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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第三次变革的理论基础(上)

分类:
制度创新
来源:
中华好学者网
2018/08/23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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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八大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习近平时代,然而我们的理论仍然停留在邓小平时代的理论……

 

目录

 

1、 第三次变革与习近平精神

2、 实效主义的改革哲学

3、 世界上没有普世制度,但有普世价值

4、 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共同自由

5、 社会主义民主:党导民主制

6、 社会主义宪治:党导立宪制

7、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现代社会主义

 


 

第三次变革与习近平精神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中华民族在经历政治独立、经济自强之后正在走向第三次伟大变革:精神自主,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中华民族呼唤习近平精神。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前,固步自封狂妄自大;之后,沦为半殖民地,受尽屈辱;也就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开始了追求复兴之路。在《第三次变革》中,我们明确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分解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政治独立,其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二个阶段为经济自强,其标志是中国GDP超过日本;第三个阶段应为精神自主,其标志还有待出现。鸦片战争实质上是中西文明的冲突,只有中华民族精神自主,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十八大提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从精神层面对中国的要求,这无疑是中华民族试图走向精神自主的起点。人立而后凡事举,国立亦然,精神自主无疑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关键最本质最艰难的一个阶段。

每一次社会变革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撑。政治独立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经济自强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精神自主呼唤新的理论基础。习近平适时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自主精神为核心的习近平精神已初步形成。令人遗憾的是,主流媒体仅仅提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降低了习近平精神的应有地位。第三次变革的根本性特点决定了这一次变革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内生的、原动力的。用一个人来比喻,政治独立好比是一个人的出生,他获得了生理身份;经济自强好比是一个人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了,他获得了经济身份;再深一个层次他还应该有一个人格身份,而要获得人格身份,其前提是精神自主,而要精神自主非有自主精神不可。

 

何为自主精神?自主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涉及自身、其他主体和非主体的一切,所以主体必须解决自我认知、自身与其他主体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体是相对性的,在国家之内,主体就是个人,在国际社会,主体则是民族或国家。所以,自主精神可以是个人自主精神,也可以是民族或国家自主精神。我们认为,自主精神包涵三方面:自尊自强,合作共赢,实事求效。自尊自强是主体对自身的要求,合作共赢是主体处理与其他主体关系的原则,实事求效则是外部世界服务于主体的原则。

实事求效是主体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所适用的原则,主体与外部世界有体用之别,主体的需要和追求是目标,外部世界是手段。手段的价值在于能否有效实现主体的目标,手段犹如我们穿的衣服,以是否合体为标准(“鞋子合脚”只是自己知道,“衣服合体”要求既自信且他信)。实事求效包含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三方面的内容。实事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遵循规律,就是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中的解释世界。但我们解释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获得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不断改良的世界),就必须“有的放矢”,必须将实事求是所得到的规律用来改良世界。实事求是精神是认识世界的精神,实事求效精神是改造世界的精神。从实事求是到实事求效是一个逐步将理论落地的过程,是一个不仅求真而且务实的过程。

对“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效”的区分实际上是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区分,是对科学精神和工程精神的区分,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作为控制社会的制度的区分,前者遵循求是理性、求真理性,后者遵循求效理性,科学求是、求真,技术和制度求效。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工作,实际工作者所做的更多是实事求效的工作。我们只有在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求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对社会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事求效。

  实事求效包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实践标准。实事求效要求首先要确立改革目标,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然后通过实事求是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评估方法与目标之间的预期效果。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时,我们不能有任何禁忌,只要是能够最好实现现代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方法我们都可以采取,这就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求真务实。最后,通过实践检验看看实际效果是否与预期效果是否一致,实效是最终的标准。所以,实效标准概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的丰富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习近平精神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并不仅仅是习近平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的理论结晶,更是全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身处这个以精神自主为核心的伟大变革时期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为习近平精神添砖加瓦。因为以精神自主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只是刚刚起步,所以习近平精神必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领精神。

实效主义的改革哲学

在邓小平时代,关于经济改革人们长期走不出姓“资”姓“社”的认识误区,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目标和手段,混淆了价值与制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区分了作为目标的价值和作为手段的制度,确立了实效主义改革哲学。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猫论”。“猫论”的大众版本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里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从“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判断标准。核心是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目标可以不同,手段可以多种多样,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具体的“猫论”指的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对于城里人来说,“猫论”可以改为“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城里人买猫不是为了捉老鼠,而是为了好看听话,是宠物猫。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有些人批评“猫论”在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认为“猫论”是实用主义哲学,是不择手段,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那是对“猫论”理解上的本末倒置。仅仅讲一句话的“猫论”确实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新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农村实用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新猫论”的实质是目标的有效实现,是用最优手段实现目标。

  实效主义改革哲学要求我们首先要确立目标。邓小平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就是改革开放的目标和价值,更进一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明确了社会主义价值,邓小平得出了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只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区分了目标和手段,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手段就是完全开放的:“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南方谈话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经济改革领域的雾霾,然而政治体制领域的雾霾严重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类似南方谈话一样的“北京讲话”。

我们要走出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雾霾,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在确定根本价值的基础上就可以采取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制度。邓小平时代所进行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所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实质上都是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价值,甚至于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经济社会主义。当前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已经发生和必然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判断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准应该主要看“四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增进个人的自由幸福、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进一步,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加共同自由。现代文明国家都是宪治国家,有无宪治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区别,宪治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宪治,宪治只是政治手段。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对于包括资本主义阶段在内的过去和国外一切适合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制度都可以采用,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世界上没有普世制度,但有普世价值

自2008年以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我们严重混淆了普世价值和普世制度。

价值,即主体赋予某个客体、事件或者观念以积极意义;普世价值是指绝大多数主体都赋予某个客体、事件或者观念以积极意义;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目标是相同的,因为中国人也是人,自然有作为人的共同属性。否定普世价值,为国际社会和只要是有点头脑的人所耻笑。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普世价值,而在于普世价值由谁来确定,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绝大多数就是普世价值。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向往自由和民主,哪怕现实中还做不到。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还要极力鼓吹这些人尽皆知的东西呢?问题的答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真正想推销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世制度”。他们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理想(普世价值)不满意,而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政治制度不满意,他们要输出的是他们现在的多党竞争制和三权分立制等制度。然而,由于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的不同,几乎不存在普世制度。

美国常常有意混淆美国制度与美国价值、西方普世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关系,我们慢慢地也不自觉地认同这样的等式:普世价值=西方普世价值=美国价值=美国制度。如此一来,争论中的混乱就发生了。混乱之所以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名字既可以说是价值也可以说是制度。例如民主本身代表“主权在民”的价值,即“人民做主”,与贵族做主和皇帝或国王做主相对应。民主的实践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治理制度。

从民主的价值到具体的民主制度,需要考虑很多具体的因素,从而建立合乎自身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普选制成功的前提是绝大多数公民都具有选择领导人的理性和经济独立,这依赖于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而不应该一开始就采用美国式的普选制民主。

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时必须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很多制度要解决的是现代化之后的问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制度无所谓先进与否,而在于合适与否、实效如何,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很多学者看到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成功制度以及它带来的成功结果,就忘记了这些制度起到实效的条件,而将其当作普适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实践证明照搬他国制度的后果是严重的。西方主要国家曾经先后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推动“颜色革命”,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结果是这三个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持续衰退。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倡导普世价值观时,我们曾经热情拥抱,也曾经惶恐不安,甚至于否定权利、宪治、人权保障等普世价值,这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不同国家的价值不同,制度自然可以不同。当我们的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时候,我们的制度也完全可以与他们的现行制度不同,因为我们的起点不同、约束条件不同。制度的好坏在于能否实现目标,对制度的自信来自于其实际效果。

我们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强调并不表明我们崇尚的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价值的区别,而是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制度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所有的制度都应该围绕主体中国来创立,能够有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共同自由

共同自由价值并不是新价值,可以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在追求共同自由。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经的阶段,社会主义阶段通过制度逐步实现共同自由价值。恩格斯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共同自由是共同体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共同自由价值否定的是仅仅强势阶层的自由,正如共同富裕否定的是两极分化。

  共同自由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追求。现实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阶段才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是分阶段的,中国还处于和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有前途。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是逐步从共同贫穷到两极分化,现在是追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发展阶段。在经历了三十年共同贫穷之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人素以是否公平作为社会好坏的评价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均贫富”是中国的传统,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然而,细究邓小平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本质,我们发现,经济标准是其中的唯一维度,实质上是经济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变成了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显然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社会是人的联合体,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须是全方位的,仅仅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一定是畸形的,正如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改革不仅仅应该有经济领域的改革,还应该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尽管某一阶段的改革应该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重,但是相应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也应该跟上。否则会出现头重脚轻的不协调状态,共同富裕难以实现,或者即使实现了,人们仍然“心不平,气不顺”。归根结底,人是多维的,不仅仅有物质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不仅仅需要吃饭穿衣,还有求真、向善和审美等精神追求。今天的中国,深入全面的改革需要有更基本、更全面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共同自由。

  共同自由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体。消极自由是主体免于束缚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主体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每个个体都追求个体自由权利,强者更多追求消极自由权利,弱者更多追求积极自由权利。为了避免每个个体对自身权利过多的追求以至于走向分裂,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进行适当限制,使个体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自由的和谐状态。

  共同自由价值的提出可能会遭到左的理论界的否定。邓小平当年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富裕和共同富裕的时候,左的声音就很强。邓小平南方谈话提供了警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 家、政 治 家,拿大帽子吓 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 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 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 送社 会主义,‘左’也可以葬 送社 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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