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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上)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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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哲学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来解读“习近平时代”在党史、共和国史、中华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线就是中国人以国家主人的姿态和斗争精神不断探索一条独立的现代化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就是在借鉴、消化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同时,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形成一套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从而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出“中国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始终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真理不仅要与中国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用中国传统“心学”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理念,从而使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构成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用现代法治思路来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激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因此,本文认为习近平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既要建构理顺党和国家关系的新宪制安排,又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一些媒体宣称世界进入了“中国时间”,因为大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给中国迎来了新时代,而且也给世界历史开辟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已被海内外敏锐的学者称之为“习近平时代”。

 

  要理解习近平时代,首先要认真解读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目前,媒体刊发各种专家解读,反复聚焦报告中提出的各种新概念、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措施,其目的是让这些概念、观点、思路和措施进入全体党员和社会大众的头脑、话语和行动中,从而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使得党领导人民构成一个步调一致、有机统一的行动主体,实现习近平时代的战略任务和宏伟蓝图。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凝聚人心的核心文本,甚至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三十多年如何回应历史天命的政治表达。

 

  要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天命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政治生活相结合,变成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过程,也是从实践出发对理论进行总结、提升和创新的过程。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展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新思想只有放在这个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传承和发扬光大。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轴心时代”孔子所创立的中国哲学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与“知”必须与具体生活实践的“习”与“行”结合起来,“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哲学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理解的学院派理论研究的“学”,更是作为揭示历史天命以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共识并因此成为行动的指南。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解经方法。因此,要理解十九大报告所开启的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时代的历史使命以及为完成这个使命而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有哲学的维度,更要有历史的维度。整个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写法上就是将哲学与历史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与具体实践的历史行动联系在一起。

 

  一、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定位:从自然时间到政治时间

 

  从本研究的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报告实际上对习近平时代进行了四重历史定位。

 

  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的定位。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里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概念来划分党史和共和国史,分别对应过去的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正在进入的习近平时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划分不是学院派史学家所理解的史学分期,而需要从政治角度来理解。通过历史划分来表达政治思想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

 

  西方文明建立在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传统中。在基督教传统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来自彼岸世界的上帝,因此西方人努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推动实现各种不同版本的“历史终结”。然而,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没有彼岸和此岸的割裂,而是将两者消融在天人合一的完整世界中。中国人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不是如何进入彼岸世界,而是如何在“家国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普遍永恒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以名留青史。中国的史学也不单纯是现代实证史学所强调的事实记录,而在事实记录中包含着对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探索。“六经皆史”“经史不分”也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中国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建构要从历史建构开始。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和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而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的建构。因此,中国的政治分歧也往往从历史叙述的分歧开始。近年来,国内新清史、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党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政治诉求。因此,对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划分及其带来的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定位,对于中国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划分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中国的宪法序言一开始就从历史叙事开始,而且每次党章关于党的理论发展、修改必然带动宪法序言的修改,这无疑是把政治的根本大法转化为实定法意义上国家的根本大法。故此,历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先就要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讨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发展变化,从而在党的理论传统中形成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开始,党代会报告采用了一种新的历史划分模式,即采用代际政治的定位模式,分别叙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之进一步发展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表述。采用代际政治的历史定位方式是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有效地巩固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内的权威地位,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正是在这种政治稳定和政策稳定的持续发展中,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代际政治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一方面,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另一方面,这种代际更替刚好和宪法中关于国家领导人任期的规定结合起来,这在客观上形成代际更替的政治格局。然而,人类历史不是自然时间的均匀延续。政治生活在本质上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历史也始终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时间绝非牛顿物理学的自然时间,而是人为创造的政治时间,甚至历史纪年所采用的历法也是政治的产物。正是基于政治进程所展现出历史天命意义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才有古代与现代的划分,才有“1840年以来”“1949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间划分。可以说,基于自然时间的代际政治很难成为建构政治时间的依据。例如,中国政治历史上名垂青史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其历史地位并不是按照代际来定位的,而是按照他们所开辟的历史空间来定位的。恰恰是他们的政治努力创造了政治时间,从而形成了后人进行时代划分的坐标。

 

  更重要的是,代际政治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仿佛每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是由上一代所赋予的,是继承而来的。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代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全国人民的授权,是由历史使命和人民的拥护赋予其正当性。若混淆正当性来源,无疑会瓦解共产主义的信仰、理想和代表人民利益及民族利益的政治信念,从根本上削弱党的政治权威。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再用代际政治的自然时间来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反是从历史天命的角度,按照特定的政治时间节点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也由此概括了在每个时代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回应历史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事实上,这种政治时间的叙述模式也是多个党代会报告采取的历史叙述模式。比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了邓小平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样,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并没有直接采取十八大报告的历史叙述模式,而是采用经史结合、以史解经的叙述方式,用三个“我们深刻认识到”来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一阶段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建国任务,“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转变,即“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内在必然性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推进到第四个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从党的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对新时代的总任务、发展战略、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各项具体工作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其中既有哲学理念又有政治原则,既有目标任务又有总体布局,既有战略重点又有系统筹划,既有长远发展步骤又有五年工作部署……这一切构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方略。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

 

  二、政治时间的建构:正确认识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略并由此进入了学者们所理解的习近平时代。思想、方略和时代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而其核心在于思想。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略,而正是这种治国方略在历史中的具体落实,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因此,习近平时代不是在自然时间中自动到来的,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

 

  回顾党的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党内外有一股政治力量企图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企图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来否定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张在经济改革之后开展颠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宣称如果再不进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会出现倒退且经济改革的成果也无法保障。他们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言而喻的目标就是在党政分离基础上,逐步弱化并最终取消党的领导,实现西方自由民主体制。

 

  在上述背景下,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发展和贫富分化现象,尤其看到一些资本力量肆无忌惮地席卷国民财富时,基层百姓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也引发不少人反过来试图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否定改革开放路线。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在危急的历史关头,习近平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尤其是从严治党,高压反腐,可谓力挽狂澜。有不少人评价为这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五年的总结是“极不平凡的五年”,是“历史性变革”的五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正是这五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奠定了习近平在党内作为领导核心的领袖权威地位。

 

  如果用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其领袖的权威地位不仅来源于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些法定职务而获得的“法理型权威”,来源于在党的历史传统中成为“传统型权威”,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特定历史时刻具有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政治责任、面对全球历史转折时代指明中国发展道路的强大理论建构能力和驾驭国内外复杂局面的能力,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人心,从而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公认的核心领袖,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的特征。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且按照党的政治信仰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将前后两个三十年贯通起来,从而形成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党史和人民共和国史阐释为前后贯通、继承发展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无疑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一些人想要全面否定毛泽东,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中央对毛泽东的功过做出了客观评价。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因此,习近平时代不是自动到来的,而是领袖领导人民干出来的。领袖依靠政党、政党扎根人民,领袖、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经验总结。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学习西方法治的过程中逐渐陷入西方法治概念的误区,自觉不自觉地将“法治”与“人治”对立起来,过分迷信法律教条,迷信制度改革,将法治简单理解为规则自动运行的机器,而忽略要通过“良法”实现“善治”就必须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来支撑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有效运作。法治与人治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法治社会不能忽略对人进行理想信念的价值观教育,不能忽略道德价值观和良好社会风气对治理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不能忽略领袖和伟人、政党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翻开人类历史,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人,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人所创造的,好的制度需要人来运作。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正是在总结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法治建设方针进行了纠偏,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始终,不仅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法治原则,而且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纪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坚实地奠定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法统基础。

 

  三、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二个定位是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定位。

 

  中华文明曾经创造了农业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而中国文明通过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与西方文明有着密切的交流互鉴。当西方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欧洲人为了推动与东方的贸易才偶然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由此开始了欧洲帝国的全球殖民时代。按照美国“加州学派”的观点,中国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的中国文化是西方人仰慕的对象,中国的繁荣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然而,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悲惨的命运。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民族复兴的命运,但都未能成功。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才发生了转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过两条革命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俄为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格局来定位中国革命,完全照搬照抄苏俄模式的革命路线;另一条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近代历史来定位中国革命,按照中国实际来开创新的革命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这对路线矛盾在党内演化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何者优先的问题。直到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又代表中华民族的 “两个先锋队”理论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中才形成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有机统一,并由此逐步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借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动员,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奠定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基础。然而“文革”之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为此,邓小平借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共产主义放置到较遥远的未来,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然而,由于人们仍普遍缺乏坚实精神信仰的支撑,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借机迅速主导社会,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紧接着又提出“三个代表”这个概念。前者以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后者使得共产党能够代表新兴阶层的政治利益,成功地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只代表工农利益而出现的代表性危机。此后,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避免中国共产党因丧失理想信念而蜕变为简单协调各阶层利益的利益型政党,避免变成前苏联当年的“全民党”。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从中华文明史角度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继商周时代、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明清时代之后进入了第五个全面复兴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辉煌的政治想象成功地填补了共产主义愿景弱化所留下的信仰真空。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信念成为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这份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从而推动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当然,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仅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能让中国在前进中迷失方向。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简单化民族复兴口号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尤其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趋向于民族主义的联想和担忧,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也因此具有很大的市场。西方人往往从自身霸权的历史经验出发,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解为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从而把中国崛起看作对西方霸权的挑战。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也是以此为借口。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崛起错误理解为历史上的德国崛起挑战英国霸权,或苏联崛起挑战美国霸权,开始关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带一路”倡议是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然而,在西方霸权主义的世界观中,“一带一路”倡议被理解为麦金德与马汉相结合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们以此来鼓动和挑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试图牵制中国的发展。

 

  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从中看到了新的政治可能,于是自由主义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开始调整策略,将过往迷信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并因此对抗国家和民族看作一种政治幼稚,迅速拥抱国家崛起这个政治主题。由此发展出的“大国派”主张只有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必须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前苏联的失败将是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发展起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发展出了一种复古派,主张“儒化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所取得的人人平等的历史性成就,为此甚至不惜否定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试图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渗透到党内。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思潮与自由派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了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共产主义,都是源于西方文明传统中的概念。正是基督教线性时间的历史观改变了古典的时间循环的历史观。这不仅孕育了对未来美好想象的乌托邦思想,而且孕育了西方理论中的社会进步发展观。因此,西方学者认为基督教的救赎神学与现代理论中的历史进步发展观一脉相承,甚至将共产主义的起源诉诸于基督教中的灵知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解读为世俗版的先知预言。然而,马克思始终强调要将“共产主义”从乌托邦理念变成一种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必须落实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可以检验的具体生活状态,“共产主义”要变成在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共产主义面临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建构。无论是列宁构想的“苏维埃加电气化”,还是毛泽东构想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大锅饭”,理想一旦落到现实生活中就丧失了原来的色彩。正是由于共产主义哲学理念与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建构之间的内在张力,引发毛泽东开始思考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这样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类似基督教中的“千禧年追求”,上帝的降临只能被不断地延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证实上帝审判,恐怕基督教也将面临丧失信仰色彩的难题。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没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由此,共产主义不再像在毛泽东时代那样成为一种马上要实现的生活状态,而是作为党的最高理想信念,成为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心学”。共产主义不仅是在遥远的将来有待实现的某种具体社会状态,而且是将最高理想融入当下政治实践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不仅是未来的美好生活方式,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下政治生活实践中的精神状态,共产主义由此融入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具体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中。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被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伊甸园状态,而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段一开始就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个最高理想来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而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中,更在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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