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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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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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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8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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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采访:石佳音、简皓瑜(执笔)

来源:中评社

 
国家与自由人权并不互斥
 
问:在统独问题上,台湾许多人或主张维持现状、不统不独,或抨击大陆鼓吹国家主义(大陆称为爱国主义),质疑两岸何以不能分开来和平共处;但面对大陆的复兴,又越来越焦虑。中国要统一,有无理论上必然的理由?
 
胡佛院士答:海内外包括大陆不少讲自由人权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国家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是邪恶的;各国如果都像希特勒那样强调国家主义,会引起国际冲突。港人上街反对港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亦基于此。这个误解不解决,对统一来讲就始终有个结。
 
一个政治体系可分三个层次: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其上是政府;最上面是公共政策。国家统一的问题必须在最根本层次上思考,先了解国家的本质,然后一步步往前推,才能理解为什么要统一。
 
首先必须了解:国家是所谓的“生命共同体”。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国家是人的集合体、人们生命的共同体。人由父母所生,组成家庭来相互照顾、延续生命,人类天生就是群体的动物;然后由家庭发展为家族、村落、氏族、种族、国家。人群组成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主要目的就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实践生命的价值。换言之,国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之善”。
 
所谓美好的生活和生命的价值,第一、也是最基本的,就是丰足的生活,即中国人说的“丰衣足食”;这是生理上、物质上、经济上的根本,否则生命无法维持。第二是平安的生活,这是能够进一步让福气更多、预测未来生活亦可丰衣足食的前提,所以中国人说“平安是福”。第三是亲和的生活,亦即中国人常说的“亲爱精诚”;互相友爱,才能精诚共处。第四是尊严的生活;感觉自己有价值、受重视,才能有尊严。第五是志趣的生活,也就是能够实践我们的潜能、抱负、兴趣的生活,所谓“志业有成”。以上五者综言之,就是“富强康乐”。
 
然而要达到上述的美好生活与生命价值,国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人群必须互相接纳、彼此认同,愿意共同经营这个具有政治性的共同生活,这就要在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国家道德观;所以说:国家也是一种“道德共同体”。一方面,人们在这个共同体内、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互动,自然会培养出共同的认同,认为彼此都是其中一份子,于是能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生命价值的发扬,并进一步认为这么做有价值、合乎道德;另一方面,这个共同体也会反过来在道德上要求其成员不离不弃,承诺共同推向美好。即使国家有难,成员亦有责任献身去除国难;此时若撒手离开,则不道德。所以,我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而国家的道德观,其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国家的凝聚与统合。
 
道德既是一种要求,国家既然有道德性,自会产生国家主义,将“小我”的互爱,扩大发展为对“大我”的国家共爱,也就是大爱。这种大爱即是“国家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核心道德。在这个道德基础上,我们对国家负有责任,所以美国肯尼迪总统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传统中国天下观之下的中国人,像顾炎武则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问:您的意思是,国家主义不可能消灭,我们也不应反对?
 
答:国家既然是“必要之善”,国家主义便有人群共同生活的具体生活基础存在,无法从根本上质疑其是非;“国家主义”的本质,实是在“世界大同”之前的普世价值。反之,我认为马克思的“国家萎谢论”则甚为空洞,不可能实现。
 
正因为“国家主义”的道德与亲和生活的需要相合,并不是一种虚空的观念,所以我们常看到世界各地的爱国主义运动;在本质上,这是无法消灭的。尤其一旦内乱外患危及国家生存时,爱国主义就会兴起,牺牲一点平常属于个人自由的作法就可能出现,因为维护国家生存是最根本的、涉及人们生命价值的问题。
 
问:国家主义如何会在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变成支持纳粹罪行的思想呢?
 
答:有些自由及人权论者因为德国希特勒等侵犯他国的强烈扩张主义、种族主义,而怀疑、批评国家主义,主张只讲人权。然而“国家主义”并不就是极端的国家扩张主义(chauvinism,或称为沙文主义)。将两者混为一谈而反对国家主义,实出于对国家主义本质不够了解。尽人皆知,个人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自由,否则就是不当、是犯罪,这在宪法有规定。国家之间亦然,不能因为一国的发展而妨害到他国的生存发展,否则即非自由的本意,而是扩张主义、不当的行为。两种自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与不当之间,国家主义与扩张主义之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应混淆。
 
国家是由很多小我在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我。大我提供小我追求美好生活的途径;每一个小我则须对大我做一些奉献,包括责任、爱护、参与发展等等,以维持大我、让大我得以自主地运作。而我们在国家的基础上成立政府,政府就是帮大我做决策及执行的机构,受人民委托而掌握许多权力。
 
大我的国家要能自主地运作,就必须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这种自主就成为国家的自由。一般西方所谓的民主政府,是指掌握政府的权力操之在民;所谓的自由,指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政府不要管太多,要“小政府”、而不要“大政府”,因为政府管多了,人民的自由就相对地减少了。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是着重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关系都还是在国家的“大我”这个基础层次上面的另一层;很多人都忽视了国家这个更基础层次的自由。
 
国家层次的自由,是指一个国家不能受到他国的控制与干涉;否则这个国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重视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个人“小我”自由,更应重视国家的“大我”自由,因为如果国家遇到内乱、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运作的自由,必然无法保障国民的个人自由及社会的安宁。如此看来,国家的自由可称为“大自由”,是大我透过国家这个政治团体行使的集体自由;人民的个人自由则是“小自由”,只是针对国家统治机构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权力不要限缩个人自由。从政治体系看,“大自由”与“小自由”不在同一层次,“小自由”必须有“大自由”来保障,两者并不互斥。
 
一般单纯幼稚的自由主义者因无法区分自由的层次,才对国家主义产生误解。有不少人看我往昔提倡自由主义,便很困惑我现在为什么老讲国家统一,这也是把二者混为一谈,不明白我谈国家统一乃因重视根本的、国家层次的集体自由。我在政治体系研究里,首先谈的就是国家这个最基础的层次。早年胡适等自由派不论再怎么反对一党专政、共产主义,也不曾反对中国、抛弃中国。记得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的日记本内页还写有“我爱中国”四个字,就是这个道理。
 
对国家不应持功利观点
 
问:很多无法认同中国的人都会问:如果国家不好,为什么不能离弃它?
 
答:西方观念中,早期希腊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个善,已如前述。但是中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对于国家的看法转为功利。例如霍布斯的“契约论”,主张“自然状态”是永无宁日的弱肉强食,人们为了终止此一状态,遂共订契约组成国家来统治这个社会整体;国家被视为完全基于非常现实的考量而存在,这就是功利的看法。到了洛克,把国家视为“不那么坏、也没那么好、但总比没有好”,还是功利的看法。但洛克把社会契约分为两重,第一重是组成国家,第二重是成立政府,于是国家与政府已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研究政治体制的分析架构、以及前述大我自由与小我自由的区分,就较接近此种观点。
 
但我认为,人们对国家若只抱持非常功利的想法而没有道德承诺,人类的生命价值就提升不了。例如,日本侵略中国,如果我们抱持功利观点而接受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西瓜偎大边,接受被日本征服或傀儡政府统治而不抵抗,大自由和小自由都会被剥夺,人民变成亡国奴,仅能拥有一点点被施舍的自由,于是尊严的生活也被剥夺。在这样功利的观点下,道德是非荡然无存,社会也会变得残酷无情。
 
台湾民众在日据时代,殖民政府消灭了民族与国家的大自由,仅施舍民众既不平等,更欠所谓小自由的待遇,可叹一些搞台湾主义、主张台湾独立的人特别不能看大,失去了国家主义的道德观。
 
国家认同是道德问题
 
问:那么,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有什么特点?对统独观念有何影响?
 
答:孙中山说:“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但是国家并非单纯由个人堆栈而成,而是很多族群随着时间不断融合、互相调整而组合。
 
中国的信史起码有3500年或更久,其间族群组合慢慢扩大。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族关系,说“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连交朋友也要经过拜把,才是至交。中国人特有的“兄弟之邦”观念,认知到天下不只有我一个族群,并对不同族群称兄道弟,希望彼此有家人似的感情、互相友爱的基础,即是中国人组成国家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结成邦联、联邦等的形式。而这也使得“中国”与“中华民族”在概念上重叠,直到清朝仍随时间不断发展。譬如我就有满人血统,但我对此就毫无特殊感觉,只觉自己是中国人。
 
国家融合的第二个因素,是“随时间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国人有很长的历史,颠颠簸簸,留给我们很深的记忆、很多道德观念,所以中国人很珍惜历史经验,对历史有感情。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就注意到:去除历史记忆,对国家的感情、对国家的道德是非就受损了。
 
国家融合的第三个因素是空间。人群随着时间而扩大生活互动空间,慢慢形成“疆域”。山水田园我们赖以为生,使我们对乡土自然怀有感情,即使是穷山恶水也爱。诗词歌赋里都有怀乡之作,可见一斑。
 
人、历史、地缘,三者都让我们产生感情。而感情提升后,就是道德。三者加起来,使我们对国家凝聚的道德感更强,让我们不想离开这群人、这段历史、这块乡土国家;这些都构成国家主义的内涵——并非如幼稚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国家主义就是战争、扩张。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远、地广、人众的国家(估不论还有其他成就),内部自然发展了相当高度的认同。而这些对人、对历史、对领土的感情,也变成了道德的一部份。所以我们常说“领土是神圣的”,不可丢失;说民众是我们的“同胞”;说历史是我们不应遗忘的记忆,要站在正确的立场。
 
以上了解了,再来谈台湾,就比较好谈了。
 
台湾大多数人本是移民来台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就是同胞。有些台湾人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就会感觉与这些人之间有了严重的认同与文化隔阂、道德是非的冲突,而中国认同越高者,越感到这是有道德问题的汉奸。史明(观察者网注:台独团体“独立台湾会”创始人)《台湾人四百年史》把台湾史视为与中国历史分离,只有四百年;但在中国人的历史观里,台湾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与中国其他部分彼此互动并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源。历史教科书当然也应从中国历史本位的道德观出发,“灭人国、去人史”的日本当然是作恶的侵略者,《马关条约》割台当然是不能原谅的暴力胁迫结果,日本对台统治当然是不道德的占据。空间上,中国人当然把台湾视作中国领土的一部份,对台湾宝岛、包括台湾所有的动植物都抱有感情。所以,若否认台湾的人、血缘、文化或环境空间为中国的一部分,就伤了中国人的感情、触犯了中国人历史的道德观;台湾去跟美日联手,对整体中国人而言就不光是在感情、道德上背叛了中国,还因帮了美日而妨害了整体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问: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
 
答:过去日本人先有计划地用皇民化的教育来抹去认同中国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后,二蒋又基于国共内战之需,一方面为丑化中共而连带伤及对整体中国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从整体中国立场来看),出让了局部的大自由(国家主权)给美国。现在,则美、日还想继续控制台湾,将其历史观、价值观灌输给台湾,并藉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台湾唯美国人马首是瞻,有形无形都受控于美国,等于是变相的殖民地,根本没什么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乱。我们老说大陆没有自由,但是台湾的自由何在?
 
现在大陆在大自由的层次比较有自由了,小自由的层次则常有争议。即使在西方国家,小自由究竟有多大也是有争议的。实际在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内乱、外患或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民众常将更多的力量放在国家自主、自立的大自由上,而牺牲某些小我的利益,这也是一种道德的实践。在二次大战时,英美等国也是如此。个人小我的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必须考虑到他人自由及国家安危,而有所调整,绝对的个人主义、绝对的自由,往往变成放纵而妨害到旁人,变成民粹,使政府没办法做事。
 
当务之急就是促统
 
问:综上所言,统一既然是必要之善,那只凭经济、利害关系,无法促统吗?如果是,我们该怎么做?
 
答:是的,不论对台湾、对大陆、抑或对整体中国而言,中国统一都是必要之善,是我们提升生活、实践生命价值的方法。
 
而中国要统一,必须首先清理问题的根源、培养统一的条件。人、历史、地缘三者,都涉及感情、认同、道德三个部分,彼此相连不可分。所以,应针对影响台湾人对中国人、历史、领土疆域的感情、认同、道德感之环境因素,首先进行清理与改善。这又分为三方面:
 
一、文化环境。文化,我称之为belief system;不论广义或狭义的文化,两岸的文化要交流、连结起来,形成多数人心理上的共识,使彼此成为能够相互合群、共同凝聚的共同体。这方面,媒体、教科书非常重要;而媒体尤为重中之重,因为一般人都看电视。有志之士在今天台湾这种环境下,必须多作努力。
 
二、经济环境。经济是很现实的面向。目前台湾经济已完全离不开大陆,台湾的丰衣足食已与大陆息息相关,越来越是一体。前不久《中时》刊登李光耀的访问。他说:在东南亚不论哪一国,经济上都已受到大陆磁吸效应影响,以后东南亚的经济体绝对是以大陆为主;位居东北亚的日本,同样会被大陆吸走;韩国亦然。这是政治现实。他强调,大陆依其规划按部就班地发展着,而且与他国正常交往,不像美国爱四处打仗;中国大陆崛起是必然趋势,与大陆友善才是明智之举。台湾有些人抗拒ECFA、服贸协议;我们应在观念上改变、实事求是,两岸共同经营丰衣足食的经济生活。
 
三、社会环境。虽然两岸已有很多交流,但是陆生、陆配、自由行的陆客受到歧视,在在呈现两岸社会的隔阂,显示改善统一的社会环境还有许多努力的空间。
 
我们应先在“人”方面讲民族大义,在“历史”方面强调共同历史观,在“地缘”方面主张两岸是共同的乡土,并加强上述几个环境因素配合,来凝聚国家共同体的共识。这是基本面,属于国家共同体的层次,然后才能进而谈到共同体内部政治结构问题。换言之,在没有解决国家认同与主权统一之前,现在去谈政府结构(治权)就太早了,最后只是流于空谈的“论述”。也唯有先把实质问题解决了,建立了认同共识,其他如国号、国旗、政体、宪法等问题自然容易解决。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促统,先让大家了解:国家统一,是必要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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