内政,但也促成了中国简单明快的国际关系认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国际政治场合都守持一种“非黑即白”的、确定敌我关系的进路。非黑即白的判断,本来源于内政。因为革命处境中的敌友划分,是革命胜败的决定性因素。“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15〕将这样的思路扩展到外交上,非黑即白的敌我截然区分,便促成了毛泽东在建国之际确立外交方针时单一的阵营选择,特别反对骑墙态度。“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6〕  

   对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来讲,由于长期处于被西方帝国主义强国欺凌的受辱境地,因此,对它们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之情,诚属正常;反过来讲,对那些表示同情、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与建国的国家,心存感激、寄愿结盟,也符合常理。非黑即白的阵营选择,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生国家来讲,可以实现少耗费国家资源就确立起自己的外交大局的目标。但这样的判断,因为深度切入国家肌体,因此一定会成为在中国长期发挥作用的深沉外交理念。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外交事务,基本上是向苏联的“一边倒”。从时间维度看,差别只是在于,在中苏两国关系修好的情况下,两个国家是在意识形态、国家关系、经贸往来、国际互动诸方面的全面友好关系。在中苏交恶之后,国家往来、经贸关系、国际互动明显走向敌对。但让人看到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深度认同,仍然顽强维持着。  

   观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情况就大为不同。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以来侵略中国、掠夺资源、压制国权,因此是中国的凶恶敌人。这样的敌人意结难以化解。试问何故?首先在于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行动的观念基础,人如此连接观念与行动,国家也同样如此。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刚性划分模式中,一系列对峙性的选项不容国家有丝毫的轻慢:国家主导与市场竞争、权力谋划与个人自由、国家引领与社会自治、当下目光与长远打算,两相对峙的方案,只能决绝地选择其中之一,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社会主义诚然需要补发展生产力的课,不过绝对不是屈从于资本主义模式,而是为了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战胜资本主义提供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经由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发展规律的交互作用,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的最终取胜,才有足够的保障。这就让人们能够理解何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总是磕磕碰碰,难以成为真正盟友的深层缘由。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思维与社会思维出现分流。国家权力判断不再直接构成社会公众判断。因此,在国家运行的现象层次,表现出社会思维与行为的极大灵活性。但是反过来,我们一定要看到,社会公众的判断从来都无力主导国家的国际关系政策,更难以撼动中国的外交思维。对现代国家来讲,外交政策是国家权力方面行使的,公众舆论可以施加影响,但无以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亦是如此。这让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主导思维,就此具有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与此相关,中国外交承接革命时期必须确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大思路,以简驭繁,应对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局面。从中国当代外交的历史线索上看,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思路中,两强主导世界的局面,让中国双线作战,到后来明智地调整为联美抗苏政策,出现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1972转向”。到苏联阵营崩溃后,中国认为世界出现了一强多极的国家局势,因此着重处理中美外交关系。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跻身世界前列以后,在欧洲内部纷乱的情况下,中国认为多极国际政治局势,已经变为中美之间主导的世界格局,此时,中美国(Chimerica)概念爆红,“中美共同体”论题不胫而走。但是这样的国际局势迅速出现变化。当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紧张之际,中国外交思维本未松动的阵营意识,被轻易调动起来。在此时,国家层面尽量表现克制,但社会公众受制于传统外交思维所表现出的“中美必有一战”,不仅出现在微信、微博这样的公众言论空间中,也出现在社会精英人士的中美关系评论里。更关键的是,中美对立的外交关系明显引领中国当下的外交思量,足成呈现中国外交思维精神特质的标志性事件。甚至在一些人的解读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封杀而做出的战略反应。“中美必有一战”进一步引出中美谁能取胜的论题,将中美外交关系推向一个极富张力的境地。对中美争胜做出的回答,到目前为止,可以被认为都是基于道义的答案:在国家方面,以中国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互利共赢而站到了比美国更高的道德位置上;在公众眼里,霸凌成性的美国必然输掉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德性至上的中国必然赢得中美竞争的胜局。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美国衰落势难避免。如果说国家方面保持了外交理智的话,社会公众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受道义感诱导的外交思维特点,醒目展现在人们面前。  

   至少从中国社会公众的角度看,“赢家通吃”的外交思维具有极大社会影响。这是革命年代敌我尖锐对立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思维定式。因为在敌我对立、你死我活的境况中,确实如毛泽东所说,很难设想第三条道路。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的唯一正确性,是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非此不足以提供给革命以足够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思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强势切入执政思路。因此扩展为“一边倒”和敢于斗争等外交理念,外交的竞合关系,因此收缩为竞争关系,进而收缩为拒绝共存的你死我活关系。更让人感叹的是,由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价值引导,道义理想主义的革命理念支撑,胜之在我、败之在人的外交意念,时时浮现在公众的大脑中,这对中国外交总是以一种胜负手思维确定行动,发挥了明显的塑造作用。

  

   五、中国外交思维:道义现实主义或是道义理想主义

   中国的国际行为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抑或中国在外交活动中秉承着意什么样的精神宗旨?阎学通提出饶有新意的“道义现实主义”概念,以此定位中国的国际行为价值基准。道义现实主义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的,即‘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原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对于上述问题给出的核心解释是: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为此,他在国际理论上确证,国际行动中道义的可以是现实,现实的必须基于道义原则,中国古人所谓“以身作则”堪为佐证。一方面,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它是国家外交政策要实现的目标。这些利益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大类。在国际政治领域,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国际组织投票权、外空开发权是国家利益的主要指标。同时,实力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实力由国家的物质与非物质力量构成,分为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类。政治是操作性实力,其余三者是资源性实力。在国际政治中,无论一个国家怎么想捍卫权力、提升实力,都遵循着低层次上诸如遵守盟约、不斩使节、偿还债务、礼遇首脑等道义标准,在高层次上以诚信、权威、信誉等道义认受确立国际领导权。循此思路,阎学通指出,在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能否形成替代关系,关键在于在国际政治中秉持王道、霸道还是强权。“强权国遵循实力规范,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原则;王权国遵循道义规范,即其行为符合当时道义规则;霸权国遵循双重标准规范,即对盟友实行道义规范,对敌国实行丛林法则。”〔17〕显然,在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中国传统色彩甚浓的王道政治,正是符合其价值设定的国际领导权形式。  

   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脉络中,阎学通所论是自洽的,也能够得到国际政治的经验支持。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自身脉络,离析出现实主义的实力因素与道义因素,并且给予双关性阐释,确实将国际政治领导权更迭的理论内涵揭示了出来。霸道与强权,确实是无法赢得国际认同的领导进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

   王道的国际政治模式,才足以让一个国家富有权威和认同地行使国际领导权。但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国际政治行动中,阎学通的解释可能会遭遇一些经验和理论上的挑战。首先,在理论上讲,道义原则必定是理想主义的,现实原则肯定是实力型的。如果将理想主义原则贯穿到底,那就不仅没有现实主义的实力强弱判断的立足之地,也没有基于利益考量的任何必要。正谊为谋利,明道为计功,这就是将道义工具化。如此一来,道义现实主义无法应对人们对其发出的以道义为名,以谋利为实的逻辑悖反的挑战。其次,在实际的国际政治行动中,实力原则既然是首要的现实主义原则,那么道义原则就只是一个行为修饰方式。唯其如是,实力原则才能贯穿到底。反之亦然。道义既成原则,就应当无视或轻视实力的增减结果,如此才能保持道义原则的一贯。两种不同的逻辑,是无法随意打通互用的。再次,在行动逻辑上,秉持道义的实力追求,可以说是人类所有行为中,连接动机与效果的理想境界。在现实状态下,凡是秉持道义原则的行动,在结果上就是利益付出或实力受损。因为只有仗义疏财,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具有真正的道义感的;只有实力受损,也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为增进另一方的实力或收益。这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利益是一个定数,而不是一个变数的定势所决定的事情。即便是双方或多方发生关联,从总体上增进了物质利益总量,那也有一个按照何种比例分配的问题。主导双方或多方行动的那一方,如果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增进利益的较大份额,也可以说就此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它自己认定其行为的道义动机就会受到质疑,而谋利的实际意图就会曝露在关系对象面前。这从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理想乃“博施济众、老安少怀”上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霸道政治怀仁义、崇机巧、实农业、重兵戎的特点得到认知。前者为的是让人心服,后者明显相信以力服人。〔18〕此如孟子分析的王霸之道,具有根本性差异。“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一区分,可以说是理想类型的划分。但在实际对应上,也具有区分道义与实力两种政治形态的指引功用。两种类型的相斥性,显而易见。

   中国的外交思维可以“道义理想主义”命名。所谓道义理想主义,有两个构成界面。一是古代构成界面。在古代,道义完全是基于单方面的理想主义动机,比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在政治建构上,基于自我道德动机建立且不追求实力、而寻求“来者悦”的政治体,以均富和安适让人心悦诚服。“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述而》)

   而在中国古代实际政治运行中,以五服制度、天下体系建构的中国古代“国际”政治逻辑,通过文野设定来建构世界秩序,被卷入天下体系的国家,都是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蛮性国家。因此,中国是他们的文明提升者、利益输出者、危难拯救者。至于被纳入天下体系的其他古代国家做何反应,不是这一体系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天下体系是一个“漩涡模式”,中国按照自己的运作模式旋转,别国是主动卷进来的,中国并没有征服这些国家,但中国却以和平方式处于不停的扩展状态。①这样的断定,自然是中国自身基于自我高尚动机的“夫子自道”。论断者对天下体系时代朝贡国家的感受是不加考虑的。即便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将中国视为侵略者,辩护者也不改将其认作道义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设计方案。  

   二是现代构成界面。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几乎没有国家以提升自己的道义境界,而以别国感动的方式让其钦服的。国际政治中的霸道,总是以主动出击而寻求实力增长的,几乎无法见到提高文明道德水准而让别国认同的。这是政治中古今逻辑一致性的表现,也是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属性体现。古今政治之迥然异趣的地方,不在以反政治的道德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而在以制度约束的方式降低冲突的可能。这样的制度建构,因为符合双方或多方的利益诉求,而在道德上显得可以接受。这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贯通性地审查外交活动,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但道义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趋之若鹜的追求国家实力的大局中,是否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则简单而明了:它在高阶地位上具有提挈国际政治价值的作用,以此约束无规则的国家间竞争,而不至于让国际政治成为丛林规则肆虐之地。即便是占据国际强权地位的国家、全力争夺国际霸权地位的新兴国家,即便为国家功利所驱使,但也总是会以道义理想主义正当化自己的行动。此时,道义取向与现实诉求,构成两种不同的逻辑,不在同一层次相互贯通。  

   道义理想主义以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道义感奠基。道义感可以有一种力量感,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强弱分明的情况下,在实力上不足以制衡强者的弱者方面,以道义谴责前者的霸凌或侵夺,总是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同时,在激起弱者反抗强者,争取弱者当有的道德权利,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权利上,也确实有激励弱者斗志、指引前行方向、凝聚群体力量的功能。毛泽东以此激发处在弱势的中国挑战帝、修、反,以此在中、美、苏瘸脚关系中开辟中美外交的新局,证明了不靠实力支撑的道义理想主义,是可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某些实际功用的。站在道义理想主义的高度上,让人认定自己站在实质正义的绝对高度上,因此做什么都是深有其理、无可厚非的。道义理想主义代表的是善的力量,极端现实主义代表的是恶的力量。如果将国际政治视为善恶的对决之局,那就更是容易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道义理想主义认同感,让其具有实力政治所难以具有的道德号召力与力量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少案例,是国际政治中双方实力构成悬殊情况下,依靠道义力量胜过对手的事实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思维没有出现过结构性的变化,道义理想主义是一以贯之的外交核心理念。对此人们会质疑,在文革中毛泽东适时对中美关系做出的惊天突破,难道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驱使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难道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促成的后果?对此,完全可以承认,这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行动果实。但这并不等于有理由说中国的外交思维模式就是现实主义的。一时一事上的现实主义外交行动,可以是在现实主义的外交考虑下做出的决断。但外交思维模式不是应对一时一事而可以生成的,它依赖于长久积累的外交经验、历史记忆、价值积淀,不断累积而成一个自我维续、高度稳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它也绝对不会被轻易撼动。因为中国外交的道义理想主义思维模式,是建立在千古深厚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根基之上的,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信念所支撑起来的。只要这两个条件没有结构性改变,那么,中国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六、校正中国外交的价值基准  

   在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中,全局、深层、长远的考量,总是盖过局部、表层、当下的思虑。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思虑,让现实主义、哪怕是道义现实主义的外交行动,具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这样的施展,甚至让人认为中国人秉持的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外交理念。在这样的判断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赢家通吃的习性,让人以为它自然会贯通到国际行为之中。确实,在当下外交政策建言中,出现了不少这样的高论。但这是被中国外交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的结果。即便说中国在外交事务、国际往来、全球竞争中并不是不争取国家利益,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利益的自觉与实践,愈来愈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鲜明特征。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看,中国即便是在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时候,所争绝对不是一时一事上的胜负。因为中国确信,自己一定会取得全局、深层和长远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几乎是预先注定了的,这既是因为中国站在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制高点上,也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正当性支持,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所致。这是全球范围内无人可敌的优势。这一优势的悉数体现,需要时间、需要代价、需要积累、需要认同。但最后结局,已经设定。  

   中国外交的道义理想主义,对身处当下的中国外交来说,是一种支撑全局和未来的高远理念。如果说中国革命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才有希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外交的高远理想,还需要首先面对现实的国际环境,并因应现实环境制定合理化的外交理念、实际可行的外交政策,才能够不断推进到有望实现其理想的境地。因此,与现实情况常常严重疏离的道义理想主义,可能确实是需要呵护的高远理想。但与现实匹配的外交理念,则需要实际坐实,否则现实处境中外交活动的致效性就会下降,外交的国际受挫现象就有可能频频出现。这对基于全局和长远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的维续,恐怕难称福音。  

   为建构起基础更为扎实和深厚的、现实取向的外交思维,中国需要确信下述几点:第一,中国只不过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逐渐浮现的200多个民族国家和地区中的一个。因此,中国必须学会跟民族国家世界的不同成员打交道。这是中国外交必须确立的国家形态支点,否则就难以确定中国是以何种国家形态在与别国打交道,就会陷入自乱方寸的境地。当下有人将中国定位为古今一贯的文明性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民族国家属性;也有人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独立成体系的“天下”,不仅不宜以西方历史上的帝国视之,而且不宜以迅速称雄世界的现代强国视之。这些论说,都具有一定理据,但都是扰乱中国外交的国家定位的说辞。尤其是在其他民族国家的眼里,只要中国自称非民族国家,其实就是试图谋求全球特权与霸权,这对中国开展正常的外交活动,肯定会带来极大障碍。  

   第二,中国需要正视与强国打交道的处境。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情况下,中国还需要相应积累起与强国交谊的理性经验。从总体上讲,由于明清两朝的厉行海禁,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绝状态,中国对外部世界是不太了解的。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国自然有一种怯生生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后,由于反对帝、修、反的国策,让中国再次陷入自我封闭的紧张境地,中国与外国打交道相形减少,无论与强国、弱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都显得明显不足。历史地看,从明代开始禁止海上贸易、阻止传教士进入中国核心地带,中国就形成了孤芳自赏的国家习性。相沿以下,英使马戛尔尼到中国表达通商诉求,遭到中国皇帝的严辞拒绝,更是强化了自我封闭的国策。晚清对国际贸易规则的无视,引发了中西方的商业战争。民国时期,蒋介石对苏联式道路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拒斥,成为另类的自我封闭理念。直至“文革”,自我封闭加自我欣赏的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适应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的时间很短,与各类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积累不厚,尤其是与强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技巧明显生硬。本来是志存高远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结果一时竟成为拒绝与外部世界往来的自我封闭理念。加之建国者斩钉截铁地认定“外交无小事”,于是,隆甚其事的外交,变成了国家权力高层殚精竭虑思考和处理的专项事宜。社会公众对外交事务一无关联认知、二无判断信息、三无介入渠道、四无参与热情、五无评价意愿,结果本应成为现代外交重要渠道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便难有起色。  

   第三,中国外交需要确立大战略与具体策略的贯通性机制。在大战略上,尤其是在远期战略上,也许道义理想主义可以暂列其位。但如何在全局、长远和深层上的取胜到来之前,稳扎稳打,赢得应当或可以赢得的外交竞合局面,则是中国在外交上要考虑的重点。对此,时殷弘指出的中国需要避免战略透支,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论题。所谓战略透支,就是国家的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的严重失衡——目的过于宏大,以至于手段无法跟进;目标太过众多,以至于资源明显匮乏。时殷弘明确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之后,近期“开辟或固化了那么多‘新战场’或

   ‘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短期内是能够定胜负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如果注重两条基本的轨迹,即中国经济在近两三年缓慢但顽固地持续下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介入和海外扩展急剧增长,那么情况就可能更值得忧虑。打个比方,中国的‘存款’大概正在缓慢但顽固地相对减少,而中国的支出却在相当急剧地增加。因此,根本的‘战略透支’的风险或许正在上升”。为此,他强调,“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最好成就何在? 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段的基本任务”。

   〔19〕这与笔者前述信守道义理想主义的全局性、长远性、深层性价值,与处理好目前中国外交的复杂事务之间的有序关联,在宗旨上完全是一致的。    

   可以说,基于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国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需要做出一些校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行为准则。  

   首先,我们必须为外交事务进行政治脱敏。外交事务非常复杂,在社会要素对应性上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技诸方面,都有外交事务作为的空间。尤为重要的外交领域,当是国家间的政治往来。在外交形式上,则有官方外交、权力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种种形式。但如前所述,其中重要的外交形式,当然是国家权力之间的外交往来。在外交被作为极为严肃的国家政治事务的情况下,外交的开展就变成了高度敏感的政治事宜。但这不利于外交活动的活跃展开。因此必须为外交事务进行政治脱敏,使中国可以在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氛围的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逐渐形成一种务实的逻辑。在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外交活动中,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相对而言,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亚洲其他国家、非洲、美洲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政治上的脱敏需求就不那么强烈。这当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处境、中西关系、革命格局、阵营选择、对立记忆、国际认同等等因素复杂交错联系在一起。  

   政治脱敏,就是要以复杂性的全球化思维应对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以一个简单草率的政治价值属性来轻易划出一个敌我阵营。政治脱敏,就是不要把政治当成你死我活这种对立性强的游戏。对国际社会来说,不同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与对立必不可免。但相倚、合作与妥协,更是必不可少。诉诸国际规则,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呵护合作契机、寻求共赢结果,是必须守持的外交信念。外交活动中切忌一遇冲突、一退到底,认定战争不可避免,认定只能你死我活。今日中国流行的、对待中外关系,尤其是对待与中国有冲突的国家的关系时随时浮出的“不免一战”话语,就是政治未能脱敏情况下的冲动性话语,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与人友好相处是不利的。中国要免于口号外交。政治脱敏就是要口号脱敏,叫嚣口号对外交事务的妥善处置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其次,需要确立“他者”的思维。在道义理想主义的传统思维中,中国确立起了出自自我道德立意的思维与行为进路,“他者”便成为这种外交思维的陪衬,可有可无。以我为主、以客为辅,自然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动性、进取心的表现,但同时也就很难在将心比心的国家共处环境中,催生“我”与“他”和谐相处、理性对待分歧、理智寻求合作的国际氛围。对中国来讲,长期习于以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政体形式、一贯敌友关系、自我道义衡定来处理与别的国家的关系,因此在外交上即便有条件承认他者,尤其是强势的他者的存在,但也不愿意与意识形态不同、政体形式相异、曾经相互敌对、不合自设道义的国家往来。即使不得不相互往来,在价值理念与深层关系上,依然将之视为敌对势力。今日中俄关系的亲善、中美关系的摩擦,差可证明这一点。中国必须学会与不同的、异质的“他者”打交道,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再次,中国需要确立共赢的外交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互利共赢成为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文献原则。但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原因在于,中国长期是以你死我活、此消彼涨的行动思维对待强大国家与弱小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共赢,可以说是阎学通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所接纳的国际行为法则,尽管他更为关注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国际领导权替代。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基于现实处境,不能不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但同时愿意考虑对方的利益,也才能要求对方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道义理想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一个国家容易自认对别的国家总是利益输出。一种仗义疏财的自豪感,容易让这个国家对对方国家、尤其是受援国家,生发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样反而可能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伤感后果:一方面,确实对对方进行了大量利益输送,但另一方面,因为那种优越感可能伤害对方,结果对方对中国并没有心存感激,甚至心怀不满、心生怨恨。可见,承诺现代国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是真正平等的成员,然后理性相处、平等相待,中国才能够与其他国家一起谋全局、谋长远、谋共赢。

  

   〔参考文献〕

   〔1〕〔13〕〔16〕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72-1473,1313,1473.

   〔2〕印红标.“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1993,(4).

   〔3〕〔4〕谢溢显:中国外交史〔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26-418,152.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等.毛泽东外交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600.

   〔6〕S·E.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1分册〔M〕.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85.93-120.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35.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外文出版社,2017.488.

   〔9〕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83.164-165.

   〔10〕胡锦涛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16.58.

   〔1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12〕〔14〕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534,653.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3.

   〔17〕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2.

   〔18〕刘红卫.王霸的时序性——试析有王道向霸道转变的原因〔J〕.管子学刊,2004,(1).

   〔19〕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J〕.外交评论,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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