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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匮乏、政治过度与文明危机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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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口原理》的第一章,英国人马尔萨斯开宗明义提出两条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有趣的是,两百年后,在一部备受好评、名为《三体》的科幻小说中,中国作家刘慈欣虚构了“宇宙社会学”的两条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两位隔了两个世纪的人,他们所谈论的,分明是同样的东西。马尔萨斯说的是食物的匮乏,刘慈欣说的是生存空间或安全感的匮乏,对应的分别是人口和文明的扩张,核心关注都是一个:匮乏世界中人的状态和选择。本文认为,把“匮乏”作为政治哲学的思考起点,才能理解现实政治在当下时刻的种种困境和乱象,而它的关键问题,又在于“匮乏”状态下的政治过度。

   

   

一、徐复观看英国

   

   关于“匮乏”引发的困扰,二〇一六年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事态,格外显眼。

   二〇一六年的六月二十四日,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竟然是多数英国人决定出走欧盟,脱欧派战胜留欧派的结果,让英国人自己、欧洲大陆都难以接受。这是英国人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久有成因?背后又在反映什么样的事实?将预告什么样的前景?

   先从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徐复观的几篇文章说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徐复观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在移居香港后,撰写过一大批国际问题评论,其中一些关于欧洲问题的评论,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就仿佛是在谈论眼前现实。

   兹举涉及英国的几篇文章为例。在载于《华侨日报》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题为《一个民族的衰老》的文章中, 徐先生谈起一件事情:他到阳明台看望孙哲生(孙科),孙先生问他:“你认为英国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徐先生举了若干理由,但孙先生都觉得不是主要原因,而在他看来,肇因在于英国工党的过分福利政策,养成了英国人民的惰性。

   徐先生当时并没有接受这种看法,但后来却转为赞同,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刊于《华侨日报》的另一篇文章《英国在向“吃光”主义迈进》中,他说今天的英国人之所以过得悠闲而安定,一是吃帝国时代存下来的老本,二是吃国家供应的各种福利金与福利设施。不奋斗还能活得好,英国人不知不觉已走上了一条好吃懒做的道路,英国工人在国家经济困难时也只想到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而不顾及其他。关键的是,英国政治家们为此提供了条件,他们为了争取选票,一味迎合选民心理,提出许多福利诺言,把对工人、对国民的贿赂涂上福利的美丽外衣,以作为争取胜利的手段。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在英国的发展,使政治家不断向民众的过度要求臣服,这终将使英国人有一天会吃光老本,英国的前途也将因此蒙上阴影。

   徐先生的那些话,是在四十多年前说的,当时一些睿智的欧洲政治家,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就曾说过一句名言:“我喜欢工人,但这是工作的工人,而不是懒惰的工人。”她主张要恢复英国的传统价值,要求英国人民奋发独立、自助而不是倚赖国家;个人向自己的命运挑战,自己创造自己的地位与财富。但撒切尔的担心和忠告,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而在西方世界之外,那些相对贫困的后发国家,羡慕欧美日还来不及,更是不可能觉得西方有什么“制度危机”。

   二〇〇八年发生的欧美金融危机,也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把欧洲和西方作为一种问题来谈的人,越来越多。像尼尔·弗格森、弗朗西斯·福山等,均对西方文明的衰败忧心忡忡。

   长久以来,中国人看西方,认为其制度优势,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刊于《华侨日报》的《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旋风和迷惘》一文中,徐先生则指出,由于个人主义的过度化,社会契约的契约性已经非常薄弱,一个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状态已被打破。

   关于契约伦理的损坏、民主与福利制度进入负循环,四十多年后的尼尔·弗格森的说法,与徐先生相似,他说如今在西方国家中,靠借债所维持的少劳动、多休闲、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寅支卯粮,把高昂的债务推给了下一代,它所打破的乃是代际契约,也就是上一代人不再想着要对下一代人负责,而只顾着自己的当前“幸福”。

   

二、契约溯源

   

   契约伦理为何会被毁坏?让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把目光从大西洋的一侧转到另一侧。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美国共和党党代会会场上,已经被正式提名为该党候选人的特朗普,面对在场万千观众演讲时声称,美国社会再也经受不起“政治正确”带来的损害,他将直面现实。他说:“我们将建起巨大的边境墙,去阻挡非法移民,去阻挡黑帮与暴力,去阻挡毒品涌入我们的社区。”仅仅几天后,在美国民主党党代会会场,一位非法移民上台申诉:“不是我们穿越了边界,而是边界穿越了我们,得州本来就是墨西哥的。”

   二〇一六年度的美国总统竞选,已被视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奇葩、撕裂的一次竞选。一个如此分裂的美国、一种如此颠倒三观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何而来?有人开始想起已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十余年前的那本书《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认为它早已为眼前美国总统大选的场景提供了注脚。在亨廷顿看来,外来移民和美国人口结构近些年来的巨大变化,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强化的“政治正确”话语及其实践形态,如今在美国内部已经转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并激烈表现在现实政治中。

   西方的“衰败”迹象、不见尽头的危机,也在颠覆人们以往的一种惯常认识,那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体系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能够有效化解各种问题和挑战。过去的老经验为什么如今却不管用了?恐怕还是应该回到政治哲学层面,要从西方“现代性”的发生处进行反思。

   现代西方政治的中心性议题,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区别于以往的封建国家,晚近以来流行的民族国家,是以新的规则体系重构了政治共同体。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在西方的最初兴起,它的一个基础性前提条件,是国家要承担起保障和改善公民权利的责任,而公民有服从国家并做出牺牲奉献的义务,包括创造财富的义务。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开宗明义认为“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不利于人类的生存,而为结束自然状态和形成政治社会,人们之间就必须相互订约以及单方面向主权者让渡权利,这个过程一旦完成,一方面,主权者或国家有责任保护其治下民众的安全,另一方面,民众又有义务服从主权者。按照霍布斯建立政治社会的逻辑,除非涉及民众的身体自由,民众在一般情况下都不能违抗主权者的意志,因为秩序是政治共同体赖以产生的第一要件,而政治共同体的首要使命,也是维护秩序。

   国家对公民的责任,首先是安全或保护责任。在欧洲进入“现代”以前甚至已经进入“现代”的漫长历史中,战争都是这一片区域的常态,安全物品的匮乏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欧洲各国。因此,对安全的寻求,成为各国普遍采用民族国家形式结成政治共同体的驱动力。人们恐怕不太容易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大都是在战争中建构起来的,不仅国家形式的更新动力,来自战争压迫,而且公民权利的普及,也是因应战争需求。来看《利维坦》中所陈:“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些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杂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霍布斯之所以这样来说,他心中浮现的图景,恐怕乃是不久前发生的英国内战,而这也是他写作《利维坦》、呼吁英格兰开展政治变革的主要动因。人们相互达成协议,将分散的主权收归一处,形成统一的主权意志,从而避免内战、防范外来威胁,“相信他可以保护自己来抵抗所有其他的人”,这种霍布斯称为“按约建立的国家”,正是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原始开端,而它也是其他“后发”民族国家发萌时的共性追求。

   没有战争驱动,很难想象公民权利会在近世以来大规模普及,也很难想象民主政治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后逐渐成为流行时尚。与以往世代的战争形态有很大不同,工业化时代的战争对物资的消耗空前增长、对人力的需求极大扩张,这使得战争必须获得全民支持才可进行,由此产生了现代战争动员制度,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广泛动员,使民众自觉参与战争进程,自愿为国家牺牲奉献,而这又要以通过承诺对民众赋权,调动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为前提。民族主义的本来含义也由此而生,一面是对外宣示主权,另一面则是民众身份由以往有等级的臣民,转变为人格和权利平等的公民,如此才可算得上是民族共同体。

   近代以来的战争大举推进了公民权利的普及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这触及了现代国家的建构主旨,即为了动员更多资源凝聚战争能力,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也,而在平权的情况下,才更有利于战争资源向心汇集。“现代性”的契约关系因此乃是双向的,即国家要致力于化解民众在安全感和权利上的匮乏,但民众也要为国家的存在、政治共同体的有效有力运行提供人力物力支持。这也决定了民族国家的契约关系,一开始并不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相反十分强调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付出。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前,权利至上主义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平权意味着平民也要分享以前只有贵族才有的权利,这就必须扩大国家资源,其途径是工业化和对外开拓。工业化需要人的良好劳动精神,对外开拓则要敢于面对各种危险,都要以民众承受一定的付出为基础。不谈公民义务只谈国家责任的伦理不是伦理,只会导致政治共同体的破产。

   归纳一下,这个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契约在早期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主要在于三点:

   (一)公民美德与国家责任相匹配。这个政治契约是双向的承诺,不只要求国家为民众做些什么,也要求公民为国家做些什么。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主要是提供安全保护;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是要以自己的合适行动,维护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治的有效运行。

   (二)精英治理与民众意愿相协调。民族国家的早期样态,民主并不是主要内容,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有限,精英阶层对国家的领导,在反映自身利益、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民众的意愿,而民众则尊重精英治理的现实,服从现有政治安排。

   (三)契约的运用在其政治边界内。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运行的,一旦突破这个共同体,将它扩展至更广泛的人群,就可能被侵蚀。在二十世纪来临之前,契约关系在民族国家的适用范围,都还是十分有限的,当时真正有公民身份或有选举权的公民,在整个人口中占比例还很小。

   契约往往会以一定的文化认同为前提。坐在“五月花号”上来到北美的那些人,具有相同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这种同质性是契约能够成立的重要前提。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也强调了这一点:“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它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名号,一定会经常提高你们爱国的光荣感,远胜任何地方性的名称。在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

   

三、政治过度的后果:契约瓦解

   

   契约的瓦解,导火索是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大举扩张其原有地盘、不断突入陌生领域和空间后,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而匮乏是无止境的。

   世界总体来说是个匮乏世界,不是物质匮乏,就是权利匮乏,而且匮乏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这个口号听起来十分美好,然而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话语陷阱,“匮乏”的边界在哪里?“匮乏”这个词一旦提出来,就会不断扩大它的边界,而人类的权利生产,永远也不会达到“免于匮乏”的程度。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如果被滥用的民主损害了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府的组织效能,民主终将不能保卫民主。霍布斯写作《利维坦》、华盛顿推动建立新国家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政府能不能组织起来、国家能不能有力应对危机。如果民主冲击了国家存在的底线,那这样的民主已不应在合理的政治议题之内。民众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约翰·穆勒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思考代议制民主问题时,曾经提出为防止民众因智识限制而不当使用决策权,应当修订“一人一票”的思路,让贤能者可以拥有复数投票权。

   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造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没有民主是难看的,错误的民主则是灾难。民主问题的背后是“政治”的定义问题,不充分的政治和过度的政治都是对合理政治的背离。

   一个很长时间远离了战争、享受着和平的世界,会加剧政治的过度。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伸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导致福利制度和民主政治双双难以正常维持,传统的政治契约陷于瓦解。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负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四、良性状态:政治适度

   

   从政治过度中,所该反思的,是什么才为适度的政治?所谓政治适度,乃指政治能够日常完好运转,民众的意愿基本能够满足,国家的长久未来没有大的忧患。达到这一目标和状态,不能不需要以下这些条件:

   (一)国家责任与公民义务的平衡。国家与公民是双向契约关系,双方都要有维护对方意愿的精神准备,对公民来说,这意味着为国家做出一定的牺牲奉献,以保障国家机体的健康。对国家来说,意味着对公民的有限权利供给。政治的基本功能是建立和维护秩序,权利要以秩序为前提,超出国家的承担边界、损害秩序的权利扩张是不正义的。

   (二)精英政治与民众参与的平衡。完全不顾“民意”的政治是坏政治,一味顺从“民意”的政治也是坏政治,公投的直接民主形式,已经越过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精英通过政党领导大众的政治类型,也超越了政治所可以承受之重,是对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平衡的破坏。在当代世界,更需要推进机制创新,使精英治理与民主政治相互消化融合,彼此都在恰当的边界内运行。

   (三)契约的扩展在其适应范围内。也就是说,以不破坏政治共同体的有效运行为前提。任何政治制度安排,都受到一些约束条件的限制,超过了这些约束条件所能承受的范围,适度政治就将转化为过度政治,契约关系就会解体,文明就会崩溃。

   政治过度、契约被侵蚀,常见的约束条件还有经济、人口和文化因素。近些年来欧洲和美国的乱象显著增多,是与全球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状况直接关联的,经济上的限制开始出现。人口和文化的限制,在今天的世界同样扎眼。欧洲和美国如今共同面临的情况是:大量外来移民所带来的人口结构改变,使人口的种族和文化构成发生巨大改变,颠覆了政治共同体赖以形成的往日基础。英国公投脱欧的一大原因,就是对欧盟的难民政策十分不满,担心英国也像欧洲大陆一样充满外来难民,如此可能导致英国“国将不国”,这使得新晋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二〇一六年十月五日的保守党大会上,竟然公开宣称英国不欢迎“世界公民”。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它曾长期不断突破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却没有出现大的内部危机,原因在于:其一,长久以来,美国的财富一直在增长,能够为契约在更多人群中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持;其二,美国的主流人口和文化,一直未受大的挑战。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来到美国的新人群,说的不再是英语,不再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体系为目标,与传统的“美国人”的共同情感也日益淡薄。美国的人口结构进入新世纪以来已发生巨大改变。《华尔街日报》援引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称,按人口年龄来看,在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4为白人,在18至34岁的美国人中白人仅占56%,在未成年人中甚至低于50%;从地域来看,全美36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370个县非拉丁裔白人人口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人口结构及其文化信仰上的变化,已经越出了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形成时的边界。而在美国式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下,新兴群体的到来与壮大,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不仅难以起到补充劳动力的功能,反而会对美国的社会资本形成巨大消耗,还会加剧不同信仰人群间的关系紧张。马尔萨斯曾经谈过的主妇之宴由丰裕变匮乏的场景,又在美欧上演了!

   适度政治转变到政治过度,因此主要与权利扩张超过了权利供给能力,导致“匮乏”不断被生产相关,这又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权利的内涵不断扩大,当国家不仅要保障公民免予束缚的消极自由,还要创造机会、保障公民拥有实现其尊严和价值的能力时,压在国家身上的担子,是成几何级数增长了;二是权利的适用人群不断扩大,逐渐突破既定的情感共同体界限。一个不问出身、性别、能力、宗教、族群、国籍的均等化的世界,如果能够建构起来,那当然无上美好,然而,它可能吗?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需要对“现代文明”做出透彻反思。以霍布斯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任何国家之中最大的弊端却没有不是由于臣民不服从和破坏建立国家的信约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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