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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20/08/2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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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摘 要:美国历史学家引入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吸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滋养,并受社会史、文化史和跨国史等学术潮流的推动,对政治史研究进行改造,逐渐发展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和路径,形成一套相应的方法论,尤其是明确界定了文化和心理在政治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把非理性因素纳入政治史考察的范围,强化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技艺,还在因果模式之外开拓了理解和阐释的途径。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史家对精英政治文化、大众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等加以探究,并结合新文化史、跨国史和情感史等开掘新的研究课题。美国政治文化史兴起和发展的利弊得失,对于中国学者反思和推进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政治史 政治文化 因果模式 阐释主义 语境主义

   作者简介:李剑鸣,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国内学术界,“政治文化”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老”概念;政治文化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进步。而且,中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的热情一直呈上升趋势。与此形成对照,欧美史学界虽然在这方面起步更早,成就突出,但研究兴趣似乎有明显衰减的迹象。是否可以据此推断,中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已然相当成熟,或者至少已臻于成熟的境界?

   毫无疑问,政治文化史在中国从无到有,短时期内突飞猛进,创获不可谓不丰。同时,中国史家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也经历了很大变化,从最初把“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思想的替代,发展到把它视作“社会、大众、群体对政治问题的看法”, 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定“政治文化”,而是如何打造政治文化史研究的特性和品质,实现其独有的学术旨趣;诸如题材的界定,路径和方法的选取,问题意识的提炼,解释框架的构建,以及价值和思想取向的表达,都要同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拉开鲜明的距离。许多以“政治文化”命意的中国史论著,仍然专注于精英政治和统治学说,倚重传世文献,采用传统的考证和分析方法,而看不到多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印记,也找不出“自下而上”的视角。可喜的是,近年来若干种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的论著,在题材、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均有所突破,显示了中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鲜活力。

   众所周知,“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研究实践最早出现于美国政治学领域,而美国史家因有“近水楼台”之便,也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上取得了足可称道的实绩。因此,考察美国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这一领域和路径的来龙去脉,评骘其长短利钝,挖掘尚余的潜力,都应当是一件不无补益的工作。

  

   一、政治文化史在美国的兴起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美国学术界可谓命途坎坷,自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相关研究都几经起落。从表面上看,政治文化史研究似乎是政治学在历史学领域的投射,但实际上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场重大学术革新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二战以后美国史学的演变中,政治史的转型不仅仅体现为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新政治史”,而且还包括取法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政治文化史研究。可是,以往的美国史学史书写对“新政治史”着墨甚多,而不太看重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1. 美国史学的第一次“文化转向”

   在美国史学史上,经典政治史偏重研究制度、党派、事件和领导人,表现出“法律—制度主义”(以制度和政策的变化为中心)和“精英主义”的取向,并且基于经济利益、阶级意识、群体认同、地域关系、社会状况来发掘政治变动或事件的成因与动力,带有某种决定论和目的论色彩。这种政治史研究关注政治结构、权力关系和统治体制,并不十分重视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1914年,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麦克劳林便对这种研究方式表示不满:“历史太害怕自己了,太害怕那些深入不可见的哲学领域的东西,好像不可见的就是不真实的。难道历史跟精神的东西毫无关系吗?难道它已变成物质的和被物质化了吗?”

   最早对麦克劳林之问作出回应的人,自然是美国思想史学者。弗农·帕林顿、卡尔·贝克尔、克林顿·罗西特、梅尔·柯蒂和佩里·米勒等人,相继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著作。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迎来了第一次“文化转向”“历史解释的文化路径”逐渐在史学的多个领域大行其道,那些以往被视为“深入不,可见”的东西,开始成为美国史家关注的对象。

   据美国学者小罗伯特·伯克霍夫观察,在二战以后的美国学术界,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迅速扩大,受克鲁克洪、帕森斯等人的理论启发,许多学科的学者开始热衷于讨论行为背后的观念和心理,尤其是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许多论著中出现了“价值取向”、“规范”等词汇,“象征符号”被视作“行动的基础”,而人则成了“寻求价值的动物”(valuing animal)。于是,“文化”便成了这一学术新潮中最抢眼的浪头。美国历史学家也卷入了这场由人类学和社会学掀起的学术运动,不少人开始转向对历史的文化解释,有些思想史家更是走在追逐潮流的前列。他们推崇观念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热烈地讨论“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 )一类的话题,并在论著的标题中使用“象征”(symbols)、“理念”(ideas)、“心智”(mind)这样的词汇。美国学者H. 斯图亚特·休斯甚至提出,不妨把历史学改称“回顾式文化人类学”(retrospective cultural anthropology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之外的更为广泛的观念或心理层面来解释历史运动,试图为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思想逻辑。他们不再把理论和观念作为思想史的自足的主体,而是努力从文化的视角把思想理解为“象征”、“神话”、“形象”、“理想”、“心态”或“意识形态”。美国史家采用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来对待政治思想,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走到了政治文化史研究路径的入口。

   自此而后,美国政治史家始终没有停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著作在美国史学界十分流行,新社会史研究者对他的理论尤其感兴趣。据说,美国史家很少阅读同行的著作,但他们大多喜爱格尔茨的书。尤其是格尔茨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以及“深描”的方法,深得美国政治史家的青睐。在政治文化史研究初兴之际,研究者往往不直接使用“政治文化”这个词,而更喜欢采纳经格尔茨重新界定过的“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对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和埃里克·方纳这些关注“观念”的史家来说,“意识形态”指的是一套能使社会成员整理其政治生活并赋予它以意义的象征符号、价值和信念的集合体,在特定群体则相当于“社会意识”,而政治学家所理解的“政治文化”概念包含的信念、价值、恐惧、偏见、焦虑、期望等心理元素,均可囊括于其中。而且,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总是与行动相关联,因为任何行动都有意义,而“意识形态”正好具有赋予行动以意义的功能。于是,美国史家借助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以意识形态为解释工具,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想观念展开讨论,推出了一大批论著。

   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得益于两位杰出史家的倡导和推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很早就对政治文化史研究具有学术自觉。早在1960 年,他就对一位采访者表示,“称我为政治史家,主要对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感兴趣,是一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是政党和制度的历史学者”。他的重要著述也的确展示了这种学术志趣。他在1955年推出的《改革的时代》,已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史最早的经典,而当时“政治文化”一词在政治学界还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接着,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明确表示,自己关注的是“广泛流行的态度,连带政治行为,以及中等和低等文化程度的人们的反应,只是偶尔涉及明确表达的理论”。可见,他讨论的对象和讨论的方式,与当时已然流行的“政治文化”概念若合符节。在罗伯特·凯利看来,霍夫斯塔特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中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因为他致力于探讨“政治修辞意象”(the imagery of political rhetoric ),由此形成对历史过程中“公共意识形态模式”的研究;其学术视野超越了单纯的社会经济阶级的藩篱,关注“产生特定心态和政治世界观的具体文化环境”,把探索的目光投向那些左右政治群体的“非理性倾向”。其实,霍夫斯塔特生前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愿望,要在吸收史学界关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美国通史。惜乎天不假年,使他赍志以殁。

   较早使用“政治文化”概念的美国史家,还包括专治美国早期史的伯纳德·贝林。他的《美国政治的渊源》一书,有一节题为“政治文化的来源”。他在这本书里虽未明确界定“政治文化”的含义,但主旨在于讨论政治认知与政治实际之间的张力,倡导从历史行动者的内心来探究美国革命的起源,也就是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和动机的解释。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贝林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它既是政治行动者关于政治世界的认识,也是他们由焦虑、恐惧和期望所塑造出来的政治行为方式。贝林的另一部名作《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则可以说是政治文化史实证研究的一个范本。不过,贝林不同于霍夫斯塔特,他更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一位社会史家,并不以政治文化史研究自限,而且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段也的确转向了对跨大西洋人口社会史的研究。

   美国史学的这场“文化转向”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让那些原本以研究文化见长的史学领域失去了不小的地盘,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思想史也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 )变成了“意义史”(history of meaning)。甚至还可以说,这次“文化转向”或多或少把一切历史都改造成了思想史和文化史,因为研究许多题材的学者都开始考虑其中的思想和文化维度。具体到政治史领域,有人欢呼“文化政治史”(cultural political history )的诞生,也有人热衷于“政治的文化解释”。越来越多的政治史论著讨论“意识形态”或“党派信念”(partisan persuasion),并把这些提法作为“政治文化”的代名词。较之以往采用“政治思想”或“政治观念”作为标题的论著,这些著作在材料、理念、路径和方法各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另外,还有一些以经济、社会或制度变迁为题材的著作,也不忘拿出一定的篇幅来讨论所涉及群体或个人的“信念”、“想法”和“态度”。

   2. 政治学的启迪

   从上文可知,美国史家在尚未采用“政治文化”概念的时候,就已从文化的视角考察过往政治世界,关注文化因素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换言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起源有美国史学自身的逻辑和脉络。不过,只有在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和研究实践的引导下,美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研究才具备方法论意义上的自觉。不妨说,“政治文化”的概念进入美国政治史领域,不仅推动了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促成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转向”。

   在“政治文化”的概念出现以前,美国学术界并非没有注意到政治的“文化”维度,只不过用的是诸如“政治意识形态”、“国民气质与精神”(national ethos and spirit)、“国民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等术语。“政治文化”一词最早可见于18世纪德意志启蒙学者赫尔德的笔下,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研究工具,则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浮现出来。不过,“政治文化”概念在愈益流行的同时,围绕其含义的争论始终未曾停息,对这种研究方式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这个术语本身也几度被宣告死亡。可能是由于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性术语,“政治文化”一词才没有从严肃的学术讨论中销声匿迹。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最具经典性和影响力。不过,他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前后微有不同。他最初谈到,任何政治系统都嵌入在一定的“意义和目标”系统中;为政治系统界定意义和确立目标的方式就是“政治行动的取向”;而这一取向则由(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所构成。概言之,这种“政治行动的取向模式”就是“政治文化”。稍后,他和西德尼·维巴把“政治文化”界定为“特定的政治取向”,也就是“对待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待自我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的态度”。再后来,他还把政治文化概念的起源追溯到《圣经》和古希腊政治学说,并把启蒙思想及自由派观点、欧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人类学(psychoanthropology)作为它的主要知识来源。他还考虑到“政治文化”的复杂性,把它的构成划分为“实质性内容”、“取向的类型”和“诸构成部分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并将其内涵细化为“国家认同、对统治体制合法性及各项制度的态度、对各种在职的政治角色的合法性及其效果的态度”等。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逐渐把阿尔蒙德的定义简化为“价值、规范、信念、象征物”等,甚或把政治文化称作“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方面”或“政治系统的心理维度”。另有学者更喜欢用“想法”(assumptions )或“态度”(attitudes)来表述政治文化的含义。当然,这也大致符合阿尔蒙德的观点,因为他和维巴的名著《公民文化》有一个副题,即“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

   其实,“政治文化”概念和研究范式在美国的产生,同样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启迪。阿尔蒙德在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率先倡导开展政治文化研究;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政治学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怀抱的宣言书。白鲁恂在论及政治文化的作用时,也大体采纳了人类学的思路:“政治文化为政治领域提供结构和意义,其方式正如一般的文化给社会生活赋予连贯性和整体性。” 在政治文化的经验研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美国学者发现政治文化研究陷入瓶颈时,提出的破解之道也是从人类学取法,尤其是借鉴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路径来研究文化和政治。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则表明,政治文化的内涵完全可以是非政治的,他所诉诸的“社会资本”概念,明显带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印记。

   这也说明,“政治文化”并不是政治和文化的简单结合。“文化”概念进入政治学领域的最大意义,在于启发政治学家超越结构和制度,而把眼光转向政治系统中与行为密切相关的观念和心理维度。对于他们来说,界定“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不是“政治”,而是“文化”。阿尔蒙德和维巴曾经谈到,把“文化”引入政治学的术语体系,在得到其好处的同时,也要承受其“模糊性”的拖累。这就是说,“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必然给“政治文化”的定义带来困扰。因此,“政治文化”本身始终没有发展成一种成体系的理论,而只是一个概念,只是“可用于建构理论的一套变量”。虽然经过多年的辩论和探讨,但它依然停留于一个“启发性而非科学性的概念”(suggestive rather than a scienti.c concept)。

   美国史家很少直接卷入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之争,也没有拘泥于某种权威定义,而是自由地在不同的定义中选取合乎其研究旨趣的说法。他们通常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探测器”来探索过往政治世界,识别历史角色在政治价值、情感、态度和知识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和意义。用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佛米萨诺的话说,历史学家赋予“政治文化”各色各样的含义,对“政治文化”的界定往往通过其用法和解释框架而得到体现,没有两个历史学家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是相同的。佛米萨诺自己也提供了一个“政治文化”的定义,称之为“一种文化中所有那些属于政治范畴的部分”,尤其是政治生活中那些约定俗成、习以为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政治文化一般指一国人民、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的政治生活方式(aggregate political life-style),指各种取向,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指各种价值,而这些在大体上都是习焉不察的。”另有一位美国史家论及,她所讨论的政治文化是“19世纪中期一群美国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简言之就是“美国人的政治风格”。她自承这一定义取自维巴。还有学者在论及政治文化时用到“辞令”、“话语”、“形象”等词,这就不免带有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特点。这些例证都表明,美国史家对于“政治文化”确实没有清晰、固定和一致的界定。这种多样性和模糊性,反而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

   “政治文化”的概念给美国史家带来灵感,政治学家的经验研究也使他们获得启迪,于是,以往那些不受重视或完全遭到忽视的题材,诸如政治的价值、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做事习惯,都进入了历史学考察的视野。与此同时,政治文化也成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用以处理多种题材,从政治事件或非政治事件考察政治文化,或从政治文化理解政治事件或政治变迁。通过解析政治行动者的思考方式,尤其是他们如何界定行动的目标,如何表述行动的意义,如何为行动的正当性辩护,以窥测政治变动的起因或内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文化史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政治学的品质和特性。除去时间维度不同,两者的最大差异还在于,政治学关注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或政治现象的关系,侧重静态剖析;而历史学则探讨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不仅通过政治文化来说明或阐释政治世界的变动,同时也直接考察政治文化自身的变动。

   3.新社会史的滋养

   美国政治史家采用“政治文化”概念以后,认识和理解政治的方式也随之一变,由此形成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取向。经典政治史倾向于把政治视为统治者和政治领导人的领地,而影响政治变迁的关键变量在于政府和政策。经典政治史家并未完全忽视或否认观念的作用,但他们看重的只是政治领导人和政治理论家的思想。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所涵盖的主体却是以往遭到忽视的普通国民,影响政治的变量也是普通国民对于政治的取向模式,而这种取向模式带有强烈的集体特性和“社会化”指向,因为任何个体的政治行动者都必须拥有行动的集体所共有的“想法”,否则就只是一个“局外人”。于是,政治文化研究就天然地带有“自下而上”的取向和社会的属性,具有罗德明所说的那种“广泛的民主”的“意识形态意涵”。历史学家采取这种路径研究政治史,其结果就有可能产生“来自下层的政治史”。显然,这与新社会史的理念和路径如出一辙。

   据美国政治学家唐纳德·迪瓦恩说,美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长期倾向于认为大众对政治的影响相当有限,但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公众的政治价值和态度(member’s values )对于政治过程则有很大的作用。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旨趣,也在于重点讨论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如何作用于政治变迁。诚然,最初采取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政治史家,如霍夫斯塔特、贝林和伍德,所关注的主要是精英(即所谓牧师、律师和政客)文本中的政治观念,并因此招致尖锐的批评;但是,他们毕竟把众多的言说者特别是政治行动者的观念纳入研究范围,并发展出一套处理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论的方法。稍后,塞缪尔·海斯提倡“对政治的社会分析”,有助于提醒政治史家把眼光从精英领导人转向普通人。美国政治史家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行,终于使普通民众的政治“想法”和“态度”成为考察的重点。而且,新社会史所热衷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分析范畴,也激励政治史家去探讨亚文化群体的政治文化。

   新社会史还提示政治史家留意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社会和政治的边界并不清晰,两者的交织或融合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可以说是常见的现象。任何政治社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组织(如家庭、教会、社团、社区等)的成员,政治价值也是由社会孕育而形成的(例如,工业化完成以前美国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十分注重自主性,这种价值取向投射到政治领域,构成自治和民主的政治文化基石),政治行动也必然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例如,一次选举可以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可能带来社会政策的调整),政治文化的传承往往是借助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社区等)来完成,而政治的社会化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化的一部分。照此来看,政治文化史根本无法撇开同社会史的联系,研究政治文化必须考虑社会维度,并借鉴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

   新社会史的另一个伴生物是新政治史,而政治文化史同新政治史则有一定的学术亲缘关系。罗纳德·佛米萨诺谈到,政治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新政治史”向前发展的结果。这个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新政治史与政治学的“行为主义”范式几乎同步产生,致力于打破偏爱高层政治的“总统综论”,关注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及其社会语境,而行为总是与信念、态度、情感相关联。而且,新政治史通常把社会和文化因素作为解释投票行为的主要变量,李·本森提出的“种族—宗教(文化)模式”就是经典的例证。可见,只需向前再迈一步,新政治史就变成了政治文化史。

   不过,政治文化史同时也是对新政治史的过度“行为主义化”的反拨。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琼·贝克在《党派事务》(出版于1983 年)一书的新版前言中说,她当年写的这本书既属于新政治史的范畴,也是对新政治史的回应。她最初研究的出发点是新政治史,可是很快就发现这种“统计学的政治史”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它过于关注选举行为,而忽略民主实践的意义,撇开了个人及政党与公共政策的联系,也不谈“美国民主派的教育”。于是,她便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取法,学习如何研究政治节庆和仪式,讨论政治“想法”(假定)和政治价值的学习、熏染和传承对于政治行为的意义。其结果是,她不再专门讨论政党制度和选举运作,而开始关注“一个民主党人如何成为民主党人”的问题。这时,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就很自然地呈现在她的面前。

   4. 与政治思想史的异同

   政治文化史侧重分析或阐释观念或心理在政治变迁中的意义,于是就同政治思想史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研究观念,都重视观念的意义,都倚重文字性文本。可是,问题又并非这样简单。两者虽然都以观念为核心,但涉及的却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观念。美国政治学家迪瓦恩在吸收阿尔蒙德观点的基础上,给“政治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体系成员实际持有的广泛而根本的行为性政治价值的历史体系。它们可以划分为认同、象征、规则和信念等子系统。” 这里就触及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政治文化是成体系的政治价值,而不是成体系的政治理论;其二,它是许多政治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而不是个别政治作家的理论或少数政治领导人的思想。此外,政治文化研究涉及的对象通常是作为集合体的人,比如国族、居民、阶级、族裔、正规组织团体(尤其是政党)的成员等。作为集合体一员的个体固然分享或浸染于某种政治文化,但政治文化研究一般不以个人为对象,因为“个人有信念、价值和态度,但没有文化”。这就是说,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的首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不同;从这里衍生出两者在路径、方法和写作风格等方面的分野。

   政治文化史和政治思想史这种既有“亲缘”又自立“门户”的关系,可以从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豪所讲述的亲身经历中得到印证。豪说,他刚着手研究美国辉格党的观念时,给自己要写的书定名为“美国辉格党的政治思想”;可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他发现“政治思想”并不足以描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其中涉及与辉格党政治态度相关的心境、隐喻、价值和风格,而且这些都与行动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史”意味着政治理论的历史,而他自己的研究则包括思想和感觉、语言及行动。于是,他决定改用“政治文化”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术语”。

   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术语的问题,而牵涉研究对象、材料、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方面的许多差别。政治思想史讨论的主要是少数思想家在书斋里阐发的观念(通常是成体系的理论),或者是少数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和主张;而政治文化史则关注历史中众多的政治行动者(主要是政治共同体的普通成员)的观念(通常是“想法”和“态度”)。一般来说,政治思想史重视理论的原创性,主要探究理论的内涵及其形成、演变和传承;而政治文化史则把观念当作意识形态,阐释其塑造、规范、限制、强化或说明行动的功能。在政治思想史的框架中,观念是言说的结晶,与行动分属不同的层面;而在政治文化史的视野里,观念和行动往往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言说本身既是行动,又为行动提供辩护或说明,即便没有言说的行动背后也有特定的观念。而且,政治思想史强调理论对现实政治的指引和启迪,往往把政治行动视作可以预期的理性逻辑的展开;而政治文化史则重视信念、情绪和态度对群体行动的塑造或限制,这样就使行动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政治思想史所处理的是为数有限的理论文本,是线索清晰而条贯的精英思想,而政治文化史所面对的则是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说,以及蕴藏于非政治、非文字性文本中的政治取向。佛米萨诺说,政治文化由那些“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东西”所构成,因之在研究中就必须依赖“大量关于共同体生活的地方资料”。这样的资料大多不是思想理论作品,而是多样而驳杂的史料,其中包括仪式、节庆和其他象征符号。

   一言以蔽之,政治文化史至少是一个大于政治思想史的领域,只是两者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有些取法于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或许可以纳入政治文化史的范畴;有些政治文化史研究者也喜欢把自己归入“思想史”的阵营;有些贴着“政治文化”标签的历史著述,其实际内容与一般思想史大同小异。但是,政治文化史毕竟包含政治思想史未曾涉猎或无法处理的题材,尤其是政治社会普通成员的政治价值、情绪、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有学者论及心态史与思想史的差异,称前者关注普通人,既研究普通人创造的东西,也研究普通人对高级文化的接受。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描述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区别。

  

   二、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

   以政治文化研究闻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豪指出,研究“思想史”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通常面临三组问题的困扰,即“思想”和“行动”的关系,“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以及“理性”诉求和“情绪化”诉求的关系。他宣称,在他自己研究的课题中,这三组二元对立的问题都是不成立的。其意思是,他的课题属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范畴,因而避开了思想史的难题。其实,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中,这三组问题并非不存在,而只是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中牵涉的方法论问题或许更为复杂。

   1. 政治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就存在形态和被感知的方式而言,政治系统可以区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维度。前者包括政治结构(政府、法制、政党、官职)、政治制度(宪法、法律、政治习惯、行为方式)和政治事件(选举、立法、执行、协商、抗争、改革、革命),后者则指针对政治或与政治相关的价值、信念、情感、态度和思维方式,也即政治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前者是相对可见的,类似于文化史家所说的“硬问题”;后者的形成、变化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均离不开心理机制,因而属于“软问题”的范畴。

   政治文化研究名家西德尼·维巴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政治学家长期关注的是“正式的政治制度”,当讨论何以有的政治制度成功而有的失败时,他们也采取制度分析的路径,考察其制度的构成和运行方式,或者探讨政府结构以外的制度(如政党和利益集团)所发挥的作用,而文化因素的意义完全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的眼光就是要超乎政治结构之外,探究“信念”(beliefs)如何“影响人们在这些政治制度之内行动的方式”。按照政治学研究的经典方式,政治文化在政治系统中既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 ),也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 ),而且前者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多数研究聚焦于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或政治发展的影响。

   这种方法论取向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作为“自变量”,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制度、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产生影响,甚至具有因果效应,因而只有充分重视政治文化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或说明制度、行动、事件的由来和方式。不少美国史家倾向于强调政治文化在政治世界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戈登·伍德研究美国革命的政治文化,旨在阐释美国共和政体创建的思想逻辑和历史意义。他开篇即引用乔尔·巴洛在1792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其大意是,人们有什么样的“思想习惯”(habit of thinking ),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生存状况;正是由于美国人具有相信“所有人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习惯”,才有美国革命,其自由才得到维护。伍德称这正是他要探讨的主题。他进而指出,以往史家在美国革命和制宪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不足,均源于未能理解革命一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性。艾德蒙·摩根则认为,任何统治体制都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服之上,为了达到让被统治者认同和服从其统治的目的,统治者总是致力于制造一种“使人相信”(make believe )的信念,并努力使之接近于政治世界的实际以增强其可信度;无论是君主的“神授权利”还是“人民主权”,都不过是这样一种“使人相信”的“虚构”,其目的均在于使人数居多的被统治者服从人数甚少的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休谟所说的“意见”(opinions)为主要形态的政治文化,对于统治秩序的形成和巩固来说,就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自变量”。

   政治文化作为“因变量”,则不仅受到政治结构或政治行动的影响,而且同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系统发生密切关系。一种政治文化必然嵌入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同时又属于特定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而政治也同样处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中,于是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就变得错综复杂、缠绕扭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或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对此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信念绝非只同政治有关,而且也弥散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例如,美国人对于“平等”的崇奉,不仅对他们的政治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而且也直接作用于一般的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家庭生活、性别关系和族裔关系。反过来,许多作用于政治的价值或情感本身可能并不具有政治性。例如,荣誉观和地方情感本身并不属于政治领域,但是政治领导人的荣誉观会影响其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者的地方情感也会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政治选择中。因此,不可孤立地研究政治文化,而必须把它同制度和事件放在一起探究,并且还要充分考虑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例如,佛米萨诺对革命后半个多世纪马萨诸塞政治文化变迁的讨论,即结合政党组织结构、党派斗争、选举、政府政策、工人运动乃至社会发展而展开。

   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实践来看,仅仅关注政治文化的“因变量”一面,难免忽视其自主性;而过于强调其“自变量”的一面,又容易落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阿尔蒙德早年的研究暗示,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后来他也悄悄修改了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解,称他和维巴并不认为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因为“信念、情感和价值对政治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这些信念、情感和价值又是社会化经验的产物”。换言之,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是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特定的政治结构需要与之匹配的政治文化才能维持和运转,而特定的政治文化也是与之协调的政治结构培育和维持的结果。

   归根结底,这种“自变量—因变量”或“作用—反作用”的考察模式,其出发点乃在于通过政治文化来说明、解释或理解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这无异于默认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具有某种依附性,而政治文化研究也主要是一种解释工具,必须有补于说明、理解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才有意义。不过,阿尔蒙德早年也曾说过,政治文化乃是“与文化有区分的部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家更是大力强调政治文化的独立性,把它视作一个自主的过程,既不是文化的附属物,也不是政治的文化侧面,而是政治世界中自成一体的一个领域。换言之,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解释性变量”,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史也应当而且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拥有自己的题材、方法和问题意识,也能产生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突出政治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要把它同政治结构或社会变迁割裂开来,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史研究可以撇开政治结构或社会变迁。

   实际上,无论在美国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政治文化研究通常都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考察政治文化本身,即特定政治社会或群体的政治价值、认知、情感的内涵和特征;其二,说明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或政治文化在政治变动中的作用和意义;其三,探讨政治文化的习得、养成和传承,如政治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政治社会成员中的代际传承,个体政治信念的获得和政治态度的形成,以及不同政治社会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联系和影响。不过,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政治文化都不是一个均衡的体系,其中有一些“信念”和“态度”居于主导乃至支配地位,而且即便这些具有主导性或支配性的“信念”和“态度”, 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精英领导人那里,也不是一种同质而纯一的状态。因此,政治史家在讨论政治文化在“政治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时,不得不审慎对待其中包含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2. 非理性因素的意义

   在政治系统中,连接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的纽带,无疑是作为“政治角色”的人,也就是政治社会成员。历代史家并不否认人的观念和心理对历史运动的影响,只是他们通常相信这些起作用的观念或心理,理所当然地属于理性的范畴,有着清晰而合理的逻辑。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揭示了非理性因素的机制和意义,这对于历史学家关注和考察历史运动中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因素,具有启发和指引的意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诸多领域和题材上都显示出惊人的开拓性和预见性,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明确指出,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社会广泛存在的“绝望、暴怒、冲动行为以及情感突变,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过去。但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只有虚假的廉耻心才允许人们悄然放过它对封建欧洲各种政治事件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做研究”。他的这段话里有三点值得特别留意:其一,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其二,研究非理性因素并不是传统历史学的强项;其三,不考虑非理性因素就无从真正理解历史运动。

   普通人(尤其是以群体聚集的普通人)的政治态度中确实充满非理性情绪,诸如焦虑、恐惧、冲动、偏见、爱恨、恩怨乃至疯狂等;在理性主义者眼里,这些都属于“激情”(passions)的范畴,在现实政治中乃是需要防范的破坏性因素。只有在“政治文化”概念出现后,它们才被提到研究日程的适当位置上。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曾感叹,在他个人所处的时代,历史学家看待美国政治的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以往史家认为人的政治行为(投票)和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基于对经济利益的合乎逻辑的考量,而现在人们发现,在公共生活中释放并发挥作用的力量,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情绪性的;不仅是经济的和实用的,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凯利的老师霍夫斯塔特的学术经历,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霍夫斯塔特最初依循“进步主义史学”的路径,相信人的政治行为都是理性的,其背后存在的力量主要是利益,而政治领导人往往按照融贯的意识形态来表述这些利益;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政治领导人的言辞不过是“纯粹机会主义的表现”,甚至完全没有理性可言。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转而探寻那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究竟具有何种理性方面的意义。

   这的确是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转向。一方面,政治行动者并非一成不变地追逐物质性的利益或操作性的权力,同时也向往精神的或心理的目标,比如缓解焦虑、释放压力、获得承认、寻求满足等。界定和追求这类目标的方式往往具有“象征性”,因而属于“文化”的范畴。例如,伯纳德·贝林的研究显示,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小册子中包含的不仅仅是思想,而且还有焦虑和恐惧;殖民地人民对母国的抵制和反叛,主要不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而是旨在粉碎所谓“剥夺自由的阴谋”;可是,这种对“阴谋”的恐惧不过是出于想象,也就是一种非理性情绪的宣泄。另一方面,作用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的因素除了理性的利益考量,还有非理性的心理情绪。例如,前文提及的贝林和伍德等人的研究表明,探讨美国革命的由来和共和政体的形成,如果不考虑革命一代对于权力、腐败和奴役的恐惧,就只能是隔靴搔痒。对于这些非理性的心理情绪,以往政治史家不是加以忽略,就是拿不出有效的处理办法。政治文化史的兴起,正好弥补了政治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3. 因果模式的利弊

   在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政治文化起初并不具备独立意义,而只是一个解释、说明政治结构或政治现象的变量,因而因果分析乃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有政治学者对这类研究的“内在理路”作了如下归纳:政治文化研究旨在识别众多个体广泛分享的“有辨识度的态度集群”(distinctive clusters of attitudes),它们构成“客观的世界观取向”,历久不变,可视为“经济和政治表现”的“根本性的发生器”(fundamental generator )。

   其实,留意进而强调观念(价值、态度和情绪)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探究观念和行动的关联,这种方法论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现代政治理论家对此更是多有论及。在孟德斯鸠看来,任何政体也即政治制度的基础性架构,都需要一定的原则来驱动;而这些原则,诸如“品德”之于民主,“节制”之于贵族制,“荣誉”之于君主制,“恐惧”之于专制,莫不属于人类情感和伦理的范畴,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政治文化。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民主的形成、运转和维持时,其基本理路是诉诸美国人的习性、情感和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路径。他谈到,作用于美国民主的关键性变量有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生活习惯和民情;他进而把“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 )作为理解美国民主存续原因的锁钥。马克斯·韦伯则极大地拓展了这种学术路径。他关于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关联的研究思路,转换到政治文化研究中,就是政治价值、态度和情感对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具有决定性意义。阿尔蒙德早年也谈道,“一个政治系统是一个行动的系统”,也就是说研究政治系统时必须关注“经验性的可观察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值得研究,是因为它们影响行为。白鲁恂提到,“态度、情感和认知”对于政治行为具有“赋予特征和支配”(inform and govern )的作用;政治文化可为个体的有效政治行为提供“控制性指导方针”,能给集体提供“价值和理性考量的系统结构”以“保证制度和结构表现的连贯性”。另有学者直接把政治文化理解为“制度的规范性成分”,“而在组织内部这些规范确立道德边界,于是行动的稳定协调就得以发生”。总之,“政治想法(假定)”对于政治选择或政治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随着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种单向的因果模式受到质疑和抨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也备受诟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理论上假定政治文化与民主的稳定性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稳定的自变量”,能够影响或改变政治结构。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发现,无论在何种因果模式下考察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行动)的相关性,都面临许多难题,比如观念为何以及如何引发行动,检验起来就十分复杂和困难。还有学者进而提出,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高估了,“没有证据表明文化因素对政治和经济结果发挥系统作用”。有些美国学者虽然喜欢讨论文化和政治,但对现有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式却不甚满意,认为从文化、制度和结构等不同角度研究政治应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制度引发文化”或“文化引发制度”这类单向和线性的因果观并不成立,而要关注它们“联手的效应”(joint effects )。而且,“作为态度和价值的政治文化”(文化语法的政治表达)仅只是“深层文化结构(深藏的文化语法)的表层因素”,在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之下必有深层文化结构的变动;因此,不应局限于“认知现象”(意识形态、信念、态度和意见)而忽略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时还要克服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考虑整个文化的欠缺,只有把政治文化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来考察才有实际意义。

   在佛米萨诺看来,历史学家完全不必像政治学家那样费力地辩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因为他们是“以整体的和演化的方式”(in holistic and evolutionary fashion )来研究政治文化。可是,政治文化史通常也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而是服务于理解更大的过往政治世界这一旨趣的,所以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及政治事件的关系,同样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有些研究者而言,这种关系可能是因果性的;而在另一些研究者那里,这种关系可能更加复杂和多面。不过,政治文化史毕竟不同于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它关注的主要不是系统、结构和制度,而着重考察政治变迁和政治事件的主体,即作为政治角色的群体或个体。因此,政治文化史在讨论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或政治事件的关系时,通常是紧扣政治行动者这个媒介进行的。无论是依据心理学或行为科学的理论,还是出于常识性的理解,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必然伴以相应的思维和心理过程,带有相应的“想法”和“算计”,因而任何行动中都必然有“观念”的位置。于是,观念与行动的关系就成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般来说,研究行动的史家通常不强调甚至不关心观念的重要性,而研究观念的史家则喜欢把观念视为行动的辩护性、塑造性乃至因果性的变量。霍夫斯塔特显然十分重视观念的力量,他在谈到自己对于“反智主义”的研究时说,尤其令他感兴趣的是其中那些“严重地禁抑智性和文化生活并使之变得贫瘠”的“态度”。 照这样来说,观念能够塑造行动,并且产生显著后果。但是,因果模式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中也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性。据有学者观察,一些历史学家用文化来解释“系统的行为”,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描述文化是如何成为行动的一部分的,他们所提供的只是文化和行动的“平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联”。再则,政治文化往往具有韧性和连续性,而行动却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两者并不是简单对等的关系。据凯利所论,在美国200年的政治变迁中,作为政治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假若杰斐逊现在活转过来,也不难找到自己的政治归属。观念和行动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对等,的确使因果分析的运用受到严重限制,因果之间排他的“事实关联”尤其不易建立。而且,即便能断定观念和行动确有因果关系,它对政治决策者和一般政治参与者的意义也不可等量齐观,如何揭示其间的差别,在材料和方法上同样是严峻考验。如果一味地从观念出发为行动寻找原因,还容易滑向文化决定论的泥潭,即把文化作为行为的驱动力,而忽略人类行为发生的复杂机理。在另一些情形下,围绕观念和行动的因果分析往往纠缠于政治行动者的动机,并常以追究那些“秘而不宣的卑劣动机”为能事,可是“动机始终是一个最难以捉摸的历史问题”。

   根据人类学理论,文化与行为紧密相连,文化需要通过公共行为方可得到观察。这就是说,观念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两位一体的。政治文化蕴含于政治行动中,并假借政治行动而得到“表达”。政治文化史研究所面对的主要不是若干在书斋里写作的思想家,而是千千万万普通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往往只见行动而未留言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与观念毫无关系。他们的观念潜藏在行动中,并以行动来体现。于是,观念和行动便集中在同一载体上,观念和行动也就必须结合在一起研究:研究行动以揭示观念,研究观念以理解行动。美国政治史家的这种研究方式,使得政治文化史终于走出了政治思想史的影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品质。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旨在理解人、社会和生活,因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最大价值,也在于理解过往人的政治行动,而不仅限于探究政治行动的动机和原因。另外,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路径或分析方法,也有补于解释更为广泛的政治变动或事件的由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埃里克·方纳在确定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时,发现当时有一批史家对“意识形态”十分重视,并且对内战前南部和北部的意识形态加以探讨,不仅弥补了以往为史家所忽视的“政治反奴隶制”现象,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于“整个冲突”的原因和性质的理解。大致同一时期,波林·梅尔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旨在解释殖民地人何时以及何以改变对母国的态度,何时以及如何从抵制母国政策走向革命,她所借重的方法也是解析殖民地激进领导人的“政治认知”和“意识形态”。探究“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学术功能,主要是因为任何政治行动都不是机械运动,而是能思考、有观念的人的表现。理解行动不能撇开其中包含的观念,而只有明了其中的观念才能获得或至少加深对行动的理解。丹尼尔·豪说,辉格党的政治文化并不完全构成其行为的原因,但却“限制着他们所能考虑的选项”。戈登·伍德也认为,观念不能引起行为,但观念能赋予行为意义;观念不仅使社会行为更好理解,而且使它成为可能。对观念和行动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大体符合人类学所谓“阐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路径,因此也突破了因果模式的局限。

   4. 语境的重要性

   政治文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东西。它不能被直接看到、听到或感觉到,因而必须从别的线索推导出来”。而且,政治文化同样具备文化对于社会成员所表现出的“无意识、不明确和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特性。因此,政治学家在考察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的政治文化时,通常采用问卷调查(research survey )的方式来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即“别的线索”)。问卷中的问题通常涉及被访问者对生活或现存社会秩序的满意度,政治参与的程度,人际关系和政治中的信任度,对公共议题或重要公共文件是否知晓,对“政治效验”(political ef.cacy )的感受,对物质或“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认可程度,以及是否赞成革命性变动,等等。有政治学者把这种获取个体政治“态度”的方法,叫做“政治文化的测度”(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culture )。

   可是,历史学家却无法借助问卷调查来获取探查政治文化的“线索”,而只能通过解读历史行动者留下的言辞、仪式和符号,来推知他们针对或涉及政治的认知、价值、情感和态度。而且,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特点,包含过往政治文化信息的材料一般甚为稀少、零散和多样,获取不易,解读尤难。这样就使得政治文化史研究在材料上受到双重限制。其一,历史学家不可能像政治学家一样,可以根据研究议程的需要去主动获取材料,而只能被动地依据所能找到的材料来确定研究议程,因而总是受到材料的不完整、不系统、不均衡和不融贯的困扰;其二,历史学家也不能像政治学家一样对材料所产生的语境加以亲身观察和体验,而只能根据另一些材料来推测和想象材料的语境,于是更容易误读和曲解材料,也更容易受到材料的迷惑和误导。正是由于在材料上受到如此复杂的制约,较之其他研究方式,政治文化史需要更重视语境主义的意识,更倚重语境分析的方法。

   政治文化史同政治思想史一样,特别偏重文字史料。这类史料不仅直接表达或包含“信念”和“态度”,而且留存的数量一般也多于非文字史料。美国政治文化史家所使用的文字史料,主要不是个别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而是众多政治行动者留下的小册子、演说、公文、报刊文章、日记、书信、立法辩论和审案记录之类。这类史料“制造者”的生平事迹大多史不具载,无从稽考,而它们的产生又往往带有具体的意图,在目标和对象上也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加以语言和语义已发生巨大变化,因而其含义往往无法直接从字面获取。进而言之,其中包含的“信念”和“态度”,哪些是真实的表达,哪些又是刻意的宣传和掩饰,更是难以从字面来分辨。

   以往许多史家并不相信政治言辞包含真实的想法,认为它们往往是掩盖真实动机的烟幕或辩护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语境,也缺少历史语义学的解读技巧。如果对言说者的处境以及言说的方式、作用的对象、言说的意图作出细致考辨,史家就有可能把握政治言辞的真实含义及其作用。贝林和伍德等美国史家借助语境分析和历史语义学方法,竭尽所能地发掘政治言辞的“原意”,提供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启示。他们发现,发表在报纸上的言论和记载于日记里的想法,公开讲话时表达的观点和同密友交谈时流露的看法,用于公共宣传的辞令和同知情者交流的意见,相互之间的差别是不言自明的;因之必须深入了解其语境,并把出自不同语境的材料加以比对,方可约略窥见这些言辞的真实含义,并揭示它们与行动的实际关联。不过,“还原”真正的语境终非易事,因而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方法也有难以摆脱的限制。

   5.“个体性谬误”的陷阱

   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文化,一般通过纷繁多样的载体或媒介(言论、仪式、口号、象征物)得到体现。一个时代可能有某种政治文化的总体趋向,但不同群体、不同的政治行动者在政治价值、情感和态度方面,又往往表现出各色各样的特点。如果说研究政治思想可以依靠固定的文本,并明确地知晓其作者和写作动机,那么探讨政治文化则不得不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而且经常无从得知言说者的姓名、出身和背景。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政治文化研究者难以掌握所有的言论,也不可能均衡地对待每一个言说者,往往只能依据一人或数人所表达的观念来推测“时代精神”的大略。这样就无可避免地陷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个体性谬误”(individualistic fallacy ),即以通过观察较小单元获得的经验数据来对较高或较大系统作出不正确的推论。

   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可谓一部公认的美国政治文化史经典,可是,在美国学者爱德华·康特里曼看来,伍德写作的路数有点接近美国思想史前辈学者佩里·米勒,往往把所引材料的作者假想为同一个人。其实,这只是政治文化史研究无从避开的第一个困境。更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还不得不把这“同一个人”的观念视作共同体乃至时代的政治取向的表达。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说,这种方法涉及如何判定个体言论的代表性。另外,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发表的言论,是否可以被嵌入同一幅政治文化图景,也是大可存疑的。在这些地方,的确布满了“个体性谬误”的陷阱。

   在谈到研究美国辉格党政治文化的方法时,丹尼尔·豪称他自己特别重视不同个体的传记,即具体讨论辉格党内一系列人物的“政治观念”;尽管每一个体都不能完全体现其身处其中的文化,但都提供了自己的版本;把许多这类版本合在一起考察,即可对该人群的文化模式作出综合性表述。他还说,这种方法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就像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访谈一些“信息供给者”(informants)一样,他选取一些辉格党内的“信息供给者”来探究辉格党的政治观念。这种“集体传记法”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也面临“个体性谬误”的风险,因为用于归纳群体文化模式的个体,永远少于作为归纳对象的群体。这似乎是政治文化研究(无论是政治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无法跳出的方法论困境。

  

   三、美国政治文化史的发展趋向

   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综合当时已有的政治史研究文献,简略而条贯地梳理了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脉络。罗纳德·佛米萨诺也概要评述了截至20世纪末美国政治文化史起伏不定的历程。概括来说,美国史家对历史中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涉及的课题形形色色,采用的方法五花八门,解释方式和基本观点也各有千秋;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

   1. 精英政治文化研究

   在政治文化研究问世之初,美国政治学家并未意识到政治文化有精英和大众之别,他们把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取向都纳入某种共同的全国文化之中。经过相当长一个时期,政治学理论关于“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才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区分。那些研究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学者往往侧重精英政治文化,因为这些国家大多存在领导危机,同时缺乏关于大众政治文化的可靠数据;而专门研究发达国家的学者则更关心民主的运转,自然而然地把眼光投向大众政治文化。两种研究路径在工具和方法上也出现分殊:研究精英政治文化通常采用“解读意识形态”、“刻画操作符码”、界定政治行为背后的“精神和算计”等技巧,而研究大众政治文化则倚重调查研究和测度公共舆论的方法。

   有政治学家把“精英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系统领导人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习惯”,或者更简洁地说,就是“精英的态度”。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精英政治文化不一定就是“官方政治文化”,但两者经常有重合的地方。在美国史家笔下,精英政治文化一般体现为政治领导人或其他精英的“意识形态”,因而同政治思想史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们既研究单一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心理和思想,也讨论作为群体的精英的政治态度。一般来说,这类研究拥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以精英的政治言论作为题材和材料的来源;其二,主要依靠思想史的方法来解读文本和言论;其三,基于精英的政治“态度”来界定政治文化的主流和政治变迁的趋向。

   但是,研究精英政治文化的史学毕竟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罗伯特·凯利谈到,研究精英政治思想的“旧”政治史,在同研究大众投票行为的“新政治史”结合以后,可以产生新的成果。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的确可以看到这种结合的痕迹,即把精英言论置于大众政治行动的语境中解读,以此越出政治思想史的藩篱。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精英的政治信念更加复杂和微妙,最好的研究方式是通过面对面地与政治领导人做系统的交谈,认真倾听和解析他们所说的话。但是,历史学家却没有采纳这种研究方法的便利,其替代的途径是全面而细致地研究精英领导人留下的日记、书信、演讲、谈话以及相关活动,也就是按照历史学的规范来运用前面提到的“解读意识形态”、“刻画操作符码”、界定政治行为背后的“精神和算计”等技巧,从言论和修辞中探知精英的“信念”和“态度”。

   前文提到的美国政治文化史的两位开路先锋,都以研究精英政治文化而闻名。霍夫斯塔特的《改革的时代》一书,对“象征性表达和象征性行动的功能”作了出色的探讨。他把改革运动视作对急剧社会变动的一种心理调适方式,运用“地位革命”的命题来诠释中间阶层对待社会变动和发动改革运动的心理机制。该书的副标题“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毫不含糊地标明,它所关注的是政治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风格,因此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诸如威廉·布莱恩、路易斯·布兰代斯、罗伯特·拉福莱特、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等,全都是具有全国性声望的精英领导人。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侧重从革命者的内心世界来探究革命的由来。他笔下的革命者其实仅限于革命领导人,多数人的职业身份乃是律师或牧师。他们关于自由、权力、腐败、奴役的认知,对英国政治和帝国体制的态度,对殖民地未来的期望和担忧,特别是母国的殖民地政策调整带给他们的“真实的恐惧”、“真实的焦虑”和“对真实危险的感觉”,最终凝结为关于“英语世界剥夺自由的阴谋”的想象。正是这种强烈的焦虑和恐惧促使他们起来反抗母国的统治。概而言之,在殖民地精英的政治“信念”和“态度”中,蕴含着美国革命起源的“奥秘”。

   另外还有几种研究精英政治文化的论著值得一提。丹尼尔·豪着重研究12 个辉格党领导人的政治思想,以此呈现美国辉格党的政治心态。他说,自己所选取的这些人物均符合两条标准:第一,他们是“对界定辉格党的活动和范围有影响力的人”;第二,他们是“最能为辉格文化提供洞见的人”。根据第一条标准,他选择的是男性;而根据第二条标准,他挑选的则是那些“能言善写的自觉的代言人”。虽然他尽可能留意这些人在背景、职业和地域上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但并未超出辉格党党内精英的范围。埃里克·方纳的成名作《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人》,讨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即共和党对于当时美国(北部和南部)社会的认知,以及关于国家未来的看法。在他的笔下,上述“认知”和“看法”的表达者并不是共和党的普通成员,而是其领导人和代言人;他们的演讲、书信以及其他作品,构成了该书的基本史料。乔安妮·弗里曼则从“荣誉文化”入手,讨论“荣誉符码”如何规范和引导精英的政治行为,如何影响全国政治和政府的运行,以及如何为政治辩论和权力竞争提供逻辑,于是把荣誉和民主、共和主义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有特色的政治文化研究方式。作者自称,她的研究旨趣在于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着眼,重新讲述若干广为人知的故事,通过解读政治精英的“心灵景象”(mental landscape ),为理解他们的政治选择和决定提供自出新意的文化路径。此外,以某个政治代言人的思想和信念来“管窥”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也是精英政治文化研究常见的方式。有一篇文章讨论所谓“杰克逊民主”代言人威廉·赖格特(William Leggett )的政治思想,以此辨析杰克逊时代政治文化的特点究竟是个人主义还是包容性的平等至上主义。

   随着美国社会政治的变动以及美国史学风气的转换,对精英政治文化的研究难免受到批评,甚至被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据有的美国学者所说,“文化”概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平等”,即不同的人对于文化的影响是不同的;具体到政治文化,精英领导人的政治“取向”通常具有更大的政治分量和影响力。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世界的实际,但是这种实际往往使许多民众主义史家深为不快,甚或难以接受。研究过往的精英政治文化,对于理解具体历史时期的政治变迁,无疑具有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轻视或贬低精英政治文化,排斥或歧视对精英政治文化的研究,同忽视或轻视民众政治文化及其研究一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成见,而且必然导致学术上的偏误。不过,美国史家的精英政治文化研究也的确存在一些欠缺。如何基于“事实关联”揭示精英观念与大众态度或公共舆论的关系,如何避免片面关注或过于强调精英的作用而落入精英主义的窠臼,诸如此类的问题曾让一些美国政治史家进退失据,饱受诟病。

   2. 大众政治文化研究

   关于大众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美国政治文化史的精华,而且一度反映了美国政治史乃至整个美国史学的新进展。把大众政治文化纳入史学的考察范围,不仅涉及政治和史学观念的转变,而且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加精湛的治史技艺。其最大的制约来自史料。涉及大众政治文化的史料不仅相对稀少和零散,而且不同于史家长期所熟悉的形态。一方面,普通人不善于写作,其观点和想法很少直接形诸文字,因之多数文字史料出自统治者和精英的笔下;对于这类史料,必须深究文本和语境的复杂关系,方可从中解读出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普通人的政治“信念”和“态度”往往不是说出来的,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通过行动、仪式、歌谣和其他象征符号而折射出来的;这类材料不仅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和技艺方能处理,而且其间接和隐晦的特点也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尽管难度颇大,但仍有不少美国史家迎难而上,而且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美国左翼史家加里·纳什,乃是民众主义史学和多元文化史学的一员主将。他的《城市熔炉》一书讨论18世纪中期北美滨海城镇的社会变迁,其中论及普通劳动阶层对于社会变迁的感受和认知,以及他们“政治意识的成长”,并试图从民众的视角解释美国革命的起源。纳什对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忽视阶级形成和普通人政治意识的状况感到不满,认为滨海城镇的普通劳动者对于社会经济分化有自己的认知,并在围绕这些冲突性利益的斗争中发展出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显然,他意在借用E. P. 汤普森的方法来研究18世纪北美的阶级问题,采取文化分析的路径,把阶级意识作为“劳动阶级”政治文化的核心。他还特别强调普通人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称他们并非上层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教堂、酒馆、工作场所和家庭,来交流和分享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境况的理解。

   大众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部名著是肖恩·威伦茨的《吟唱民主》。该书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纽约劳工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取向,以及他们同雇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冲突,以揭示美国工人阶级兴起的复杂性。威伦茨把法庭记录、庆典演说、印刷品、绘画、游行和仪式作为文本,调动文化研究的技艺加以解读,揭示其中包含的民众价值、信念和意识形态。他强调,若要理解纽约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必须把问题置于广阔的“意识形态语境”中,着力了解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动中,普通人如何诠释共同体(commonwealth)、美德、独立、公民身份和平等的理念,以及如何围绕这些理念的意义而进行斗争。换言之,必须透过政治文化的棱镜,才能清楚地看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威伦茨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说美国革命留下的意识形态遗产是共和主义,那么纽约劳工则拥有不同版本的共和主义,而且这些版本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发生了转化。

   前文提及,研究大众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困难在于缺乏文字史料;于是,一些美国史家便力图透过行动、仪式和象征符号来提取关于政治价值、信念和态度的信息,以拼接出大众政治文化的画面。有学者撰文讨论18世纪后期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弗赖斯叛乱”,揭示“普通公民关于他们在共和政治中的角色的态度”。叛乱的主体是德意志裔居民,他们虽然没有同英裔居民混合,但同样熟悉并接受美国革命所高扬的价值和理想,只不过他们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达他们对于自由、宪法和权利的看法,表达他们对于政府权力和政策的态度。另有学者研究革命时期费城民众的仪式和活动,以揭示民众对于奢靡、特权、平等和爱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权贵精英的不满,由此把美国革命界定为一场“文化战争”,即“一场关于社会特权、禁止奢靡、性别角色和公共道德的战争”。

   就思想倾向而言,大众政治文化研究往往带有“去精英化”乃至反精英主义的特点,致力于发掘普通人的历史事迹,纠正精英主义历史书写的偏颇。据《党派事务》一书的作者说,她所采取的研究路径旨在“离开民主党总部和杰克逊、道格拉斯、卡尔霍恩这些有系统观念的大人物,去描绘那一代民主党人如何学会像这一信念的一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以此为政治史上的这一幕提供一个平衡的画面”。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普通人的政治价值、态度和情感不同于精英,而且也独立于精英,在政治世界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再则,政治文化领域始终存在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民众和精英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民众内部的不同群体中间。

   诚然,强调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乃是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强调过头以致抹杀精英政治文化的地位,就会导致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偏误。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统治者通常把自己的价值和情感灌输给或强加于被统治者。罗德明也谈到,根据符号学化的“通信理论”,精英操纵象征符号,而大众则对象征符号进行解释并或多或少地作出回应。这就是说,以统治者为主体的精英政治文化实际上经常居于主流或主导地位,对大众政治文化产生影响,以致两者产生诸多“交叉重叠的共识”。因此,在大众政治文化的研究中,须力避刻意抬升大众政治文化的地位,更不能把它置于同精英政治文化截然对立的状态。

   3. 政治亚文化研究

   除了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区域、种族、族裔、性别和宗教的分歧同样投射到美国政治文化中,由此产生多种亚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而且它们之间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或犬牙交错。美国政治史家就不同的地区(如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区域(南部、北部、大平原)、群体(族裔、移民、女性)和宗教(天主教、新教)的政治文化进行探讨,形成了政治文化史领域的亚文化研究。

   在《从杰斐逊到尼克松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一文中,罗伯特·凯利把区域、族裔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对美国政治文化的亚文化类型加以区分,就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演变作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在他看来,反英和独立战争时期不同政治立场的形成,在政治文化维度上带有显著的亚文化分歧的特征:在安立甘派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人们对帝国的认同更为坚定;在新英格兰这种主要由“外人”(即在母国受到排斥的人)居住的地区,人们对帝国怀有不满和疏离的情绪;南部种植园主因其自由情结和对帝国事务的不满,也形成了某种“外人”心态;苏格兰、爱尔兰人天然带有反英情绪,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控制了中部各殖民地,推动这些殖民地脱离帝国。可见,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外人”心态,对于独立运动的进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基于地域、族裔和宗教的政治文化分野,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长久的韧性和连续性,后来又与政党政治交织在一起,对美国政治变迁产生了“界定性”和“塑造性”作用,在某些历史关头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凯利关于政治文化亚文化类型的看法,触及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地理、人口、族裔、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复杂性,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造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

   美国辽阔版图上纷繁的地理差异,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联。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地域(section)和地区(region)有着自己的政治文化,它们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异同互见,而且联系密切。有学者基于地理差别区分了三种“政治亚文化”,分别以个人主义、道德主义和传统主义为突出特征;正是这种以地理分布为特点、受到地方条件改造的政治文化,为美国的区域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且,正如同国与国的边界一样,美国内部州与州之间的法律边界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边界,使得各州在政治文化上呈现鲜明或隐晦的差别。另有学者以税收为切入点,揭示18世纪中后期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政治文化的差异:虽然其政治文化均以共和主义为特征,但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偏重共同体”和“自由至上”的区别。还有学者基于地方政治来讨论内战前30年间密西西比州的政治文化,发现当地政治领导人和普通选民都习惯于把政治视作个人的事情,因而其政治文化并未建立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反政党”特征。这种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把密西西比同上南部和北部区别开来。还有一些学者把考察的视点下放到县一级政治文化。有一篇文章论及,弗吉尼亚殖民地时期不同县的居民对待政府、政策和官员的态度与期望,往往因具体的情势而出现差别。另有一本书讨论殖民地时期至内战前马萨诸塞内地的伍斯特县居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发现其中既有共和主义的内涵,也有自由主义的特征,而且两者交融无间,只是在1780年以前,哈林顿式的共和主义居于主导地位,而此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则成为主流。

   族裔、性别和宗教与政治文化的相关性,同样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据有的政治学者研究,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族裔对于政治态度发挥很大作用,进而影响到公共参与;而且,对于各个层次的参与者来说,族裔的影响甚至大于社会经济地位。这种观点同李·本森等人早先提出的“种族—宗教模式”可谓桴鼓相应。以女性为主角的政治史家还提出了“性别化政治文化”(gendered political culture)概念,以标示妇女政治取向的特点。琳达·克尔伯、凯瑟琳·斯科拉等一大批妇女史家,都对妇女政治文化的研究有所推动。另有文章探讨宗教信仰在林肯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性,论述了林肯本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表态,以及共和党关于林肯宗教信仰的宣传和道德形象的打造,以此证明福音新教对于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作者进而断言,从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宗教和政治之间并没有一道“高高的篱笆墙”。

   亚文化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否认美国存在某种更大的政治文化,而只是颠覆了美国拥有某种纯一而同质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神话,勾画出美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和冲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类论著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整体研究具有互补或纠偏的作用。不过,研究者如果缺乏比较的眼光,忽略联系和影响,孤立地看待各种政治亚文化,就难免招致“碎片化”的批评。

   4. 新文化史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政治文化研究,都受到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滋养,都关注文化对于政治的说明和阐释的功能。美国史学界最早采取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学者,即从阐释人类学取法,把一个政治社会在特定时代盛行的价值、情感和态度视作意识形态,而且不再单纯把人视作观念的制造者和操纵者,同时也看成是观念的受制者。换言之,人既生产和利用观念,同时也受到观念的制约乃至塑造。因此,政治文化史研究需要从观念入手来理解和阐释行动的意义。显然,这种理念相当接近“新文化史”的旨趣。

   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苗头。有学者借鉴阐释人类学的理论,不仅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自主的面相或维度,而且从象征主义视角将它界定为“政治生活的意义”。罗德明也对以往的政治文化研究提出尖锐批评,力主重新界定政治文化,视之为一个“符号学系统”(semiological system)或“政治象征符号系统”,并采取“象征主义”路径,借助符号学方法以解析这个系统的意义。另有学者提议借鉴人类学中的“隐喻”和“表征”的概念,采用“文化叙事”(cultural narrative )的方法来对待政治文化。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把政治文化视作政治生活的“意义”或政治的意义方面,倡导借助“深描”方法来揭示政治文化的意义结构,可以说属于“阐释主义”的研究范式。它所质疑和挑战的对象,乃是基于调查数据和量化分析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研究范式。“阐释主义”范式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定之上,即人类活动的特点本身就是阐释性的,因为由人际交往构成的世界乃是一个“充满着意义的世界”。政治学界出现的这一套理念和方法,同新文化史可谓不谋而合;而此时美国政治史家也卷入了新文化史的潮流,依循“阐释主义”路径来拓展政治文化史的领地。

   政治世界的语言、仪式、符号、图像、物品等作为象征符号,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从中可以探查到那些“习焉不察”而又具有基础性的“信念”和“态度”。而且,这些“信念”和“态度”对于政治行动和政治变迁的作用,也通常采取隐秘不宣的方式。对于政治社会的普通成员来说,他们对权力和秩序的态度,关于自身政治身份和国家认同的想象,尤其常见于行动、仪式和其他象征符号之中。只有借助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处理这类题材。

   “自由”无疑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最具塑造力的“信念”。美国史学名家戴维·费希尔认为,以往关于“自由”的历史研究,采用“文本—语境法”等方法,著述甚多,但据此讨论的“自由”却同千千万万普通人没有什么关联,因为普通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一系列的文本,不是一连串的争论,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而是从生活中习得而深信不疑的价值,可以说就是一种“心灵的习惯”。要研究这种“自由”,就必须借鉴人类学家研究民间文化(folkway)的方式。普通人很少阅读关于“自由”的文本,也很少留下关于“自由”的文字,但是他们通过象征符号和形象来展示自己对于“自由”的理解。象征符号传递观念,而形象还可以创造或改造观念,并使人接受和信服。此外,一些关于“自由”的文本也演化为象征符号或形象。通过解读这些象征符号和图像的意义,并发掘其背后的故事,便可呈现那些没有写作能力的普通人关于自由的“信念”,尤其是“自由”的复杂多样而变动不居的意义。他据此写成的《自由》一书,可以说是新文化史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史名著。

   另有美国学者讨论从革命到建国初期关于总统的礼仪、节庆和象征符号,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这些礼仪、节庆和象征符号的意义的不同诠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分歧和斗争,以揭示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君主制和共和主义的冲突,展现美国早期政治文化转型的曲折性。还有学者撰文论述林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形象及其接受情况,发现林肯作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一方面受到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新政人士、共和党顽固派、黑人民权工作者和左翼活动家)借助各种方式(传记、戏剧、电影、绘画、报刊宣传、政治演说)的塑造和利用,而林肯形象(捍卫自由和平等的人、摧毁奴役的人、同情黑人和劳动者的人、追求和平的人、维护民主的人)及其接受情况的变化,反过来又体现了当时政治文化的趋向。显然,这类研究在题材界定、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方面,均带有新文化史的印记。

   5. 跨国史视野中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研究诞生于比较政治学的领地,两国或多国比较乃是研究的通行方式。虽然美国政治文化史的著述大多属于国别史范畴,但比较的视野和方法也没有完全为美国史家所忽视。罗伯特·凯利就曾写过《跨大西洋的信念》这样一本书。在全球史和跨国史的潮流中,美国政治史家更加关注政治文化的跨国影响、传播和互动,特别是大西洋世界的跨国现象。兹举一例以窥一斑。

   自16世纪以来,大西洋世界除了越来越活跃的人员、物种、资本、货物的“大交换”,还有某种借助邮政、报纸、出版等媒介而形成的观念传播和信息流通的网络。美国革命发生后,大西洋世界便出现了革命的“观念旅行”(travel of ideas)。以治欧洲史见长的美国学者珍妮特·波拉斯基,利用多地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追寻“自由”的理念在大西洋世界旅行的轨迹。她发现,各国革命者在用“自由”话语来表达具体的诉求时,各自有着特定的界定;拿破仑这种权倾一时的人物,在塞拉利昂建立定居点的黑人,为家庭和自身地位而思考的女性,以及在海地造反的黑奴等,虽然都声称在追求“自由”,但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有着永恒定义的“自由”。波拉斯基充分肯定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称赞它树起了反抗暴政和压迫的大旗,确立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榜样,对美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边缘群体和不满现状的激进分子产生了激励。她的研究表明,革命没有疆界,革命的政治文化尤其具有很强的跨国“传染”(contagion)趋向。

   6. 作为方法的“政治文化”

   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发现了“政治文化”作为工具和方法的价值。前文提及,以往美国的政治史研究通常不考虑心理层面的因素;此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意识到,政治文化对于理解政治事件和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即便不专门探究政治文化,但若在自己的课题中顾及文化的维度,也可收到“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的效果。另外,有些学者虽然研究非政治史的题材,但也不惜用一些笔墨来描述政治文化。于是,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或解释工具,扩散到许多领域,改变了许多题材的研究方式。那些研究结构变动、制度变迁、党派竞争、政治抗争、政治革命的论著,大多包含关于政治文化的讨论。甚至在妇女史、族裔史、劳工史和环境史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分析的痕迹。于是就出现了佛米萨诺提到的一个有趣现象:不少研究政治史的学者都喜欢声称,自己的研究旨在“说明政治文化”,以此证明其工作的合法性。

   据《民主的实验》一书的编者说,21世纪美国政治史复兴的主要方法论支持,来自“社会文化政治史”和“新制度主义”;其中政治文化分析成为解释美国民主和国家演变的核心方法。书中所收录的各篇文章,以不同题材和不同方式讨论美国的政治变迁,其共同点在于诠释以“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为特色的政治文化,如何作用于美国民主的演变,如何塑造美国联邦政府的结构。这无异于说,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方法,在美国政治史的复兴中发挥了巨大潜能。

  

   结 语

   政治文化史在美国的鼎盛期似乎已经过去,但它在美国政治史的兴衰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据罗伯特·凯利说,美国史家发现并开始关注政治的文化维度,不啻为一场史学革命。J. 摩根·库赛尔也谈到,政治文化研究连同对“议会外集体行动”和选举行为的研究,一道给整体上处于衰落中的美国政治史注入了活力。

   上文的讨论表明,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乃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学术革新运动的产物,是多个学科碰撞和交互激励的结果,也同整个美国史学在理念和方法上的转型息息相关。倘若仅引入“政治文化”概念,而缺乏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庞大而丰厚的学术资源的支撑,没有同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全球史(跨国史)乃至情感史齐头并进,美国的政治文化史或许难以顺利成长并形成自己的面目,而很可能只是把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变换一个名目而已。

   政治文化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显然有着同美国很不一样的学术语境。中国史家敏锐地发现了“政治文化”的学术潜力,但对于这一研究路径所倚重的其他学术资源接触不多,而且也难以从国内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中获得足够的支援。仅仅凭借史学自身的资源和方法,孤立地开展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参与人数之多和兴趣之高,诚可造成热闹的场面,但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史领域的政治文化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要中国史家注重从相关学科中汲取养分,并仔细辨析欧美政治文化史的利弊得失,充分发挥中国史学自身的长项,政治文化史研究就有可能继续为中国政治史研究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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