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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柯华庆:习近平时代的理论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20/08/16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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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柯华庆:习近平时代的理论

 

发表于香港《多维》月刊第60期

 

2021年,对中共这一世界最大党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就满百年。一百年前,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和日本的13名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与2名第三国际代表抵达上海法租界召开代表大会。被迫中止后,转往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员构成已超过九千万,成为世界最大党,而其所带领的中国,也早已不是百年前那个满目疮痍、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作为理论型政党,在百年之际,中共将如何直面当前正在面对的理论危机,备受关注的“习近平思想”会否最终冠名,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的提出者柯华庆。

 

当中共理论班底跟不上习近平的步伐

 

多维:6月中旬,中共智囊、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中共理论党刊《学习时报》发表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长文,该文首次以“世纪”为尺度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并因何毅亭的特殊身份,该文也被外界认为是在释放某种政治讯号。在您看来,这篇文章是否在释放某种讯号?十九大之后,各个高校都成立了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过去几年,中国国内学界理论界研究习思想的效果如何?明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届时会否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冠名为“习近平社会主义思想”,或是“习近平思想”?

 

柯华庆:在正式回答的问题之前,我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在采访中所谈到的习近平并不仅仅指习近平个人,因为习近平所代表的是当代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把握时代脉搏和反映人民愿望的伟大人物可以加速历史进程。

 

何毅亭的身份确实比较特殊,而且以同一个标题的文章他发了两次,这是比较罕见的。第一次是2018518日,54号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习近平有一个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所以何毅亭随后写了这么一篇文章。615日,他就同一个标题又发一次。“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就我所知,2015年1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认识,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时理论界没怎么注意。20167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了这个问题,特别提出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016年与2015年表述的区别在于,2015年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 ,比较狭窄,而2016年是分开表述的,可以理解为既要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同时是面向21世纪的,21世纪是世界的,提供了从中国到世界的可能性,是一个进步。201854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标题就是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20171018日中共十九大已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界自然也就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讨论了。

 

习近平为什么要一方面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同时强调“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其实也是何毅亭先后两篇文章的两个侧重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着不同的意义,前者是指中国的,后者是面向世界的。何毅亭6月中旬那篇文章的最大意义,就是明确了习近平思想的世界历史意义,是要走向世界的。如果你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会知道,黑格尔哲学中,主导世界历史的是绝对精神,而德意志民族是绝对精神的代表。可以说,何毅亭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各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一个最新成果,但是从这篇文章读不出来习近平思想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学法学出身,也是法学家、政治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基本上停留在读马列经典文献和领导人讲话,达不到哲学的高度,所以很难对习近平思想提出一个纲要式、体系式的总结。

 

至于冠名的问题,按照惯例,会以“习近平思想”称呼,因为“邓小平理论”最初的表述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我认为这个表述没有反映大历史、大时代的特征,另外也违反学界的基本常识。

 

多维:如您所说,读完何毅亭的文章,再结合理论界围绕习近平思想的一些说法,明显的感觉是,中共的理论班底并没有能跟上习近平的步伐和野心。一方面,从何毅亭两次所发长文来看,空话、套话居多,对于习近平思想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却并没有表达清楚,以至于外界至今还是一头雾水,这样的情况,自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习近平思想至今一直存在;另一方面,习近平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也明确表达过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水平的担忧。对于“中共理论班底跟不上习近平的步伐和野心”,您怎么看?面对中国的社会实践,该如何建构新的理论体系?

 

柯华庆:你的判断是对的。空话、套话、废话太多是中国理论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绝大多数理论文章是评论式的、讲话稿式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理论界普遍缺乏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建构理论体系的能力欠缺。中国理论界比较热衷于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把自己放到古代或者外国的理论里面,是书虫;很多人认为六经注我境界比较高,实际上也不高,因为六经注我主要是以自己的主观思想为标准来寻找古今中外经典知识注释,所以主观性比较强。你会发现中国理论界提出的所谓理论普遍是一种短平快,平房式的,比如说在已有理论前边加个“中国特色”或者加个”字,至于是否真是新的或者有没有特色并不管。在我看来,可以说“中国特色XX制度”和“中国特色XX道路”,但说“中国特色XX理论”是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表现,因为理论都是普遍的。任何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民族性的、时代性的,同时又是以普遍性表现出来的。像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尽管写出来的东西是抽象的,但罗尔斯是根据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各种实际问题来写的。理论是有层次结构的,理论的建构需要立足所处时代的事实,根据这个事实来提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一系列命题,进而预测未来的发展。如果只是说过去的,这个理论是马后炮。预测是有风险的,未来的事实可能直接挑战这一理论,通过事实不断进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通过这样的过程理论才能逐步丰富和成熟起来。

 

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非常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我仔细读了几遍,我认为这个讲话是知识界应该转型的纲领性文件。讲话特别提到已有的理论已经解释和说明不了当代的中国,用习近平的话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四年过去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基本仍然停留在言必称希腊、儒家,或者中共领导人,原创性的理论极少。反倒是一些被主流学界鄙视的民间哲学家、民间科学家,比较关注现实问题,有不少闪光的思想。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理论性不足。

 

多维:中国共产党历来是理论型政党,也很注重理论建设,为何到了今天,即将满百年,反倒在理论建构的问题上捉襟见肘,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柯华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要真正立得住,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毛泽东,邓小平,现在的习近平,他们都有非常高的战略,他们首先是实干家,他们每天面对非常多的问题,他们可以利用战略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将战略上升为理论需要经过严格训练,需要花大量时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领导人很难在短时间两方面都做好,可以说这是理论型政党领导人的一个矛盾。

 

以毛泽东为例,毛泽东的理论建构是被逼出来的。有个政治局委员(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就直接说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恶补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他后来写了不少理论文章,他还专门讲授过辩证唯物主义,集中的、比较精炼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那个时候如果不做这种理论建构,他在党内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主义,你即使当了领袖,也可能会垮台的。尽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就在军事上处于主导地位,但毛泽东真正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是1943年,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党内认可的时候。我们后来称为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著作,比如《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现在读起来都会觉得非常有启发。

 

邓小平经过了长期探索,最终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才有系统的理论表述,那时候他已经是88岁高龄的退休老人。现在的领导人每天实际工作都排得很满,根本没有时间做理论建构,只能依靠政策研究室之类的研究机构,但政策研究室是等级制的官僚机构,跟不上领导人的节奏,达不到领导人的战略高度,也难有超然的理论建构心态,就事论事式的短平快理论比较多,深层次的理论难以出来。身处百年未有之变布局之中,没有新的理论指导是行不通的。当前需要官方、学界和民间的互动,但这种互动不够。

 

“接着讲马克思”而不是“照着讲马克思”

多维: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过去几年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也提到,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重视。您曾发文指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是极少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是合理的,然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做为正统意识形态却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这里说的“不良后果”,具体是什么?

 

柯华庆:习近平对当前中国的理论界是非常不满意的,也是非常失望的,只不过他表达得比较委婉。至于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是事实。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他的现实感和学理性都是非常深厚的,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要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和人类的未来。马克思的理论里面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位置,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最开始叫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像旋转门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长期存在提出了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问题,但马克思那里没有现成的理论给予我们指导。我认为中国理论界不能只是读书、读古书、读洋书、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必须要读“现实”这本大书。

 

多维:理论联系实际。

 

柯华庆:对,理论最终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我们要解决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汲取智慧,但言必称马克思是懒人和蠢人的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必须建构起来,这个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学者身上,中国学者需要“接着讲马克思”,而不是“照着讲马克思”。

 

多维:虽然马克思对社会建设的论述很少,但目前仍是中共主流意识形态,该怎么理解这种错位?

 

柯华庆: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不可能扔掉,扔掉了就没有正当性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底与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契合度,我相信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正统的说法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是很讲究道统的,我们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一旦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动摇了,就像当年苏联一样,立马就垮了,因为思想观念的转变导致正当性的消解,可能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多维:您在《试论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和宣传上的牵强附会、前后矛盾。并就此举例,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否则列宁就不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的俄国发动革命;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天渊之别,否则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思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是对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精神之间是前后一致的,但又难以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协调一致,甚至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对象。这种总结会否过于偏颇?因为中共历来讲究对立统一,如果这些是“矛盾”的,那该如何构建理论体系?

 

柯华庆:我是从对立方面讲的,偏颇是自然的,但我为什么要这么讲?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是我十多年来与各种意识形态的人打交道的切实感受。我去年下半年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从统一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我觉得有必要从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选择一些能够前后统一的文献,根据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需要,进行重新编纂,进行统一性解释,就像朱熹当年所做的理学建构。现在文献太多了,如果不从整体理解,很容易发现不少矛盾的地方。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矛盾性,借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多而杂,杂而乱。要解决“杂”和“乱”的问题,就必须从基础的文献梳理和精简开始做起,将能够用来指导中国实际问题的“精华”提炼出来。

 

“通三统”关键在怎么通

多维:您曾公开呼吁,为了形成反映时代特点、逻辑自洽和简明扼要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杂而多,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只能以一位领导人的思想或理论做为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时代只能是邓小平理论,在习近平时代只能是习近平精神。否则,由于时代变化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就会破坏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使得人们无法遵循。按照我的理解,您的意思是,今天习近平思想本身应该很好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以只需要习近平思想就够了。但在现实政治中,这显然是没有做到,所以很多人面对问题就会往回看,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去找。

 

柯华庆:你的理解非常准确,就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的思想是有发展脉络的,前人的思想和理论,会凝聚在后来者的思想里面,只不过中国现在要把他们前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内容进行体系化,进行建构。习近平很大一部分是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习近平思想也必然会包含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内容。

 

多维:您说要建立一个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柯华庆: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现在官员、党员的思想都乱得很,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相信什么,怎么去认识未来,很多人只是得过且过。

 

多维:前段时间发生在山东的“合村并居”风波,似乎就很能说明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政策,几种解读,地方官员没有拿捏准中央的意图,再加上手法上简单粗暴,最后就出问题了。

 

柯华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人的理解能力有区别的,现在能够将从马克思到习近平的思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理解的人极少,很多人发现的是前后矛盾,如果不从整体上和时代背景上理解,确实前后矛盾的命题很多。逻辑学上有一个定理:从矛盾的前提出发可以推出任何东西出来,跟着感觉走随便干什么都行,这个就很麻烦了。

 

多维:我们知道,从毛时代到邓时代,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两次中国化,用官方的说法是,完成了两次飞跃。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到了第三次中国化的时候了?具体应该怎么展开?甘阳老师曾提出过一个“新时代的通三统”的概念,强调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邓小平传统。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该怎么理解这三个“传统”?这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柯华庆:我先回答一下甘阳的新时代的通三统,这实际上只是表明了当前中国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在于怎么“通”,而不是把这三个传统堆砌起来就好了。社会主义文明是在封建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应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我们需要面向未来建构理论,而不能倒退。现在需要把古代的道德政治和近现代民主自由结合起来,构建现代道德政治哲学,也就是党导民主制理论。

 

习近平时代要实现的不是第三次中国化,而是世界化。我在十八大之前完成一本《第三次变革》,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三个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十八大即将开启的新时代。自十八大开始,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时代,可我们的理论还停留在第二个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是2.5版的,2018年的宪法修正案也只是2.5版的(五四宪法是1.0版,八二宪法是2.0版)。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到2.5版已经是很了不起,但从时代要求和理论建构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共需要提出3.0版的意识形态和宪法

 

为什么是“毛习”?

多维:我在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和《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不是一个量级,更多停留在“术”的层面,而没有从“道”的层面提出很多新东西。当然,毛和邓也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就像盖高楼,一开始拔地而起很直观,后来的修补与装潢就会没那么直接和明显。因为这样,知识分子群体就会批评,说太快了,够不上“习近平思想”的冠名。

 

柯华庆:习近平的思想非常有战略高度,只是当前的理论建构不足。我们需要从大历史和大时代来定位习近平时代的战略和意识形态。首先需要理清楚两组关系,一个是旧中国与新中国,一个是革命与建设。先来看旧中国与新中国,表面上看起来相同,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但是旧中国是皇帝和知识贵族联合统治老百姓,通常称为封建专制社会,新中国是共产党与老百姓联合节制权贵和资本家。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民主社会。可能大家对袁世凯复辟认识比较清楚,实际上1927年后的蒋介石政权也是复辟。蒋介石政权是新封建社会的政权,只不过皇帝换成了国民党,国民党官僚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鱼肉百姓,是贵族党。可以说,1927年之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连旧民主主义革命都谈不上。为什么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权?就在于它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其次是革命与建设。孙中山和毛泽东大体上属于革命时代,孙中山是革命尚未成功,所以属于0.5时代;毛泽东革命成功了,是1.0时代。毛泽东有点像秦始皇,他自己后来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毛泽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者。邓小平和习近平属于建设时代,考虑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怎么成熟的阶段。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实际上采取的是放任性的政策,改革就是学西方,开放就是放任,所以经济飞速发展,但到后期政治上乱象丛生,有点像西汉初期,邓小平理论有点像黄老之学。习近平上台后,拨乱反正,市场经济回归社会主义政权,否则是很危险的,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趋势,很多人担心共产党会国民党化。

 

总体看,旧中国是秦皇汉武,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汉武帝时代就成熟了,从此延续两千多年。新中国是毛泽东、习近平,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奠基,习近平时代代表社会主义制度成熟,这一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有预见。习近平时代是当下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创造过程中。

 

多维:我们其实也在以毛、习来划分。

 

柯华庆:!我们必须把习近平放在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的角度来理解他的时代和他的意识形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来看,在国内层面上,习近平基本构建了了现代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这是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什么?一个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简单说就是现代社会主义”,2014年上半年我就提出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现代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主义包含什么内容?我们将中共中央的几次全会梳理一下就很清楚。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十九届二中全会的宪法修正案,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上定型了。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基本上确立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制度。核心问题就是要形成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制度架构。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为实现党领导一切重新进行改革提供宪法基础,如果没有这一条很多改革都是违宪的。

 

同时中共对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的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与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我在2015年建构党导立宪制理论对此进行过解释。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社会主义阶段应该通过法治实现共同自由,共同自由价值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层面价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炼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宣示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可以看作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且更容易被人所接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美国坚持“美国优先”战略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会赢得世界人民的认可。21世纪的核心问题,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竞争问题,这个世界格局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既然无法回避还不如旗帜鲜明地提出来,正视这个世界格局才能行稳致远。

 

多维:外界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冠名问题,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太长,也太繁琐。怎么冠名,才能兼顾现代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核心价值,兼顾当代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柯华庆:在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特殊节点上明确提出“毛泽东习近平主义”是大历史和大时代的要求。从大历史看,毛泽东习近平主义相当于秦皇汉武;从大时代看,毛泽东习近平主义接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习近平主义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现实和从现实到成熟、从国际到国家和从国家到国际。国内外逐渐形成共识,习近平时代是与毛泽东时代相当的时代,邓小平时代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正像西汉初期吸取秦始皇时期严刑峻法教训后采取放任的黄老之术。

 

如果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称为“毛泽东思想”,那么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相应称为“习近平思想”,如果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称为毛泽东主义,那么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就应该称为习近平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毛泽东的思想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被西方学者称为“毛泽东主义”(简称“毛主义”(Maoism)),例如美国学者迈斯纳著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将“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名正言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习近平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信仰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称为“毛泽东主义”,那么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称为“习近平主义”顺理成章。因为习近平时代是有待继续创造的时代,现代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还仅仅是框架性的,习近平主义作为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待进一步深化、扩展和凝练。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者,很多人自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代表高大上,事实不然。按照学术常识,思想、理论、哲学是层层深化的。“思想”的层次最低,只要有点个性的人,谁没有一点思想?!理论是体系化的思想,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主义”是一大类人对某种理论或哲学的信仰,更具有意识形态性。

 

如果我们了解了“毛泽东思想”提出的背景就不会认为“毛泽东思想”高大上。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1934午10月1936年7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全部中断。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共产国际失去了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指导,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的崛起。1943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但前苏联和斯大林对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思想是持异议的。毛泽东自己在1943年说他的思想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在他本人看来,还没有完全成熟,并未构成一个体系,言下之意是还不能称为“理论”。所以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战战兢兢的。

 

再看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之举。改革开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变革,被称为第二次革命。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还存在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大逆不道,没有能力从理论上论证其所走的是哪种社会主义道路,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最优策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只有埋头苦干,拿实际成果说话,"不争论",也没有能力争论,对于所有的批评中国可以完全不理会,仅仅用"中国特色"来回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办法。

 

习近平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已经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经过七十多年的探索,中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自信的,中华民族必然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到了需要总结和提炼的时候,需要上升到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思想需要上升为普遍性的哲学高度和主义高度。习近平的理论体系产生于中国,但是面向世界的。我认为,这是习近平一方面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强调“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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