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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20/09/23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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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法律评论

 

   论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法学和政治学,不约而同地会提到钱端升,他是现代中国法学和现代中国政治学这两门学科公认的重要奠基者。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清华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都把钱端升视为这些高校中政治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的代表性人物。“政法不分家”在钱端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钱端升于1919年从清华赴美留学,首先去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就读的是政治学本科,后来去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主攻专业也是政治学。其博士学位论文题为“议会委员会:以英、美、法、德四国为主的比较政府研究”,属于典型的比较政治研究。若按照现在的通行学科分类,钱端升所受的专业训练,完全是政治学科的训练,他首先应当是一名政治学家。

  

  

   然而,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政治学与法律,研究同一之事物,不同之点即研究者所用眼光异同;如政治学则从组织方面着眼,而法律则从权利方面着眼是也。然彼此之关系当然密切。”在政治学与法学的初创时期,两门学科的关系之密切,几乎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钱端升在美国学的是政治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几乎同时任教于法学系和政治学系。在北京大学,钱端升既担任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政治学系主任。1952年,钱端升奉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担任创始院长。

  

   钱端升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出生于1900年,今年是他120年的诞辰。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1899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讲堂”,被学界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端。钱端升在清华任教时,就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后来还担任北大政治系主任,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史上,钱端升有着特殊的贡献。

  

   因此,在去年纪念北京大学政治学科诞生120年时,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就决定要在2020年2月召开一个纪念钱端升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并重新编选一本钱端升的政治学文集,作为北京出版集团“大家小书”系列之一出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原定于2020年2月召开的纪念会只好推迟到了9月。

  

   所幸的是,钱端升政治学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没有受到重大影响,这本《政治的学问》从动议到出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者独具匠心,把钱端升的政治学论述分为“政治学”“政党与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三个部分,收录的时间跨度从1925年他刚入职清华时的学术演讲,到1988年他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涵盖了钱端升一生的政治思考,反映了他的代表性政治思想。

  

   像其他一大批20世纪上半叶从西方国家学成归国的民国学者一样,钱端升也被称为法学和政治学的“学术大师”,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为核心圈的学术群星之一。他们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和永久纪念,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在于他们的学术观点,而在于他们对各自所在学科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引进和创立现代学科体系所做的开创性贡献。

  

   钱端升对中国现代政治学这门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就有着这样的开创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学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生培养、课题研究、机构创办和知识普及等方面,除此之外,他自己对一些政治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对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知识性贡献。这一点在这本《政治的学问》中就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政治和政治学。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直接,两者难分难离,以至于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并没有被明确加以区分。然而,将政治与政治学区分开来,这是作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得以存在的前提。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研究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从而揭示人类政治活动规律的系统知识,便是政治学。

  

   这也正是钱端升对政治学的定义,他说“政治学者,研究人类政治活动及其政治组织者也”。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科学,英文称“Political Science”,它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许多共性,例如,任何科学都旨在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事物的普遍规律,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和公理体系。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自然科学具有更大的客观性、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明显、可以在相同条件下进行模拟实验、更容易定量化等等。

  

   钱端升尤其看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些差别,并因此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持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他认为,若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看,“政治学距科学尚远”。科学需要客观的态度,而政治学的主观性大,“因之政治学亦难成为科学”。但从长远看,钱端升认为“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并且“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因此,他对政治学的前途秉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政治学既有“学问之用途”,又“可谋政治之改良”,经过长期的努力,“政治学当不难就〔成〕为科学,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

  

   自由与尊严。近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民主政治当作最好的政治制度和唯一的政治选择,民主政治因而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和评估政治制度进步与否的基本标准。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从少数政体变成多数政体,进而成为人类的普遍政治追求,其主要原因是,人类经过无数次的反复选择后,终于发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类的自由与尊严。

  

   自由与尊严,是人类的本质和最高价值,民主政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比较其他政治制度而言,它最有利于保护和增进人的自由与尊严。民主政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就像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关系,离开民主去谈论自由,就像离开市场经济去谈论自由贸易一样不得要领。对于这一政治学的公理,钱端升不仅十分清楚,而且高度认同。在他看来,“争论的焦点只是自由的范围,而不是自由的需要与不需要”。民主政治的实质,就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基本价值,把民主政治看作是实现自由与尊严的最好制度,这是钱端升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他说,“民权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人格的尊重。因为尊重人格,故自由平等的观念与人人得以参政的观念随之而生。没有自由,人不能为人,不能异于牛马机械。不能参政则得不到自由或平等,故其人格亦得不到尊重。”

  

   民主与独裁。被钱端升誉为“政治学始祖”和研究政治“第一人”的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当作“主导科学”,因为政治学事关城邦国家的“最高的善”,即公民的幸福生活。要实现公民的幸福生活,就必须有良好的政体。人类经过长期的艰难探索,到近现代后终于发现,民主政治最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从而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近代以后,人类政治进步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民主不断战胜专制独裁的过程。

  

   与此相一致,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几乎都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钱端升也不例外。他清醒地看到,“20世纪初年,稍具进步眼光的人们几全体认为民主政治为绝对最良的制度。”他本人也一样,“对于平民政治希望无穷,我们更断定凡背了平民而独裁的政治终将归于无成”。

  

   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钱端升最鲜明的特点是,他认为民主不是万能的,而独裁也不是万恶的。在他看来,民主政治也有许多内在的弱点,导致它在西方国家遇到了危机,并“益见衰颓”。在民主政治的众多不足中,钱端升尤其强调其经济职能的缺失。他认为,“民主国家之不能应付现代国家的经济问题,无法完成现代国家的经济职务,则实是民主政治难以补救,或竟不能补救的弱点”。正是由于民主政治的内在不足,专制独裁便在20世纪上半叶应运而生。“平民政治最大的难关不意竟于此时相随而起,反民主的独裁政治竟相继发生,蔓延全球。”

  

   钱端升把他在20世纪上半叶看到的独裁政权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专政。他说,“新流行的独裁政治,大别之,可分为两种:一为苏俄式的阶级专制,一为意大利式的独夫专制”,并认为苏联的阶级专制与法西斯专制有实质不同,后者才是真正反对民主的。但两者都与“平民政治背道而驰”,都推行“统制经济”。在钱端升看来,正是由于专制政治在统制经济方面的优势,使得它们能够取代民主政治而大行其道。他说,“代民主政治而起的制度已实现者,一为苏维埃制,一为法西斯蒂制。我们认为这两种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

  

   鉴于民主政治的局限和专制独裁的比较优势,钱端升得出了对于一名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几乎难以想象的三个结论。

  

   第一,专制独裁的流行在世界范围内将是不可避免的,“苟只有独裁能增加民族的经济实力,则独裁便是无可幸免的制度”。因为“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绝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

  

   第二,只要有利于广大民众的福利,纵使专制独裁也未尝不失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他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他反问说:“然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不及独裁的民治?”

  

   第三,他明确反对个人独裁,但却主张在中国实行一党独裁。他认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他十分肯定地断言:“至于就吾国的需要而言,我以为我们应努力培植一个极权国家,以图立足于世界之上。”钱端升的政治逻辑非常清楚,要使国家统一和强盛,人民幸福和富裕,必须克服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而将权力高度集中于统一的权威。正是本着这样的政治逻辑,钱端升在民国时期主张国民党一党统治,而在1949年后则坚决拥护共产党一党执政。

  

   在论述民主与极权时,钱端升的思想其实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看到了民主政治的种种弱点,以及专制极权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统一的明显优势,因而他并不反对极权;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专制极权必定会剥夺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甚至导致国家间的战争,从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说:“极权主义能使国家有大权,却忽视了个人的尊严,并引起了民族间人类间不断的残杀。”而在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方面,民主政治则有着极大的优势,是人类“迄今为止最进步的制度”。

  

   特别是当他看到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和德国的纳粹极权对全人类的危害后,他又开始倾向于民主政治,而拒绝专制极权。他的最终结论是,即使专制极权大行其道,并对民主政治构成重大威胁,最终它也不可能取代民主政治。“极权主义即能消灭民主政治,仍不能代替民主政治”。政治学家不同于空想主义者,在探寻人类理想政治状态时,更多的是从现实出发,以实际效果来评判一种政治制度。因此,在政治学家那里,几乎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如此,对于钱端升来说,恐怕也是如此。

  

  

   一党与多党。遵循着上述思想逻辑,钱端升对于政党政治也持一种特别的态度。近代以后,人类的政治发展进入政党政治时代,国家权力主要通过政党得以组织和运行。经典的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一党政治必然导致权力垄断,并最终导致个人专权;只有多党政治才能使权力相互制衡,防止专权独裁;也只有多党政治才能使权力有序竞争,让人民有更多的政治选择。

  

   因此,正如钱端升看到的,对于流行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说,多党政治、代议民主和个人自由三者几乎是同义语。“就理论言,一个国家如果实行民主政治,非采多党制度,非容各党公开活动不可。”但是,与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不同,钱端升坚持认为,“一党制度与多党制度各有长短”。随着代议民主国家爆发种种危机,多党政治的劣势也日益明显,“多党制度显已有代谢的趋势”。相反,一党政治的长处开始显现,并有日益取代多党政治的趋势,甚至在英美国家,“也必趋向以一党制代替多党制”。

  

   在论及中国的政党政治时,钱端升更是竭力倡导一党制。他认为,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实际国情来看,“则一党制更有其客观的必要。从反面来说,多党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相宜的”。在这里,钱端升用来论述一党政治的逻辑与其用来论证专制独裁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即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不过是改善民生保障民权的形式,两者各有利弊。究竟选择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关键在于哪种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他的结论是,“如果有一政党能坚信民权,能尊重人类的尊严而普遍地谋增进其福利,能以大同思想及和平主义为民族相处的最高理想,则即使一党专政,也与民治不悖”。

  

   人治与法治。政治科学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政治发展遵循着某些普遍的规律。这些普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民族和国家的不同而变异。不断地从人治走向法治,便是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钱端升是最早认识到这一政治发展的规律,并积极倡导法治和政治制度化的中国先驱学者之一。从人治走向法治既然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但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走向法治国家必将是一个十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法治国家。从中国实际出发,谋求推进法治的可行道路,是钱端升毕生追求的重要事业。钱端升看到,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人治而非法治,即所谓“有治法而无治人”,但法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法治究是近代国家所不可少的元素之一”,中国也必定要走向法治国家的道路。

  

   要使法治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钱端升尤其反对空洞的法治口号,“与其空言法治,而使人民对于法治失信用,毋宁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步推行法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为实行法治的第一要着”。在论及中国的法治之路时,钱端升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制度化”主张。在他看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先从制度化做起,对一些符合政治进步趋势的改革,先不急于立法,而是先形成制度,逐渐推行,等条件成熟时再转变成法律。他说,“如果立了许多法律而丝毫不见实行,使法律永失尊严,尚不如因事制宜,利用目前的形势而使之逐渐地趋于制度化,以作法治的张本。”

  

   钱端升特别重视制度化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被人人称道的那些“太平盛世”,如开元之治、贞观之治等,其实都得益于制度化。他说,“国人但知贞观开元之治之盛,而大多不知此盛治之由于制度化。”因此,对于钱端升来说,把制度化当作中国推行法治的切入点,其实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探索行之有效的中国法治之路。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钱端升早年追随孙中山,笃信三民主义,把救国强国当作己任。与孙中山等民主主义者一样,钱端升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作救国强国的根本途径。在“救国”“强国”口号响彻云霄的民国早年,钱端升不愿空喊口号,而更愿直奔主题:如何在中国加快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英文均为“modernization”,汉译既可为“近代化”,也可为“现代化”)。他说,“怎样可以使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几乎就是救国的问题。但我们不愿用‘救国’两个字,因为一谈救国,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一套老话便随口而出。我们固不否认这些格言是有相当的真实;但我们现在急需近代化,能近代化才能救国。”

  

   如何才能推进现代化?钱端升认为,现代化首先应当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思想的解放和超越,“所谓现代化者,乃指古代思想的解放”。他主张改革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复兴传统。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最重要的是强化民族意识和壮大国民经济。按照这样的思想,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实际情况,钱端升认为当务之急有三点: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中心,二是起用具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新人,三是统治阶层的勤勉努力。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钱端升比谁都清楚,没有政治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他认为现代化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是“哲理的”,即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其次是经济的现代化,其三便是政治的现代化。这三者缺一不可,缺少其任何一方面的内容,便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所为现代化,必定要看它的哲理的背景、政治上的表现和经济上的表现如何而定。能够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才有真正的现代化。如果欠缺其中一个,那么那个现代化一定是假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现代化不健全”。

  

   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钱端升特别强调以下四个要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文化知识的普及、民主制度的推行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他说,“现代化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有四种结果可见:一是平等,二是知识普及,三是民主制度,四是行政改革”。政治现代化的内容可能不止这四个方面,但在钱端升看来,这四点是政治现代化的起码要求,“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点,现代化的资格也就没有具备”。

  

  

  

   钱端升曾经明确说过,中国人极其重视政治,但“中国几无政治思想可言”。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科学。创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推进政治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钱端升这一代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使命。使中国人不仅重视政治,也重视政治的科学,既要讲政治又要讲政治的科学,这是历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目标。

  

   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已经120多年了,讲政治的传统依然如故,而讲政治科学的传统则远没有形成。要达到既讲政治又讲政治科学的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需要政治学人的不断努力,也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

  

   2020年7月31日

   于京郊九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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