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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真知识和假知识——一个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自白

分类:
学术标准
作者:
费孝通
来源:
2017/04/17 00:33
评论:
最近因为观察社要出版译丛,向我征稿,我翻出了一本已经很久就想译的书,那是三年前哈佛大学EltouMayo教授给我的他的一本那时新出的著作。书名是The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我重新细细的读了一遍,有许多以前没有觉得重要的地方,这个时候读来却使我感触横生,不能自已。
 
该书的第一部分是讨论“科学和社会”。第一章“进步的黯淡面”(该章译文已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副刊发表)里提出了一个对现阶段社会科学的批评。大意是这样:一切科学都是在人类应付具体情况的努力中发展出来的。在我们需要利用物资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时,我们不断的和物资发生接触,把物资的性质摸熟了,这些经验经过逻辑的推考,经过实验,形成了有系统的知识,才成立为一门自然科学。凡是能帮忙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好像物理、化学,没有不是从这基础上生长成年的。
 
这段话里特别应当注意的就是:科学是人类负责解决实际问题里发生的,也必须实际上能帮我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但是社会科学的兴起却并不如此。他说:“社会科学只羡慕别种科学的成就,但是不幸的是眼高手低,以致在表面上做工夫,搭出了不少空中楼阁。一步步,实事求是,从简单可靠的技术上求发展的精神,即使还有,也被一阵虚妄的气色所掩住了。”这些名为科学的学问,却是本末倒置,不从实际应付人事的经验中找它的基础,反而从逻辑的推考里去建立它的理论系统。他又说:“社会科学已很发达,但主要的却是学院性的习题,叫学生们怎样去写书,你的书讨论我的书,我的书讨论你的书。就是这样互相费笔墨来争论。……他们读书本,在图书馆里埋首终日;他们在古旧的公式里转圈子,和推陈出新的应付实际人事的技术无关;既没有像医学一般有临床的实习,也没有像自然科学一般有实验室。”
 
这段话在我念来是太亲切了。我在大学里念的社会学不但是书本,而且是外国书本。靠了我会坐图书馆,记得住书名和人名,我能应付考试,在学校里被视作不坏的学生。这一套本领虽则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中给我占得了不少便宜,但是对于我在社会里实际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帮助呢?承蒙别人把书呆子的名义宽容了我在人事上的盲闯。在个人说,只要书呆子还有职业,也不妨长此在社会边际上活下去,但是顾名思义,社会科学是以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自命的,那样说来,实在只有自愧无地了。有人说笑话,念心理学的常常会有点心理变态,念社会学的常常会是最不通人事的人,前半句我不敢说对不对,后半句似乎很正确。
 
为了要摹仿自然科学,我出了学校之后,一直在想社会科学是否也有实验的可能。我最初的回答是不可能的,所以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实地研究的方法来。这方法是一般人类学家所采取的。意思是你要了解一种人的生活,就要和这种人当面接触。不但要和他们谈话,而且要和他们一起生活。为此我曾在各个农村里住过。虽则没有做到“一起生活”,但是多少做到了较长期的当面接触。这类接触的确可以给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有观察的机会,但是问题是:观察些什么呢?
 
这问题不但跟我下乡的朋友时常要问我,我自己也不能逃避它。如果我是一个被雇的调查员,手边有张表格要填,那就容易了。而我又认为这种工作不是研究工作。以往我对这问题的答覆是在书本里找理论的线索,书本的知识我并不缺乏,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中有许多问题存在,仅够我们去翻覆辩论。我最初的研究工作是以Tawney教授在他书中所提出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的理论作底子的,然后在实地观察中去证实或否定他的说法。我所写的“禄村农田”,及我在云南所指导的若干研究都是这样做成的。
 
我想我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比了“我抄你,你抄我”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是另一方面,我研究出发点却还是书本,而不是身受的具体问题。等到我在最近几年被这时势迫到非面对具体的切身问题不可时,我才发现这种研究方法大有缺点了。
 
这缺点和自然科学一比就可以明白了。譬如我一再讨论乡土工业的问题,在理论上,我觉得我可以自圆其说,在“学术性”的座谈会中,我可以侃侃而谈,听的人也可能被我说动。这是书呆子所不会缺的本领。因为任何理论一定有一套前提,有了前提就可以依逻辑推论下去,得到自圆其说的结果。如果推论出来的结果不合事实,论者很可以说那是前提的问题,前提是假定的。一个要应付具体情况的人,就是那些要负责去安定农村经济的人却不能随意挑选任何前提。他是对一种设施的成败负责的,所以他要在理论所发生的实际结果中去认取理论的正确性,并不像我自己一般只要求理论上能自圆其说就可以满足了。这一点是现阶段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很快的要应用到技术上去。理论所根据的前提有一点问题可以使飞机翻身。而社会科学呢?论者躲在书房里写文章,负有实际社会责任的人并不考虑他们的议论。这个脱节一方面使社会科学留落在学院的讲坛上,一方面使社会上实际问题的处理还是靠没有系统知识可以凭藉的若干不一定有效的个人眼光和经验。这还是“英雄”的时代,不是“计划”的时代。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到Mayo先生的那本书罢。经过了上面一番考虑,下面一段话读起来真是语重心长了。他说:
 
医生对病人负责任,化学家对他的方案的成功负责任。一切科学的企图里,虽则失败多于成功,我们可以看到,责任的接受和技术的发展总是相伴而行的。我们这里所谓技术和文字上、辩论上的技巧不相同。这些口头上的花样,几千年来老是在争论和引用权威的名言中打圈子;很少取材于生活的事实。当前学校里通行的政治学教本还是满篇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马基凡利、霍布士的名言摘录以及别的书的作家的理论转载。化学家怎样会引用沙尔士和其他炼丹术士们的旧话呢?他所说的是根据他自己的技术和实验里能表证的能力。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似乎并没有同样的在一定情境和一定时间里去表证一项有用的技术的能力。我认为除非他们接受了去应付一个人或团体所构成的人事情景的责任,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能力的。一个善于打牌的人并不只在事后长于讨论应当怎样打法,而是在向输赢负责,在台面上认真打牌。讨论和分析对于一个初学的人可以有帮助,如果他是准备上场参加赌博的。社会科学将永远像古代童话的辛得勒拉,被异父的姊妹们所虐待,一直到他穿着宝珠拖鞋,走上他冒险的路程。
 
我不避冗长地引用这段话,并不是“知法犯法”的去表证社会学者只会摘录名言。我想借这段话来说明科学和社会责任的密切关联。因为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自称为学者的人,以清高来掩饰他的怯弱,把学术放在社会之外,忘却“责任”和“知识”的不能分离。所谓责任就是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必须在事实里表证的意思。打牌有输赢,打牌的人才认真,不然的话,他可以每次都做清一色,做不成反正没有关系。
 
从“责任”两字我认出了自己以往所做的研究工作的缺点了。我所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从中国人民生活本土里发生的,我是用西洋学术里所发生的问题来指导我的工作方向,决定我所要观察的对象。我的文理可以发表在英美学术刊物上,引起英美学者的兴趣,但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即使不是毫不相关,至少也是隔膜的,间接的,无关宏旨的。当然,我这种自责也可以应用到当前中国其他的学术工作上去。如果我说的是真话,这却是有关中国学术的前途的大问题了。当这个学术界的活动特别热闹的季节,让我提出这问题来请关心学术前途的朋友们大家检讨一下。
 
我相信在目前的局面中,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多少觉悟到自己对于这局面无能为力的痛苦。我们似乎已被这大社会抛在冷宫里,说的话都是空的,没有人听,更不会转变局面。从客观立场看来,可以说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和文化界的工作者,已失去了领导社会的能力。这种情形固然可以说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但是回过来看,我们这些秀才们是否应当想想:我们的理为什么人家不听呢?是不是这些秀才先早就放弃了责任,没有把自己的理配合到社会生活上去之后,才使天下皆兵,各自从“试验——错误”的公式中寻求自己的出路的呢?
 
说起来提倡科学已有了相当年月了。社会科学等一类名字也早就传来了。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这些“知识”并不发生作用呢?很清楚的,现在的“兵”,对于制造飞机的“知识”,一点也不敢低视的。开飞机或坐飞机的人不能不听秀才先生所说的“理”,不听的话,就可以有性命之虞。但是对于经济学的“理”却显然不听了;甚至最近报上说上海有些洋商表示“经济问题还得依经济原理来应付”的希望。这个对照不能不使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身有没有毛病的问题。依我上面所说推出来的回答是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的实质并没有靠拢。因为社会科学里所供给的知识不能直接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表证它的正确性,以致这套知识一直被关在图书馆和课堂里。
 
有人说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这话自然是不错的。真理应当到处正确。但是问题是在应付每一个由历史和环境所构成的实际情况时所需要的“原理”却不相同。在纽约市场上,或是苏联集体农场上所实验出来的“原理”本身可以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却不一定能用它来作应付中国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因为所应付的实际情况不同,也就是说前提中所包括的条件不同。前提中所包括的条件是应用一个理论的根据,而这些条件,在社会现象中却是由历史和环境所形成的。硬要用一个在别的情况中归纳出来的原理去应付另一个情况里所发生的问题就犯了普通所谓“教条主义”的毛病了。而一个负有处理实际问题的责任的人决不能为了理论而甘自失败的。当理论不足以指导行动时,负责的人必然会另求靠傍,有的流于迷信,求神问卜;有的固执意志胜于一切的英雄主义;有的一任运命去摆布,心存侥幸。这一切都是缺乏“真知识”的结果。
 
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这个局面似乎应当有一番自省了。我决不愿把这历史的罪过加上这根基本来就不深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头,累积这一套有系统而且可以作应付实际情况指导的知识,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如果在这检讨中能发现自己以往的错误,也正可以从此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我自己的反省使我感觉到社会科学如果要在中国发生它应有的作用,至少要做到下列几点:
 
一、研究的问题必须要接受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
 
二、研究的材料必须要是直接在实地生活中得来的观察。
 
三、研究的结果必须要用来去应付实际的问题,在应付实际情况里去表证或否定一项理论的正确性。
 
要实现这些条件,研究工作的形式也必须改造,是必须把学院和社会切实沟通,研究和行政打成一片。当然我明白目前的环境还不允许这种改造,但是我很相信Mayo教授所说的:除非社会科学者接受了处理社会的责任,社会科学将永远空洞无物,无关宏旨,而且将永远是个没有穿着珠宝拖鞋的辛得勒拉,也永远将受异父的姊妹们的虐待和藐视。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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