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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制度创新
来源:
中华好学者网
2018/08/23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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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党导民主制

党导民主制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体制,与党争民主制相对应。党导民主制包含两层内容:一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是参政党,一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一党与人民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以来中国就是党导制,已经有六十六个春秋。党导民主制比党争民主制更具有政治正当性。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爱法律和爱祖国”的美德支撑。现代性与德性政治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

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二波现代性是试图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它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了第一波现代性的。

再进一步说,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亚维里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但因为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这种制度欠缺了古典政治学倡导的德性。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就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

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黑格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将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相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国家成了价值之源,成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

马克思延续卢梭和黑格尔开启的道德政治,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给了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当然,在革命成功进入建设阶段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未能及时转变执政思维,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将有产与无产的对立推向极致,乃至于以政治包括肉体消灭的方式消除阶级,制造了历史上的人道灾难,不仅授人以柄,而且违背了它所追求的政治德性,那是后话,也是以后绝对要避免的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

党争民主制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我们想当然以为不同党派提供的是同类公共产品,实际上不同党派提供的是符合不同类群体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同类公共产品。党派的竞争性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分布。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如果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如果不同众意产品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的共识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如果社会群体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分裂社会,党派之间的竞争就像卖鸡蛋的人和卖苹果的人之间竞争,我们知道这两者的替代性很弱,几乎没有竞争性和公益性。

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如果老百姓的利益是一元的,那么通过政党竞争所选出的政党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该党所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党争民主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党争民主制是平民制而非真正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通过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来实现消极自由价值。党争民主制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监督和拆台来限制党派的权力,从而限制政治权力,而三权分立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为资本权力张目,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党争民主制之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马马虎虎运行是因为中产阶级占主体,应用到多民族的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

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道德政治?也就是说,能否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因为国民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国家只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全普遍性伦理的实现。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

所以党导民主是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德性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引导人民。民主制是解决共同体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建立相互理解、凝聚共识、增进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金字塔式民主。首先,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其次,党导民主制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无论是党的权力机关还是人民权力机关都是从最基层的单位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机关,再从这个更高一级的机关选出代表到再高一级的机关,依次递进到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这种层级民主是双向的:自下往上和自上往下,是一种协商民主。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

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因为要实现共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一定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对自发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平衡强者与弱者的利益。

社会主义宪治:党导立宪制

党导立宪制是党导民主制+立宪制,是“立宪党导民主制”的简称。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这也是酿成文革等灾难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立宪党导民主制的基础是将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体制正当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党导立宪制。八二宪法序言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法主体部分按照人民主权设计。宪法序言的效力备受争议,更重要的是宪法中并没有明确和规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是分离的。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表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我国宪法确实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有哪些权力和中国共产党具体怎么领导在宪法中没有规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在宪法的规范之外运行的,“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是一句空话,宪法只是文字性的,而非规范性的,宪法也不可能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统一大法,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宪治国只是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与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核心。从逻辑上讲,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两者不存在谁比谁大的问题。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然而,我们可以深究一下,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来自哪里?是党内法规还是国家法律?如果权力没有任何来源,那很好办;如果权力是来自国家法律,那么无疑是法大;如果权力是来自党内法规,那么问题的根本就是“党内法规大还是国家法律大”?因此,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党内法规大还是国家法律大”是真命题。

  有效解决该问题的途径是将潜规则的党导立宪制变成明规则,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统一在“全面推进依宪治国”之中,构建统一的和规范的党导立宪制。

  法国思想家西耶斯深刻揭示了人民主权与宪法政治的关系:“政府只有合于宪法,才能行使实际的权力;只有忠实于它必须实施的宪法,它才是合法的。国民意志则相反,仅凭其实际存在便永远合法,它是一切合法性的本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来自于中国人民的授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宪法层面得到承认和规范才具有正当性。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宪法中得到授权和规范,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宪法之后宪法就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正当性,因为宪法是人民的宪法。由此,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非议就烟消云散,更重要的是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就得以解决,国家的基本制度就可能真正建立,国家与民族的长治久安就有保障。

  规范的党导立宪制的精髓就是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将部分权力授予给中国共产党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中自行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订立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受其约束,从而形成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模式。二元宪治体制是一种双层的法治结构,法治的统一性要求通过党导法规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统一起来。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的法律地位通过宪法所赋予,其正当性得到保障,关键是怎么严格按照法治标准落实党内规治和党导规治。党导立宪制有点像两层复式结构住宅,分为上下两层,通过楼梯将上下两层连接起来,下层是人民主权,是主体结构,上层是党的领导,宪法是联接上下层的楼梯。党导立宪制的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即公民将一部分权利保留,也就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公民赋予党和政府一部分权利,任由党和政府自由支配,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体制的理论,既能发挥法治的底线功能,也能发挥德治的理想功能。

党导立宪制是中国的根本制度创新。党导立宪制建立在人性基础上,其理论基础是适度赋权论,潜规则的党导立宪制的绩效已经被实践证明。如果我们能够将潜规则的党导立宪制上升到明规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得以规范,可以更好地保障基本人权和产权,实现共同自由价值,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党导民主制,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是依法治国。因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要素。立宪党导民主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一起。柏拉图断言现实中的最好政体是法治的君主制,在现代民主社会,现实中的最好政体将是立宪党导民主制。我们有理由展望,立宪党导民主制不仅仅是一种自信的政治体制,也将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迈向

现代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激励无数人的向往和奋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之后的阶段,是“现代社会主义”(恩格斯的经典论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第一个词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都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甚至是在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

中国社会主义之所以一枝独秀蓬勃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务实地将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1954年宪法就明确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变革是重新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实质是器用现代化。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加器用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主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前一句话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后一句话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应的是制度现代化,“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应的是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将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合为一体,表述了全面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义新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是在苏联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背景下,对于国际社会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是一个有效的护身符,因为作为弱者的中国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护身符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能与其他主体共享的,我们可以想象地球上的某个国家说我们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作为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任何理论上的弱者都可以以“特色”来将强者拒斥于万里之外。

  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不再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我们需要以大国形象展示在国际舞台,我们不可能“不争论”,我们需要主动积极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本身就既能检验我们的理论也可能获得“他信”,我们再也不能躲在“中国特色”的蜗牛壳里,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他信”的道路,也让更多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任何真正有个性的人、有特色的制度、有独创性的理论都不会特别宣示特色,而是宣示其普遍性。中国的发展已经足够自信有一个自信的旗帜——现代社会主义。

  我们一直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socialist modernization)来表述“现代社会主义”(modernsocialism),这是本末倒置,我们需要正名,名正则言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化”,“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修饰语。“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只是社会主义的修饰语。“现代”既为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又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仅包含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还包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

  现代社会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必然选择。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深刻地预见到,“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未来的景象。”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一个怎么从传统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由之路,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跳越过。现代化是认知上的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使得人类控制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现代化在社会形态上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分工交易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转变是从专制政治到立宪政治。

现代社会主义将成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手。“现代社会主义”的提出可以起到号召其他不发达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作用。只是讲“中国特色”的价值和制度是难以输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选择。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正是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抉择之争。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既有中国特色方面的发掘更应有普遍性的提炼。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现代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优势,这个优势不是指发展水平,而是指相同起点和资源禀赋的国家选择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稳定、发展更快和权利分配更加平等。现代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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