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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新时代呼唤新宪法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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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草案 )》 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以来,法学界围绕监察法是否有宪法依据或违宪的评论甚嚣尘上。法学界人士多从八二宪法正文出发得出监察法(草案)没有宪法依据甚至于违宪的结论,认为应该先修宪再启动监察法立法。按照八二宪法序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据宪法序言,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做的变革都是合宪的,监察体制改革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自然也是合宪的。但是法学界对宪法序言是否有法律效力多持否定态度。新中国的惯例是先开党代会,然后开人代会和政协会议,由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条件成熟后再建章立制,先修改党章再修改宪法。法学界人士对这样的宪法惯例揣着明白装糊涂,常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否合宪或合法提出异议,实质上是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博得不明真相群众、异见人士或外国媒体的喝彩。

 

为什么 八二 宪法不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写进正文呢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持负面评价,即使在宪法序言中写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是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结果。八二宪法正文中则充满了资本主义代议制思维,八二宪法是一部不太自信的社会主义宪法。正是这部不太自信的宪法导致宪法学界常常以“违宪”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说三道四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怪论。十九大报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宣言,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信宣言。自信的新时代要求有一部自信的社会主义新宪法:按照党导立宪制理论旗帜鲜明地在宪法主体部分中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十九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个历史转折点,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宪法。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是毛泽东时代的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是特殊时期的短命宪法,八二宪法则是邓小平时代的宪法。八二宪法经过四次修订基本上能够满足邓小平时代的定位,但仅仅小修小改的修宪已经不能为十八大以来的巨大变革以正当性,新时代呼唤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部宪法。

 

新宪法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法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宪法应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原则和最高政治领导权力。

 

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新宪法 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毫无疑问 ,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 更加 成熟和 更加 定型的制度需要在新宪法中体现。2021年是恰当的立宪时间,因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终点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起点。

 

新宪法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八二宪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宪法。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尽管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工作,然而不是唯一的工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局部现代化迈向全面现代化,从不够协调的现代化迈向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核心价值是共同富裕,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

 

新宪法是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批示中提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 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原则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应该在新宪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十八大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推进合宪性审查等重大制度变革的成果也都需要新宪法确立下来。    

 

新时代的新宪法至少需要有下列七个方面的变革

 

第一,新宪法应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第二,新宪法应该树立起社会主义宪治、社会主义法治自信。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 的政治事实 与政治正当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国家和人民的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走法治道路不能回避这个最大的政治。很多法律人将法治与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的观念绑定,主张现代法治与政治无关,实质上是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定政治模式说成是科学的和普适的,主张资本主义法治的普世性,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宪治是党导立宪制,在内容上确立和规范党与国家的领导关系,在程序上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党代会和人代会通过,同时党真正在宪法之下活动。

 

第三,新宪法应该在正文中专门一章明确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面领导。宪法主体部分中应该具体列出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最高院、最高检、中央军委等的领导权和领导规范,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同时是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实现党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从而构建分权与集权相结合的党导政分体制。党导立宪制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法治规则下的领导,将中国的政治变成公开透明的自信的政治。

 

第四,新宪法应该确立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原则。宪法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也是统一大法。宪法中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对外领导规范,也就是党导法规,宪法授权中国共产党自身制定中国共产党对内自身的规范,也就是党内法规,从而形成党内法规、党导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三位一体法治结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大法和统一大法,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以党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新宪法应该建构以宪法为统帅、党章为核心、党规国法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宪法和党章并行的二元宪治体制。党在宪法之下和党规之下运行对党的要求在一般法律之上。因为党规对党员党组织的要求更高,党员党组织当然应该遵守法律,法律仅仅是所有公民的底线要求。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应该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合署办公,以便于党规与国法的统筹协调与有机衔接。

 

第五,新宪法应该按照党导民主制确立三院制。党导民主制的内涵有两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党导民主制要求三院制,党代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机关、决策机关和党法立法机关,人代会是民意代表机关和国法立法机关,政协是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机关。

 

第六,新宪法应该确立社会主义共有制经济。共有就是共同享用或者享有,是最终消费意义上的,共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是分配所有制,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共同享有是广义的,既包括每个人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包括两个以上的个体共同享用一种物品或者服务。前者是人的个体性的追求,后者人的社会性的表现。共有制既能满足人的个体性追求又能满足人的社会性追求。

 

第七,新宪法应该提升外交部的地位,设立外务总理。新时代的中国必须有大国战略布局,让外务总理主管外交,提升外交的战略地位,是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因为对外关系对于大国来说越来越重要。

 

   柯华庆  2017  11  18 日于全国人大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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