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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研究七十年:回顾与反思

分类:
书评书讯
来源:
《河北学刊》2009年3期
2018/08/24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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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离世至今,国外葛兰西思想研究已经走过了七十余年。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的葛兰西研究也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葛兰西的思想最初是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现在已成为影响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格局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他的实践哲学影响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思路,他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影响到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他的霸权概念则成为文化研究的中心范畴和后现代激进民主策略的理论来源。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葛兰西的研究,有必要对现有研究成果加以回顾,以便在现有的成果的基础上,为葛兰西研究提出新的理论思考。

  一、国外葛兰西研究的总体进程

  1938年,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鲁杰罗·格里埃科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巴黎主编出版了《纪念葛兰西》的文集,开始了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1946年,葛兰西的书信首次发表。1947年,葛兰西书信获得了意大利较为重要的维拉吉奥奖,葛兰西随之引起了世人的关注。1948-1951年,普拉托尼(Felice Platone)编辑出版了六卷本《狱中札记》。1950-1960年代,相继出版了葛兰西入狱之前的著作,共五卷。随后,以写作日期为线索来编排的《葛兰西全集》相继出版。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在《狱中札记》的第一版中,有关波尔迪加、托洛茨基以及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经验的部分被删除,并对葛兰西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部分作了修改。1959年,俄文版《葛兰西选集》三卷本出版。1975年,由瓦伦蒂诺·杰拉塔纳主编的《狱中札记》评注本出版,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葛兰西形象。

  1950年代之后,葛兰西研究开始在英语界展开,其著作也开始被译为英文。马查尼在《安东尼·葛兰西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中率先援引了《狱中札记》的部分内容。1971年,由霍尔和斯密斯翻译出版了《狱中札记选》。在1970年代,还出版了《政治论著选:1910-1920》和《政治论著选:1921-1926》。葛兰西的书信也受到了英语界的关注。1973年,洛维纳翻译出版了1947意大利版的《狱中书信》。198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文化论著选》。1995年,波斯曼编译出版《狱中札记补集》。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狱中札记》的全部文献,目前,这一计划还在进行之中。上述文献的出版,推动了英语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葛兰西也因此被誉为“最近五十年中最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P262)。

  国外七十年的葛兰西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自1938年到1960年代。这一时期对葛兰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人们主要是从政治视角关注葛兰西思想对党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意义。陶里亚蒂自1945年发表的《论葛兰西》起,就一直强调葛兰西思想的独立自主特征,以及葛兰西是为了寻找合乎本土问题解决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是对欧洲自由与民主思想的继承。陶里亚蒂对葛兰西思想的论述是一种政治性的解释,意在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纲领找到本土的理论依据。在这一指导原则下,意大利共产党一方面展开了对青年葛兰西思想的研究,强调从其思想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来理解葛兰西,如陶里亚蒂在1958年就指出:“有一条贯穿(葛兰西整部著作和活动)的主线。但是,这条主线只有在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已开始的、一步步不断发展的、直至法西斯主义上台、直至他被捕和被捕之后所从事的实际活动当中才能找到”[2](P45);另一方面,形成了对《狱中札记》的理解原则,瓦卡将这一原则概括如下:“(1)‘使葛兰西最关心、最着迷的是建立新国家的问题、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和文化在这一新国家中社会中的作用问题’;(2)‘现代君主’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论断;(3)在十分明确的意义上把哲学和政治等同起来,其表述方式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4)认为,‘葛兰西尽管是伟大的工人阶级领袖’,‘在其极为特殊的哲学和文化活动中也是如此’,但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进行了‘无偏袒的研究’,因此,‘他的这些狱中札记’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对于意大利和世界文化所作出的新贡献,并且是理论上的最高贡献’;(5)最后,明确指出,《狱中札记》中使用的词汇——人们早已问到过,《狱中札记》中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或‘阶级’等术语为什么从1932年以后便让位于诸如‘实践的哲学’和‘社会集团’等其他术语——完全是由于监狱的条件所致,是因为葛兰西必须在监狱当局面前掩饰自己所专心从事的研究工作的真正主题。”[2](P39-40)这种解释原则主要关注的是葛兰西思想的政治意义,以及葛兰西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从1964年到布拉格之春,随着苏联和国际共运形势的变化,葛兰西思想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批判苏联官僚政权的理论依据。随之,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主题和内容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第二阶段,自1960年代到1990年代。在1960年代,葛兰西思想开始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建构中。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在讨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历史主义的区别时,对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思想进行了评论。他反对以历史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认为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思想还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误解,但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了葛兰西在这一解释中的合理性:“(1)拒绝一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解释;(2)以‘实践的’概念表明,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必须割断与过去一切形而上学的联系”[3](P127)。在后来讨论《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以及国家的教育功能,认为自己的这一理论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只有葛兰西开始过。阿尔都塞对葛兰西思想的阐释,极大地扩大了葛兰西在国际上的理论影响。

  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葛兰西的思想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墨菲在《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书的“导言”中说:“如果说19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可以描述为‘结构主义’的时代的话,那么今天,毫无疑问,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葛兰西主义’的时代。”[4](P1)对葛兰西思想的重新阐释,要归功于在1967年卡里亚里会议上波比奥的论文《葛兰西与市民社会概念》对葛兰西思想的开创性解释。这篇文献一反过去从马克思主义内部一致性的视角对葛兰西进行党派解释的传统,强调葛兰西理论自身的独立性与开创性。波比奥认为,葛兰西的这种理论独创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他是与列宁同样重要的理论开创者,葛兰西思想的核心概念“霸权”并不是对列宁领导权理论的简单运用,而是其独创。第二,这种独创性在于,他是从市民社会出发来论述霸权理论的,而不像列宁是从政治上层建筑角度来谈论领导权。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不是来自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来自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他认为,市民社会内在于广义的国家概念之中,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相悖。第三,他颠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的解释,不是经济基础简单地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优先于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内部,意识形态与文化优先于政治制度,因此,他的霸权概念具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意蕴。第四,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等,对现代社会的革命策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P21-47)。自波比奥的这一理解之后,作为具有理论独创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的葛兰西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葛兰西思想研究也形成了新的格局。

  在这一新的格局中,葛兰西思想研究主要沿着以下思路展开:第一,作为具有理论独创性的哲学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在《葛兰西的哲学》一书中,托马斯·诺麦斯从葛兰西思想的整体历程出发,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葛兰西哲学的意大利来源,如葛兰西与拉布里奥拉、克罗齐、金蒂莱、蒙多尔夫等人的关系,并详细讨论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特性,如葛兰西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实践哲学中哲学、历史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实践哲学的绝对历史主义的思想、实践哲学与人道主义问题等。有学者对他的辩证法思想、历史主义的思想等进行专题式的探讨,等等。第二,葛兰西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曾随阿尔都塞学习的墨菲在1979年主持出版的《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文献。在这一文献所收录的文章中,作者们将葛兰西看作是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将理论目光聚焦于其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新思考、其霸权理论的内在规定及当代意义以及其关于消极革命和知识分子的论述。这些讨论不仅开拓了葛兰西研究的理论视野,也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空间。第三,葛兰西的霸权与意识形态理论开始进入英国的文化理论研究领域,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借鉴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理论,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更为关注意识形态与文化对现实的作用,但与法兰克福学派强调文化的支配作用不同,英国文化学者更为关注大众在文化接受中的反支配能力,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他们打破传统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论中介,而霸权理论则成为大众在文化接受中将各种颠覆因素接合起来的理论框架。第四,葛兰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1930年,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辩护中,柯尔施首次将自己和卢卡奇等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冒险》将卢卡奇、柯尔施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1979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将葛兰西看作与卢卡奇、柯尔施齐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时期,还有葛兰西的国际关系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上述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对葛兰西思想的认识。

  第三阶段,自1990年代至今,一些学者在后现代语境中来理解葛兰西。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出版,他们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从后结构主义、拉康精神分析学、话语理论出发,以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为中介,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在该书中,他们将葛兰西置于后现代语境中,认为他还是在本质主义的意义上来谈论霸权;通过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他们将霸权概念改造为一种话语链接的实践理论,作为后现代语境中激进民主策略的基础。1989年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曾一度削弱,但正如雅索普所说的:“1989年事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兴趣的快速减退,并没有影响到葛兰西的‘命运’……实际上,葛兰西的思想在闻名遐迩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策略中占据了非常特殊的地位。”[6](PIX)美国学者霍鲁布认为,葛兰西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也超越了后现代主义。他是从葛兰西的语言理论入手的,认为葛兰西所关注的是语言与生活世界结构的交互作用,而这正是他超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地方。通过对葛兰西思想的语言学维度的解读,霍鲁布甚至认为,葛兰西的理论能够用来面对现时代的政治挑战,用以解释现时代的权力与支配的关系,而葛兰西在狱中对文献的阅读就提供了这样的论证。霍鲁布关注到葛兰西研究中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重要维度,即语言学的维度,但霍鲁布无疑将葛兰西的这一思维“后现代化”了。与霍鲁布的研究相呼应,埃文斯从“语言学转向”的视角来讨论葛兰西的思想。他通过借用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力图揭示葛兰西在“后工业社会”与“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二、国内葛兰西研究的理论图景

  1953年,《世界知识》杂志翻译发表了佐凡尼·杰曼尼托的《我们的陶里亚蒂》一文,国内学术界开始从陶里亚蒂的回忆中接触葛兰西。在随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葛兰西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兴起是在1979年之后。随着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兴起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葛兰西也走向了理论研究的中心。在葛兰西著作的出版方面,根据俄文《葛兰西选集》翻译的《狱中札记》在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涵盖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主要内容。同年,《论文学》选译了葛兰西讨论文学艺术的一些文献。在1980年代后期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日益深入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拓者徐崇温将《狱中札记》中关于实践哲学部分的内容独立出来,以《实践哲学》为题出版。1992年,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葛兰西文选:1916-1935》。在这个选集中,葛兰西早年的部分文献首次以中文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这对于人们理解早年葛兰西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新一轮的文献出版是在新世纪开始之后。2000年,曹雷雨等编译出版了《狱中札记》。相比于1983年的《狱中札记》,2000年版本结合葛兰西思想的现代研究,并借鉴《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现代君主”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容,同时删除了1983年版《狱中札记》中的许多内容。大概是由于理解的角度不同,在笔者看来,2000年版本舍弃了1983年版本中的“福特主义和美国主义”这一专题,这是非常遗憾的。按照笔者的理解,葛兰西思想的社会基础是福特制资本主义,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他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论述,也就无法理解他的霸权理论。2006年,陈越将《现代君主论》单独编译出版。2007年,葛兰西的《狱中书简》出版。2008年,葛兰西被捕前的书信《火与玫瑰:1908-1926》出版。鉴于国内青年葛兰西研究文献较少的局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了《葛兰西狱前著作选》英文影印本。至此,葛兰西思想研究的核心材料初具规模。

  正是这些文献的出版,推动了国内葛兰西的研究,大量相关的研究文章开始发表。自1979年以来,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各类论文、译文约530多篇。这些研究所涉及的主题广泛,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践哲学以及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可能是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按照葛兰西自己的想法,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在理论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与旧唯心主义的对立,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起来,是对未来历史的理论表达。“只有在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开辟了历史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新阶段的完整的、源发性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实践哲学则在既超越了作为过去社会的哲学表现的传统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又保持了自身的重要要素的意义上,做到了这一点。”[7](P435)他以此反对将实践哲学机械化和唯心主义化,而这正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存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对于葛兰西的这一思想,有学者表示赞赏,并由此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也是一种超越的哲学。但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首先是唯物主义,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评也不能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站在这一立场上,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更多是从词句入手的。在当时的理论语境中,葛兰西批评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将马克思哲学机械化的错误,同时他也批评伯恩施坦以康德来补充马克思的错误理解,在他看来,将马克思哲学机械唯物主义化,就必然会以唯心主义的伦理学与哲学来补充马克思,而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根本没有达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水平。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并不能根据布哈林或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式来解释。在笔者看来,葛兰西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实践哲学的超越性问题的,因此,实践哲学这个称谓就不只是为了躲避狱卒检查的问题,而是体现了葛兰西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8]。第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3年第2期发表了何增科翻译、波比奥所撰的《葛兰西和市民社会概念》(Norberto Bobbio, Gramsci and the conception of civil society),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开始进入国内的研究视域,但对葛兰西这一思想的研究,却是在2000年之后。自1990年代末开始,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成为国内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并由此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当下现实的思考。一些学者也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中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开始呈现在国内学术界面前。相比于传统的解释,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只是对经济生活领域的指称,而且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教育生活。葛兰西的国家概念也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包括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国家;一是指政治上层建筑意义上的国家。他的这一理解主要来自于黑格尔和克罗齐,但同时也继承了马克思与列宁的国家最终要走向消亡的理论。第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这一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在1980年代,他的这一思想就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但在当时的解释框架中,人们主要是在哲学原理的意识形态理论下来理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及意识形态理论的。到1990年代后期,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在中国兴起,过去的文学理论大有被大众文化研究理论所取代的趋势,而在大众文化理论中,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与霸权理论的思考是其重要的理论前提。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得到了不同学科的关注。第四,党的建设与知识分子问题。这也是葛兰西思想的重要内容。有学者从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视角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领导权的建构,讨论其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在这一领导权建构中的作用问题,也有学者以此为人口来比较葛兰西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以呈现葛兰西思想的中国意义。对葛兰西思想的这些讨论,虽然在总体思路上延续了西方葛兰西研究的理论进程,但中国学术界在不同时期对葛兰西研究的侧重点的不同,这也体现了国内学术界在论述国外思潮时的本土问题意识。应该说,这些讨论对于加深对葛兰西思想的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研究论文较多,但国内的葛兰西研究仍缺少研究性的专著,唯一一本研究葛兰西的著作是毛韵泽的《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该书更多地侧重于对葛兰西生平的介绍,而且主要是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来讨论葛兰西的,因此,对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分析得尚不够充分,对于后来学术界所讨论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文化霸权理论等内容论述得也较少,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框架和问题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讲,葛兰西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三、理论反思与研究方法的转变

  相比于国外的葛兰西研究,中国国内的葛兰西研究尚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内容。第一,关于早年葛兰西思想的形成及其与思想史的关系。就思想史的关系而言,在国内的现有研究中,人们关注得较多的是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对葛兰西的影响,虽然也论及克罗齐与葛兰西的关系,但对于葛兰西如何受到克罗齐的影响,葛兰西是如何批判、改造克罗齐哲学的,则缺少深入的讨论。同样,另一位意大利黑格尔主义者金蒂莱的思想,特别是他对国家问题的讨论如何影响到葛兰西的思想,也尚需进一步研究。按照笔者看法,正如只有当我们理解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才能进入马克思思想一样,只有理解了对克罗齐(包括金蒂莱)的批判,才能理解葛兰西。在大学时代这个思想形成时期,克罗齐不仅影响了葛兰西,而且影响了当时的一批青年学者。另外,索列尔与葛兰西的关系也是有待于深化的问题。就葛兰西自身的思想研究而言,我们关注得较多的是《狱中札记》中的葛兰西,而对于青年葛兰西的思想进程,还缺少深入的讨论。第二,关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实践哲学性质的讨论占据了很大比重,而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具体思想,这种思想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内在关系等问题,则研究得不够。在国外的研究文献中,对于葛兰西实践哲学、辩证法思想甚至是他的重要理念如绝对历史主义都有专题化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助于深入探讨葛兰西思想的具体环节,有助于把握葛兰西的思维过程。第三,缺乏对葛兰西思想的创造性阅读。在国外的研究中,像波比奥对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解读、英国文化学派对葛兰西意识形态与霸权概念的重新解释、拉克劳与墨菲对霸权概念的后现代理解、霍鲁布对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重新阐释,等等,将葛兰西思想拉入了现代社会的历史与思想之中,使其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当然,在国外的研究中,当这些学者从现代语境重新解读葛兰西时,都会遇到这样问题:他们是否“过度”阐释了葛兰西?或者说,他们是否将葛兰西的某些思想极端化了?比如,在讨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时,他们关注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方面的内容,而在葛兰西的思想中,霸权不仅指文化霸权,也包含着对经济霸权与政治霸权,当他强调文化霸权时,有其特定的语境:即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当无产阶级无法在政治与经济上获得霸权时,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霸权的建构就非常重要[9]。像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作具体的分析。

  当然,国内葛兰西研究的格局受到了文献出版的限制。就葛兰西文献的中文出版状况而言,比较缺乏葛兰西早年的文献,作为选集版的《狱中札记》只选编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核心内容,再加上葛兰西这一文献的碎片化与非系统化的特征,也对开展研究葛兰西增加了很大难度。由于语言的限制,加上我们所能利用的文献还有限,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分析一些问题时难以从文本上深入到思想的辨析之中。比如,就克罗齐与葛兰西的关系而言,葛兰西的大量笔记就没有翻译过来,《狱中书信》中也有一些关于克罗齐的判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能翻译过来。在文献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当然很难对具体问题作深度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提高研究水准,还需要在文献资料上作充分准备。

  从国外与国内葛兰西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从不同学科深入葛兰西思想之中时,对于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缺少深层次的揭示。按照现代专业分工,葛兰西的哲学被哲学学者所关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被划分到政治学研究之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念在则受到文化研究学者的青睐,葛兰西的党的建设理论则为研究党建的学者所阐发。这些研究对于加深理解葛兰西在某一具体领域的思想当然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没有这样的专题式的研究,难以在细节上接近葛兰西。但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其实践哲学与其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是一致的,而这一思考的指向是无产阶级霸权的建构,这决定了在葛兰西思想的研究中,需要从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方面发生一些改变。我们一方面要深入具体的专题之中,另一方面还需要从专题研究转向对葛兰西思想内在关系的“总体性”思考,而这种“总体性”的研究,正是目前葛兰西研究中所缺乏的。比如,在谈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时,如果不理解福特主义,就不能理解葛兰西讨论市民社会的历史语境而理解不了市民社会理论,也就无法真正讨论葛兰西对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的看法,当然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葛兰西要以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取代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葛兰西讨论文化霸权的一个直接目的是实现集体意志的一致,但这种集体意志的一致不能以常识为目标,而必须通过实践哲学的理念来提升大众的日常意识,这就决定了对文化霸权的讨论离不开对实践哲学的理解,而实践哲学要达到这一政治目的,又不能不考虑福制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需要从总体上来讨论葛兰西思想的内在关系。

  其实,就国内的研究方法而言,葛兰西研究中的这一状况也存在于对其他人物的思想的讨论中。比如,在讨论马克思的思想时,我们就将其哲学思想划归于哲学,将其经济学划分给经济学,而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又划分给从事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这种讨论虽然很必要,但我们还要意识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三个方面是同一个东西,当我们将之划分为不同的学科对象时,也就失去了马克思思想中最为“鲜活”的灵魂。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葛兰西。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从不同侧面来研究葛兰西的同时,还需要实现研究方法的更新,即从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方面达到对葛兰西思想的总体理解,这是我们在学科分化的情境下需要关注和加强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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