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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进程

分类:
专题讨论:民主政治
来源:
2018/08/24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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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匈牙利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在其传奇的一生当中,不仅在现实政治中历经波折,而且,其理论也经历了反复,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反思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通过自己的理论建树和教育生涯成就了布达佩斯学派,而且,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在卢卡奇的政治思想当中,民主理论占有一个篇幅不大,但却很重要的角色。卢卡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是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他关于经济与民主复合性的理论一直到现在都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仅就此加以述评。

   一、经济与民主的复合

   马克思主义是卢卡奇分析民主与经济关系的出发点。他明确表示,马克思是“从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第一人”。[②]卢卡奇甚至认为,马克思在提及数个世纪之前的作为民主起源与典范形式的城邦民主时,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首要前提。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角度出发,考察了希腊城邦时期经济与民主的关系,他明确指出:

   “这种民主的希腊形式的消失,完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典型的人类品质文明化的结果。个体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还没有获得一种现代的“唯一”身份。拥有配给制,属于部落的公民——上述是城邦公民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也是他身份的必要特征。城邦公民私人生活的次要性是由于以下事实:人类存在和发展是与个人政治职责的实现同步的,是与其在这种民主形式中作为政治主体的功能一致的。”[③]

   正是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卢卡奇分析了雅典的民主。在卢卡奇看来,雅典民主的形成取决于经济:“从这种经济系统演变而来的民主类型不仅仅以人类存在及实践的普遍形式——它适用于每个社会群体——为基础,而且与个体积极参与的社会存在具体形式相联系。要成为城邦的公民,城邦民主的积极参与者,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特定范畴,而且该城邦的每位公民都与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④]他同时指出,雅典城邦民主的毁灭也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变化:“当城邦公民阶级通过买空赤贫者阶级的财产而瓦解配给制社区时,无论最初的企图如何,他们引发了城邦民主的毁灭。”[⑤]

   不仅如此,卢卡奇还将这种理论渗透到对现代民主,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中。他认为,现代民主虽然在很多价值和理念方面受了古代民主的影响,但是,因为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经济基础不同,其本质也是存在差别的,对这一差别的分析,正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精髓:

   “就政治意识而论,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经典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理念的影响。然而,从社会经济方面讲,它完全背道而驰。通过强调这种矛盾,马克思同时着重指出,自由与平等,作为现代民主表现的核心的意识形态模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陈述。自由平等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并非理想化的构造,‘不仅交换中受到尊敬取决于交换价值,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所有平等自由的有成效的真正基础’。”[⑥]

   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分析,卢卡奇顺理成章地将其归因于经济的影响。卢卡奇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性与国家理想性之间的矛盾时指出:“最重要的是,把这一社会形态的每个部分隶属于其自身的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动力特征。”[⑦]可能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完成了一个双面的过程,即一方面,“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组织内自我利益合理性证明的最合适的工具”,同时“越来越被确立为人民主权的完美机制”。议会伪装成“无限自由”和“平等”的化身,而其本质却是经济的,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真实观念”。[⑧]

   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时,卢卡奇将目光转向了列宁。在他看来,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采取了否定态度:“社会主义民主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延伸。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直接对立物。最重要的是,民主不应该是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是整个社会自身进步的积极成份。民主不应该再是以许多物质障碍为基础,例如,城邦中的民主,而是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社会本体存在。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是渗透进人类存在的整体,并实现其作为所有人的活动与参与结果的社会本质,分布范围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最重要的问题。”[⑨]

   接下来,在向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民主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在这一点上,卢卡奇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空区”[⑩]理论是一致的。他明确指出:“在历史上,直至此时,没有一个人,甚至列宁也不能从理论上阐述这样一个非经典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共产主义的准备阶段的关键问题”。然而,他却从当下的角度,将这些问题概括为:“在这一过渡时期的形态下,被号召来克服工业不发达的单纯经济实践,与意欲创造民主的无产阶级行动及制度等理想的社会主义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就算是列宁也承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发现的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也不可能给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答”。他把这视为一个“事实”。然而,他也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本体论的重要性,因为它显示出自由王国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的必然王国。它还表明自由王国只能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达到。”[11]

   二、经济与民主的割裂

   在卢卡奇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为,经济与民主是复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那些将经济与民主割裂开来的作法将最终导致失败。不仅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之间因为经济基础的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那些将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形态混合起来的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不顾经济形式的不同,最终将导致灾难的后果。卢卡奇终生致力于批判机械、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理解为经济定论。在他看来:“人民的解放不是同经济发展机械平行地进行的,也不是同经济发展同时发生的。它预示着经济的发展,同样经济发展也预示着它。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刚好显示出即将出现问题的趋势的时候,这种解放就有可能出现,并且现在大部分已经出现了。”[12]

   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真正选择吗?对于这样一个为人们热切地讨论的问题,卢卡奇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果断的:“不,永远不是”。[13]他认为,东欧的改革就是将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选择的结果。他批评道:“这些东欧改革者们,他们的支持者、同情者们,尽管有真诚的信仰,但还是遭到了可以预想的失败,并且只能够提出把腐败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危机的选择。”[14]可能正是从这一点,卢卡奇甚至认为:“一项当代的经验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每一次用资产阶级的变体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杀戮(很有可能也是对民主本身的杀戮)”。[15]

   在卢卡奇看来,列宁看到了发展民主的重要性,在他那里,民主与经济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这种看法,却并没有为后来的继承者所遵循,他们大多过分地强调了经济,而把民主抛到一边。他明确指出:“没有人能坚持致力于列宁的强烈愿望——通过已经建立的基础的扩展和强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尽管每个列宁的继承者对苏联的工业化过程有不同的观点,在列宁那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心地位却被纯粹的经济问题所取代。”[16]

   卢卡奇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成就,在“原始积累”和快速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斯大林体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甚至两个“重建”时期还有了进一步的增长。然而,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也改变了。新的问题不再是“原始积累”,而是所生产的产品以及给人民提供的服务的质量问题。“从经济上来说,斯大林主义对快速工业化时期还是适用的,然而,当苏联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它就失去了自己的历史作用”。[17]在卢卡奇看来,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可能就在于此,即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民主。他指出:

   “斯大林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歪曲了经济学的意义,接着,这种歪曲就变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残暴操控。当他把经济学歪曲为专门的实证科学,把经济学从所有的政治联系中分离出来时,就可以宣称,要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只集中在工业增长上面,而不用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18]

   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出发,卢卡奇批判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将其称为这是他们的“错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的推动力上是截然不同的。他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缺乏自主意识和目的意识,完全由必然的经济规律支配着。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强大的自治主义,纯粹的经济规律主导着资本主义,决定它未来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其自身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历史形态。(甚至被社会所接受的权威性的人格类型也是经济的内部辩证的产物)。从人类的目的设计来说,社会主义与它之前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是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社会主义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再也不能起任何作用了。”[19]

   卢卡奇还从经济与民主的复合角度批判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这是具有创见的。卢卡奇认为,斯大林模式从根本上忽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而这,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同等重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举足轻重。正是由这一观点出发,卢卡奇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而且批判了“表面上与斯大林主义相反、实质上却与斯大林的观点是同一模式的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曾经非常天真地以为,只要在苏联生活水平上赶上美国,社会主义就将在世界范围内获胜。而这在卢卡奇看来,是绝对错误的。他指出:

   “尽管赫鲁晓夫时常激动地批评斯大林,他仍旧是一个经济主义者。他提出共产主义的介绍推广依赖于一定水平的经济生产成就。当俄国达到了这个生产力水平,这个水平将超过美国,那么共产主义将变成现实。赫鲁晓夫仅考虑到经济前提,共产主义也需要政治和民主前提的观念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尽管是斯大林的批判者,赫鲁晓夫仍局限在斯大林主义内,因为他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在经济生产力的同义词,他不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进入争论的范围。”[20]

   卢卡奇认可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但是,他认为,这种批判也是片面的,就在于它只是将攻击集中在了个人崇拜、对法治的破坏等一些细枝末节上,而忽视了这些关键问题的本质。那么,什么是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本质呢?在卢卡奇看来,斯大林主义的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发展民主。

   在卢卡奇看来,经济与民主是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的一体两翼,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另一个方面孤掌难鸣,独木难支。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社会主义民主就算是建立起来,也必然会是脱离实践的,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更为重要的,也是更容易让人忽视的,是另一个方面,即社会主义民主对经济的反作用。这正是卢卡奇批判斯大林的地方,仅注重经济,而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其结果是,人民群众不买账,政权建设没有得到巩固,经济建设的成就得不到巩固,反而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三、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前景

   经济发展和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内的一些实践却割裂了这种联系,不仅使得民主化受阻,而且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卢卡奇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只有当社会实践活动与纯粹的经济活动相一致时,促进它发展的前提才能建立起来。”[21]尽管卢卡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经济问题,但是,通过对列宁以后的苏联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的历史进行考察,卢卡奇还是明确地指出:“对这些经济问题进行详尽论述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经济改革已经提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日程,这一事实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也成了当务之急。”[22]

   卢卡奇对现有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敏锐而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这些社会虽然的确在客观上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且使其变得不可能,但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的发展,它的政治结构“没有能力——不是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还没有授权于社会主义的人。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寻找到把他们自己变成能动主体的方法。[23]

   但实际上,在卢卡奇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本身就是复合的,社会主义是从民主中走出来的。在一次访谈中,卢卡奇曾经明确表示:“按我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上溯到勃鲁姆提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是从民主中产生出来的。按反对的观点,人民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专政,从一开始就是那种在铁托事件以后发展成的斯大林主义的形式。”[24]社会主义与民主是通过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他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控制,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凭借人类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决定来控制人类发展”。然而,意识的一个特性就是其可教育性,因为这个教育,是“真正的类存在的自我教育”,而这个教育,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25]

   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不仅会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复兴的重要问题。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在这里,社会主义民主的苏醒会给这项运动提供“精神推动力”。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际发展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重建。这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陈述。相反,马克思主义重建是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生存的重大问题。”[26]

   但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讲,社会主义民主却是一个“完全新的、没有探索过”的领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都已经逝世,没有更多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可循;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在当前形势下又不可能自发产生,“广大劳动人民极度的、普遍的冷漠,只有通过外在力量给其提供目标,才能把自己发展成为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活动。”[27]

   那么,民主的复苏有没有可能呢?卢卡奇还是乐观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指出了这种可能的前提。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就是不能有对民主化的压制力量;从积极的角度,他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在一次访谈当中,他曾经表示,人民民主是能够依靠自己内部的力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28],但是,这里的前提是:“但是当然,只有在苏联没有斯大林主义的条件下。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任何这种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甚至稍微偏离官方的路线都不可能。”[29]另一方面,卢卡奇还从积极的角度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他明确指出:“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对这些极少的,却是基本的事实非常清楚,建立这种目标取向的天生领袖和推动力必须是共产党。”[30]

   卢卡奇不仅在宏观上指出了民主化的过程,同时还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老办法是行不通的:

   “用旧的方法推行民主化进程是行不通的。它也不可能通过自发的革命性巨变取得成功。试图通过复兴苏维埃运动来取得成功也是不可能的,在革命时代,苏维埃运动被看作是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直接民主。回到过去所需要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不存在,任何梦想着过去那种自发的苏维埃运动得到复苏的人都是自找没趣,都是空想。”[31]

   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卢卡奇特别重视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参与的力量。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的冷漠才是最可怕的,这可能说明,社会制度失去了合法性;人民群众的参与,反而说明了他们还是想维护自身利益,还是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抱有希望。他指出:“当社会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并且变得退化的时候,广大群众就会对其毫无兴趣。当社会政治结构不再合法,也不符合民主利益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对其冷漠无情。今天,人民参加各种会议、讨论和选举,是因为这能满足他们眼前的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作为反对派出现在那些官方机构面前。”[32]但是,他也指出了当时政治参与的问题,即,那些参考“仍然过于被动或者他们的参与把自身限制在官方提议的程序化批准之中。参与者深刻地明白了,他们的参与对那些问题本身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时常还会给参与者个人带来危害。一般说来,尽管官方描绘的事实是另一幅蓝图,并且成为公务记录的一部分,但这些事实还是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被降低为纯粹的机械主义。”[33]

   卢卡奇强调了公众舆论的作用,将其视为“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他指出了一种“无声的地下公众舆论”,也就是说,尽管充满活力而且自由的公众舆论依然存在,但却采取了地下和隐蔽的形式。这种隐蔽的“公众舆论”不会以公开和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东欧社会范围内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公众舆论其实就是一种私人密谈,即时地和自发地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讨论。卢卡奇认为,这是“现存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开口楔子”,他把它视为一种“社会力量”,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34]

   四、结论与讨论

   与卢卡奇著作等身的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比起来,他对民主的论述不多,也不太引人注意。然而,卢卡奇的批评者,包括他自己都承认,他的哲学和文学理论与其政治理论密不可分。比如,尽管他在早期著作当中突出了小说等主题,但是,正是在对这些历史小说的研究当中,卢卡奇发现了左派和大众政治,他们既强调阶级,同时又有着强烈的自由价值和民主精神。[35]卢卡奇本人也承认:“通过现实主义文学的调和,大众的心灵变得可以接受,去理解人类历史伟大的、进步的和民主的时代。这将会为新形式的革命式的民主做好准备……”[36]更引人瞩目的是,在最关键的马克思主义复兴的问题上,他毫不吝啬地把解决方案交给了民主。在维也那时期,卢卡奇化名“勃鲁姆”(Blum)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一份新纲领,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将其视为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形式。到了晚年,他的作品开始突出民主主题,更多将重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问题上。

   卢卡奇的理论,历来众说芬纭,各执一端,其民主理论也不例外。该书的英译者诺曼·列文(Norman Levine)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乔治?卢卡奇的著作《民主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该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当代复兴的序曲”。但同时认为,该书是一部标新立异的著作,一种“列宁主义反对派”的表达,一种马克思主义不能被降低为斯大林主义,而且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驳斥的论述。[37]

   有一点,卢卡奇是对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互动。对于越来越专业化的当代政治经济分析来说,这可能不足为奇,但是,当卢卡奇把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放到俄国革命的“非经典体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至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时,其中凸显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可能直到现在仍然是颇有新意的。比照失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可能更多在于:“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38]而且,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寄托于民主化的进程,并对民主化的进程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其理论价值毋庸置疑。在他看来,俄国作为落后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虽然与马克思的预言大相径庭,但仍然有其政治合理性的,是可以弥补的;然而,斯大林主义在经济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割裂了社会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联系,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成果无法为人民所共享,这可能更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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