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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贤君:公立高校教师的学术自由:讲坛上的自由

分类:
学术争鸣
来源:
2018/08/24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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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讲学自由负有责任和义务,其保护程度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除了须服从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宪法承认的其它权利的限制外,公立高校教师的身份和法律地位决定了该自由受到较之言论自由更多的限制。教师作为准公务员不得免除宪法忠诚;教师须受制于其所供职大学或者机构的管理;教师的职业决定其职责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非政治宣讲;教师须不得以任何形式侮辱、贬损、歧视学生,并不得灌输影响学生的独立判断。讲学自由的思想与表现自由性质决定其规范领域是“学术生活”而非“政治生活”,规范目的在于鼓励科学发现与真理探索,而非政治性表达、参与和监督,故其不得滥用攻击宪法秩序。

   关键词:  讲学自由 学术自由 基本权利 公共雇员 限制

   

   时人言讲学自由,似乎其地位无与伦比,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给予保障的权利。实际的情形是,无论就讲学自由概念本身,还是其渊源、地位、内容、性质,其不仅在我国并不十分明确,而且学界对该自由因教师公职身份应受更多限制这一事实则不予认同,乃至反对。

   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大学自治的核心,则讲学自由是学术自由的重心,而讲学自由的重心又在讲授或者教学自由而非研究自由。鉴于各国宪法对学术自由的规定十分多样,而无论遵循何种模式,大都承认该自由的讲学自由维度。这意味着在微观意义上,学术自由只是教师的自由,且仅仅限于讲坛。本文拟将学术自由的讨论范围限定在最为狭窄的意义上,申述其所受更宽限制的原因,并尝试对我国《宪法》47条的规范内涵做一简要分析。

   

一、作为大学自治核心的学术自由:一个有争议的概念

   

   学术自由并非一个齐一的概念,其历史既不清楚,含义亦不明确。学说上对学术自由的定义虽不能说汗牛充栋,但多斑驳陆离,纷乱不齐,故对其定义仅择其要而录之。在各国宪法和学术评论中,学术自由时常和大学自由、大学自治、讲授自由、讲学自由、教育自由、教学自由、教师自由乃至科学和研究自由混用。在其权利性质上,各种观点纷呈。有观点认为它是一项基本权利;[1]有观点认为它不是宪法权利;有观点认为其是机构的权利;也有观点认为学术自由是个人权利;[2]还有观点认为二者兼有,既是个人权利,也是机构权利;[3]有观点认为学术自由包括学生权利,即学习自由。有观点认为学术自由不是权利,而是国家义务。[4]有观点认为学术自由是一项人权;还有观点认为学术自由可以作为不服从的权利;[5]美国有观点甚至认为,所谓学术自由根本就是错误的,它既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不是宪法权利。[6]这种观点认为法院裁决学术自由是一项法律权利、来源于第一修正案的传统认识不符合美国法理。

   虽然许多国家在宪法上规定了类似条款,但在学理上对学术自由的主体、性质和内容缺乏统一、清晰和明确的界定。美国宪法没有规定学术自由,民法法系国家单独规定学术自由或者讲学自由,[7]国际人权文件和区域性人权文件承认这一自由,[8]但多为原则和抽象条款。美国“全美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1940年学术自由与任职纲领声明》提供了学术自由较为具体、详尽的内容[9],虽然其并无法律效力。该声明规定:第一,教师享有充分的研究和发表研究结果的自由,须充分履行其学术职责,但是,付酬研究须与机构主管达成理解。第二,教师享有在教室讨论其学科的自由,但是他们应小心不引入与其学科无关的教学争议问题之中。由于宗教和机构其他目的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应在任命之时书面清楚地写明。第三,学院和大学教师是公民,业界翘楚,教育机构官员。当他们作为公民发言和写作之时免予机构审查和约束,但他们在社区的特殊地位施以其特殊责任。作为学者和教育官员,他们应牢记公众可能依据他们的发声评判其专业及其机构。因此,他们应一直准确,应予适当限制,应尊重他人意见,应努力显示他们并非为机构发言。[10]从这一声明的内容看,学术自由系指教师的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并且区分了教师和公民两种不同身份。

   (一)机构权利与个人权利

   在将学术自由规定为基本权利的国家,各国宪法规定不一。有的国家规定学术自由,有的国家规定讲授自由,有的国家规定大学自治,有的国家规定艺术和科学自由。这些规定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将学术自由规定为个人权利或者机构权利,一种是将学术自由规定为国家义务。[11]在第一种模式的意义上,无论将其规定为个人权利还是机构权利,都反映了各国对该自由属性的认知差异。

   机构的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权利,其内容是教授和大学的雇用合同,[12]涉及加薪、晋级、停职、解雇、解职等。[13]它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学术自由是大学(学院)内部政策的事情;第二,学术自由在美国并非属于教授的宪法权利;第三,学术自由是大学(学院)授予教授的契约(合同)权利;该契约权利仅为私人协商,而非宪法授予;学术自由显然在美国法上是一个不必要的概念。[14]

   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来自宪法言论自由。美国判例法承认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来源于第一修正案,研究学术自由的结果是没有学术自由这个概念。因为平等的民主社会没有理由给予一些人的行为如教授比同类普通成人更高的民事自由,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15]某些职业团体不应比其他职业团体享有更多的自由。虽然1968年“皮克林”案中确立公立大学教师享有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教师有权就公共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16]但是,如果认为学术自由是指提供教师言论特别保护,那就大错特错了。[17]事实并非如此。在该案之后,一些大学教师依据皮克林案确立的法律原则提起诉讼以解决因言论而导致不利于己的聘任状况,美国最高法院在1977年的一个判决中又确立了一个新原则,“即使教师的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如果存在其他合法解雇的理由,学校管理人员依然可以解雇该教师。”[18]过分夸大教师个人学术自由,只是一些自视甚高的(self-serving praise)、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自负且没有得到支持的教授们的幻觉。并且,学术自由的概念既不适用于小学和高中教师,[19]也不适用于大学学生,而只适用于大学和学院教师。[20]

   将学术自由规定为大学或者机构权利是承认大学自治,将学术自由规定为个人权利是承认讲学自由。这说明,大学自治与讲学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都从属于学术自由。作为大学自治的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是机构或者学校,权利内容是自主管理或者自治权;[21]作为讲学自由的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是教师,权利内容主要是研究和教学自由。

   (二)表现自由而非政治自由

   教师学术自由的性质是言论自由还是思想和表现自由?一方面,学术自由不能简单等同于言论自由,而是应从属于学术自由之“学术”。何为学术?昔日西学大儒严复指出:“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22]亦即“学为理,术为方”。何为“知物”?指了解事实。他直言“实事求是”。“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23]学术的第一要义首先是探求事物的真相,而非讨论应该怎样,今人最大弊端是在尚未弄清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就站在上帝的高度指点江山。严复的这一认识,与德国宪法法院定义的“学术”是“一切依其内容与形式被视为严谨有计划地尝试发现真理的活动”相差无几。[24]言论自由的属性是政治性的,其目的在于提供对政治的批评、参与或者监督。学术自由则不然,须符合学术本身的规定性或者合目的性,即科学探索与真理发现。

   另一方面,各国宪法所规定的学术自由或者讲学自由多为独立条款,说明其规范领域和规范目的与言论自由具有差异。无论是早期的《魏玛宪法》,还是国际人权文件和区域性人权宪章,以及各国宪法,其中的学术自由或者讲学自由都与言论自由条款分列。《意大利宪法》在“伦理与社会关系”一章第33条规定:“确保艺术与科学的自由及其讲授的自由”;《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自由”一目之下的第13条规定:“艺术和科学自由应免予强制。学术自由应受尊重”。讲学自由之结构位置可见其规范领域、目的和内涵与言论自由不同。两方面原因说明,学术自由的性质是思想自由和表现自由,而非政治自由。这也奠定了公民学术自由和教师学术自由的差异。

   简言之,作为大学自主核心的学术自由是指高校自主处理学术事务的管理权不被国家侵犯。作为公民,个人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有权从事科学研究。作为教师,其所享受的学术自由因其身份的政府雇员性质受国家法律和所在机构的双重限制。教师作为公民与作为公职人员享有不同程度的权利保障。作为公民的学术自由只受国家法律的限制;作为教师的学术自由除受国家法律限制外,还受学校内部限制。[25]

   

二、大学自治与讲学自由的冲突

 

   学术自由的权利模式包含了两个权利主体,机构(大学)和教师,由于大学自治和讲学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学自治所保障的机构自由与教师个人权利之间存有冲突,讲学自由受大学或者机构的规制。教师讲学除享有研究与教学自由之外,还享有在教学之外活动中的学术自由。

   (一)讲学自由

   讲学自由(freedom to teach, right to teach)是教师的学术自由,可称讲授自由、教师自由或者教育自由,包括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须受“学术”一词的限定。

   1.研究自由。在服从真理探索和科学发现的前提下,教师有权进行研究。

   (1)从事科学研究。教师有权就特定学术问题开展研究。特定学术问题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确立,也可以根据国家、组织、科研机构设定项目,还可以接受相关机构委托开展研究。

   (2)与国际机构包括外国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研究自由。在遵守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教师有权与国际机构、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就科研项目进行合作、开发、开展研究。涉及国家机密、知识产权、专利发明、成果转化等问题须符合国际公约、国家法律,以及双方协议。

   (3)发表成果的自由。教师有权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即发表或出版。发表可以刊登在学术期刊上,也可以著作方式出版;既可以在国内发表,也可以在国外发表;既可以平面形式发表,也可以网络形式发表;既可以中文发表,也可以外文形式发表;可以论文方式发表,也可以报告方式发表。

   (4)传播信息自由。教师有权以各种途径传播信息。信息指与学术相关的问题;传播指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公开讲演,接受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视频等媒体访谈,举办讲座,作为专家参与咨询等。

   (5)获得信息自由。为开展研究,教师有权获得与研究项目相关的信息。教师有权为开展科研项目进行调研、发放问卷;教师有知情权,可以通过合法渠道查阅档案。国家机构、企业、事业、组织、团体、个人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遵守国家法律,不泄露国家机密和企业秘密,不泄露未成年人和个人隐私,不违反职业或行业纪律的前提下,提供相关信息。例如,医生不得泄露患者信息,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信息,教师不得泄露学生的信息等。

   2.教学自由。教学自由的目的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具体可包括以下内容。

   (1)课程设置自由。大学教师有权在遵守教育主管机关和学校规定的前提下自主安排课程,包括决定学习项目、规划课程内容、发放教学资料、决定教学内容的范围与顺序。

   (2)教材选择自由。我国公立高校教师在教材选择方面享有较大权利。教师既可以使用国家教育主管机关指定或者推荐的教材,也可以使用其他学校或者机构编写的教材,还可以使用自主编写的教材。但是,是否使用指定或者推荐教材影响教育主管机关评估。

   (3)教学内容自由。教师有权依据课程自主安排教学内容,包括教学大纲的编写、章节前后顺序、教学材料的指定等。

   (4)教学方式自由。教师有权自主安排教学方式。老师可以自己负责主讲,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可以组织观摩教学,可以进行案例教学,也可以聘请校外专家举办讲座。教师有权选择各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包括视频、影像资料、多媒体、PPT等。

   (5)议题设定自由。教师有权根据教学内容自主设定讨论议题。议题可以在课堂内,也可以在课堂之外进行。

   (6)考试自由。在服从学校规定考试要求前提下,教师有权根据教学内容自主设定考试的方式、内容。包括口试和笔试,开卷和闭卷,撰写论文和试题,考试的时间安排如期中、期末、放假期间等。

   (7)编写教材的自由。教师有权编写教材。在符合国家设立的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教师可独立编写教材,也可组织人员合作编写教材。我国公立高校教师编写教材具有教大自由,享有免受事先限制、免受教科书审定的自由。

   (8)选择参考资料的自由。教师有权指定教学参考资料作为讲授内容的补充,也可自行编写教学参考资料。指定参考资料可为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读物,自行编写参考资料仅限于内部传阅。

   (9)提升知识与技能的自由。学习自由不仅仅是学生的自由,也是教师的自由。更新知识、提高教学技能不仅是教师的义务,也是教师提升自身的权利,包括进修、访学、在职深造、短期培训、项目交流等,包括到国外进修、访问、学习的自由。

   (10)申请项目。教师有权申请各类项目和基金以支持自己的研究,丰富和深化教学内容,更新知识和技能。

   (11)参加教学与学术研讨的自由。教师有权参加各种机构组织的教学与学术研讨活动;有权与同行讨论教学内容,切磋教学技能与方法;有权与同行交流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学术问题。

   3.教学之外的活动中的学术自由。

   教师是公民,有权在教学活动之外从事学术活动。教学之外的活动须与学术有关,而不能是政治性的。教师有权就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专家参与国家政策咨询、参与各种学术项目的论证等。但是,教师在教学之外的言论并非代表所在学校和机构,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二)大学管理权

   公立高校享有自主处理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尽管教师享有有关教学事务的权利,但在实际上,这一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包括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议题设定除受国家法律、教育主管机关限制外,还受学校以及教学目标本身的限制。学校有权决定教师任职条件、资格、能力,如果教师违反学校教学事务的有关规定,学校有管理权和惩戒权。

   美国几乎所有州通过立法授权大学管理权,无数判例确保大学享有决定与教学有关事务的权力,以及教师言论是否超越界限争议之时的处分权,包括解雇、停职等。1985年,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审理Plarowski v. Illinois Community College一案,[26]波斯纳法官代表法院对大学自由与教师自由做出如下判断:第一,学术自由与其说是个人自由,不如说是机构自由。个人学术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一方面,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免予政府剥夺[27]。教师的学术自由从属于科学研究,不具有政治性。第二,学术自由在一般意义上等于教师自由,但又有不同。前者是大学的学术自由,后者是教师的讲学自由。两种自由都服从免予政府干预的目的追求。[28]第三,大学的学术自由与讲学自由存有冲突。第四,大学对学校教师的学术事务有管理权。学校利益的权重虽不足以正当化禁止教师在校园的任何地方展出色情和种族冒犯作品,但却足以令其将作品移到同楼的另一个房间。这一判决展示了美国判例法上对两种性质不同的学术自由的肯定,区分了作为学校(机构)的学术自由的管理权与作为教师自由的表现权,承认前者对后者的优先权。

   学校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体现在以下方面:

   1.决定课程设置。在服从国家法律和教育主管部门规章课程和科目设置的前提下,学校有决定课程设置的权力。课程设置是国家、教育主管机关和学校的权力,讲授何种课程、科目由教育部决定。就法学专业而言,16门核心课程是由教育部确定的,并且统一接受教育部的指导、监督、评估,包括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考核标准等。[29]学校有权决定特定课程的安排顺序和授课时间,包括安排在哪一学期、课时多少,教师对课程只享有很少的权力。

   2.指定或者推荐教材。原则上,教育主管机关负责指定教材,推荐教科书,公立高校有权在遵守法律和教育部规定的前提下自主决定教材使用,并且限制特定教材的使用。例如,公立高校的核心课程或者必修课应使用本国教材,外国教材的使用仅限于选修课、教学参考资料、研究、比较之用。[30]任何国家都会警惕和严防不友好的外国势力对本国教育渗透不良影响。1983年,美国声望卓著的国家委员会正式宣布学校危机(declared a crisis in the schools)。这份被广为引用的报告甚至将外国势力对本国教育的平庸影响视为战争行为,并且认为美国一直从事一种未经思考的单边教育裁军。[31]

   3.检查教学内容。学校有权对教学内容进行检查。教学内容不得偏离教学大纲;不得过多涉及与大纲无关的内容,东拉西扯;[32]不得讲授不属于本学科的内容;不得忽视或者遗漏既定教学内容。[33]大学设立教学督导员制度,通过听课评价教师教学。督导员可随时进入课堂,检查教师是否遵守教学纪律,是否按时上课,有否迟到、早退,课时是否符合学校要求;有权评估教师讲课内容、质量;有权对教学提出批评、意见、建议;有权指出改进措施和方向。

   4.决定教学方式。教学方式的选择应符合课程内容与教学目标,不得超出公众一般接受水平。学校有权决定或者推荐某种教学方式,对那些没有按照要求指定的方式教学的老师做出处分,包括调整岗位、批评、停职、解雇等。如学校指定某课程进行多媒体教学,如果教师没有能力或者不符合要求,学校有权处置。

   5.限制教学语言使用。学校有权决定教学语言使用。语言宣示一国主权,应使用本国法定语言进行教学,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不得以外国语言从事教学。[34]外国语专业不受语言使用限制。双语教学只能作为特定课程的试验,核心课与必修课应不得以双语教学。

   6.监督教学议题设定。学校有权就教师教学议题进行监督。教师教学应符合教学目标。其一,应尽力避免设定与科目无关的议题。其二,应尽力避免选择本学科的争议议题。教师传播知识与技能应采用通说,如果确实不能避免争议问题,教师应在不影响学生自主判断的前提下加以适度引导。其三,议题设定应符合主流价值,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管理科研项目与基金申请。学校全程参与教师科研项目的申请,项目申报须由学校办公室盖章,具体由学校科研部门管理和财务部门负责,所有项目须报科研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教师不得越级申请特定项目。科研管理部门有权组织重大项目的招标和竞标工作;有权对项目主持人的政治素质、科研能力、科研信誉、团队品质等进行评估,决定特定科研项目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主持科研项目的中期检查;有权对课题的政治性和学术性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建议;组织科研成果的上报;负责项目结项和评估工作。学校有权就教师科研项目基金来源进行审查,如果特定国外基金,包括国际组织、跨国或外国研究机构、外国企业项目带有政治倾向,教师不得申请。如果项目内容可能泄露国家机密,教师也不得申请。财务部门负责资金管理、使用,有权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审查。

   8.审查教学与学术会议举办。学校有权审查、决定、批准教师与国外合作召开的学术会议。教师须提前向学校有关部门汇报拟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时间、地点、议题、规模、参加人员等,学校负责登记、备案、审查和批准。

   

三、更宽的限制

   

   讲学自由不仅受国家法律的限制,还受大学或者机构本身的限制。除须服从公共福利和社会利益,受一般言论自由如不得侮辱、诽谤他人,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不得散布淫秽色情限制之外,讲学自由还受较之言论自由更多的限制。[35]

   讲学自由之所以受到更多限制,原因有五个方面。其一,教师作为公立学校之人员属于公职人员,须保持宪法忠诚。[36]讲学自由须充分斟酌职业公务员法律地位之传统原则而规定。私立高校教师固然不属于公职人员,但高校具有公益性,属于公营造物。[37]美国原则上不将私立高校纳入宪法审查的范围,但由于政府资助和卷入,实际上按照公权力对待,适用政府行为原则。其二,教师供职于公立高校,受特别公法关系规范。大学或者机构对学术事务有自主管理权,教师须接受大学或者机构的约束。其三,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公民的学术自由有差异。前者为“讲坛上的自由”,后者为“公共论坛上的自由”。[38]讲坛上的自由的主要职责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公共论坛上的自由不受限于知识和技能传播,而是面向公众的个人表达或政治宣讲。其四,讲学自由的规范领域与言论自由不同。讲学自由的规范领域是学术生活,带有专业性;言论自由的规范领域是政治生活或者公共生活,主要讨论公共议题。其五,讲学自由的规范意旨在于鼓励探索,激发个体创造力,释放表现欲望。言论自由的规范意旨在于促进政治参与。

   (一)宪法忠诚

   讲学自由必须保持对宪法的忠诚,德国、希腊、西班牙等国宪法明确规定讲授自由不得免除宪法忠诚。[39]宪法的这一形式规定是对讲学自由施加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是将教师等同于公务员的例证,因为只有公职人员才有宣誓忠诚宪法的义务。我国宪法宣誓适用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签署忠诚宣誓是美国教师获得许可证的一项必要条件。[40]何为宪法忠诚?或者忠诚宪法的什么?美国教师宪法宣誓严格限定于拥护政府、不得以武力推翻政府。我国宪法宣誓词如下:“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因此,我国宪法忠诚意味着教师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尊重宪法确立的制度,履行宪法规定的职责,不得叛国,不得煽动叛乱,不得鼓吹、支持、发表、传播、散发甚至帮助以武力、暴力或者任何非法手段推翻或者颠覆政府的言论和行为。[41]

   (二)不得攻击自由民主之秩序

   自由民主之秩序是现代国家确立的基本原则,具体指宪法确立的自由、民主理念、原则和制度,其意在于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暴虐、残害人民自由的极权政府体制。[42]攻击是指采取行动使对方处于不安全或者受威胁的状态,其内容包含鼓吹战争,煽动民族、种族或者宗教仇恨,宣传恐怖主义等。如果讲学自由使宪法确立的自由民主秩序处于一种不安全或受威胁状态,可在法律上构成“攻击”。“攻击”的法律构成可适用言论自由审查标准,美国判例法上形成的“明显和现实危险”可提供何种言论构成“攻击自由民主之秩序”的判断标准参考。

   (三)受制于宪法承认的其他权利

   讲学自由不得侵害宪法规定的其他权利。《西班牙宪法》在指出须尊重宪法承认的其他权利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宪法承认的其他权利的尊重,例如,个人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尤其不得侵犯未成年人和儿童权利。

   (四)不得破坏学校纪律

   教师是学校或者机构成员,教师的教学很大程度上由其所供职的大学或者机构决定,须尊重学校的规定,接受学校的约束。美国判例显示,第一修正案不保护他们免受雇主对其的惩戒。“当公务员依据其责任发表声明之时,不能被认为是作为公民为第一修正案的目的而发言。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他们免受其雇主的惩戒。”[43]

   (五)不得损害学校名誉

   教师作为学校的雇员,应维护学校的荣誉、名誉。在正常的教学活动中,不得诋毁学校声誉,不得从事影响学校声誉的教学活动。

   (六)不得侵犯学生权利

   虽然高校教师有自主决定讲学内容的权利,但是,讲授内容不得侵犯学生权利。教学内容不得带有任何侮辱、贬低、歧视特定学生的内容。教师还应避免灌输,以免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认知。

   (七)不得滥用讲学自由

   滥用指利用讲学自由达到非属于该自由的目的。讲学自由的目的在于探索学科规律、研讨学术、追求科学和真理,任何超出这一目的讲授即可属于对讲学自由的滥用。从国外的判例来看,利用讲学自由宣传宪法所禁止的言论属于滥用讲学自由,不受宪法保护。如宣传邪教、鼓励颠覆政府、散布有伤风化的言论,俱可纳入滥用讲学自由的范畴。滥用讲学自由的结果已非限制而是“剥夺”。

   (八)受特殊机构属性的限制

   讲学自由受制于教师所供职机构的属性。教师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讲授内容、范围、方式须受到机构属性的限制。例如,宗教学校禁止讲授进化论。在宗教学校讲授进化论与基督教学校宗旨相悖。

   无论是美国的政府雇员理论还是德国的“特别公法关系”,都意在展示公立高校教师的地位。公立高校教师类同政府雇员,虽然没有在政府工作。道理很简单,国家和公共财政没有义务保护自己的掘墓人,供职于公立高校的教师即使不为政府唱赞歌,也断然没有批评政府的权利,除非作为公民。[44]但是,教师作为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不意味着有权在教室批评政府。[45]而当公民依据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或者科学研究自由从事学术研究、发表成果或者讲授之时,属于公共论坛上的自由,受到较之教师言论更多的宪法保护。

   

四、我国《宪法》47条的规范领域与意旨

   

   讲学自由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还是仅仅属于教师的权利?是明示的基本权利还是默示权利?如何确定其规范依据?其权利内容包含哪些?其权利性质归属何在?受到何种限制?这些问题涉及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与讲学自由的关系,需要首先确定讲学自由来自何处。讲学自由究竟是《宪法》35条言论自由的延伸,还是第47条科学研究,或者第35条和第47条的竞合?抑或作为“大学自治”的核心的“学术自由”的应有之意?讲学自由的规范依据、内涵、性质势必不能依据外国法来阐释,须聚焦于我国《宪法》。[46]

   前已论及,言论自由的规范领域主要是政治生活,学术自由的规范领域主要是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化活动),特别是当我国《宪法》用两个独立条款分别规定言论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情况下,不能将讲学自由的规范依据认定为35条。就竞合而言,虽然第35条和第47条在内容上有重叠之处,但二者的规范目的显著不同。言论自由的规范目的在于促进政治表达,政治参与和监督,科学研究的规范目的在于真理探索,强调专业性和学术性。大学自治尚不属于我国宪法概念,且作为其核心的学术自由一语内涵多样,定义不明,难以将其一般原理作为我国讲学自由的根据。故此,应以我国《宪法》47条作为讲学自由的规范依据,并以此确定其内涵与性质。

   我国《宪法》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从释义学上看,第47条采取“双重保护模式”,既承认教师的讲学(研究)自由,也确认国家对科学研究自由负有义务,即讲学自由既是个人权利,也是国家义务。双重保护模式符合权利义务关系原理,承认讲学自由的权利属性和原则属性,以及消极属性与积极属性。[47]讲学自由既是个人免予国家非法干预的防御权,也需要国家创造条件即“鼓励和帮助”才予实现。德国“大学判决”一案展示了这一法理,讲学自由兼具个人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面向。宪法法院裁决学校成立评议、院务、任命委员会须确保大学教师的足够名额,否则即是没有为学术自由提供组织和程序保障。[48]

   《宪法》47条的主体是“公民”,意味着该项权利的普遍属性,即所有符合公民条件的人都享有科学研究等自由。但是,该条并未规定教师,是否意味着教师不属于第47条的主体呢?教师不享有科学研究自由?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教师是公民,理应享有科学研究自由。第二,讲学自由的内容是科学研究自由。第三,讲学自由是明示的宪法权利,也是基本权利。第四,讲学自由受到较多限制。教师虽然是公民,但是,根据《公务员法》,在我国公立高校就职的大学教师的地位类同公务员,须受大学内部公法关系即“学校与教师”关系的规范。

   进而言之,何以第47条是讲学自由的规范依据?或者,讲学自由为什么属于第47条的规范领域?作为独立法源,第47条规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其规范领域是“学术”而非政治,此其一。其二,在宪法解释学上,条文在《宪法》中的位置对解释有影响。[49]我国《宪法》47条位于“教育权”第46条之后,说明“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与文化生活”意在促进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文化发展,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与体现人民主权的言论自由具有不同本质。综合两方面因素,讲学自由蕴含在第47条公民科学研究自由的规范领域之内,并非言论自由的延伸,而是一种特殊与独立的自由类别。

   简言之,我国教师讲学自由并非来源于言论自由,而是一种独立权利。《宪法》47条既可以作为大学自治章程的依据,也是教师讲学自由的规范基础,还是公民科学研究和文化创作活动的来源。第47条应解释为:教师作为公民享有讲学自由,讲学自由是教师的一项基本权利,服从“学术”的真理探讨和科学发现,具有创造性。由于教师地位的公职属性,且大学作为公共机构的自主管理权受宪法保障,讲学自由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限制。除受《宪法》51条概括性限制的拘束外,即“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讲学自由的外部限制表现为立法机关有权对课程、教材、讲授内容等施加限制,[50]即法律保留。内部限制表现为学校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其自治权根据本学校的具体情况对课程及讲授的内容、方式、议题等予以限制。

   

结论

   

   一言以蔽之,学术自由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宏观的学术自由有三层含义:大学自由、讲学自由、学习自由,或者大学自由、教师自由和学生自由。大学自由的主体是高校,讲学自由的主体是教师,学习自由的主体是学生。大学自由的主旨在于确保学校自主管理学术事务免予国家不当干预,此所谓大学自治。教师自由又分为学校内的自由和学校外的自由,前者指教师的讲学自由,后者指公民的学术自由。讲学自由意在免于国家和学校的非法干预,其内容包括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公民的学术自由是教学以外的自由,指公民自由发表意见,思想免予国家的非法干预。学习自由的内涵是学习知识发展自我,也是大学阶段公民受教育权的内容。中观的学术自由包括教师的讲学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微观的学术自由仅为讲学自由,也是教师自由。除高校与国家的关系外,大学与教师和学生自由均存有冲突。

   教育命系国祚,攸关千秋万代之基业。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与传统原则决定了教师讲学自由的范围,限定了讲学自由的学术品质。申言之,学术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规范依据是《宪法》47条。公立高校教师是公民,讲学自由同样以此为据。教师身份的公共性使讲学自由受国家法律和高校的双重限制,讲学自由在仅限于教室讲台的前提下,不排除教师作为公民享有教学之外的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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