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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

分类:
学术争鸣
作者:
胡适
来源:
2017/06/26 23:36
评论:

   《益世报》记者把这个题目误刊为《中国问题的一个侦察》,也很有深长的意味,或者还来得更适切一点。法庭上的侦察是用侦骑的敏捷手段,用种种细心巧妙的方法破获案件,讯问罪状。诊察是医生临床验验体温,检查血液,化验排泄物,看有无病根在里面的意思。中国国势糟到这步田地,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化验来检察,鉴定一个病状,看看究竟患什么病,虽然怎样设法来救济,还可留待高明。

   昨天报载日本斋藤首相发表谈话,极端侮辱中国,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不配和日本谈直接交涉。前天汪精卫先生出国临别赠言中,也很感慨的说现在中国还是有军阀在割据称霸,或互相混战,不能称作统一的国家。仇人说我们不是现代国家,我们自己的政治领袖也说我国不是统一的国家。实在,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努力,失败在一点上,即是没有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虽然我们自己可以否认,说是一个国家,但九月十八最惨痛的国难纪念的前夕,山东的军人正在开始互相炮轰;今日的四川也在混战局面中。这种百孔千疮,东破西烂的局面,正足以证明我国新患的软弱痪瘫的病,好像一个头很大而屁股很细弱的患软骨病的小孩子一样,在国家的队伍中立不住,站不起来。

   中国所患的病状,为明瞭起见,可分内外两层来讲:内邪外感。从前我发表一篇文章《我们走哪条路》(记者按:该文见去年北平《晨报》及《大公报》)里面即说明中国内病之重,内病有五种,我叫做五鬼症:

   第一是贫穷。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贫穷是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然而中国在历史上实没有一个时期不贫穷的。贫穷到了为一角钱惹出人命,女太太因为一二个铜子而至打架吃鸦片上吊,因为五寸鞋面布而至于婆婆打死儿媳妇。这种消息是常见于报纸的。所以中国的穷不仅由于外感,基本原因尚在生产的不发达。中国人未尝富过,没有一篇旧小说是描写富的。

   第二种病是弱。中国人向来衰弱,历史上的诗人所歌颂的名士是弱不禁风,美人是工愁善病,是以风气相沿,体质愈弱。士人拿贫弱来骄人,以为贫弱既不能超脱,乃以君子固穷来解嘲,正如寓言上的狐狸,虽然想吃葡萄,却因为得不到,便说葡萄是酸的,本来不高兴吃。

   第三为愚昧。中国的病症,因为贫穷和体弱已很沉重,加以知识上的贫弱,便益不能堪。今日大家都说新教育破产,然而旧教育如何?在我们的父亲祖父时代,他们只用几个钱买书,一元钱便可将所用的书籍买全。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大学》《中庸》等等,高等的便是《诗经》《礼记》《书经》《左传》等等。只要将这些书念了,便可以中举做官,最高等的教育如此;更少数的人便是做点学问考据,吟咏诗词章句,做名士做学者。这中间《易经》只是卦辞卜筮,《春秋》是断烂朝报,《礼记》只是礼制典章,只有《诗经》还有价值,然而也只是一些情诗,几千年以前的诗。念的书是这样的书,做的文是八股文,试问对于知识上会有什么影响?试想想在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学。这第三种病症,实是中国的致命伤。

   第四是贪污。一般都说中国为礼义之邦,然而现在这种贪污的现象,却非任何帝国主义所造成,为国粹,为国货,乃由贫穷而来的。由老妈子买零物揩油一二个铜板以至高级官吏买军火,几百几千几万元的贪蚀,是同属一个系统的。

   第五是纷乱。中国内乱自古已然。历史上如李自成,如张献忠,如黄巢,如张角是最著名的。从前二百年或三百年一朝一代总有一次内乱。友人李四光先生曾加以详细的研究,觉得自周朝以来差不多每三十年或五十年,不是小乱就是大乱。在全国历史上没有长久不乱的时期,也没有一二省从未经过纷乱的时期的。这也是土货,国产;以后洪杨之乱,或不无与西洋接触的影响,然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却不能诿之外国影响,皆是自内而生的。

   因以上五种病症的结果,今日之外患,集外国之文化经济力量以俱来,固不能抵抗,即历史上外患,除匈奴外其遗族如契丹及羌氏、蒙古等皆莫之能抗,只要外国民族稍强盛一些,我们即不能抵抗。其原因即由于内邪所致。以工愁善病之质,弱不禁风之躯,如何去与他们对抗呢?

   在历史上我们的武力虽然不如人,然我们的文化却有过之无不及,因此我们被外族征服了之后,外族却常被我们同化过来。也被我们这五种内邪所迷惑,这五种病症所传染。结果匈奴契丹回纥蒙古满洲皆被我们所同化,皆传染上此五种病症。都是这几种外感文化低于我们的缘故。到了印度,则不出一兵,只派几个传教士来,用文化来征服我们。自唐代以后,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很盛,我们也常攘人去学经,去留学。他们的文化,是指示我们去作神仙去作菩萨,不是叫我们去作人.却是去作鬼。然而我们的文化却渐渐屈伏了。所幸历史上并无文武全才的文化来侵略我们,他们有武力,我们“传染病尚能勉强抵抗几千年。而印度只有鸦片烟,没有武力,我们也仍能存在。这样的征服一次.犹如打一次吗啡针,使我们增加抵抗力,而更故出灿烂的文化来,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样支持着。

   但是现在的时期已不同了,我们到了另一个时期,文化后面有武力,武力后面则是整个的文明,内邪既凶,外感益亟;从前仗着自己所谬认的“精神文明”,一次抵抗,二次抵抗.对付外来的文化和武力,而现在则武力文化经济科学万管齐下,所以不能再得幸免。所以九一八以后历有一年,还是毫无办法,竟至于请出班禅喇嘛来念经,叫民国以来的一切罪人,都来怍念经救国运动。传染病终于抵敌不过内邪外感的夹攻了。

   中国的五鬼,没有一种是可以持以立国的。在这新的世界,立国不但要靠武力,尤其要靠文化;外国人的科学没有不在我们之上的。最新的美国,立国虽仅一百多年,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却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余如耶鲁哈佛历史亦久。俄国更是新式的国家,莫斯科大学也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至于欧洲,更不必说,义大利有一千多年的大学,英国的剑桥也有八百多年,最新的柏林大学是创设于1810年,也有一百多年的所史。就是日本,东京的帝大,已七十多年,何以一个五千多年的老大国家,竟没有一所象样的大学,没有一处文化人材建设集中的地方?除了科举求功名以外,便没有人想到文化,在文化上努力的所谓国学,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国子监学生是可以拿钱捐的,只是一种官职,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没有一所大学,愚昧到自己不能自救,不知自求医药。直至现在我们看小说要到日本去,在本国住着感觉不惯;所有的统治领袖,只要自己能登台统浩,人家也就容忍着,任其妄为统治,其故犹是愚昧。

   此种现象,在过去犹可勉强维持,我们可以去几千里路,没有见到一个兵,一个警察,因为我们的祖宗,积几千年的经验,自有办法来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和平。比如无钱举办选文官制度,便用科举方法,以功名为饵。国家但订法制,即可向全国拔取人才,欲求功名者,亦自来应考。如想做官,只化一元钱便可将所用教科书买齐,再化二元钱,请一位老师,便可以读书赶考。起始考八股,再高一点点考策论。这样国家不费一文,也可以达到拔取人材的目的。方法虽然错误,但是制度是很公正的,虽然其中也免不了有弊端,原则上也很公平。一省选考举人,全国选考进士,然后抽签分发各处做官,甘肃人也许分发到江苏,江北人也许分发到江南,这样的互相调剂,不分畛域,也没有什么异议,即在不知不觉中间培养出一种有国家之存在的观念。当时的知识阶级,即是这样的被维系着,虽然交通行旅不便,也不顾一切的去应考,一而再,再而三,那再三没有考取的,也并不怨国家,只是自己嗟叹“命也夫”!

   所以以前的治理者,国家略夺建造的人,尚能够以制度来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感觉(National Consciousness),和民族主义。此外更有旁的办法如御史制度,道员制度,也可有相当的成就。因此令人感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存在,必定有他的原因的。譬如用考试方法来甄拔人才,在原则上很不错,而是最好的办法,虽然用八股是不对,那只是枝节的问题。当时因为激于内邪外感之夹攻,因怀疑八股科举,便将这考试的精神也一并除去,使二三十年来,没有文官考试制度,用人只是亲戚故旧,于是以前一点较好的办法,现在完全没有了,一点统一国家的影子都没有了。这样的国家自然是站不稳的。

   现在我们对西方的文化自然是接受的,但是我们所已接受的是什么呢?只是今日汽车,明日电灯,今天烫发,明天唇脂。这样的接受,因为内邪外感的作用,在现在的世界上还是站立不稳的,我们即使坐在汽车里面,也不会舒服,不会觉得这世界是我们的。

   中国的病,不是可以枝节救济的,譬如身体衰弱,我们开一次运动会来救济,身体是好了一点,可是金丹白面也随着进来,旧病未除,新病又来。现在不能仔细的分析五种病,和提出救济的意见,但就愚昧一项而言,如办教育,新式教育成绩不好,或者不是因为教育原则的错误,而是办理的不得其法。然而旧教育的成绩又在哪里?旧教育的几种性质不妨利用,但是决不能返诸旧教育。我们应该平心的想一想,教育为什么办不好,为什么不如人?个人以为关于教育的问题,有很可以注意的几点。

   (一)宗教在中国 最早的宗教是道教,乃是综合许多不同的下流迷信,归纳而成的,毫无存在的价值。其次是佛教,虽由外洋流入,其大乘小乘,讲神仙佛道,与道教同是虚妄的迷信,而没有文化人格的感化力量。宗教是无知识者的教育,是一般人所常常按解的,然而中国的宗教教育,仅有道德的制裁力。

   (二)文化基础 中国文化本很枯仄,几经淘汰,占有势力的便是儒家,儒教哲学除去荀子一派,便只有六经,是最枯燥无聊的东西,不能作为文化的基础。而西洋与孟子同时的为欧几立德,亚基默德斯,新造了几何学,发明了不少物理上的定律。有人把孔子比亚理斯多德,然而亚氏搜集了多少动植物的标本,更奠定了逻辑科学的基础。他们又以柏拉图比孟子,然而柏拉图曾说过:“不懂算学者不得入吾门。”而中国文化范围是这样的狭小,对于庄墨之学又肆意排斥,结果只余六经,这样单调的孔孟之学如何能作为文化的基础呢?

   (三)传记文学 中国向无传记文学,因此未尝有伟大人格遗传下为后人的楷模。《史记》《汉书》的传记绝不能去和柏拉图,绥纳芬以及刘德立许的苏格拉底传相比。虽然不少伟大的人格,文学家却没有去当作优美文学的题材,去作写生的对象。这很重要的传记文学,中国竟无丝毫基础。

   (四)母教 妇女占民族的一半,然而即连做人的资格也给剥夺了,一向对待女人,视同牛马,且更缠足以困之。这样的女子,哪里能够给子女以良好的母教。西洋的妇女在以前也是颇受歧视和虐待的,然而所受的教育是好多了。

   (五)通俗文学 中国一向对于通俗文学太不注意,殊不知它是影响民众心理最甚的东西。社会上领袖士大夫不注意,于是委之于妓女歌姬,成为诲盗诲淫的工具。把一种良好的领袖教育忽视了。

   到了现在,大家知道教育破产,教育不够用,便应当从这些基本原因上去求根本的改革,从宗教文学各项去设法补救。

   本题过泛,不能详言。然而我们至少应该根据这种论断,力自反省。不要责人,只须责己,应该自己拿镜子照照,详细检验一下,分析各种病症,努力不会白费,模仿不是耻辱。中国的病症,也许要在这种态度上求治。

   (本文为1932年10月25日胡适在天津大学的演讲,陈振汉记录,原载1932年11月10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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