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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乐:评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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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讯
来源:
2018/08/24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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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历史》是史学家黄仁宇所作,乃黄氏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专著。此书既从经济学、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又用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互相比较,可谓厚积薄发,知识面广。此书不只是写给学者专家看的,而是为广大民众而写的历史著作,时代感比较强,加上此书论点新颖,用三百多页的文字,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用宏观的视角呈现在读者面前,因而广受好评,引起人们的共鸣。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认为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阶段都会比前一社会阶段进步。(此即斯大林所谓「社会发展五段论」)。黄氏突破了这种「教条化的历史概念,使人们可以从一种崭新的角度去认识和诠释历史。黄仁宇在书中并没有使用那些旧有名词,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并且指出将清朝说成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实无意义,等于说不称一个小孩为「小孩」,而勉强叫他做「预备成人」。当时恰逢人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日益薄弱,社会普遍轻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史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结果产生「史学危机」。他质疑「封建社会」一类概念,打破了史学的「范式思维」,在大陆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黄氏主张应该压缩卷帙浩繁的历史数据。「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6]

   

   黄仁宇之所以运用归纳法,是由于中国历史数据浩如烟海,如果不把它高度浓缩,则会有「毫无体系」、「互相矛盾」之感。而且,在历史上,有许多「技术上的变量」,对历史的发展,可说是微不足道,把这些东西加进去,反会使得读者惘然无绪。因此使用归纳法就是要抓住主体,摒弃杂芜。如今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黄氏的「大历史观」无疑为历史研究另辟蹊径。黄氏强调研究历史要抓大放小,因为「大历史」不仅是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是史学家应有的胸怀。

   

   还有,黄仁宇力图从地理、气候和经济等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治乱兴亡」、「朝代兴亡」的思维定式,例如他认为秦朝的统一终止了青铜时代,开创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大业所成是自然力量的驱使,包括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和丰沛雨量的季侯风。

   

   黄氏又运用比较法研究历史。他使用今天的概念与历史上的观念比较,从而指出某一历史事件的特性,同时亦发表了作者的议论。例如他在叙述宋代王安石变法时,运用今日的财政、金融管理观念去作比较,于是得出王安石的改革基本思想「与现代读者近,反而与他同时人物远」的结论。

   

   另外,从研究的目的去划分,历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纯研究和求务实两大派。前者标榜避免现代人的价值侵入研究,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后者则相反,为解决当代人的问题去研究历史。黄氏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他质疑学习历史是否能够学以致用。「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7]

   

   他希望通过讲述中国历史,帮助学生「安身立命」。他把现代社会提出的重要问题放在首位,透过不同题材的研究,为现代人寻求历史的答案。这也是此书的写作目的。

   

   然而,「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我们决不能将其视作能够解释一切的万应灵丹,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合理性,但亦有其局限性,故绝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可以偏概全。例如秦能统一六国,气候因素只是诸种因素之一,但不能只讲此点,而忽视其它因素,例如秦自商鞅变法以后,法度严明,生产力大有发展,而六国君主为求苟安,割地赂秦,终为其分化瓦解,逐一消灭。

   

   黄氏的学术观点有二—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前者重经济轻理念,排拒意识形态,界定一个国家和地区落后与现代的准则是用「数字」而非道德治理。后者以一个世纪或朝代为单元,用归纳法综合之。既然远观百年的发展,只看最后的总账,对整段期间内个别的人和事大可一笑泯恩仇。

   

   黄氏这种历史观的缺点是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忽视道德和人情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过于「宏观」的治史方法,有以百姓为刍狗的非人性化之弊。以此视角观之,则反右、大跃进、文革,不过是大历史缔造过程中的偏差,就如天然灾害之不可避免。日常的矛盾冲突更是历史长河中的微波,即使导致人命财物的损失,也转眼即逝,无关紧要。这种轻视人命,忽视统治者责任的价值观实在值得商榷。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决策失误,那么中国就不会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就不会有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更不会有摧残文化,祸延数代的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么多人家破人亡。黄氏断言人类的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被各人的意愿所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8]

   

   在「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前提下,人类所能为力的相当有限,这无疑否定了人类行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这就容易抹杀了历史伟人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杰出贡献了。

   

   所谓「历史的

   

   长期合理性」是否确实存在也是一大疑问。到底要多久,才算是「长期」?在「历史的合理性」终于展现之前,到底还要付出多少牺牲?这种「合理性」,就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或基督教的「天国」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事实上,用所谓「长远利益」来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而已。

   

   因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不在乎时间长短,只以「最后」的结果衡量历史的功过是非,而那所谓「最后」,是可以不断延长的。只要「最后」达成了某个目标,不论付出多少代价,耗费了多少光阴,从长期来看,都算是合理的。这种观点容易落入「目标只要高尚,手段可以卑鄙」的误区。

   

   此外,黄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有一些阙失,如他认为《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像一部论文集。[9]在历史研究中如此评论文学作品,未免有些不伦不类。因为《红楼梦》既然是一部小说,自然要有感情,而且它以描写女性人物为主,故不存在过于「感情化」和「女性味」的问题。至于《儒林外史》的文学价值也决不会低到像一部论文集,如它描写范进中举就把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刻划得维肖维妙。此外,他在谈及明初历史时,说朱元璋的文官组织充其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米而已。[10]

   

   诚然,朱明朝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史上极低的,但说朱元璋视政府官员为「人民公仆」,则绝不可能。因为当时显然没有「公仆」的概念,官吏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民作主」。此外,他将中国历代王朝划分成三个帝国,这不但抹杀了不同朝代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中国根本没有帝国之概念。它只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要求诸国俯首称臣,确立宗藩关系,对这些藩属国并无领土野心,与西方那些侵略、瓜分弱国,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不可同日而语。总括而言,此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传统史家以人物和断代为中心的研究方法,首倡以「大历史」的宏观视角观察历史,并且用经济学、地缘政治学等跨学科切入研究中国史,提出了「数目字管理」等新概念,实在值得肯定。但其缺点是过分重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在摒弃意识形态之余,将道德和人情都抛弃了,这是不应该的。毕竟,历史是人类构成的,如果研究历史不着眼于如何增进人类的幸福,批判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和苛政,则历史研究必然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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