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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导民主制:正当性与价值(上)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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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导民主制的简称是党导制,立宪党导制就是立宪党导民主制。在拙作《论立宪党导制》〔1〕中,我们提出立宪党导民主制是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规范,是与立宪君主制(对君主制进行立宪规范)和立宪民主制(对民主制进行立宪规范)并列的三大宪治体制之一。立宪民主制实际上指的是立宪党争民主制: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政党政治,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采取的是两党或者多党竞争制。然而,这样的界定容易使人误解为立宪君主制和立宪党导民主制不是民主制。立宪君主制中的君主有实君和虚君之别,所以又可分为立宪实君制和立宪虚君制,明治宪政时期的日本天皇是实君,昭和宪法时期的天皇是虚君。立宪虚君制多采取党争民主制和权力相互制衡机制,实质上也是立宪民主制。像英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现在的立宪君主制就是立宪虚君制,如此一来,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立宪民主制,也就是立宪党争民主制。民主制意味着政权为全体国民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是党导民主制,是民主制,“党导”仅仅是“民主制”的限定词。党导民主制包含两层内容:一党是领导党,其他党派是合作党;一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派是参政党。党争民主制可能是两党竞争或者多党竞争,无论是竞争议席还是竞争总统,其核心在于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竞争的。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是并列的两种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分,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并列的两种宪治体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别。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的政治合法性一直是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在主流的政治话语权中,党争民主制当然正确,党导民主制当然专制。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缺乏合法性;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

 

一、政治合法性与公共利益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正义的城邦将是一个工匠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不仅做得好,而且全力以赴,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只为他人利益或只为公益。〔2〕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3〕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4〕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美德支撑。孟德斯鸠所说的美德是什么呢?“这种美德可以定义为爱法律和爱祖国。这种爱要求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一切美德均源于此,因而也可以说,个人的一切美德也就只是先公后私而已,这种爱尤为民主政体所特有,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政府才被委托给每一个公民。”〔5〕也就是说,孟德斯鸠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基本相同:政体是否优良不在于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

 

二、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人人平等和人人自由的观念是从传统到现代逐渐传播开来的,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二波现代性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追求实现实质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二波现代性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第一波现代性的。所以,建立在第二波现代性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其目标是实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亚维利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由于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作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但因为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这种制度欠缺德性。

 

  在第一波现代性之后人们怎么过政治生活,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怎么能够实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倡导的德性政治,摆在了政治哲学家面前。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

 

  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卢梭试图建立一种有道德的现代政治,试图在吸收现代性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德性政治,其本质是试图解决权利和善之间的冲突。

 

  卢梭试图通过社会公约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缔约者立刻就不再是单个的个人了;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在全体会议上有多少成员就有多少张票的有道德的共同体。通过这一行为,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6〕基于公意的立法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即自我立法。服从公意就是自由,由此建立起基于自由的道德政治体〔7〕。卢梭通过每个人的缔约行为所建立的公意将每个人的私利与国家的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卢梭思想体系中的一对重要概念是对“公意”和“众意”的区分。“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利益”。〔8〕“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并非所有人所欲望的东西的总和,而是一切个别意志的普遍化。一个人的意志可以称为“个意”,部分人的意志是“众意”〔9〕,所有人的意志才是“公意”。“能够普遍化的意志一定是道德的,因为它要求的是在社会中一个人的意愿能够通过被所有人所意愿而转化为法律的必然性,为此它只能欲求全体普遍欲求的东西,而不能包含任何特殊的个别的目标,否则将立刻变质和瓦解自身。要言之,人能够普遍性地去欲求,这就是公意;公意超越一切私利,只关注公共善,在此意义上它是纯粹的善良意志。”〔10〕“众意”和“公意”的区分揭示出了近代政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个体自由与权威的关系问题,卢梭创造性地将自由与普遍性相联系,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屈从于个体的特殊的欲望,而是服从于普遍性的公共意志,从而实现自我立法。“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一定是道德的,因为普遍物一定是全体普遍欲求的东西,而不包含个人特殊欲求的目标。”〔11〕普遍性高于特殊性,一旦普遍性的公意成为权威,服从权威不过就是服从自身的意志,自由与权威的紧张就得以消解。洛克将国家建立在特殊性之上,黑格尔区分市民社会和国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等同于洛克的国家,黑格尔的国家建立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之上。卢梭本想将功利与正义结合起来,将国家建立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之上,为此他区分了人民主权国家的公共人格和每个人的人格,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然而在卢梭的社会契约所建构的国家中,个意和公意之间是没有空间的,公意直接指导立法,没有客观化为相应的制度,因此不存在特殊性而仅仅有普遍性。在卢梭的社会公约中,“每个结合者以及他所有的一切权利已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了”,〔12〕社会公约“使政治体对自己的成员拥有一种绝对的支配的权力”,〔13〕“为了使公意能更好地得到表达,就不能允许国家之中存在小集团,并让每个公民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表达他自己的意见”。〔14〕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根据的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然而这样的道德共同体主权常常成为侵犯个体自由的工具,因为人民主权者超越任何法律,是绝对自由的。“只有它才能使其他约定具有效力;谁拒不服从公意,整个共同体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这就是说人们要迫使其自由。”〔15〕正是因为卢梭的道德自由仅仅作为抽象的普遍性形式而存在,从而成为引发法国大革命“绝对自由与恐怖”的最根本原因。

 

  黑格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将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相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国家。黑格尔将普遍性赋予家庭,特殊性赋予市民社会,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赋予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16〕国家成了价值之源,成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

 

  马克思延续卢梭和黑格尔开启的道德政治,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从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阶段。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是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是由一个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和代表不同众意的多个被领导党合作与协商的民主制,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就是共产党。

 

  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道德政治?也就是说,能否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因为国民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国家只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全普遍性伦理的实现。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在现代性之后建立道德政治,我们可以在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三个阶段基础上加上第四个阶段,即一个普遍性的、德性的政党。伦理经过四个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不是国家而是共产党,国家是伦理的不完全实现,但共产党是伦理理念的最终实现。家庭伦理是通过爱连结的自然伦理,具有自然的普遍性;市民社会(经济社会)是伦理的丧失,表现为特殊性;国家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表现为部分的普遍性;共产党代表绝对的普遍性,是伦理发展的最高形式。

 

  第一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第二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

 

三、党争民主制缺乏合法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党争民主制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我们想当然以为不同党派提供的是同类公共产品,实际上不同党派提供的是符合不同类群体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同类公共产品。党派的竞争性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分布。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不同众意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共识的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如果社会群体是两头大中间小(分裂的社会),党派之间的竞争就像卖鸡蛋的人和卖苹果的人之间竞争,这两者的替代性很弱,几乎没有竞争性和公益性。

 

  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如果老百姓的利益是一元的,那么通过政党竞争所选出的政党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该党所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即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党争民主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多数还是少数,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党争民主制是平民制而非真正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通过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来实现消极自由价值。党争民主制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监督和拆台来限制党派的权力,从而限制政治权力,而三权分立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为资本权力张目,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党争民主制之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马马虎虎运行是因为中产阶级占主体,应用到多民族的发展不平衡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

 

四、对华盛顿和麦迪逊观点的反思

 

  现代民主是建立在政党基础上的。政党存在于当今的绝大多数国家,政党的发展和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政党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对现代政治的运作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

 

  在很多人看来,政党好像是一开始就有的,党争民主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实并非如此,政党政治仅仅开始于19世纪初的美国,而且美国之父华盛顿曾经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党政治。1794年,华盛顿在给杰伊的信中抱怨“私相勾结的团体不停地竭力播撒猜疑、嫉妒,当然还有对国家不满的种子”,如果不加制止,它们就会摧毁这个国家的政府。〔18〕也就是说,在华盛顿看来,党派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华盛顿所列出的党派政治的弊端有:政党“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策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19〕华盛顿的这段话概括了现代人非难政党的理由:一是助长贪污腐败,妨碍行政效率;二是分裂社会,造成冲突;三是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四是使国家门户大开,无从抵抗外强的影响和渗透。〔20〕

 

  关于党争民主制的弊端,可能再也没有人比麦迪逊认识得更清楚的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21〕第十篇提出党争民主制是对联邦最大的威胁。〔22〕在开篇,麦迪逊就明确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联邦能够保证的许多利益中,再也没有比制止和控制狂热分裂的趋势值得更正确地加以发挥了。”〔23〕对于民主政府来说,最大的腐败来自于混乱:“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会议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腐败的不治之症;而这些情况始终是自由的敌人赖以进行最为华而不实的雄辩的特别喜爱和效果最好的题目。”〔24〕混乱之所以大行其道恰恰是以“自由”这一人们最珍视的最神圣的权利为借口的。正像中国底层老百姓一样,美国老百姓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到处可以听到我们最关心而善良的公民以及拥护公众信用和私人信用、公众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人们抱怨说:我们的政府太不稳定,在敌对党派的冲突中不顾公益,决定措施过于频繁,不是根据公正的准则和小党派的权利,而是根据有利害关系的占压倒多数的超级势力。无论我们多么热切希望这些抱怨毫无根据,但是已知事实的证据,不容我们否认,这些抱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25〕麦迪逊发现,“这一切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党争精神用来败坏我们公共管理的那种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我理解,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26〕党争民主制的价值不是“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集合利益”〔27〕。

 

  我们可以以此总结出,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就是反民主精神的。华盛顿针对党争民主的弊端开出的药方是禁止结党,麦迪逊开出的药方是“控制其影响”。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没有政党做纽带,政治必然是保守的,所以华盛顿的药方并不可取。麦迪逊认为,“消除党争危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原因,另一种是控制其影响。”在麦迪逊看来,党争的原因不能被消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倘若一个党派的人数,尚未达到全体的半数,治疗办法是共和原则,通过多数正常票决,击败少数的有害观点:少数可能干扰行政,可能震动社会,但是,在宪政下,他们无法执政,无法掩盖他们的暴虐。倘若一党一派包含了全体的过半数,民众政府形式,反而促成多数党牺牲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实现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激情和利益。”〔28〕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确保公益及各种私人权利,制止这种党派(译为‘党争’更好)的危险,同时又保全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是我们的探索要寻求的伟大目标。”〔29〕麦迪逊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代议制来限制民主,即采取代议制民主,称为共和制。在他看来,“直接民主制与共和制有两大差别:一,共和制,政府的权力,汇集在其他公民选出的少数公民手中;二,共和制可以延伸到众多人口,扩大国土。”〔30〕麦迪逊又论述到代议制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党争民主的问题,只不过是更加有效地提出问题。“第一个区别的后果,一方面,可以改进和扩大公众的视野,由当选的一批公民,担任媒介,上传下达。这批人的智慧,能辨别国家的真实利益,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不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或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和正义。这种管理体制,议员代表人民,发出公共呼声,更符合公益,比起人民直接聚会,表达得更好。”〔31〕那么是不是所有议员的识别能力和道德品质比选民更优呢?麦迪逊的答案是:不一定。“另一方面,这种后果,也可能倒转:具有党性派性的人,带有地方偏见的人,带有罪恶企图的人,通过阴谋诡计,通过腐蚀拉拢,通过其他手段,先骗取选票,然后背叛选民利益。”〔32〕由此,麦迪逊寄希望于通过建立联邦而形成的大共和国更能够阻止这类政客得逞,这也正符合联邦主义者的需要。事实上,麦迪逊回避了比阴谋政客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选民从自身利益出发选举议员,议员由于职业伦理的要求而具有党性派性,他仅仅是部分选民利益的代理人,而非公共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代议制民主和大共和国最多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争民主制只能代表部分人利益的问题。而且大共和国的条件本身是与党争民主相背离的,因为党争民主常常是分裂社会的。正如上文所述,这已经被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所验证。

 

  麦迪逊控制党争后果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党争的祸害的,因为结果已经发生,对其再怎么控制都是有限的。按照常识,控制原因是控制结果的有效方法,治病必须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才行。那么麦迪逊为什么仅仅企图通过控制党争的后果而回避从根本上控制党争的原因来解决问题呢?因为麦迪逊认为病根是不能根除的。在麦迪逊看来,消除党争原因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另一种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关于第一种纠正方法,再也没有比这样一种说法更确切的了:它比这种弊病本身更坏。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33〕“第二种办法与第一种办法同样愚妄、行不通。只要人的理性,依然出错,只要人还有自由,施展理性,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只要人的理性和自爱继续相连,人的观点和激情,就会循环往复相互影响;观点总是激情的依附对象。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于是生出产权,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保护人的天然才智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的千差万别,无法拉平的聪明才智。随即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产权占有;各有区别的产权所有者,感情、观念,都会受到差异的影响,由此,产生社会分化,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党派活动最为常见、最为持久的根源,在于千差万别、互不均等的产权分配。”〔34〕可以看出麦迪逊认为形成党争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自由,更准确说是结社自由;另一是财富不平等。但是这两个原因并非麦迪逊所言的不可控制。首先,结社自由并非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公共领域的自由总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为了国家统一、人民幸福和个人自由,对于结社自由做出适度的限制是必要的。其次,财富分布的不平等也是可以适度调节的。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保护人的天然才智应该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是创造财富的动力,我们的制度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然而为了社会的和谐,对于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进行适度的调节是必要和可行的。所以,通过对形成党争的两个根本原因的适度控制完全可以控制党争的结果和社会的混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麦迪逊的本末倒置:首先,完全的结社自由就意味着党争,而党争实质上是选贵。倡导对私有产权的绝对保护更是赤裸裸地为资本的自由张目。

 

  党导民主制是解决党争民主制弊端的根本出路。首先,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是有德性的代表公意的政党,对有德有能的公民开放。民主党派则仅仅代表各个不同阶层众意,是合作党和参政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能够避免党争民主的混乱。其次,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并以此为公意提供经济基础,党导民主制建立在多元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在麦迪逊所揭示的两个原因中,财产权是更加根本的原因。下文将对党导民主制中的财产权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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