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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七次华山论剑

分类:
学术争鸣
来源:
学术那些事儿
2018/08/24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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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争论

李泽厚在90年代初于《21世纪》上发文,对整个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的知识界表述了这样的看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大致意思是说中国的学术研究表面上热闹繁荣,但却鲜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出现。此语一出,旋即在知识界掀起了大波澜,但各方反应不一,赞同者众,反对者也不寡。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的年代。有追求有抱负的学人很多,他们都怀着理想和希望,把学术工作和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那时的学术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学术追求和思想追求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可能是激情高于理性,思想大于学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思想和学术出现了分离的趋势。王元化撰文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参与讨论的学者:李泽厚、王元化、朱学勤等

 

 

二、“要鲁迅还是要胡适?”的争论

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有过一场“要鲁迅还是要胡适”的辩论。所谓“要鲁迅”,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就是鼓吹革命性抗争,而所谓“要胡适”,就是要改良而不要暴力。我们以为,这种两分法并不见得合适。鲁迅先生的诸多批判,谁也不能说是非理性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做一个“以胡适为范式的立言者”其实并无不妥。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鲁迅先生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斗士”,但胡适也同样信奉这些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观。鲁迅与胡适,其实是殊途同归于一种人类终极的价值观。——《经济观察报》

胡适和鲁迅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鲁迅折射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毫不妥协的精神,是一种非常状态,一般人很难达到,但正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胡适体现的是一种平常心,重在实施和可操作性,用渐进而理性的坚韧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新世纪的中国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在一个坚不可摧的铁幕下做到鲁迅式的纯粹,无异于痴人说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但鲁迅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们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胡适同样是伟大的,是一种平凡中的不平凡,终身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有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高贵和理性的光芒。因此,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让鲁迅们去鲁迅,让胡适们去胡适,是非常有意义的。——谢泳编著的《鲁迅还是胡适》

参与讨论的学者:谢泳、林贤治、李慎之、王毅、吴江、林毓生、袁伟时、季羡林、龚育之、陈红民、程巢父、李庆西、许纪霖、雷颐、程亚文、汪晖、陈漱渝、摩罗、旷新年、朱学勤、孙郁、何满子、方舟子等

三、顾准之争

《顾准文集》的出版使顾准成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精神榜样”的话,那么,1997年《顾准日记》的出版则使这个“榜样”遭到了质疑,它直接引发了“两个顾准”的争论。在“息县日记”里,顾准“以往那种学者情怀基本没有了,从前那种独立思考也悄然不见了。”对WG不仅没有了批判精神,相反却表现出了要接受“改造”、争取“新生”的心理活动。于是有人惊呼:在wg时期,顾准“高傲而沉思的神情无影无踪,几年前的那个睿智的、无畏的思想巨人哪里去了呢?”

海外的个别华人学者公开对顾准的思想学术持否定态度,其中以仲维光为代表。仲维光说:“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对于仲维光的观点,朱学勤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低境内思想先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

关于顾准思想定位问题的也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问题首先是由李慎之提出来的,他认为:顾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对此,朱学勤给予了有力的呼应:“他的精神指针最终定位于自由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袁伟时教授也称顾准为哪个时代“冰雪世界中屹立的”自由主义的“孤峰”。与之相反,有人就把顾准看作是一个GCD来理解他,并说顾准才是“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骄傲”。

参与讨论的学者:沙叶新、李慎之、林贤治、陈敏之、丁东、李国文;萧箑父、许苏民、仲维光、曹长青、朱学勤;何家栋、袁伟时、旷为荣、旷新年等。

四、经济学与人文关怀之争

经济学研究涉及大量的数据和数学公式,而很多人也认为经济学应该算到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中。经济学者在用自己的学识给社会出谋划策时,是应该坚持绝对的理性,不掺入任何的情感,只以追求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为目标,还是要考虑弱势群体,考虑道德伦理和社会公正?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学者们立场的分野。其间掺杂了学院派与民间派知识分子的对立、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批评规则这样的议题。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对新世纪学术规则的讨论中国改革的方向的深层追问。

参与讨论的学者:张曙光、刘吉、何清涟、朱苏力、徐友渔等

五、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一般认为,以汪晖、李陀、崔之元、甘阳等学者为新左派的代表,但这些学者对于“新左派”这个名字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希望称之为“自由左派”。双方在对待中国问题的现实判断和解决思路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对于被称为(或自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而言,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政治问题。他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法治,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

而与之对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中国的出路在於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而这么做的启发和激励因素可以在大跃进和wg这一类mzd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1999年爆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敌视西方阵营的新左派思潮在气势和舆论上占压倒优势。

参与讨论的学者:汪晖、李陀、王绍光、崔之元、王彬彬、韩毓海、张旭东、甘阳)(徐友渔、雷颐、朱学勤、秦晖、谢泳、吴稼祥等

六、“长江《读书》奖”事件之争

刚刚进入21世纪,便发生了2000年的“长江《读书》奖”事件,波及大陆乃至海外整个华人知识群体,两种立场针锋相对,两个阵营壁垒分明。事件的导火线是,身为本次评奖学术委员会召集人的汪晖其著作《汪晖自选集》,以及身为评委会委员的钱理群的著作《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皆获奖,引发许多学者的批评和声讨,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对此事发表了看法,并最终演变为自由主义派与新左派的再次大论战。

参与讨论的学者:葛剑雄、徐友渔、雷颐、汪晖、黄平、朱学勤、贺卫方、陈克艰、旷新年、龙卫球、杨玉圣、周详森、秦晖、、雷颐、钱乘旦、郜元宝、毛寿龙、仲伟民、李庆西、雀之元、王春瑜、丁东、蒋寅、黄克剑、余三定、智效民、谢泳、郭齐勇、张曙光、甘阳

七、民营企业家“原罪”之争

21世纪初期,出现了关于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大讨论。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看似是法律层面的讨论,其实质却是关系到国法尊严与社会正义的大问题。也因此,参与讨论的不光是政府官员、企业家、经济学家,许多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到讨论中来了,尤为注目的是,香港的经济学者也积极地介入了这场讨论,乃至对这场讨论的走向、其政策层面、实践层面的结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个事关社会公平的大问题上,知识分子的分化现象也清晰的显现。对于是否要赦免企业家的原罪,讨论者鲜明的分为两个阵营。从这个争论开始,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言的事实开始浮出水面,分歧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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