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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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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缺到过剩

   

   1.当前几个历史性重大变化

   有几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上的过剩时期。俗话说“饱汉不识饿汉饥”,站在过剩的时代,不容易理解短缺时代的问题。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坚船利炮是一个制胜的法宝。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而一旦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资本短缺是最大的短缺,那个时代奢谈“市场”,等于“何不食肉糜”。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想拥有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别的国家的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在不使用时是纯消耗,并且为了维护,还需要不断上油、擦洗,还要有人看管,这些都不产生正向的投资回报。当然,另外一种使用方式就是形成国家军事力量来防止侵略。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军事工业产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别国,获得别国的资源和市场。那么,那个时候不搞军事工业,按“比较优势”搞来料加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的话,人家会来侵略。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事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没有回报。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作“资本极度稀缺”。

   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两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说,可以引进外资,通过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这当然很好。但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瞬间变成外债负担;如果像中国这样资源短缺,或者初级产品不足,就几乎不可能形成所谓“替代”。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债务国主要是希望进入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以负债的方式进入工业化。

   其中有些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了,从现象上看通过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就形成了贸易盈余,由此就可以还债。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不多,比如“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人们提到“金砖四国”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说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四国还包括俄罗斯。不过俄罗斯早在帝俄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只是后来经历了两次灾难而已。这些后发国家基本上还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被叫作good student(好学生)。在西方看来,这些国家可被纳入国际主流。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总数多达190多个,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大多没有能够进入工业化,为了工业化而引进外资所形成的债务就转化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且不断地引发债务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入了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一种发展陷阱。很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在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问题是资本极度稀缺,但在完成工业化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进入了过剩。

   资本在过剩的时候,我们应积极投资,不能贸然紧缩。问题在于向哪里投。而这些问题都不属于困扰我们前人的短缺问题。1998年马洪和陆百甫这两位在政策领域中很有影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当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归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更为直白地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由此针对性地建议希望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最早提出新农村建设,就是在1999年中国经济论坛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之后新农村建设就随“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逐渐引起重视,终于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这一代新的领导集体确定为“十一五”八项重大战略之首。

   我们不能把今天的问题写成过去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为了处理我们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前人。因为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以我的表达更为直白: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

   产业、金融和商业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银行给各个商业银行,于是出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两年前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已不止70万亿元,现在应该已经在90万亿元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央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比如你向银行存100元,银行只能用出去50元,剩下50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太多了,淤积在银行了,即喜剧演员戏称的“不差钱”。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互相依赖的。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向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会投,不投又导致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业领域的竞争,都不是因为投资环境恶化,而是由于商业布局过剩,商店太多,因此实力弱的只好靠假冒伪劣,才能有点薄利。如果规规矩矩经商,老老实实纳税,一般情况下都意味着亏损。

   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利润率就下降了。所以,试图在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完全过剩条件下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大环境不好。因此,这种主观愿望和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以及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

   总体来看,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无论主观如何,制度成本过高是必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当学校的老师们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约关系、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阿娇在唱着昨天的歌谣”。我们不能再听过去的歌谣了,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今天当出现严重过剩的时候,再用过去的歌谣说不清楚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可以理解教科书是没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当代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就至少应该知道时代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即我们已经在世纪之交告别了短缺,当今这十年,被称为迎来了“过剩的十年”。

   第二,政策体系与制度取向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与过剩时代不同,资本稀缺派生出来的问题是: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的第一个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国内思想界简单地搬用某个欧洲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偶发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这种观点,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过去都是极左的错误,更是有点荒唐愚昧。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客观上不会有形成所谓左的错误的条件,即使有错误,也只可能是极右的错误。因为,这时无论以任何名义建立的政府,其政策体系都一定是亲资本导向的。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也必然是不论何党何派、何种政治体制、何种意识形态、谁为政府领袖,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请考虑我提出的这个客观规律: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亦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家说与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2. 超越意识形态建立研究框架

   还是从近代说起。

   其实,清末无论是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当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业化。如果说,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只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爷”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在那个年代则是已经开展“师夷长‘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进。所以,在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经在教育、邮政乃至政府体制上开始试图一步步地采用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1890年以后的现象。

   只不过,那个变革时代仍然有很多问题属于内生性的传统矛盾,像外部的帝国主义一样,这些内生矛盾也在瓦解着清王朝。比如,四川的保路运动今天被意识形态化以后,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话语,很少有人敢于怀疑。但它称之为事件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会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绅勾结或官商勾结,把国家用来筑路投资的路款先都用来内部“跑冒滴漏”了。政府无奈之下,就提出将修路工程转包给洋人。这至少是很少被关注的负面背景之一。正面背景也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因素,但出于构建革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把负面的掩盖掉了。

   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会问:清王朝难道是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封建制吗?稍微研究点世界史就应该知道,中国算是世界诸国之中最早告别封建制的国家。如果说中国自秦完成统一就进入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国家历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种诸侯名义上认同国王的封建制度,那么,中国告别封建制已2500年有余。所以,武昌起义的历史属性,还有很多相关的故事,至今还没有被写入正式的教科书。

   当我们不再用这些年苦心建立的意识形态来思考历史的时候,会有很多供我们重新讨论的角度帮助人们开拓思路。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清王朝是反动政权呢?不是简单地说它反对现代化,而是说清王朝的现代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这绝对不是说构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错误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经是高度有效的,尤其是在推动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时,是唯一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于,国家在资本为零的条件下,想要动员劳动力,成规模地、而不是个体地,投入于大型基本建设来替代资本的时候,它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经典理论讲的是K和L的关系,K是资本,L是劳动。我们那个年代所做的无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资本稀缺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来替代资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所谓秘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动员劳动力,不可能告诉大众说我是资本你是劳动力,你的剩余被我占有,你给我干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动员了普通大众,成规模地近乎无偿地投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

   请注意,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比较:历史上,能够以成规模的劳动来替代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国家层次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只有两种时期:一是西方历史上两次发生过的大规模奴隶制时代,二就是中国人以集体化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革命时代。两者性质根本不同,西方奴隶制时代人们投入劳动是被强迫的,而中国的革命时代劳动者的奉献基本上是自觉的。因为两者性质不同,中国才有像雷锋、王进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英模。这就是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在这个体系影响之下,产生了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投入来完成国家建设的广大劳动者。他们确实不是奴隶,而是英雄,是把中国推向现代化的真正的英雄。

   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个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用于劳动群众动员非常有效。我们当工农兵的时候,也是被革命意识形态所彻底动员的,促使我们把全部劳动剩余价值贡献给了国家。后人对此应该给予足够尊重,不仅因为它曾经有效地动员了两代人,而且这是中国能够短期并且低成本地形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之一。

   因此,即使退一万步说,继续把那个年代作为中国人的英雄时代,总比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要好得多!今天的中国人至少还得承认那时候人们的劳动是有巨大价值的,那时人们的贡献对于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国家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否定中国前三十年的奋斗,这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客观表述。

   中国发展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个客观经验过程,可以以多种方式加以表达,特别是社会科学,其本身就是构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至于怎么去表达,取决于各种学者群体的政治目的或者各种政治家们从属的利益集团内生的价值观。

   我这种肯定革命的说法,也许会引起很多的批评,现在的主流似乎不是我的这种说法。希望大家理解,我们之所以要充分肯定革命意识形态的国民动员作用,尤其是它在资本极度稀缺时代完成原始积累的作用,主要是因为,这对于当代任何尚有理性思考能力并且认同民族国家竞争力的不同利益集团,都有正外部性。

   

中国百年工业化的真实经验

   

   1. 地方实力派主导的清末洋务运动

   从清末被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中国就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白银储备第一大国,很快地演变为白银外流、资本极度稀缺国家。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连续的战败和赔款,使得中国上层建筑连同军队都“被鸦片化”,国家不再有维持财政基本开支的能力,更遑论追加投资去进入工业化。何况,民间经济已经竭泽而渔了。于是,中国早期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虽然也是想“坚船利炮、富国强兵”,但毫无疑问作为工业化组装形式的军事工业——不具有设备制造的能力,只能进口部件来组装。

   100多年前早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一步,那既不是民办,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恰恰就是军事工业。这对于后世统治集团,它还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路径依赖的作用。此后历代,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一再强调要有军事工业。邓小平说过:如果我有8000万吨钢,就什么都不怕了。现在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有数亿吨的钢产量了,但忧患依然。因为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当年的问题。

   我们教科书把晚清的工业化说成是从官办到民办,其实自从帝国主义开始瓜分中国以来,即1840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李鸿章在东南坐镇,那次叫“通电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经与地方分裂了。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当时已经把中国瓜分了,那时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师、淮军、湘军,都属于以中央政权为名的地方军事势力。而湘淮两大派系的互相斗争,演化为后来淮系李鸿章的海防论和湘系左宗棠的陆防论之争。据此,洋务运动的实质,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军事工业,以壮大本地的军事实力。

   自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清军的八旗主力作为国军已经完全没法作战,相当于国军的八旗已经完了,地方部队的绿营也完了。代之而崛起的是乡村民兵、地方团练,湘军本是湘团民兵,后来打下了江浙,占领了富庶的地方,进一步发展则是本属派生之淮系北上,扩展到山东和河北;同期,则是湘系西进,整个中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了。那个时候,在各个重要城市发展工业的,主要是各种地方势力。

   后来的故事就多了,比如说“老佛爷”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造园了,最后海军就剩下颐和园里那条石头船……根据这些线索,文学家可以编大量故事。但真正研究历史事件之间规律的,可不敢这样说。我提出一个问题:当时淮系要军费去加强其军队,但那是风雨飘摇的满族贵胄能够依赖的中央军吗?很多事件放到今天我们重新来看,都不是现下社会上流传的故事。

   深入探究可知,其实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工业,客观上恰恰是压垮清朝这个病入膏肓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直接表现就是1900年,尽管各地都有军事工业,都有军队,但是拒不勤王;中央政府只好借助没有任何军事装备的义和团……

   从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那个年代,各种各样的地方势力崛起,使得客观上已经解体的清王朝最终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接着,各个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即所谓风云四起,军阀割据成为大趋势。

   事实上,地方割据成了大一统王朝之后必然重复性发生的历史现象,当中央王权衰落的时候,以前的历朝历代不都是帮会四起、割据盛行吗?因此,我们讲“半殖民地”时,不要漏掉“半封建”,讲对外救亡时,不要忘记内生矛盾。

   中国人实在是被迫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无论用什么手段,谁能有效地形成再度大一统,对历史都是有贡献的。可惜谁也没有成功,是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领袖。

   

   2. 民国“黄金经建十年”

   我们先讨论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

   大家都以为他倒行逆施、反动派等,当然这是“话语正确”,包括我自己从小就是听着这话长大的。但是,古话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有其他的失败原因。

   自20世纪20年代起,蒋介石就基本上完成了名义上的国家大一统,当然这是以孙中山的名义,以国民革命的名义。名义上统,实际上没有统。因此,蒋介石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党的总裁而非国家元首,他很小心,总理这个名义已经是孙中山了,他不能叫;总统还没经过选举当然也不能叫,只能叫总裁。他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裁,也是先有军,后有党,再有国,或者说先有军权,后有党权,再有政权。这都属于清末以后政治进程中的一个路径依赖的制度演变过程。由于他的军事力量是全国最大的,各地地方军阀为了避免正面冲突,降低与中央的交易成本,而认同自己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了,但各征自己的税,发自己的饷,各穿自己的军装,备自己的军械。所以就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大烟枪,等等。主要是靠各个不同的地方军阀自己实行地方治理,这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矛盾重重,但总之这个国家在趋向于要完成大一统之后的国家正常化进程。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民国“黄金经建十年”。大局甫定,重归一统,民间经济自然恢复,于是出现了当时中国构建工业经济基础的十年。国家军事上一统,接着经济上出现高速增长,似乎对民国的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无论1921年中国共产党组建之后怎么发动革命和暴动,恰恰是在这个年代逐渐式微,剩下的是星星之火。民国经济发展了,客观上造成了革命的条件弱化了。

   那么,为什么到30年代中后期革命反而又起来了呢?因为发生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重大国际性事件——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欧美。

   危机期间带来的一个现象是通货膨胀,伴随贵金属价格上涨。这与今天滥发美元造成通货膨胀、黄金价格飞涨一样。贵金属价格上涨当然包括白银价格上涨,那么白银价格上涨为什么对我们有影响呢?因为中国一直到那个年代还是白银本位的币制,街面上流行的是袁大头、孙大头,就是银圆,官府和富商还都是用白银作为主要的财富储藏方式。一个银本位的国家突然遭遇世界范围内的银价大幅度上涨,而原来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曾经跟民国政府签订过白银协议。因为中国不产白银,要大量地从美洲输入白银,中国才能不断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但是,因银价上涨,美国单方面取消了白银协定,并且从1934年开始大量提高美国的白银收购价格,这就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白银危机,即资本短缺危机。同时,因为那时已经发生了1931年和1935年两大日本侵华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为了控制中国,就要摧毁民国的经济基础,也从中国大量收购白银。于是,美国和日本抬高价格在中国大量采购白银,从而导致中国出现了白银危机,迫使1936年民国政府宣布取消银本位制,改为发行纸币。一发行纸币立刻就贬值,因为金银大量外流,储备不够,没有发行纸币的基础,因此这个国家从此进入了以通货膨胀为主的长期经济危机。

   接着就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借着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机会大规模侵略中国。于是,中国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本是星星之火的革命得以迅速扩展。蒋介石想靠英美日得到稳定的国际环境,但帝国主义不买账。这就是民国没有能够稳住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国更是没有硬通货和贵金属储备,只有靠战后美国援助维持,但也只维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之际,满大街就都是滥发的纸币,有的地方滥发到以亿为票面单位的程度。此时,民国的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崩溃了。

   所以我说,民国先亡于财政金融、亡于经济崩溃,后亡于军事失败。蒋介石也想解决“半封建”问题,但是,他无力解决帝国主义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是通着帝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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