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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的2016年书单

分类:
书评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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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9日《南方周末》
2018/08/2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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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著,孙宏哲、张聚国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7月
 
本书作者福斯特教授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和历史学林肯讲席教授,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也是第一位没有从该校获得过任何学位的校长。《这受难的国度》是一本关于美国内战史的著作,它从死亡这个人们不愿意直接面对、却又是任何战争必然批量“生产”的后果切入,为这个现有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的领域增添了创新性的研究视角和扎实有力的内容。内战时期的南方诗人希德尼·兰尼尔(Sidney Lanier)曾经写道:“上帝若有心,岂容此浩劫?”内战导致了62万名军人的死亡,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超过美国在独立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人数之和。为了使逝去的生命不至于被“浪费”,对“这场大屠杀意义何在”的追问无论如何也不显多。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历史不会重复,它只押韵。”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应当能够找到历史的韵脚,使悲剧即使重演也不至于毫无进步地重复。本书对内战中“死亡的工作”(the work of dying)的揭示无疑使当时的死亡对今天的生者具有了深刻的启蒙意义。
 
《林肯传》,[美]詹姆斯·麦克弗森著,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
 
林肯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正如本书中所写:“林肯的名字写入了历史,非任何美国人所能及。”为什么一位把美国人带入内战、导致的死亡人数比美国在其参与的所有对外战争中死亡人数之和还多的总统,会被赋予这么高的历史地位?这是仅仅关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人们很难理解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詹姆斯·麦克弗森在这本仅有几十页的林肯小传中精炼地总结了林肯在维护美国国家统一以及作为这种统一之基础的民主宪制方面的功业。译者田雷教授不仅为这本小书写了一篇导读性的序言,还翻译了包括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说在内的林肯演讲名篇,集成“林肯六篇”收入书中,从而使读者可以经(林肯演说)史(人物传记)互参,更准确地理解林肯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vision)与他的治国理政事功之间的关系。本书腰封上有“中文世界第一本权威的林肯基础读本”,可谓此言不虚。
 
《非凡的时光》,[美]詹姆斯·哈克尼编,榆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
 
2016年6月,我去北京参加了一次主题为“超越八十年代”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学者们都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时刻。我的发言题目是“东风夜放花千树——不寻根基寻枝叶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对八十年代思想特质的一项根本批判。在我国,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中国学者在那时已经丧失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也缺乏面对当时本土社会现实的问题意识,因此那时的学术繁荣只是一种浮躁的泡沫。有趣的是,美国法学和社会科学也有一个被称为“巅峰时刻”的八十年代。在美国,“80年代代表着法学的转向,法学从一种主要关注法律教义的工作,转变为一个高度理论化以及跨学科之论著方兴未艾的领域。我们在今天穿行于其中以及在未来将要涉足的理论路径,都是在80年代这个关键时期所奠定的。”(第2页)如果说中国八十年代的主要学者都有经历过“文革”和当过知青这一共同背景的话,美国八十年代学者也有共同的经历,那就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越战。一些学者传承了当时的左翼传统(莫顿·霍维茨、邓肯·肯尼迪和罗博托·昂格尔),而另一些学者则因为对当时“乱象”的反感而成了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比如波斯纳和没有作为访谈对象的博克)。电影《梦想合伙人》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使女人之间产生友谊的方法有二,一是分享秘密,二是找到共同的敌人”,其实,这不仅适用于女人。如果说左翼激进主义是他们的背景,那么里根革命则是他们的舞台。左翼知识分子借助批判法学对里根政府提出的小政府、大市场等方案提出质疑,揭示了这些方案背后的意识形态。而保守主义者则以貌似客观中立的法经济学作为武器,捍卫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德]沃尔夫冈·J.蒙森著,阎克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
 
在《经济与社会》的“社会学基本概念”部分,韦伯把国家定义为“为了施行秩序而使用暴力的‘正当性’有独占的权利”的“政治性组织”。而在他的方法论文章中,他又把国家称为“整个文化生活的最重要的建构要素”。国家如何在正当地、垄断性地使用暴力的同时担负起自己的文明使命?这是韦伯毕生都在思考的问题。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又是片段化的和未完成的,尽管他本人在多个场合表示会写完关于“国家和统治权的完整社会理论”,但他始终未能兑现这个承诺。韦伯的学术旨趣始终在于探寻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形态背后的宗教和伦理根基,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在一系列宗教社会学著作中得到了完整呈现。而他的政治关切则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时评”类的作品中,任何超越具体事件和时代背景的综合都是对韦伯本意的曲解。韦伯深知,个人的命运无可避免地与特定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四海为家者,无家可归”。而他的祖国就是德国。蒙森的这本书出色地将韦伯的政治思考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语境中来整理和分析。他并不试图替韦伯完成其“未竟的事业”,而是回归到韦伯自身的政治处境和问题意识,还原了一位大思想家面对“大变局”和“旧邦新造”等根本政治问题时的选择和反思。
 
《返本开新:近世今文经与儒家政教》,张广生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在19世纪的遭遇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冲击波,其效应直到21世纪的此刻仍在展开。中国士人对于华夏如何在西人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自处,经历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体用分离、只取西方坚船利炮、铁路通讯之技艺的阶段;变法立宪,改变政治制度而不放弃中华文明之绵延道统的阶段;以及改变国民性,再造文化以适应现代世界之生存法则的阶段。时至今日,随着中国依循自己特有的发展道路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综合国力的空前提升,不少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找回中国作为千年文明国家的主体性。张广生的这本著作是体现这种智识努力的一部代表作。作者熟悉中外主流政治思想,对世界史进程有清醒而准确的把握,故而能够在开放、融通的视野中整理国故、赓续学统。他把儒学的当代命运放在古今之变、中西共处同一全球化时空维度的宏大历史观和世界观格局中来加以探讨,总结出了中国儒法合作政治传统中的敬天保民、社稷担纲和贤能理政三大宪制原则。他借以整理这些原则的方法则承继自庄存与所开创的常州学派、以“六经皆史”论突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隔膜阻滞的章学诚以及龚自珍和康有为。经、史之分导致了规范与事实的区隔与对立,暗合于现代学科畛域,却不利于贯通天人、化育文明的儒家道统之重光。惟有以史注经、以经解史,才能讲出实践中的道理并使道理得到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此书格局宏大而辨理幽微,即使对儒学能否复兴存疑的读者也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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