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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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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新中国成立60年4次外资8次危机

   那是个战争年代,民国政府70%以上的财政都用于军事开支。当集中在城市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一崩溃,就没有支付军费的可能了,无论有多少军队都不能维持财政崩溃的政权,于是,就被虽然没有财政、但靠农村老百姓支持的共产党军队,摧枯拉朽地打败了。毛泽东说,共产党是靠“农援”打败了“美援”。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纳入考虑,有利于开拓思路。也许,政权更替的主要因素还是革命战争的迅猛推进。但即使这个判断成立,我们也得知道,中国革命战争中,对最大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动员,就是宣布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革命战争从民国时期起就叫作土地革命战争。孙中山发动了一次,被蒋介石搞歪了,共产党搞了两次,这三次都叫作土地革命战争。土地战争的核心动员机制就叫作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却不是近代才有的说法。

   大家可以去查证,中国人当代的很多话语都是当代才有的,比如政治、群众、阶级、政党,所有这些耳熟能详拿来就能用的话语,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不是从中国人的经验中产生的词,当然是外来的;但耕者有其田,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正确”的概念。对农民来说,它并非是现代意义的革命口号,而是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动员口号。

   我赞成“农援”打败“美援”的说法。主要理由在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所遭遇的是民国年间金融危机的延续,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最高月度通货膨胀率38%。原来各解放区印的钞还在老百姓手里,比如华北票、东北票,都还要继续流通。早年开始跟苏联谈判给中国工业建设支援的时候,一个苏联专家给2万斤小米的工资。当时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折合3000多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折合2400斤小米,局长级工资折合1800斤小米。聘请1个苏联专家的费用折合6个国家主席工资。

   为什么1950年用小米为单位计算干部工资呢?因为农民革命时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价物。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蒋介石把国库剩下的一点黄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发行纸币一定是毛票子——没有国家储备——新中国也没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解放了几亿农民,那只能拿小米——农民最认的东西——来当一般等价物。同时期银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不是说存款人扛着白布上银行,而是今天存的钱到取的时候还能买到等值的白布,此所谓银行“存三白”,因为国家没有条件建立货币信用。所以,1949—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遭遇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乃是1936年民国放弃银本位开始发行纸币以来延续了20年的通胀危机,而并非新中国政权因为“左右”问题造成的。

   那么,新中国的货币体系是什么时候才正式建立的?中国真正使货币成为货币是什么年代?我认为是直到1998年开始国家银行体制改革,货币体系与财政相对分离之时。

   1992年中国因财政补贴压力太大而放弃了“第二货币”——票证制度。当时一户人要想过日子,手里要有一大把票,除了粮票,还有油票、线票、火柴票、香烟票、肉票、布票、米票……每家有各种各样的本,副食本、粮本、煤本,等等。因此,第二货币体系是非常管用的,比第一货币体系厉害很多。其实一直到1992年取消票证制度之前,中国实施的是“第二货币”为主的货币制度,否则早就通货膨胀得一塌糊涂了。因为这些票证有效地抑制了庞大人口的消费,使政府尽管可以增加发行货币,但不至于构成全社会因为消费而拉动的恶性通货膨胀。至少,不能拿现在一般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来衡量我们的过去。

   1992年,我国取消了“第二货币”体系,才让人民币成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具有了一般货币的基本职能;此后货币大规模增发,到1998年银行与财政才正式分家,中国才算开始进入相对比较独立的货币体系建立过程;到2001年、2002年才完成了中国现代纸币体系的建设。

   从1936年到2002年,中国这条货币化道路很漫长,经济和社会代价都很大。如果做当代史的阶段划分,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危机,乃是民国时期白银外流引发币制改革所留下的危机,那是根本不可能靠现在可想象到的任何经济理论来解决这场危机。

   那时候,中共两大改变危机的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是中国85%的人口都分了地,农民回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非货币化特性,有没有纸币都没关系,任何一个经济多元化的村子都可以自我谋生,自给自足。所以,占人口85%的农民离开了相对现代化的城市经济,只要不动他们的土地,就可以自我发展。这样85%的人先稳定下来了,并且能够定期地提供他们的剩余农产品。

   第二是朝鲜战争。今天,当朝鲜半岛局势重新紧张,黄海在闹事的时候,最大的赢家还是美国,这个不言而喻。当年朝鲜战争,西方很多人说是朝鲜侵略,搞错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北朝鲜因为是劳动党领导,所以迅速推行了土改。类似于我国在西藏的边缘地区,像西康、云南、青海等有藏族土司的地区全面推行土改,只维持藏区不土改,于是推行土改政策的藏区的土司奴隶主纷纷逃往拉萨。同理,当北朝鲜全面土改,农民都得到土地的时候,原来的地主富人大约几十万人逃往南朝鲜,因此南朝鲜政权更加坚定地反对土改。但是南朝鲜的农民不示弱,连续几年的农民游击战争,最后打到了汉城郊区,到1949年南朝鲜政权虽然控制汉城,但在郊区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朝鲜战争爆发和不同国家介入朝鲜战争,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一般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10月,但对朝鲜而言这场战争始于6月,对于美国而言,也是6月20日战争一开始立刻进兵台湾海峡,对中国实行封锁。但西方认定中国参加了对南朝鲜的“侵略”,并且联合国也对中国进行制裁。所以,中国1950年6月刚刚建国不久就被联合国制裁,被西方封锁了。而在投票制裁中朝的安理会决议时,苏联代表缺席。据理,苏联是常任理事国,可以投否决票,但苏联没投否决票,个中缘由留待今后众人探讨,总之这是一场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格局的重要的局部战争。

   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为中国说话,抗美援朝打胜了,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上有了话语权。同时,这是一场把想中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中国打入苏联阵营的战争,从此中国必须站在苏联一边,成为紧密战略同盟。这就是朝鲜战争背后的大背景,很少被人所讨论的事情。因为中苏建立战略同盟了,苏联一改1945年把日本在东北所留下的全部设备连螺丝钉都拆走的做法,向中国东北境内大规模输入战争装备,这就意味着中国有了突然从天而降的军事工业,于是获得城市经济陡然起飞的效果。

   总之,1950年中国从严重的民国遗留的经济危机转变成经济高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改剥离了85%的人口与现代经济的关联,于是乎经济相对稳定;二是朝鲜战争“打”来了军事工业,让中国经济陡然起飞——如果看GDP曲线,“噌”地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国立刻进入经济高涨时期,明显过热的高涨。也因此,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制度演变。

   抗美援朝让中国第一次在列强主导的世界上有了地位,苏联给了中国156项援助,但并不白给,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构建权在于投资人或投资国,即资本出牌。这一条不因国际共产主义原则而改变。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国被从天而降的朝鲜战争“打”来的苏联资本也是外国资本,这个资本同样要对制度建设说话,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的引资国按投资国的给定框架来构建本国的政治体制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涉及的是“左”还是“右”?现在如果一个大投资商说给某个县建立一亿多元的企业,县委书记肯定让全体政府部门都围着这个投资商转,尽可能满足他的条件。这与20世纪50年代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1950年以后中国构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叫作“全盘苏化”。

   这可能不是中国人完全自主开展的国家政治建设。当时游击队员出身的中共进城干部,还不知道如何有效组织管理苏式重工业,于是在政府的经济部门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国家政治建设。所以,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完全按照投资国的要求构建了八大工业部、五大经济委等,全套苏化政府部门的管理业务也搬过来;高级干部得去学习,后来继任的领导人都是那个年代培训学习过来的。大学里所有现代学科院系也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教材,搞管理,搞学科体系建设。无须太多解释,总之经济基础一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既是经典理论,也是极其简单的常识。

   1957年,很多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可我觉得他们犯的却是左派“错误”,他们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对从苏联搬过来的一切不符合国情的制度,甚至认为国家所搞的工业化,仍然是剥削工人和农民,工人农民付出的剩余价值没有获得体现。请问这些言论是左还是右?我觉得是左,可他们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至今,当年很多右派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时间长了,很多人就真以为自己是右派了,这就是思想界的大麻烦,中国知识分子何其悲哀,连自己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特别心疼他们的地方。你以为他们批评的这些问题毛泽东不懂?他很懂,但他更懂中国百年来只有这么一个工业化的机会,一丧失就完了。但那些小知识分子不懂,后来我跟几位平反了的老同志成了忘年交朋友,当年他们都是右派,我把这套理论分析给他们听,他们听了都觉得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们都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我很同情他们。

   接下来也是195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苏联突然终止了对华投资。

   在朝鲜战争开打之前的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当东亚无战事三年之后,苏联全面从中国撤军,包括撤走以旅顺口为基地的苏联远东舰队。那个年代在中国的大陆本土上仍然有大量的苏联驻军,中长铁路沿线连同财产在内都是由苏联控制,中国的大连特区和旅顺军港由苏联控制。

   因此,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三年后,1956年中国请苏联践行条约。苏联便提出中国没有管理现代军队的能力,不能应对现代战争,所以要建立联合空军和联合海军,至少要建立联合指挥机关。毛泽东的中国立场也不是左与右,他就直接和赫鲁晓夫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他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再驻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从中国吞并的地方最大,已经不可能收回了。直到1957年其应该交回的中国领土,才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联不再向中国投资了。当不断需要追加投资的中国城市工业化过程突然出现投资中断,请问这个经济还能维持吗?没有任何人可以维持,于是中国苏式的工业化停了。

   因此,中国的上层建筑,为了管理苏联投资的工业化经济而构建的科层化政府部门,也就不能再继续正常运作了,无论如何,只能另辟蹊径。由此,就有1958年郑州会议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因为中央政府无苏联投资,经济就得停下来,不如让地方来继续搞工业化。但地方却毫无工业化的经验,于是“大跃进”成为发动地方工业化的社会运动。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进退两难?因为是中央让地方搞工业化,地方同志犯了错误,又不能打击他们,还得要保护两个积极性,不能轻易出面纠正“大跃进”中过于激进的错误。大家都以为他太荒唐,其实他是种稻子的农民出身,难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里的稻穗上的?这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投资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随即完全没有投资能力了,国家经济增长陡然下降,于是1958—1960年大危机就爆发了。

   苏联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靠“穷棒子”互助组,毛泽东说“打破常规”就是“大跃进”,而打破常规是被逼出来的。

   一般而言,一旦发展中国家突然遭遇外资停止投资而爆发经济危机时,都会因无力支撑上层建筑而导致政府垮台,要维持,只剩下政府体系中最硬的两个手段——军队和警察。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较多发生军事政变?只要经济上宗主国不投资,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进入政治动乱,甚至出现种族屠杀,谁之罪?

   中国当时也没有条件推进苏式工业这个经济基础了,可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要改谈何容易?因此,以路线斗争为名发动工农兵改造上层建筑,这个也是中国创造。至于成还是不成,经验多还是教训多,留待后人评说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坚持的经典理论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苏联投资的经济基础了,这个苏式上层建筑是难以维持的。

   所以,即使再谈论今天所说的种种“极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许算是为了民族经济复兴的危机治理做法当时的经济基础,只不过是苏联留下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法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只能动员劳动力维持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了。按苏联形式主义运作的官僚们难以动员劳动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乡干活,一块上工地,就难以被劳动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动员老百姓,就需要驱使已经学会穿中山装喝苏式咖啡的官员们下乡了。所以,20世纪60年代就有“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大量干部下乡活动,革命意识形态再次成为抑制政府过分官僚化的武器。

   后来这些过程都应该是很清楚的,“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党还在,国家没有垮,这个空前危机还是顶住了。

   接着,我想请大家考虑的是,通常都说过去是计划经济搞错了,我现在的研究证明中国在所谓计划经济年代,其实大部分年份都没有计划,只是在1970年以后才搞过两个五年计划。

   事实上,1950年还没有计划经济的时候,苏联已经因为朝鲜战争向中国投资了,因为战争需要大设备进来了。到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的时候还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们自己搞的计划经济,苏联人提出计划执行投入,中国人按照苏联人给的投资具体执行项目,那时候的工厂大多是苏联人派厂长,派工程师,派技术员,甚至派技术工人,不是我们自主的工业化。到1957年苏联突然停止投资了,然后1960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们的计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做了几个计划控制数字,也随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观上虽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苏联人搞的。教科书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没出台,因为没投资了。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到1963年应该出台“三五”的时候停止了,是因为这时要备战了——1961年国民党开始反攻大陆,1962年发生中印边境战争,1963年发生印度支那紧张局势,其间美机、美舰800多次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于是中央政府要搞战备,上三线。“三五”因此没出台。

   那么,“三五”应该从哪年开始呢?应该是1963年到1968年期间,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业基本停产,也就没有计划经济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为,毛泽东请四位老帅做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老帅们给毛泽东的意见是至少20年内无大仗发生,如果要打也是在欧洲打,因为帝国主义矛盾还是在帝国主义内部。毛泽东说,如果没大仗发生,那我们就抓紧转向民生工业。于是,开始了“小球带大球”,中国恢复了对欧美日的关系,进入了朝向民生工业的结构调整。于是,中国才有了“四五”计划。

   你没被两个世界霸权封锁过,你怎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你没跟美苏交过手,你还敢说毛泽东不实际?

   所以,中国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没自主地搞过工业计划,直到1970年决定经济调整以后才开始由中国人自主地搞“四五”计划,主要还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形成新的工业结构。可见,中国人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调整工业结构的两个五年计划。1971年毛泽东亲自委托周恩来制订“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开始调整工业结构,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资转化为外债所带来的以中央政府赤字为主的经济危机,于是乎发生了第三次上山下乡。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是1958年经济危机的结果,1968年上山下乡则是1966年经济危机的结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乡,是70年代引进外资变成外债带来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靠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了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代价,因此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内生性危机,都安全地软着陆了。

   能软着陆,根本上就是因为农民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使耕者有其田。

   1950年以来每一次引进外资都引发两次危机:苏联投入54亿美元外资引发了1960年和1968年两次危机;1971年引进43亿美元外资带来了1974年、1979年两次危机;20世纪80年代再次更多地引进外资带来了1988年和1993年两次危机;然后就是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带来了1998年、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

 

乡土中国与危机软着陆

   

   纵观中国60年,4次引进外资,带来了8次危机,其中能向“三农”转嫁的就能实现软着陆,不能向“三农”转嫁的则砸在城里引发改革。

   这就是真实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怎么总结经验,怎么归纳为理论,谁利用它,这是政治家的事。作为学者,我只是客观地告诉人们真实的经验过程是什么。如果先验地进入某个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话语,那就跳不出来了,因为已经被意识形态内在的派性俘虏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学者批评我,我没法回答,因为我没派性,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也不想进入派性,因为那就得把我现在达到的思想高度硬要拉回到一个派性的泥沼之中去,这有点难为我了。

   现在,不骂毛泽东仿佛就不高明,确实你是受了些委屈,我们这一代也是过来人,都还可以理解他们。但作为当代的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孩子们,应适当地自我调整,要从之前不可能自知的老一辈留下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多少解脱一些。现在很多称自己是“自由派”的朋友们,其实连自主地形成自由话语的表达能力都没有,已经很难从言必称西方的“被自由”中解脱了,这就很遗憾。

   以上“中国经验”大致是一个发展主义导向的一般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在特殊的时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当外资突然停止时,只能用劳动力集中投入来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还因为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得以让农村作为载体来承接代价,否则,积聚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难以度过危机。

   例如,当代学者分析农村集体经济,一般是从西方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来看农业集体化负面的影响。但请注意,1960年发生城市危机时向农村输送了1200万名知青,1968年再发生城市危机时再往农村输送了1700万名知青,1974年以后又输送了1000多万名知青,合计大约4000万名知青。如果农民是单家独户小生产,怎么接收由于城市危机而不能就业的4000万名知青?只有以集体化为载体,资本内化的政府才有向农村输送知青的可能。我是1968年插队的,插进村去先是集体户,生产队立刻就安排房子集中住宿,拨出粮食、油和菜来开一个灶,学生就开始做饭,一开始做得乱七八糟,大家吃不熟的饭就拉肚子。那段时间的情况清晰显示,我们所插的那个村是大队,而不是社员户。

   总之,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集体化,就不可能有向农村转嫁危机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中国就难以度过这几次经济危机。国家在没有形成产业资本的工业化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弱的,在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没有产业资本门类齐全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像刚生下的娃娃,哪怕是发烧感冒都能要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的新中国,也是从娃娃长大的。

   

西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危机

   

   苏联的道路走不通,西方的道路同样不行。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61年到2003年的40多年里,每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台阶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个台阶,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个层次。客观地看,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应该叫作产业空间平移,真实GDP的增长尚需讨论。

   在国内有些人开始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时候,我要提醒的是:关键要看是否能够负担西方的政治体制所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的上层建筑,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都是要花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是看成本高还是低,到底谁支付。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已经进入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时代,政府的债务发达国家占70%以上。其中被认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权道德高度的美国政府,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为了能使借债可以不还,美国的军事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说全球虚拟资本交易总量也是美国占一半。

   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其构建的民主法治的上层建筑,原来是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来支撑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渐次向外移出产业,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意味着原来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产业基础大多转移出去了,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愈发依赖政府增加债务来维持,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就越来越大。90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债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搞工业化,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需由政府偿还,遂成为国家债务。这类债务是生产性负债。90年代以后,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因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开支占比过高而增加负债。这类债务则主要是福利性负债。

   发达国家借债干什么?50%以上用于投入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需求,以满足人们可以少干活、多休假、多拿工资等方面的需求。但这时却已经没有产业支撑了,而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国。因此资本流向美国。我们消耗自己的资源环境,制造出货物送到美国去,然后只能获得在美国的电脑里计算出来的所谓“贸易盈余”,但这些贸易盈余我们不能使用,还得资本回流,进入美国的国债市场,最终提高美国的虚拟资本交易规模。于是乎现在变成中美双方的一种双输博弈,即中国是生态环境被破坏,劳工问题严重,而美国是金融资本泡沫化。由此,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被叫作“Chimerica”,中美国,又称G2。

   中国人想改变这种双输博弈,开始把贸易盈余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设,去买矿买地。中国刚刚开始把外汇储备转向投资的时候,刚刚建立的“Chimerica”关系立刻变紧张了,而几乎同时,中国的黄海、南海、西藏,还有台湾等关系,也开始紧张了。美国公开表示不允许改变既定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开始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上层建筑。即使我们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积累才能达到那个理想水平。何况那些已经建立的国家都已经维持不住了。之所以社会成本太高,是因为西方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不得不承诺更高的福利,而要兑现就要增加政府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发展方式不但我们搞不起,欧洲也搞不起。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中欧论坛上跟欧洲人讲这个道理,他们非常惊愕,说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我说: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过增发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基础,只要国家不出现消费过热拉动的恶性膨胀,政府就能够通过不断增大货币分母来缩小债务分子。虽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领导人都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加入欧元区的欧洲国家政府却无法如此,因为货币主权转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政府就不能再增发货币了。亦即:加入欧元区的政府就没有货币发行权了,也就不能制造通货膨胀基础来缩小债务分子,于是政府债务就不断累积。

   越是没有产业的国家,比如像希腊,原来有世界级的造船业,后来都转移给韩国和中国了,原来还有船运业,现在船运业也搬走了,因为税收太高,希腊从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业国家调整到现在只剩下旅游业了。那希腊的债务以后怎么办?

   美国人可以不还债务,其军费开支占全球一半,而且又是美国把希腊的政府债务评级为垃圾级。于是乎,希腊的债务危机就爆发了,既然国家不能再有汇率政策、储备政策,也不能再有利率政策,那只能请求欧洲中央银行救市了。这时希腊仍然作为政治国家,但其基本经济主权却都丧失了。

   同理,所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只要经济基础随产业移出日渐薄弱,没有货币主权,政府债务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压垮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希腊和爱尔兰如此,西班牙也如此。我认为,只要产业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两条腿的支撑能力不足,都避免不了产生像这些国家一样多米诺骨牌的命运。只有仍然保留了设备制造业的欧洲中心国家——德国、法国能支撑得住。产业竞争力有限的意大利也不确定。于是乎,最近欧洲中央银行也开始采取美国的方式,大规模增发欧元货币,美国人发6000亿美元,欧洲人则发7000亿欧元,最后是搬起泡沫淹了自己。

   所谓转型,就是以为这套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我们早晚要实现的,但历来没有人去算过制度成本。我多次去欧洲,因为这套关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有4次外债8次危机的解释,中国人没有研究,只有我在作这种关乎国家战略的研究。但是,国内似乎没什么需求,国外有需求,他们一听都懂了。于是,现在我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出口转内销。

   出去调研多了,你就能发现西方现代化不是一个你想象中就能实现的事物。按说中国各界无论左派右派我都没矛盾,觉得他们说得都很好,我只是请他们先算算账。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这个账也算得比较粗。

   当今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大多国龄很短。比如德国,原来是300多个小邦国集合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正式成为一个nation state(民族国家)是在1832年。意大利原来也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里有400多个散乱的小邦国,进入近代国家序列是在1847年。西班牙是个有历史的国家,立国虽然比德国和意大利早,但也不是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直到被拿破仑横扫才统一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政治经验少,因为作为政治国家存在的历史还不到200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得自己跟自己比。

   这么一比,就发现我们的路走得对。尽管我们走的艰难,但在历次危机中我们都没倒下,挺住了,就迎来了柳暗花明。我们这么一个穷国,现在过剩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向民生、向可持续发展投资了。我们就可以把毛泽东想办但没来得及办的事情办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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