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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翔:现代转型与“中国化的劳工运动” ——重访陈达的劳工研究

分类:
实证研究
来源:
2018/08/24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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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当下的社会学研究中,劳工问题往往被视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特殊领域来对待。这自然与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所侧重的应用性格具有内在一致性,尤其是与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以“问题与对策”为主要取向的农民工研究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密切相关。尽管自2000年以后,随着“阶级形成”“劳动过程”等理论视角的引入,劳工研究的学理意义逐渐凸显,但这至多形成了“劳工社会学”这样一个狭小的分支领域,而没能把握到劳工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意义。

   事实上,如果将视野放宽,我们就会发现,劳工问题是理解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化与现代转型的一个枢纽,在讨论近百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时,劳工问题都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就“经济”而言,自19世纪末以来,乡土中国农业与手工业互补的传统格局在国际资本和技术涌入的新情势下逐渐瓦解。一方面,旧式的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面临挑战和转型,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工厂制度得到移植和再造,“劳工”的定义与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就“社会”而言,在“组织”与“家庭”两个中间层面上都出现了显著变化。在“组织”层面上,与旧式手工业相配套的、以师徒制为基础的行会日渐式微,且逐步向以职业/阶级共同体为内核的现代工会转型。而在“家庭”层面,至少在城市无产阶级那里,传统大家庭已经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就“政治”而言,从蔡元培1918年提出“劳工神圣”起,劳工阶级就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各种主义、党派都试图召唤、动员或改造的一个对象,劳工阶级自身也逐渐成长为社会政治的主体之一,如何安放劳工的位置成为各种政治改良或革命的方案都必须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

   由此可见,劳工问题不仅仅是一类特殊的社会问题,或只构成一门特定分支社会学所处理的研究对象,而是理解中国的现代转型的一个具有总体意义的问题。因此,对劳工问题的研究,也必然需要一种总体性、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视野、格局和努力。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陈达(1892-1975年)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而言,陈达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尽管他一手创建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也曾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仅有的两位社会学家之一,但他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贡献在今天却并不为人所熟知。虽然在几部重要的社会学史著作中,都曾经辟出一定篇幅对陈达的学问与事功加以介绍,但却很少对其劳工问题研究单独进行讨论,且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学术史”的层面,而未能进一步延伸到“当前史”,去深入讨论陈达的学术思想对于理解当代问题、反思当代学术所蕴含的可能性。

   本文尝试对陈达的劳工问题研究进行重访。下文将首先简要回顾陈达本人的著述与学思历程,接着从中拣取三项知识社会学的议题加以重点讨论,这三项议题分别是:结构、历史与行动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思考出路的问题意识,以及探寻“中国化的劳工运动”的理论自觉。文章最后还将讨论,对陈达的劳工研究遗产的重新认识,应该成为我们反思当下狭隘的学术分工和知识生产格局的一个契机和起点。

   

   二、陈达的著述与学思历程

   陈达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哥大读书期间,陈达即对劳工问题产生兴趣,并开始用英文撰写有关中国劳工问题的文章。1920年,他的《中国的劳工状况》一文在美国劳工统计局主办的权威杂志《每月劳工评论》(Monthly Labor Review)发表,受到好评,且被英美等地多个刊物转载,这引起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司徒(Ethelbert Stewart)的注意,后者特地前往纽约与陈达会面,并鼓励他继续就劳工问题研究深入努力下去。自此以后,陈达又陆续在《每月劳工评论》上发表了十余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女工和童工问题的文章。后来陈达去华盛顿准备博士论文,“时常往来于国会图书馆、人口局与劳工统计局。司徒局长因与余交谊渐深,决定在局中匀出小房一间,并供给绘图员打字员各一人。博士论文完成后,即由该局刊行,作为丛刊之一”,在1923年出版。这篇名为《中国移民:关于劳工条件的专门考察》的博士论文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关注,后者将此书“又印一版,作为该院文告第十九种。”可见,早在学生时代,陈达的研究成果就已经被国外视为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1923年,陈达学成归国,回到母校清华任教,讲授现代文化史和社会学原理。在此之前陈达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二手资料尤其是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回国之后他开始有机会进行实地调查。1924年,陈达指导学生对清华学校雇用的141名校役的工资和生活费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劳工生活费的研究之一,同时也是陈达本人关于劳工问题最早的实地调查作品。此后二十余年间,陈达又相继主持了十多项关于劳工问题的调查,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陈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数据,因而其研究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不尚空谈,而永远以材料说话,他也因此被称为“实地研究中国劳工问题之第一人”。

   1926年,陈达在新成立的清华社会学系开设“劳工问题”课程,1929年出版的《中国劳工问题》即是根据其课程讲义及历年发表的研究论文改编而成。该书共九章,外加一个关于劳工运动的附录,内容则包括工人生活状况、劳工团体、罢工、工资和工作时间、生活费、福利设施、劳工法规等,可见陈达的研究采取了一种综合的视角,涵括了劳动者、劳动关系、劳工组织以及生产体制等各个层面。在此之前,国内学界以“劳工问题(或劳动问题)”为名的著作至少还有以下三本:马超俊的《中国劳工问题》(1927)、唐海的《中国劳动问题》(1927)、李剑华的《劳动问题与劳动法》(1928)。其中,马超俊和唐海是工运人士,可谓实务家而非学问家,李剑华虽为社会学者,但其著作主要侧重于劳动法这一面向,因而,陈达的著作可以说是由社会学家撰写的、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具有开山的意义。在此之后,虽然又有一些社会学者陆续撰写了类似主题的著作,例如骆传华的《今日中国劳工问题》(1933)、祝世康的《劳工问题》(1934)、何德明的《中国劳工问题》(1936),但无论是在影响上还是深度上都无法与其相媲美。

   《中国劳工问题》出版的次年,《大公报》“经济研究副刊”发表了一篇长篇书评《评陈达氏之〈中国劳工问题〉》,文中指出“劳工问题在我国之经济生活中尚为新鲜之事物”,“著者处于统计缺乏之中国,竟能以科学之方法,实足令人钦佩”。书评还总结道,坊间关于劳工问题的著作,其中三分之二大抵是翻译自外国著作,但译者对原著本身并不加鉴别,“其书之本身是否具有真正之价值多不问也”,且这类译述“多完成于匆匆之间,志在获利”,“故书中之内容与名词,不免时有黑白颠倒”。除了译著之外,尚有多种国人自己编著的著作,也都瑕瑜互见,例如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中国劳动年鉴》,虽“取材丰富,可惜误处太多”;再如《新青年》之劳动专号,“著者多凭片面之观察,缺乏实地调查,因而不无缺陷”;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机关例如上海社会局等发表的专刊,这些专刊都是实地调查的结果,但研究的是一些比较局部的问题。相比之下,陈达的这本著作可称“中国讨论劳工问题各著之冠”。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经济研究副刊”是何廉、方显廷等著名经济学家所领导的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后者是当时工业史与劳工研究的一个重镇。这篇书评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南开这个学术共同体对陈达的研究的态度。

   1929年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厂法》,规定自1931年8月1日起实行,这引起工商界、劳工团体和社会服务机关的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该法“立意至善,目的在保护工人及促进实业的发展,宜实行”,反对者则主张“该法近于理想,有几条与实情相差太远,须经修改,然后可以施行”。陈达认为,这些意见的“可靠程度如何,非有事实的研究不能断定”,为此,1931年夏天,赶在工厂法正式施行之前,陈达在上海主持了工厂法施行问题的抽样问卷调查。该调查将上海市的工业分成纺织、化工、食品、公用事业、机器工业和印刷业等六大类,在每一产业中抽取若干工厂进行调查,其中中国工厂176家、外籍工厂52家。除了问卷调查之外,还访谈了华人雇主与经理30余人、外籍雇主25人,工会领袖15人,以及男女童工10余人。调查内容则主要针对工厂法中的工作时间、工资与福利、休息日与假日、安全与卫生等条款,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一)上海的工业普通的工作时间,每日是几个小时?(二)女工童工的深夜工,是否有立即废除的可能?(三)工厂法施行时,对于工业的经济损失如何?经济损失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影响?(四)以现状论,工厂法什么部分可以施行,什么部分尚须稍待时日?”在这项调查的基础上,陈达完成了《中国工厂法适应性的研究:基于上海地区的前期调查》一书,指出工厂法条文与我国工业的现实情况隔阂较大,不宜立即实行,而应首先以阻力较小的关于安全和生产的条款作为开端,再循序渐进。这一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认可,“自1931年以来至抗战结束,实际上工厂法的实施部分主要的仅有安全与卫生,但仅这一部分的工作,也是成绩不好的”。

   1931年的上海工厂法选样调查被称为学术界关于工厂法的“第一次的事实的研究”,抗战期间,陈达又领导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主持了对战时劳工法令及其社会影响的大规模调查。抗战胜利之后,陈达曾计划写作一部题为“Workers in Transitional China(转型时代的中国工人)”的英文著作,但并未如愿。不过,在陈达的影响下,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很多学生都对劳工问题产生兴趣,以1943届毕业生为例,13名毕业生中有8人选择了劳工问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这些论文中既有对某一工厂的个案调查,也有关于同业公会、职业工会等新旧劳工组织的研究等等。在陈达的培养下,袁方、全慰天等弟子后来都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出色成就。

   1949年以后,因为历史原因,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取消,清华社会学系也被解散。陈达则被分配到中央财经学院,随后又辗转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劳动部劳动干部学院。1957年初,政治形势一度宽松,陈达在北京市的政协会议上提出恢复社会学的提案,且又开始有机会发表劳工研究的成果。1957年4月22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社会学座谈会,推选陈达、费孝通、吴文藻等8人进行社会学恢复工作的筹备,陈达为召集人。但随后,反右斗争很快到来。从1957年以后直到1975年逝世,陈达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劳工问题的文章——尽管他去世时的身份是劳动部下属一所学校的教授。1993年,陈达的遗著《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被整理出版,这部书也成为他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的绝响。

   

   三、结构、历史与行动者并重的方法论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学史叙事中,陈达主要是因为其对中国人口研究的贡献而被提及的。例如,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与中国》中关于陈达的一章即主要聚焦于其人口研究,而其劳工问题研究只是在书中讨论邓中夏的工运研究时作为比较而被顺带提及。再如,李培林等人在一篇回顾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史的长文中,也将陈达归为社会学的“人口学派”,其关于劳工问题研究也被放在这个脉络下来讨论。对陈达“人口专家”的定位,实际上突出了其作为“统计社会学家”的面向,认为他是将人口普查、问卷调查以及统计分析技术应用于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先驱和典范,陈达1930年代末在云南组建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主持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与劳工调查,则是这一面向的具体体现。

   但是,早在1940年代,费孝通在云南主持“魁阁”时,就曾经对陈达等人的统计表式“社会调查”提出过批评。他说,社会调查的“著作的书末多附有一套调查表格。调查者根据这些表格在实地访问或观察,把结果填入表内。根据这些表上的数字加以分类和统计,就完成了调查工作。”费孝通认为这种研究是没有理论的,“社会调查者记录所观察的事实之外别无其他责任”。与“社会调查”相比,费孝通提倡“社区研究”,且以此为方法论指导了史国衡、田汝康等人关于内地工厂的民族志研究,试图在陈达等人的工厂调查之外开出一条新路。

   如何理解费孝通的批评?实际上,陈达关于劳工研究的方法论,并非纯粹的“统计社会学”那么简单。在陈达看来,通过统计调查收集关于劳工状况的事实和数据在缺乏经验研究传统的旧中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换句话说,统计调查是一种结构分析的取径。结构分析“强调分析的总体性,即一个社会每个生产生活的片断,都应回归到社会总体结构的基本特性上去”。因此,就中国劳工研究而言,首先要对工商业以及劳工自身的总体结构有所把握,例如工业的类型、规模及分布,每一个门类所吸纳的就业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特征等等。只有掌握了这些基础数据,才能将劳工问题的各种形态和表现迅速地在这个总体图景中上得到定位。而这个总体图景,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统计技术引入中国之前是没有。当然,陈达的结构分析不能全然是一种总量分析,他同时还关注在总体结构之下的各个局部的特点和差异性,这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一书对于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工厂的多点调查以及跨区域比较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就统计的面向而言,陈达深受其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影响。该系的创建者吉丁斯(F.Giddings,旧译“季廷史”)正是将美国社会学由道德和历史哲学转向经验科学的一位关键人物。吉丁斯从1894年起在哥大社会学系执教30余载,其“归纳社会学”和对统计分析的强调毫无疑问影响了陈达,后者回国后曾专门撰文引介过吉丁斯的社会学方法。而陈达的导师威廉·奥格本(W.Ogburn)本身就是一位统计学家,还曾当选过美国统计学会主席,他是“科学的社会学”和定量研究不遗余力的实践者和推动者。陈达一生中最重要的定量研究作品《现代中国人口》(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正是在奥格本的力荐下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以整期增刊的篇幅发表,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此外,陈达曾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实习,后者的生计调查传统对其也有一定影响。

   但是,与费孝通一样,陈达对这一研究取径本身其实亦不无反思:“以往许多劳工调查,多偏重在工厂概况方面,如工作时间、工资、工人书目以及福利设施等项,而很少是从工人本身生活的过程来研究的”。他意识到这种调查“只能指示工人生活的一般状况,是表面的、见林不见树的统计数字。统计表的功用,只能指示一种趋势,一种明确的现象,而不能揭露出这种现象的本质”。而要“从工人本身生活的过程来研究”,就需要一种行动者主体的分析取径,在陈达看来,“生活史研究”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工人生活史“即是关于工人生活各方面的史实记载”。所谓生活史研究,就是给工人们“写生活”。“工人和其他阶级,如农民、资本家、手工业者、商贾一样,在社会上应同占有重要地位,可是他们的思想、态度、人生观以及内心的活动,在过去就很少有人从这方面研究。工人的思想、生活方式和其他阶级有何不同?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形成这种不同生活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陈达认为这些问题难以用统计表来回答,“这就有运用描写方法的必要”。因此,“生活史的研究,最好能生活在工人的里面”。陈达甚至希望,随着工人教育水准的提高,工人可以自己来写作,有系统地来进行“自我研究”。

   有趣的是,陈达的生活史研究,与费孝通在批评其“社会调查”时所大力提倡的“社区研究”,其实都来自一个相同的学术源头,即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正是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创了生活史研究的传统。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两位作者用了整整一卷400多页的篇幅来呈现一位普通波兰移民的个人生活史,体现了社会学对变迁之中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力和洞察力。这部诞生于进步时代的巨著被誉为“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经典”,同时也是对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研究传统的奠基。而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一书中,陈达也用了近百页的篇幅来呈现上海、重庆和昆明工人生活史个案,这些个案囊括了女工、艺徒、普通工人、技工、工头、工会理事等不同类型,记录了他们的家乡籍贯、家世出身、所受训练、工资福利、工作情况、流动轨迹,甚至包括同事之间的关系、婚姻与家庭上的烦恼、对子女前途的看法等,从而勾勒出一幅20世纪40年代中国城市无产者的群像。这幅群像与托马斯等人笔下的波兰农民竟也有几分相似:背井离乡,脱离原初的社会纽带,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洪流中挣扎。

   而费孝通乃至燕京学派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则师承自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大师,罗伯特·帕克所开创的研究取径,且这一取径恰恰意味着早期芝加哥学派内部的一次转型,即从托马斯等人对个体生命叙事的关注转向研究“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的问题上来。从这一点上讲,陈达和费孝通其实各自分别把握到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个面向。

   不过,除了托马斯等人的移民研究之外,陈达的工人生活史研究还受到了英国劳工史学派的影响。托马斯等人的研究主要依靠对由波兰移民自己撰写的生活史传记以及通信和日记等文字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而由于工人的文化水平有限,陈达则主要依赖训练有素的访问员对工人的深度访谈来获得生活史素材。这一点与英国费边社的韦伯夫妇所奠定的口述史传统具有内在的亲和性。通过对工人的访谈和田野观察,依靠工人的口头记述来建构其历史,是由韦伯夫妇在其关于英国工会运动史的经典研究中所确立的研究传统。陈达对韦伯夫妇的研究非常熟悉,他不仅多次援引其著作,而且曾就韦伯夫人的自传《我的学徒生涯》写过长篇读书笔记,对其治学取径深表认同。在韦伯夫妇那里,口述史是对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的反动,是19世纪末以来兴起的“平民史观”对“精英史观”的革命。而在民国时期,劳工之所以成为社会学家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当时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所推动的“平民取向”的影响。因此,陈达的工人生活史研究,在史观与具体的访谈方法上,又受到了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英国劳工史学派的影响。

   可见,陈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统计社会学家,除了结构和总量分析之外,他还尤为注重对作为行动者的工人个体的生活遭际和情感心态的理解。此外,在陈达的劳工研究中,历史也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维度。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对地方工业史的脉络和演化的考察。例如,在对昆明的研究中,陈达就揭示了昆明不同时期工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这种阶段性对地方化的劳工问题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形态的影响。陈达将昆明在抗战时期的工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1938-1940年是工业的创立期,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上半年是工业的发展期;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下半年则是工业的维持期。在这三个阶段,“工人的处境与劳工问题的特点各不相同”。工业初兴期是技工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最核心的劳工问题就是技工短缺和熟练工人的培养。到工业取得一定发展之后,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工人流动性增强,跳厂、挖工等盛极一时,此时最重要的劳工问题就是流动问题,“在规模最大的7个工厂里,每月的最低流动率为6.3%,最高率为21.0%,创当时中外工业的最高纪录”。而到了其后的工业维持期,核心问题则变成劳动力过剩,即便技工的处境也每况愈下。除了昆明之外,作为旧中国经济和工业中心的上海是陈达长期跟踪的一个研究基地,他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分别在上海主持过大规模的工厂调查,对其工业史和劳工问题的演变亦十分关切,新中国成立之后陈达唯一发表的劳工研究作品即是对上海近十几年来的工人工资、生活费和劳资争议的变迁情况的历史考察。

   因此,在陈达的研究中,结构分析、历史分析和行动者分析是并重的,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方法论。反观当下的社会学研究,做定量研究的与做定性研究的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更不用说相互发明。以劳工问题研究为例,定量研究学者讨论的是劳动力市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与社会融入,定性研究者则关心工厂政体、劳动过程与阶级形成,两者似乎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中;而在研究中还能够兼顾到历史维度的,则更是少见。与陈达的方法论立场相比,今天的劳工研究者在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同时,或许也失去了更加综合性与历史性的视野。

   

   四、在传统与现代寻找出路的问题意识

   在陈达的劳工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分析视角,即始终将劳工问题放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中来定位和理解。换句话说,陈达始终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一问题域中来考察劳工问题。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城乡关系的演变、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此消彼长,以及政党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兴起,都对劳工问题产生了实质影响,而这些影响归根到底都可以放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下来讨论。

   总体而言,陈达对待传统的态度,既非守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非激进的全盘西化主义者,而是秉持一个理性与平衡的立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个中庸之道。一方面,正如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理论模式所阐明的,陈达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理解已不再是一个完全内部的理解。在中国的现代变迁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始终在侵蚀和塑造中国“现代”的形貌。这影响既包括直接的政治与军事干预,当然也包括国际资本的侵蚀以及现代工业技术与工厂制度的引入。而因此形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劳工群体或产业工人阶级,正是一个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从未出现的新的要素。就此而言,劳工问题显然是一个“现代问题”。

   但另一方面,对这个“现代问题”的理解却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完全弃之不顾。相反,在陈达看来,劳工问题的出路并不在于盲目照搬美国或苏联等先进国的模式,而恰恰在于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充分发掘传统之中的合理环节,尤其是契合于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社会逻辑的组织和制度资源,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

   这种问题意识尤其体现在陈达关于劳工组织的研究中。他特别注意会馆、公所、苦力帮等自帝制时代延续下来的行会组织,考察其中东伙之间、师徒之间的经济和伦理关系及其所呈现的社会后果。陈达强调这三类组织的会员不完全是工人,“因为在工厂未发达以前,劳工和资本没有划清界限,所以他们的会员不完全是工人,但是他们的影响于我国经济生活社会情形非常之大。”而新式工会对旧式行会的替代,表面上看是由于工商业的变迁(例如家庭工业的衰败、手工业者的式微以及机器工厂的兴起),但其内在的精神却体现了从劳资混融、东伙和谐的法团伦理向劳资对立、阶级分立的现代利益政治的转变,因而,与其说这意味着组织模式的变迁,倒不如说是社会解组的一种表现。

   1940年代,陈达组织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对上海、昆明等地的工会进行了抽样调查。例如,1946年在上海的调查共包括70个工会,其中“产业工会39个,职业工会19个,雇员工会9个,劳动工会3个”。对于每一个工会,陈达都详细考察其成立经过、组织设置、经费来源、工作内容、会员人数、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工会领袖个人的生活史等等。此外,陈达的研究团队还对201个上海工人进行了口述史访谈,询问了他们参与工会的原因,从工会得到的好处,对于工会工作的意见等等。通过调查,陈达发现,行会作为一种传统的组织模式已经被拒绝,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对中国过去历史遗产的放弃。新式工会在战后的劳资争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现代工会对于大部分出身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工人来说又过于复杂,他们经常不能有效地合作以执行工会的决议,同时很少有人能够明白工会的性质和运作。陈达认为,新式工会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其西方对应物的肤浅模仿”,而“当代中国的普通工人并不能够理解工会主义的精神和价值”。他将这一点视为战后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层面所面对的基本问题。

   因此,陈达批评中国的劳工界“有许多举动往往只知效仿西方成例,但与我国现况不符……演化式的社会运动比革命式的成效大,希望我国工界不可专讲模仿外国劳工运动的办法,但在采用某种办法之先,必须研究该办法是否与我国工业和社会情形相适合,否则难收美满的结果。”当讨论新式工会应当以职业还是产业为基础时,陈达也明确地倾向于以职业为基础来建立工会,在他看来,后者带有传统行会精神的余绪,更契合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经验。

   此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出路的问题意识还体现在陈达对家庭这一分析单位的重视上。陈达将对劳工家庭生计的考察视为劳工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工界的生活费有了系统的研究,那么关于许多劳资争议问题如罢工,暴动,社会不安等,或有圆满解决的希望,这便是工业和平的基础”。从生活费的角度来解释和解决劳资争议和罢工等“失范”危机,意味着陈达不是从现代社会学常用的阶级视角出发,而是从家庭的视角出发,首先将工人放在家庭关系和传统的社会连带中来理解。也正因为如此,陈达也尤为强调“谋生工资”制度和养家费制度的重要性。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陈达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这样一条出路:在宗法和礼俗关系日渐式微的工业社会中,一方面在组织的意义上重建基于职业群体的团结,另一方面在家庭的层面恢复亲密关系对个体人格的涵养,从而为严复意义上的“群”找到一个既立足于传统,又能够对现代变迁有所调适的经验基础。

   

   五、探寻中国化的劳工运动的理论自觉

   陈达曾自陈,就解决劳工问题而言,他最为关切的是中国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化的劳工运动”的道路。所谓“中国化的劳工运动”,在陈达本人的文本中虽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但却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说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陈达全盘的劳工研究中一个提纲挈领的概念,代表了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因而值得在这里加以充分的界说和讨论。

   需要首先强调的是,这里的“劳工运动”并非狭义的“工运”概念,而是一个统合性的说法,涵括了劳工的组织化、集体行动以及法律规训等多个层面。换句话说,它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劳工治理”概念。而这里的“中国化”,固然指与西方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民情基础的尊重和利用。因此,概括地说,“中国化的劳工运动”指的是对适合中国自身的劳工治理模式的一种未来可能性的构思与想象。

   对于劳工问题,陈达既不像蔡元培等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倾向于以工读互助团等形式达到社会自身的点滴改良;也不像邓中夏等激进主义者那样寄希望于对劳工的阶级动员,以最终将其锻造成社会革命的主体。归根到底,作为一个受过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专业学者,陈达采取了一种制度主义的取向,他关于劳工问题的研究最终是落实在劳工政策与立法上的,通过政策与立法形成制度化的、健康的劳工政治,是他关于劳工治理的最终理想。但陈达又并非一个僵化的制度主义者,他的制度主义并非一套固定的框架或抽象的理念,而是充分考虑到经验世界本身,是建立在对民情的认识和尊重之上的。

   以陈达关于工会法和工厂法的讨论为例。陈达认为它们分别关乎工人地位和工作情形,因而是最重要的劳工法规。他整理了当时各个政权先后颁布的工会法和工厂法的重要条文,找出其中的差异之处,并提出自己对每一项条文的意见。例如,就工厂法的适应对象而言,1923年北洋政府农商部暂行工厂通则要求为用工在100人以上者,而1926年国民党(汉口)工厂条例草案则规定20人以上,陈达则认为根据国内新式工厂的普遍规模,应该以30人为标准,5年后减为15人;再如,就工会法的立法原则而言,他也指出要害在于“不可使工会成一种崭新的组织,似乎与国内工商业和社会习惯更本没有关系,仿佛完全是仿照外国的办法”。陈达注重从民情和风俗的角度去考察劳工法令的适用性及其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受到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奠基者萨维尼的深刻影响:“沙氏认为一国的法律须以民风为基础。民风续据实调查,须由全国人民了解与欣赏。如果民风尚未调查清楚,就把一国的法律编纂成文,这种法律往往不适合本国的民族性,因此不会在社会上发生效力。”陈达认为其见解“切中我国的通病”:“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社会立法,有许多地方俱系模仿他国的成文法”。陈达直言不讳地批评,对于中国来说,一个有效、健全的社会政策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当局过于热切地颁布新法,而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普通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陈达认为,在理想的社会政策实践中,制度与民情之间应该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制度的建立要尊重和适应民情,另一方面,又要以制度来重塑和改造民情。例如,旧时的行会制度固然可以在其成员之间建立共同体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只局限在群体或阶级内部,而并不能带来更大范围的公共生活中的责任感。那么,在行会制度式微、无法再通过群体性的共同体情感来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时,劳工政策应该致力于培育现代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情感。因此,陈达才会强调,立法一方面“要使各阶级有趋于社会平等的可能”,缩小阶级之间的差异和隔阂,另一方面更要鼓励“个性的发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劳动者,“使人可以成为有用的公民”。由此可见,“中国化的劳工运动”,其根本旨趣就在于在制度与民情的互动之中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劳工治理之道。

   

   六、小结

   

   在民国时期的社会科学界,陈达被公认为“中国劳工问题上的一位权威”。本文对其劳工研究进行了重访,并就其方法论、问题意识、理论关怀进行了专门考察。陈达在工厂调查、工人生活史、劳工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分别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传统(以吉丁斯和奥格本为中介)、芝加哥学派的生活史传统(以托马斯等人为中介)、英国劳工史学派的口述史传统(以韦伯夫妇为中介)以及德国历史法学派(以萨维尼为中介)的深刻影响,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与综合的面向。但另一方面,其劳工研究的内在理路又是相当清晰的,他立足于结构分析、历史分析与行动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致力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为中国的劳工问题寻找出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化的劳工运动”之说。“中国化的劳工运动”代表了前辈社会学家在制度与民情的互动之中实现对劳工问题的治理的学术理想,是一份重要而深刻的学术遗产。

   2000年,费孝通在谈到社会学重建时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经过了二十多年,事实已证明一门学科挥之即去时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所谓不能“呼之即来”,其深意或许在于,我们今天固然可以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接找回我们的前辈,但却可能只是在宗庙的祭祀仪式中给他们安放一个位置,而不一定能够充分理解和传承他们所代表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气质。在为新近出版的《现代社会思想丛书》所写的总序中,渠敬东也指出,“今日学问之兴,必须首先重拾对于前代学人的父子情识”。“情识”之说,“情”是基础,“识”却是关键。而真正的识见,一定是反诸于己,指向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的。因此,就陈达的学术遗产而言,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回顾与重访,更重要是以此为契机反诸自身,反思当下狭隘的学术分工与知识生产格局,从而重拾劳工问题的总体性意义,重振劳工研究的想象力。

   

   (本文原载于《学海》2017年第5期;转载自公众号“学海杂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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