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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哲学与历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下)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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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同样讲“不忘初心”,在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用“初心”来指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则用来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两个表述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七一讲话”对全党而言是一次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回顾和精神洗礼,因此更着眼于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信仰,将其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多是全党在现实历史阶段中的使命担当和具体治国方略,因此更多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更为切近的信念和目标,而将共产主义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党的建设等具体工作之中。可以说,习近平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新阐释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由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精神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愿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共同成为习近平时代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

 

  正是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绝不可能回到中国的过去,而必然是“旧邦新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重心在“中国特色”,那么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心则在“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来校正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解释。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放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定位。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时代的第三个定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定位。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西欧的社会主义实验(例如巴黎公社)属于第一个阶段,那么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可以看作第二阶段。新中国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基本上是在学习苏联模式。从邓小平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熟定型,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从1956年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并提出“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开始走上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当时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了“论十大关系”所开辟的道路上,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而全面失败时,中国在世界上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有力竞争者。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当年社会主义救了中国,而如今中国救了社会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最初使用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是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党的十四大报告将这个概念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开始,这个概念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这仅仅是文字表达的凝练,而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含义。无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似乎都假定有一个原教旨的“社会主义”在那里,这就是马列著作和苏联实践中所定义的社会主义,而我们不过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增加一些“中国特色”。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原教旨的发展模式,而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理念。这些原则和理念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界定的概念。中国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经验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而是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第三个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由此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就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中国文化为“共产主义”理念注入了新的精神能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激励着每个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十九大报告在原来“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变成了“四个自信”。

 

  一旦进入国际共产主义史的视野,就意味着对习近平时代的定位不能局限在党史、共和国史和中华文明史,而是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进入到全球文明史。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美国和部分西欧国家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从此开始殖民其他国家和民族,迫使其他国家和民族选择西方模式。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不同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后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随着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模式对英美模式的挑战也宣告失败。进入20世纪之后,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发起第二次挑战,提出了一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因此改变了全球格局。苏联、中国等这些后发达国家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无疑显示了社会主义道路内在的优越性。然而,苏联模式发起的挑战也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开启了以西方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因此,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西方现代化道路已成为唯一普遍的真理,世界历史正在进入“历史终结”;而在另一些思想家看来,这种全球化表面上导致“历史终结”,然而实际上将导致以“文明冲突”取代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人类文明会重返前现代的黑暗时代。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是在中华文明史的尺度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在人类文明史的尺度上对探索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文明能否对全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明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对所有后发达国家而言,能否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依附命运以及突破在全球分化中面临的文明冲突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习近平时代在全球文明史上做出了明确的定位:“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防止在全球化浪潮中被“开除球籍”。这种现实的历史处境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长期“韬光养晦”。然而,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脱离全球而独善其身。中国必须重新调整世界与自身的关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全球的发展联系起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起对全人类的责任。为此,习近平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全力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转型,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来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这种“共商共建共享”的思想恰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智慧对全人类的贡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贡献”这个概念出现了11次,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最多的一次。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对全人类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恰恰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亦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后援引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另一方面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原创性的巨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种贡献主要来自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运用。而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将西方文明的各种现代化成就与中华文明传统融为一体,开辟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为人类文明从传统进入现代开创一条具有原创色彩的道路。尽管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以区别于“西方模式”,但习近平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选择的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两个概念。这些概念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智慧,即真正的天下主义要能够包容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新中国始终秉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者不治化外之民”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周边地区强制输出文化,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源远流长、不断发扬光大,就在于尊重周边文化并善于取其所长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从而提供生活的榜样而吸引周边国家和地区来学习模仿。

 

  因此,“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像西方那样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提供一套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并不像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那样试图全面挑战并取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在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中国方案”的提出必然会遇到阻力、矛盾和冲突,但中国绝不会因此而主动挑起新的冷战,因为中国始终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始终坚持学习和借鉴其合理内涵,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为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和互联网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因此,与德国、苏联、美国的崛起追求世界霸权不同,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这种例外主义恰恰展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即西方文化始终试图在二元对立中最终克服矛盾对立而追求绝对的同一,而中国文化始终强调对立中的统一与包容,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和合理念。因此,“中国方案”的雄心恰恰在于立足中国文明传统来吸收世界上所有文明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建立超越西方文明并包容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秩序。

 

  由此来看,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模式还是20世纪的苏联模式,这两次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挑战始终是西方文明内部发展道路的分歧。这几种发展模式都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终结”模式。唯有目前我们正在建构的“中国方案”才真正是从中国文明的历史传统出发来建构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如果说近代以来一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怎么学习和消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那么习近平时代所建构的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无疑要把这种学习和借鉴转化为传统文明的再生,从而缔造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不仅意味着要终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全球政治格局,也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文明意义上打破过去五百年来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从而迎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新时代表述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无疑是从中国文明的立场出发,否定了后冷战以来西方人给出的“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这两条文明发展道路,描绘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图景。

 

  五、主人与奴隶: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起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为时间背景,以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为空间场景,叙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巨大历史舞台中上演的“壮丽史诗”。这个历史的时空背景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出发点。

 

  中国古典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东亚世界形成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天下秩序观,并由此构建了连接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古典国际法体系:朝贡体系。天下秩序和朝贡体系是一个普遍主义的多元一体系统,可以容纳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人由此保持高度的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然而,伴随着西方文明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以此推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每一个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冷酷无情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赤裸裸的枪炮殖民主义,要么被毁灭,要么成为殖民地,要么必须放弃本国的文化传统,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模式并就此依附于西方。这就是1840年以来西方枪炮带给中国人的现代性命运:要么“亡国灭种”,要么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并转而殖民、奴役其他国家。马克思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中全面肯定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一律平等。这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率先在俄国取得首阶段的胜利,从而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从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东方中心(苏联和中国等)的社会主义阶段。因此,正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表面上看来,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作为现代化担纲者所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发展战略,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生存价值的选择:是野蛮掠夺与平等共处之间的选择,是依附西方与独立自主之间的选择。对中国人而言,这更是两种人格、国格和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选择,属于道体层面而非器用层面的选择。就像两个人打架,有的人被打败了就认怂服输,从此变成小弟或狗腿子;有的人虽然被打败但绝不服输,屡败屡战并最终要战胜对手。前者日子很舒服但缺乏尊严,后者意味着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就必须走一条艰难和痛苦的道路。在西方哲学中,这两种人格就在哲学上构成了奴隶人格和主人人格的区别。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国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人与奴隶这样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伴随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就是这套西方所谓的“主体性哲学”。过去,我们将这套主体性哲学理解为现代科学摧毁宗教迷信从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是科学认识论将世界客观化、对象化之后产生的主客体对立,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也因此被看作认识论哲学。这种西方主体性哲学与西方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西方主体性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哲学。“人是万物的尺度”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然而,这里所说的“人”需由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提供具体的所指。古希腊政治生活建立在奴隶制所确立的主奴关系基础上。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因此他们不是“人”而是“物”。唯有城邦中拥有奴隶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由人,成为城邦的公民,由此才能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人”。因此,在西方思想中,主人、自由人、公民、人和主体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概念。

 

  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和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中争夺领土的惨烈战争,西方哲学认为只有独立的、敢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拼死搏斗的人才具有“主人人格”,才具有“主体”资格,其主体权利才能上升为“主权”。从霍布斯、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都将争夺主人地位的斗争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而只有在斗争中彼此获得承认的主权者才能构成平等的国际法主体,进入到国际社会俱乐部。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开端。从此,无论是维也纳会议还是巴黎和会,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都是这种主体性哲学的产物。秩序就是由主体支配客体而形成的,国内秩序是阶级支配,国际秩序是强国支配。

 

  马列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带来了一种新的主体哲学观念。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中国究竟走一条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政治上就变成中国革命的主体究竟是依附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追求独立解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精英对西方世界的软弱妥协的依附品格,以不妥协的、独立的主人姿态出现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挑战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秩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主心骨”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学,强调心是身体的主人,而道体乃是心的主人,“精神”这个词则来源于西方的主体哲学,强调精神、思想对身体、物质的统帅作用。中国人民在斗争中有了“主心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就意味着中国人终于全面转向了主人人格,开始牢牢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六、斗争精神:从主体哲学到矛盾论

 

  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人要作为主人出现,就必须有“亮剑”的勇气面对每个民族,卷入其中的生死搏斗。这种“亮剑”勇气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反复提到的“斗争精神”。面对全球秩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人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早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习近平就主张写入这句话:“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之所以被看作是“不平凡的五年”,就是因为在这五年,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变化局势,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斗争的精神“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斗争”成为报告的关键词之一,在全文共使用了23次。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无疑是主人人格的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甚至用文学的笔法比较了历史潮流中的两种形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前者是以斗争精神争取胜利的主人形象,而后者缺乏斗争勇气,必然落入奴隶的命运。两种形象的描述和对比,在于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以主人的斗争精神和品格,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无疑来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人民大众作为历史主人必备的精神品格,正是人民群众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行动能力。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那些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到处自由流动的资产阶层或自由漂泊的知识分子,而是始终扎根中国本土大地,代表在本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中国人民,尤其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基层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政治领袖的主导性作用,但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组织并让党组织扎根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为真正的“人民”。相反,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领袖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党组织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腐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这个关键词出现了201次,党与人民建立“血肉联系”这个词出现3次,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是最多的一次。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本土大地,其政治性尤其说来源于其阶级性,不如说来源于其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品格。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这种斗争品格,不仅来源于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更是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正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神传承和全中国十多亿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正是这种斗争精神让中国人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的精神面貌。在十九大报告中,“新”这个字被广泛运用,提出“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和“新举措”等各种概念,其中“创新”一词就出现了53次。“新”这个概念展现出整个世界在矛盾运动中生生不息的变化状态,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中国古典“五经”之一的《易经》就将生生不息的变化更新作为理解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世界是由矛盾运动推动发展和变化并由此带来斗争精神和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哲学根源。因此,中国人很容易从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道德精神状态的“新”转向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力量的“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念,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要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努力走在科技革命的前列,最终引领人类科技发展的未来。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早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曾经对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中国式改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提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基础不仅基于主体性哲学,而且基于在实践中把握整个世界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践论要高于矛盾论,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进行判断。正是从实践论出发,毛泽东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相区别的“两种矛盾学说”,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言,斗争就不是首要的,说服教育才是主要手段。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中,重点不在于矛盾和斗争,而在于如何从实践出发来把握矛盾的性质。能否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地对每一时期政治社会矛盾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提出正确的策略和政策,就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的考验。政策和策略之所以被看作是党的生命,就在于考验党是否有智慧、有能力从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辨识出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能够真正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都会对党所面临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做出政治判断,党的事业成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从实践出发对社会政治矛盾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遭受挫折甚至陷入“文革”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偏离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把阶级矛盾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党中央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原则,重新调整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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