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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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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中国民主建设的曲折道路的问题。

   

   首先讲一讲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各种外来影响的博弈。

   

   我们原来的政治传统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些,就是专制制度、家天下、世袭制、等级制、家长制、官本位、人治政治、关系网、科举制、君臣父子的、当官为民作主的观念等等,依靠原有的政治传统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政治统治,于是便不得不从外面引进各种异己的政治观念、政治形式、政治程序、用它来改造原有的政治体制。

   

   都引进哪些新的东西?

   

   政治观念,人民主权的观念,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法治与宪政的观念、公民的观念,纳税人的观念等等。

   

   政治形式,包括共和国形式,宪法以及现代法律体系,现代政治权力(行政、立法、司法的基本关系),现代政府的基本结构,职位设置、基本运营形式等等。

   

   政治制度,比如说民主制度、共和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弹劾制度、任期制度、竞争制度等等。

   

   政治程序,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决策程序、诉讼程序等等。

   

   此外,所有的现代政治词汇也都是从外面引进的,特别是从日本引进。这些从外面引进的政治观念、政治形式、政治制度、政治程序虽然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的,但却是代表现代政治,是任何一个想走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它们被引进来是不可避免。但是所有从外面引进来的东西和我们原来的东西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来自外国的东西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不了根,就在空中飘来飘去,形成政治生活当中很多形式和内容、理论和实践、因然和实然、说的和做的都严重脱节,互相矛盾,这种矛盾从上世纪初一直影响到现在。

   

   其次,在近代的中国不但面临着现代化的压力,还面临着革命的压力。中国人民在内部的封建压迫和外部封建主义帝国的压迫下,于是反帝反封建革命就成为比现代化更迫切的任务。为了革命,中国的仁人志士从西方引进来另一套理论、观念和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理论。和这个相联系的是一套新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无产阶级一元化领导的制度等等。这些革命的理论、观念和制度,不但跟中国原有的传统是矛盾的,也跟先前引进来的那一套观念和制度是矛盾的,所以这些革命理论和制度,便一直处在和前两个方面的理论概念和制度的矛盾当中。这不但影响了这些革命理论和制度在中国土地上的扎根,也使得它的维持时时处在另外二者的干扰当中,变得非常艰难。

   

   再次,中国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在革命急风暴雨的年代,使得现代化的问题被暂时冲淡,旧的传统也暂时被压下去,但是革命胜利之后,在新的国家建立以后,现代化的压力就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没有办法回避。因此,新的国家也不得不接受诸如人民主权观念、共和国形式、民主制度、代议制度、选举制度、宪法制度等等,因为如不接受这些现代化政治观念、政治形式、政治制度,就不能以一个现代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又没办法摆脱,必然要在政权实际运行当中顽强的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在建立新的现代国家的过程当中,当然要将国家的结构和运行机制都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框架之内,就是把来自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形式、政治制度、政治程序和中国的传统人治政治运行机制都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把它们调和起来,因此在基本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形式、政治制度、政治程序的同时,又必须对其中的内容有所取舍。这就表现为:

   

   第一,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一个宪法。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一个临时的宪法,到195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的宪法》,虽然中间经历一段曲折,但是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为止,我们的宪法基本上反应了诸如人民主权观念、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公民、纳税人等等观念。但是对于宪政的观念有所保留,因为宪政观念与党国体制有矛盾。另外把人民主权观念转化为一切权利为人民的观念,这样就把人民主权的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框架中。

   

   第二,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的分别设立。同时,立法机关要采取代议制的形式,只是我们把代议制转化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就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框架当中来。

   

   第三,我们也吸收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比如民主制度、共和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弹劾制度、任期制度等等,只是排除了竞争制度。因为竞争制度和我们的党国体制有矛盾。同时我把民主制解释成为民主集中制,从而把它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当中。我们知道民主集中制是一种集中制,因为它除了民主本身的集中,少数服从多数,还要加上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中央,所以它所强调是民主之外的集中。

   

   第四,在政治程序方法,我们也吸收的现代国家通用的选举程序,立法程序、决策程序、诉讼程序等等,只是把所有这些程序都置于党的控制之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既接受了西方所创造的有关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基本结构,基本制度、基本程序,同时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它进行了改造。

   

   总体来说,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是把三个方面的问题糅合在一起,第一方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第二方面是现代政治理念、结构、制度、机制等等。第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国民政权是把前两面糅合在一起,共产党政权是加强了第三个方面,能够把三个异质的事务结合在一起,确实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智慧。但是由于这三种事务的内在矛盾,必然要产生巨大的分裂倾向,因此坚持下来要付出极大地努力和极的成本,稍有不慎就会解体。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的现实处境。

   

   下面我再来讲讲社会主义民主的逻辑问题。

   

   社会主义逻辑,基本上是把民主置于政治运行管理的框架之内。形成政治管理权力的主导一切的权力运行模式。人们把它称为全能主义的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形成是有着深刻地历史背景。

   

   首先,在客观上有对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的需求。我们知道建国以后,起点是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以及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接下来共产党人的理想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建立在公有制和实现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而计划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是没有办法维持的。所以这样一开始就奠定了行政权力主导一切,从而把民主纳入到行政权力的运行框架当中的一个基本的格局,而且这个格局一直延续了60年到今天。

   

   其次,长期阶级斗争政策的影响。由于我们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便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划入阶级敌人的范畴,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在实践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遭到党内外不同程度的质疑和反对。而这种情况反过来证明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于是就造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开展了长期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仅仅需要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而且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民主的发展自然也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使它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行政权力的框架之内。

   

   最后,中国人的人治政治的传统和官本位的影响,人治政治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的传统,无论是儒家、法家,都是主张人治政治。这种传统正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的要求很相近,因而便被继承和延续下来,人治政治的观念是强调各级官员的作用,因而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官本位的观念,而且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在中国当代的政治当中。因此就造成了人民群众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赖,这样就使得人们习惯于不民主防治到行政权力的运行框架当中的情况。

   

   所有这些历史背景就塑造了当代中国政治当中行政权力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特殊的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使政府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能力,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已被实践所证明。正如一切事情都一分为二一样,我们把民主纳入行政权力的运行框架当中的政治模式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民主建设变得十分艰巨。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建设中国的民主,需要做四方面工作:

   

   第一,我们要培育一个适应民主发展的土壤,没有这样一种社会土壤,我们民主不能够顺利发展,即使移植过来也会走样。

   

   第二,我们要编制一个能够把权力放进去的筐,把这个筐编织好。我们说要把权力进笼子来,这个笼子现在还没有,所以我们要编制一个能够把权力放进去的笼子。

   

   第三,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才能把权力放进笼子来,权力不会自己进到笼子里,权力如猛虎,这包括有一系列的制度、办法等等。

   

   第四,我们在发展中国民主的情况下需要创新,因为人类本身的缺陷,使得他建立的各种制度都是有缺陷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缺点的,完全完善的。民主也是一样,民主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到现在,它的很多缺点暴露的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显示出它那种老化、僵化的特点,因此需要对它进行创新,我们在发展建设中国民主过程当中,要针对民主本身的一些缺陷来进行创新,避免它的一些缺点,使他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把这四方面做好,中国民主就能够做得好。但是这样一个工作恐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最后还是一句老话,前途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谢谢大家!

   

   徐湘林:谢谢李景鹏老师,这么多年没听老师讲课,再次听觉得依然是那么激动人心,给予那么多的启示。确实刚才李老师讲到的逻辑、西方民主的发展逻辑、历史逻辑和中国进入现代所遇到的各种挑战的分析,是十分透彻的。

   

   我们下面请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给我们敬爱的老师献上鲜花。

 

 

   下一个程序是王浦劬教授对李景鹏老师的学术报告做一个评议。

   

评议

   

   王浦劬:尊敬的李景鹏先生,今天是我的老师赵宝煦先生学术基金讲座首场,很正式。同时李先生也代表中国政治学新时期的一代奠基者,为了纪念赵宝煦先生,为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了中国民主科学、理性、法治的发展,给大家做了一次精彩的讲演。

   

   按照会议组织者安排,让我对李先生的讲演做一个点评,我认为在赵宝煦先生和李景鹏先生老一辈政治学者面前,今天我承担会议主要任务的三个同龄学者,给我分配的任务最使人诚惶诚恐。因为徐湘林有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技巧,他知道主持人是最光彩的,同时他也知道俞可平最适合做庄重的贺词,可是他不知道我其实最不擅长做点评,更何况在纪念赵宝煦先生,同时李景鹏先生博大精深的讲演面前,作为我晚辈和后学来评点先生,本身就有点僭越之嫌。但是任务已经下达,我就要前行。

   

   对于李景鹏先生的讲演,应该说是先生几十年,甚至是毕生对于政治学理论、对于民主哲学,对于民主的建设、民主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关怀,这是一场高度理念、博大精深的精彩演说。

   

   同时,他也体现和表达了中国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历史使命,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人民和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关切,以及中国政治学学科和学者肩负着的使命感和他崇高的价值追求。我不敢说评点先生的这些讲演,因为李先生的讲演我还要仔细、认真的回味和学习,刚才拼命的记录了五大张,这里面精髓还要进一步深入地细细体味。

 

   我听到先生的讲演如同回到了三十七八年前,我们刚进北大听了先生的课,我记得当时先生给我们讲的课是《科学社会主义》这门课,在科学社会主义当中先生用了相当的篇幅来阐述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民主的本质与民主的程序、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理念,民主的实践和民主的价值之间关系,使我们顿时茅塞顿开,具有醍醐灌顶的启蒙作用。虽然时光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但是先生今天的讲演,仿佛带我们穿越了时光隧道,使我们看到先生的一以贯之的追求、学术和品格,并且日趋深化的一种思想。

   

   先生今天的讲演,我认为是对昨天的研究和今天的研究以及未来的期许的一种概括。我概括先生的讲演,可以说今天的精彩讲演是五方面的基本关系,以及内在的逻辑的一种说明。

   

   第一,先生的讲演表述和阐述了民主一般逻辑,如果把民主上升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国家治理的一种现在形式,民主一般遵循的逻辑就是一种民主制度的逻辑。所以这个逻辑所表述的,本质上是民主与制度的关系。今天我们经常用各种现实的例子,甚至用模型,少数国家的民主失败来证明民主和制度,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先生用他严谨的逻辑,说明了民主和治理的两种状态。当我们以民主作为立国之本的时候,民主不尽与治理相容,而且民主达到了优良的治理,也就是与我们俞可平民主与善治,善政与善治是高度相容。

   

   第二,先生今天阐述的是民主的发生和成长的逻辑。就是民主本身,尤其是现代民主从什么地方来,它是怎么成长的,它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成长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先生一以贯之坚持和贯彻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基础与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现代政治形式,它跟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跟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价值理念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所以民主的发生和成长的逻辑,内在的包含着民主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第三,先生阐述了民主的成长内含着或者是外在需要特别的思想、文化条件。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条件?实际上内含着民主的思想逻辑和民主的思想。

   

   第四,先生在阐述了一般逻辑,成长逻辑和思想逻辑之后,进行了现实的关照,尤其是20世纪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两个视野的关照。这其中在世界视野当中,先生特别回顾和分析了民主这种治理形式与传统,与我们所说的前苏联的斯大林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不相容性。民主本身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发展,经过千年的发展,跟若干社会政治主张相联系,发展到19世纪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联系,但是到20世纪的实践中,实际民主又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联系到一起,先生的主张所阐述其实是民主的制度逻辑,也就是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制度一以贯之的一般逻辑和制度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高度相容,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具有不兼容性。

   

   第五,先生更深刻地阐述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具有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度当中,民主怎样发生,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条件,民主怎样在我们传统文化土壤、背景,才能够生发出现代民主治理的新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把它理解为,它内含是一种民主的中国逻辑。

   

   所以,先生今天总体的讲演,我个人简单把它概括为民主五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以及内含的五个逻辑。这些关系和逻辑都是民主根本问题和基础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发展民主,建设民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路向。中国人一贯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尤其是人民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所在,既然是生命所在,我们首先要去弘扬、要去维护、要去光大我们的生命权。

   

   这就是我对先生今天讲演的意义。也是借此机会,对我的导师赵宝煦先生和李景鹏先生,因为当年我念研究生的时候,赵先生是我的导师,李景鹏先生同样是我的导师(副导师),对他们两位虔诚的敬意和致敬,同时对各位出席今天的演讲会的老师和听众对过去先贤的纪念,同时对中国的民主实践和未来发展的强烈关注的崇高的敬意。谢谢大家!

   

   徐湘林:实际上我和李景鹏老师合作是非常多的,我记得2000年李景鹏老师被日本亚细亚政治经济学会盛情邀请参加该学会的年度学术研讨会议并做讲演,主办方邀请当时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我去做演讲的评议人。到场之后,日本主办方就给我道歉,说她开始不知道李景鹏教授是我的老师,这在日本就犯了大忌的:学生怎么能评议老师的讲演呢。她还说可以再做调整。我说没事,我说一是我的老师李教授是个非常开明的教授,不会在意,二是李老师对我特别好,我上学跟着老师听课,老师讲课是启发式的教学,允许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最后,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讲座,尤其感谢李景鹏老师,85岁高龄在大热天里,与大家进行了二个小时的学术互动。谢谢。谢谢大家。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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