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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同自由(二):自由的三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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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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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4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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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自由的三重含义

1.2.1自由能力

事实意义上的自主选择就是自由能力,自由能力的约束既可能是内在的,也可能是外在的。内在约束主要是智力上的,外在约束包括物质条件约束和其他主体约束。

婴幼儿肯定没有自由能力,神经病人也没有自由能力,儿童和青少年只有有限的自由能力,这是常识。我们必须注意到,正常的成年人,不同人的自由能力也有较大的差别。有的人天生聪明,有的人天生愚钝;有的人天生丽质,有的人相貌平平;有的家庭富有,有的家庭贫穷;有的人父母英明,有的人父母专制;有的人勤奋,有的人懒惰;有的人选对了专业,有的人入错了行;有的人运气好,有的人运气差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自由能力的千差万别。就自由能力而言,人生而不平等。现代社会中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人,还有组织,包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政权组织。组织的能力也是千差万别,小到家庭,中到企业或NGO,大到国家政权。再强大的个人与强大的组织相比也是渺小的。个体常常附属于一个组织或者多个组织,当考察个体的自由能力时,我们必须将个体及其背后的组织能力考虑进来才能全面。物质能力也决定了主体的自由能力的巨大差别,相对于步行来说,拥有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人的活动范围无疑是不同的;国力衰弱的军队与国力强大的军队的战斗力是没法比的。俗语说的“财大气粗”就体现了经济实力对主体的自由能力的影响。主体的自由能力还受到其他主体能力的制约,在专横的家长的威慑下,子女的自由能力无疑是很有限的;在一个组织中,个体的自由能力与该组织中其他主体自由能力的强弱关系很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2.2 自由权利

一个人具有自由能力或者一个人不具有自由能力,人的自由能力是否都应该得到保障?或者说哪些应该得到保障?哪些应该加以限制?这涉及到社会制度,自由通过制度的保障成为权利,此时自由表现为权利,称为自由权利。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决定了自由能力的正当性,不同制度决定了不同自由能力的正当性。具有正当性的自由能力就成为自由权利,不具有正当性的自由能力不能成为自由权利。不具有自由权利的自由能力行为会受到抑制,可能是法律上的强制,也可能是道德舆论的谴责。我有说话能力,那么我有没有言论自由?我会写作,那么我有没有出版自由?我家没有钱送我读书,我有没有上学的权利?我对领导人不满意,我有没有罢免的投票权利?我饥饿,我有没有免于饥饿的自由?我没有安全感,我有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权利一定是社会性的,自由权利亦不例外。对个体而言,只言能力,不言权利,因为自由能力不发生冲突也就没有自由权利的问题,而人们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正是因为不同主体的自由能力发生冲突,自由权利问题就凸现出来了。

政治哲学中我们经常将所有自由都归于权利,但事实上很多自由能力不一定是权利。正常人的需要大体包括人作为自然主体和作为社会主体两个方面的需要。我们把作为自然主体的人的自由称为个人自由,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自由称为社会性自由,个人自由常常仅仅是自由能力,并不需要制度去保障;社会性自由才需要通过制度保障成为权利。社会性自由包括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和伦理自由。另有一种自由介于人作为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之间,称为经济自由。因为人作为自然主体需要财产才能生存,另一方面财产关系又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们考察一下自由能力可能成为自由权利的情况。

成年人都有思想,思想总是自由的。学者们常常将思想自由提到很高的地位,然而思想自由是任何人都干预不了的,它是一种绝对自由。如果说我们根据“不影响原则”,仅仅只有思想自由对其他主体没有影响。消极意义上的思想自由是不需要从法律上规定的,不需要给予消极思想自由权利。思想自由只是想着,他人不知道你到底想什么,别人叫你要这么想不要那么想,尽管你口头上唯唯诺诺,但你实际上仍然可以那么想而不这么想,这就是消极思想自由的绝对性。学者们常常说的思想自由实质上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两种自由是物化的思想自由。当你将思想的东西说出来就具有社会性,此时就有言论自由权利的问题,当学者们所读的书或者说出来的思想不符合固化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有学术自由权利问题,当言论自由权利进一步物化延续时就有出版自由权利。所以我们通常说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

行动自由原初是人可以自由行走,而不被固定在某一个领域,这是有脚有腿的人的自然能力。现在不仅仅是靠双脚行动,通过交通工具人们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走”遍全球,甚至于到达其他行星和月球。可以说人类的行动自由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然而人们能不能自由行动呢?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想移民美国和欧洲,那么他们有没有这种行动自由权利,也就是有没有迁徙自由?一般发达国家尽管鼓励资本流动全球化,然而却限制其他国家的人移民进入本国。中国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农民进城是在一国之内限制迁徙自由。所以说,行走自由能力在现行秩序中是部分受到限制的。

人作为自然主体有思、言和行的意愿,要保证这种意愿的实现需要物质保证。因为人只有在解决了维持生命体的吃喝之后才能思、言和行,所以个人自由还包括吃喝的自由。作为自然主体的人还需要配偶。所谓“食色,性也”,我们可以称为食色自由。人不是动物,还需要穿衣打扮和居住,所以还需要居住自由和穿衣打扮自由。

总之,个人自由是指在人作为自然主体的一切事务上,命运由该主体自己支配。从饮食男女、穿衣打扮、说话行动到生活方式常常被划为个人自由领地。当我们将某种自由定位为个人自由时就从价值判断上认为这些自由不容许被侵犯。然而,哪些自由属于个人自由却是争议较大的。现实中,这些自由能力常常受到限制。在我国,穿衣曾经就不属于个人的权利范围,穿得时尚可能会有所谓资产阶级作风问题,不同于主流的生活方式在求同的中国人眼里常常属于异类被唾弃。言论自由和迁徙自由更常常被政府所限制。这些自由能力应不应该受到限制取决于它们是不是涉及其他主体,除了思想自由之外,其他自由都与其他主体有关。例如,言论自由可能会有益或者伤害其他主体,行动自由可能对某一地区造成拥挤或环境污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是例证)。性自由则直接涉及对方。我们常常以是否伤害作为原则来划定个人自由的范围,然而现代社会人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完全属于个体的事务如果不是没有也是极少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些自由是否涉及其他主体,而在于我们基于什么原则来限制或者放任某类自由,这是我们第三章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人作为社会主体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体包括社会组织内的关系、社会交往关系和政治组织中的关系。相应的自由包括伦理自由、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

伦理自由是社会组织内部中的自由,包括家庭伦理自由、社团伦理自由和行政伦理自由。在一个组织之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家庭伦理、公司伦理和行政伦理中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仍然存在,只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强而已。试想在家庭之中、社团之中和行政体系中贯彻完全的平等关系和民主精神,我们会发现组织无法运转。儒家的三纲五常原本属于伦理自由领域,只不过农业文明的传统中国同时将其变成了政治自由,从而与近现代民主政治相悖。

社会自由是人们在平等的社会交往中的自由权利,包括朋友交往、市场中的自由交易和密尔所说的个体免于社会舆论压力的自由等等。儒家的恕和絜矩之道就是这种社会自由。恕和絜矩之道更强调在人与人关系中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是修养意义上的。在消极层面,儒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层面,儒家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可以称为消极社会自由和积极社会自由。《大学》中对“絜矩之道”的解释是:“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可见,积极社会自由对于君子和一般人是不同的,君子需要以身作则,而一般人是推己及人。我们知道,儒家最重要的概念是“仁”,仁即爱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为“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这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品德就是儒家所倡导的恕道。而且,《论语·雍也》还将这种恕道作为“仁”的重要原则。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儒家以己推人的观念具有积极自由的倾向。真正合适的社会自由也许应该是以他人为本位的“人所欲,施于人”和“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不一定就要“勿施于人”,假如“己所不欲”但“人所欲”,仍然应该“施于人”。实际上市场交易正是建立在“己所不欲”且“人所欲”时“施于人”基础之上的。只有在“己所不欲”且“人亦不欲”时,才应该“勿施于人”,如此所得到的原则应该是“己所不欲,慎以施人”。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己所欲,慎施于人”。总之,社会自由应该是“己所不欲,慎以施人;己所欲,慎施于人;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以施人”。

我姐姐和我都想读书,但我家的经济实力只能供一个人上大学。我父亲重男轻女,决定只送我读完大学,不送我姐姐上学。这在义务教育法出台之前不属于法律干预的范围,我姐姐需要争取的是积极自由权利,但属于家庭伦理自由。家庭之中同样有消极自由权利,要求免于家长干预的自由。例如成年男女的恋爱自由等等。由于男女不平等常常出现在家庭之中,女权主义者批判自由主义者只将政治权威干预的范围限制在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提出“私事即政治”的口号,要求重新界定政治权威的干预范围。在弱势群体的争取之下,现在政治干预的领域越来越宽,从家庭、公司到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都有干预。然而不管我们怎么扩展公共领域的范围,只不过是政治权利与伦理权利的范围不同而已,伦理领域总是存在的,所以伦理自由总是存在的。伦理自由和社会自由也是权利,只不过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伦理意义上的权利,是说服性的,不是强制性的,违背它的人会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或者良心的拷问。

政治自由包括公民自由和狭义上的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划定私人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的范围,这里的私人领域包括狭义的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公民自由是指个人用来反抗政治权威的权利。例如,人身安全、宗教自由、教育自由等等。公民自由一般在宪法中进行规定,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就是关于公民自由的,是消极自由权利。狭义上的政治自由是指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一种积极自由权利。例如,选举自由、被选举自由、集会自由等等。

人身安全包括生命权和免受人身伤害权。生命权是再怎么被强调都不为过的,因为没有生命权,其他自由权利都没有意义。《独立宣言》就把生命权列为第一项权利。非经法院审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剥夺他人生命。任何公民非经合法程序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式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宗教信仰问题本来属于个人自由,因为个体对于自身无能为力的事情容易导致人们产生信仰,可以说这是一种个体的精神性需要。然而现实的信仰活动常常表现为一种群体性行为,具有组织性。人们的祷告不仅仅是单独面向自己所信仰的神灵,还需要聚会。基督教有牧师和教堂、佛教有和尚尼姑和寺庙,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也被划为政治自由的范畴。

未成年人有两项基本的自由就是成长权和受教育权,当一个生命诞生他就有获得基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自由权利。这两项权利原初由家庭保障,当家庭能够实现时政府不需要干预,然而当家庭没有能力时政府应该提供,因为这是保证婴幼儿成长为合格公民的必要条件。受教育权是积极思想自由权利,受教育权在现代知识社会中尤为重要,它是保证每个公民平等参与竞争的基础。对老年人和非正常成年人应该提供基本保障,基本保障包括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其目的是为老年人和在竞争中败北或者因为天灾人祸处于困境中的底层公民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

经济自由是指那种经济关系构成个人在工作生活中的自由。小农经济中的经济自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契约自由都属于个人自由。个人要求在公司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有一席之地的工业自由、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保障、要求具有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大众消费的能力接近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之所以发生如此的变化在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政治自由的变化。小农经济中的经济自主是家庭的自由生产,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契约自由是个人的自由。近代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基于交易主体的平等性和互换性。所谓平等性是指交易主体的差别不是很大,所谓互换性是指交易主体频繁地互换其位置,在一个交易中是出卖人,在另一个交易中是买受人。然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平等性和互换性丧失,交易主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其一是企业主与劳动者的对立,其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劳动者和消费者成为了经济生活中的弱者。另一方面,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领导人的竞选成功要依赖于劳动者和消费者。所以立法必然向劳动者和消费者倾斜,出现了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的变化反映了政治自由对于经济自由干预的变化。原来的放任自由被现在的经济干预所取代。

财产权是经济自由的核心,财产权对于激励工作、财产保值增值、财产转移、解决纠纷和合意分配财富都非常重要。私人财产权是资本主义的引擎,洛克曾经将生命、财产和自由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法国人权宣言》最后一条宣称:“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这里财产权接近绝对,只是在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并且得到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进行让渡。也就是说,财产的让渡仅仅适用财产的合意让渡原则,而且在公共需要之时也可以适用财产的侵权让渡规则。现代社会对财产权的限制更加广泛,为了公共福利采取的累进税制实质上就是对富人的财产权的部分侵犯。这种侵犯之所以正当就在于财产权本身也是制度所授予的,当对财产权的适当限制能够产生得大于失的结果时就有正当性进行这种调整。所以,现在的财产自由应该是一种有限财产自由。

 

1.2.3 自由内心

自由的第三个维度是内心自由。内心自由是人在面对自身自由能力或自由权利时的内心状态。通常情况下,自由能力的提高,自由权利的扩大都会使精神更加自由,内心更加快乐。然而,也有可能存在一个自由能力强大的人,内心可能是脆弱的;一个拥有诸多自由权利的人,内心可能是狭隘的。一个内心自由的人可能拥有的能力或权利很少。例如,孔子赞扬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然而有的富人却觉得人生无意义而自杀。有的人身在监狱然而内心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身在自由心却好像在监狱。可以说,自由能力和自由权利是内心自由的基础和条件,然而自由能力和自由权利对于内心自由来说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自由能力和自由权利都是通过追求实现的,然而内心自由则是非欲望的。塞涅卡有言:“世上谁人不是奴隶?此人是性欲的奴隶,彼人是金钱的奴隶,其他人则是野心的奴隶。”有欲望人的自由度就小,欲望越多自由度越小。我们常常说无欲则刚,实际上就是无欲则精神强大或者内心强大,可以说“无欲则自由”,这里的自由就是内心自由。对于我们追求不到的自由能力和自由权利,我们采取非强求的阿Q自我安慰态度是有必要的。不少宗教和哲学,例如佛教、斯多葛哲学、禁欲主义等都崇尚这种退缩式的自我安慰或者解放之道。然而我们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中国哲学特别推崇内心自由,将内心自由作为最高自由,常常脱离自由能力和自由权利而言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自由,甚至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内心自由而且精神上平等。这种无穷拔高内心自由的现象,如果不是失意文人的自我安慰就是当权文人的迷魂药。我们应该提倡自由能力和自由权利基础上的内心自由。个体自由能力的提高和自由权利的扩大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然而内心趋向自由是和谐社会的达成。

 

1.2.4 自由能力与自由权利的关系

自由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能力与自由权利的关系。自由能力是事实上的自由,自由权利是规范上的自由。只有自由权利的授予基于事实上的自由能力,才有可能使得自由权利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也就是具有正当性而且可行的自由能力,毕竟落地的自由权利是人们实际上所享有的自由能力。所以,自由能力包括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能力和自由权利下的自由能力。

自然状态下主体只有自由能力,没有自由权利。然而,现实中的人总是在制度之下的人,人不仅有自由能力,也有自由权利。此时,不同主体的自由能力与自由权利的大小关系有三种:自由能力大于自由权利、自由能力等于自由权利和自由能力小于自由权利。当制度发生变化之时,就要对不同主体的自由权利进行调整。调整的方式有两种:减少自由权利和不减自由权利,真正实现的是减少自由能力和不减自由能力,简称减自由与不减自由,不减自由包括维持原状和增加自由能力的行使范围。当然,现实中的制度调整并不仅仅是减少某个主体的自由能力或者不减某个主体的自由能力,也有可能是某种自由减少了,而另一种自由增加了或者没有变。伯林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分实质上就是减自由与不减自由的问题,尽管柏林并非从这个视角提出这个概念。下面我们首先说明伯林所言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真实含义,然后讨论它们的哲学内涵和现实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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