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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从偏好到快乐:较全面的福祉经济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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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者集
来源:
2018/08/24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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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我认为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全面的福利经济学,或者说更全面地考察幸福和福利。比如我看到庇古对偏好曾经有一个三层次的理解,这和您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很相似,就是说个人事先有个偏好,事前偏好促使他作出事前决策,而事前偏好和事后偏好可能不一致;所以只要当事前偏好和事后偏好一致时,就可以说个人有满足感。这是一个层次。而当事后满足和真正的利益一致时,我们就说这是个人福利的增进。您刚才提到事前、事后的层次,但好像没有提到真正的利益;当涉及到真正的利益时,这个问题可能就非常地复杂,因为个人的真正利益是他自己所不能把握的。那么是不是需要有公共部门的介入来帮助人们实现他真正的利益呢?这也是公共经济学中“有益物品”的一个特点。换句话说,如果全面理解社会福利,就要考虑个人在他自己作出决策过程可能会忽略他事后的满足;即使事前事后都满足了,也可能不符合他真正的利益,比如说吸毒。那么在您的文章中怎样界定个人真正的利益?还有人基于庇古三层次偏好理论又提出了第四个层次,即伦理偏好,或者说道德偏好,就是说从社会角度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对于个人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要进行干预,这是帮助个人提高生命的意义或价值的一个步骤。但是如果真的考虑到第三个层次或第四个层次的话,那么就会有一种危险,就是会否有一个外在的做裁决的人在判断一个人的福利状况、一个人幸福与否?这样就会陷入社会集权等对个人自由的粗暴干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偏好层次,似乎又不能全面的表示快乐和福利。所以福利经济学总是会导向一个公共经济政策;不管新的还是旧的福利经济学,总是从市场失灵出发研究政府该如何介入经济。这样在对个人幸福的全面理解上我想再听一听黄教授的意见。此外,您在上周五北大经济学院青年经济沙龙上讲述如何向国际刊物投稿时讲了一个例子,昨天《经济学消息报》刊登了,这里谈到了对生命价值的衡量问题,即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生命价值衡量。我想问您在文章里从个人感受、个人效用衡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不是也有刚才所说的不够全面的遗憾?

  

    黄有光:谢谢茅主任和刘老师的评论。我很同意茅老师的意见,就是国内关于福利问题的研究比起西方来还很不够。既然福利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那么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大大加强。所以我希望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会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关于刘老师的提问,第一点讲到基数效用论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基数效用论如果只用在纯经济均衡的分析上,也就是说只要推导出他的需求函数,用需求和供给来做一般均衡分析,而没有涉及社会选择方面问题的话,那么序数效用论已经够用了,因为同样的无差异曲线,它上面的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是一样的,会推导出同样的需求曲线。因此基数效用论是多余的,但不可以说它是肤浅的。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只是为了吃饭,那么你的胡子就是不必要的,必须剃掉。但你留胡子还有其他方面原因,比如为了显示男人的气概等。所以不可以讲基数效用论在消费理论中不必要,就说它在其他理论中也不必要。除了消费理论,还有社会选择、公共政策等,这些都需要用到基数效用。生命的价值问题也要用到基数效用,我几年前到世界银行访问,写了一篇文章与生命的价值有关系,就用到基数效用论。世界银行负责编辑讨论文集的人拒绝用这篇文章,因为基数效用论在任何情形都是不可以的。经济学家在30年代就开始强调基数效用理论是多余的,所以用序数效用,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们在教授学生时强调基数效用论完全是旧式的、应该丢掉的,这是一个错误。关于公共支出、偏好显示等问题,我认为有些方面是需要做基数效用的人际比较的,比如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不过我在《美国经济评论》1984年的一篇文章里和1979年的《福利经济学》中都谈到,除了在总的取得平等的政策上,例如收入税率累进程度上需要做人际平等之外,那么给定这种平等,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就是说你要帮助穷人,应该在总的平等上帮助穷人,而不是在具体的政策上进行帮助,例如帮助穷人消费某种物品。所以应该提高他的总收入,而不是补助穷人对个别物品的消费。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在个别政策上做人际比较,只要在总的平等上进行人际比较就可以了。

  

    这就涉及第三点,关于庇古提到的事前事后效用的几个不同。是否人们的事后利益和他的偏好不等时公共政策就应该介入?我和庇古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事前事后就牵涉到无知的情形,关于这一点海萨尼的观点也是类似的,所以我认为在这点上基本没什么争论。不过我认为公共政策是不适合用来纠正这方面的,因为公共政策的介入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不利之处。由于信息不足造成的问题应通过提供信息、通过交易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对个别消费、个别产品的干预,这牵涉到自由和公共政府行为的负作用。这是一般的原则。不过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下,不但公共政策应该介入,而且事实上即使西方最自由的国家也实际上介入了。你提到吸毒的例子。像吗啡和海洛因,是很容易成瘾的,对人的健康危害很大。可能年轻人不小心短期吸上了,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像这种情形就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另外一个是“有益品”,这是应该鼓励的,同样需要政府介入。但不能以政府介入来判断人们长期福利最大化。例如政府要求人们遵守法律、不可以把这些利益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利益之上、人要诚实等等。但是我们说遵守法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期看它能提高我们的快乐,所以最终来说伦理和快乐是一致的。如果你强调道德和伦理是绝对的,就容易发生错误。例如我国古代人们认为“一女不事二夫”就是道德,并把它绝对化,这种道德对我国妇女长期以来造成的福利损失是惊人的。所以我认为不可以讲道德就是终极的,快乐才是终极的。

  

    最后讲关于生命的价值。你用不同的价值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用金钱的价值就必须比较照顾中老年人的生命,用效用的价值就必须比较照顾青年人的生命。如果根据刚才我讲的观点效用是比金钱更加终极的东西,快乐又是比效用更加终极的东西,就好象是应该用效用的价值而不是用金钱的价值。但是当你用效用价值时,就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帕累托无效的政策。例如你用效用价值比较照顾青年人的生命,而如果金钱的价值中老年人比较高,那么也许他得花费更多的钱去减少年轻人死亡的危险。把老年人的补贴给年轻人,这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

  

    我大概就讲这么些。

  

    郑也夫:我提三个问题,首先是因为我受到演讲者一些观点的刺激,就这三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刚才所说的快乐,应该说这个“价格”是我所听过的经济学家演讲中最感受到刺激的,因此就有一个讨价或争论的平台。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演讲者企图把他的学说建立在终极追求上这样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研究方式。但他是建立在快乐之上的,而我觉得快乐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这是从边泌开始的。我过去就认为好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以边泌的理论为基础的。边沁曾经给快乐下过一个简单的清单,包括了14种快乐。我读贝克尔的书读的是中文版,里面说有15种快乐,可我查了半天只发现了14种而没有发现第15种。十四种定义我觉得太大了。我觉得定义的内容本来应该是小的,应该是内部没有矛盾的。如果给快乐下定义过宽,一个是定义太大了,另一个是内部会出现冲突、对立,这将会颠覆你的定义。比如说你刚才把痛苦也作为快乐,我觉得这样做是不行的。那么什么是快乐呢?我认为对它下定义应该是它所覆盖的东西是简单的、没有矛盾的。我认为受不到挑战的话快乐就应该是感官的快乐,除此在受到任何和感官快乐发生冲突、挫伤感官快乐的东西,如果你把它当作快乐的话,会颠覆你的定义。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个问题是,快乐是不是人的终极追求,或者说是不是人的唯一的终极追求。用我刚才说的东西,我显然不认为是的。它可能是相当多数量的人的终极追求,但不是所有人类的终极追求。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炫耀,或用句粗俗的话说就是牛皮。追求牛皮有时是以牺牲感官快乐为代价的。比如说登珠峰,如果你说他是很快乐的,那你太不知道他的立场了,他极其痛苦,都要死要活。所以我说他不是追求快乐,他追求的是牛皮、伟大。还有比如说刚才黄先生举的例子,戴高乐说只有傻瓜才是快乐的,也就是说他们好多人追求的是伟大,用我的话就是牛皮了。而这些不是快乐。我认为不可以把两个基本点互相对立的东西都说成是快乐。牛皮、伟大是人的又一个追求。有人在追求在流行的目标上走的最远,还有人为自己设定目标,比如等珠峰。由于目标过于高大,负担过于沉重,所以实际上很痛苦。不光是伟大人物,好多好多人物对快乐和牛皮追求的只是比例不同,有些人更追求牛皮,有些人更追求快乐,从极端而言,就例如西门庆。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收入增加而快乐没有按照同一比例增加,我认为按我刚才的说法就得到了解释,那就是因为财富不断增加,后面的财富增加不是为了感官的快乐或身体健康服务的,而是为另外的追求牛皮的目标服务的。人类就是因为牛皮牛大了,所以快乐没有增加。我绝对不是贬低牛皮,我认为炫耀自己是人类的本性,我无意向人的本性开战。炫耀有高尚,有伟大,也有下流,炫耀本身必然如此。所以我认为如果把快乐作为人的唯一终极追求,依我来看是不恰当的。

  

    黄有光:现在我跟你来讨论。你说边沁那里有十四种快乐,我只有一种,所以我是没有矛盾的。我的一种是我刚才已经说过的,我不认为感官是一种快乐,感官本身没有快乐。我们的感官从鼻子、手出去,但快乐在我们心中,所以快乐都是精神上的,感官是没有快乐的。我们心里面能够享受到的才是快乐。所以通过感官上享受到的快乐是快乐,但是从精神上我因为炫耀而得到的快乐也是快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说不同的原因造成他不同形式的快乐,但他都是追求快乐的。你用的是比较狭隘的感官上的定义,当然就有差别,因为你把快乐只局限于感官上的快乐,这当然还有其他非感官上的快乐,例如成名、炫耀等因素。如果把它们统一起来,我这里就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不否定至少有些个别人,比如说他爬上世界最高的山峰,为了这个目标他付出了五、六十年的痛苦,最后终于成功了。他成功后会感到很快乐。如果说他觉得成功后上天就死了,当前的快乐可能抵消不了他几十年的痛苦,他仍然这样做,我就给他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可能为了其他人的快乐,例如替人类征服全世界最高峰的贡献。这是我解释的偏好和快乐差异的第二点。第一个是无知,第二个是为追求他人的快乐,第三个是无理性。如果不是因为前两个,那么他肯定就是无理性的。而且从生物学上解释,会存在这样的人。例如你在艾滋病流行的地方,仍然跟来历不明的女性上床的话,可能你一时在享受快乐,但长期来讲是减少你的快乐。我认为这和爬高山的人一样都是无理性的。戴高乐讲的显然都是错的。快乐和知识是成正比的。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革时期,快乐和知识是成反比的,但这只是极少的情形,一般情形下快乐和知识成正比。关于生物的快乐,我1995年写了一篇《走向福祉生物学》,就结合达尔文进化论方法和经济学方法回答了哪些物种有苦乐感觉、快乐是正的还是负的、怎样增加动物的快乐等问题。

  

    盛洪:这里面有个疑问,您怎么知道它是快乐的?

  

    黄有光:这个问题我不能做肯定的回答。我在进一步研究之前,关于动物是否有苦乐感觉之前还不能确定。但我的文章里面就提出一些分析的方法来帮助生物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郑也夫:您刚才说知识越高就越快乐,那么动物没有知识,就应该是最不快乐的。

  

    黄有光:根据我那篇文章的分析,动物是痛苦大过快乐;而根据社会学者、经济学者的研究,人类基本上是快乐大过痛苦,只有少数例外。

  

    茅与轼: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黄有光:凭这句话我肯定是君子(众笑)。

  

    盛洪:我非常感谢黄教授的讨论,但我还是比较担心黄教授那些表述,就是说我很怀疑您能判断动物的快乐(众笑)。

  

    黄有光:我用进化论和经济学原理得出一些结论,能够帮助我们来研究动物是否快乐。

  

    盛洪:我是在哲学意义上来怀疑的,另外有句古话,叫做“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黄有光:子非我焉知我之乐?(众笑)

  

    盛洪:这个我们不说,我还是从哲学层次上怀疑这件事情。我注意到您刚才的话,我判断你是不快乐的,我觉得似乎不能这样说。因为快乐不快乐、真实快乐还是痛苦,应该由他本人说。我们经济学家在讲别人是不是能判断他的效用,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判定别人的快乐和痛苦、能判断别人的效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替他做决定,这就有可能为政府提供某些借口,比如说你不快乐,为什么呢?是因为学法轮功了。这是我提出的一个疑问。但从总体来讲,我还是支持你的。我刚才听郑也夫提出那个话题,我接着往下讲,就是说痛苦和快乐这个东西的确不是黄教授最先提出的,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早提出的,如边泌、亚当.斯密都讲了这个问题,只不过后来经济学发生了演变,痛苦和快乐变成成本和收益了。我觉得这是经济学走了一个弯路。最早的经济学家是很关注人的感觉的,比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我觉得它和现在的经济学文章真是不一样,现在是非常抽象的一些东西,如成本、收益、GDP等。所以经济学走了个弯路,从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不断地走向形式化、复杂化,而忽略了人的很丰富的感觉,正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后来人类历史多少也和经济学一样走了弯路(当然不能过分夸大经济学的影响),就是说人类过度追求那些看得见的、能用金钱衡量的物质财富。比如说GDP这个概念,很显然就是以物质财富来衡量的,它实际上就变成了各国比较幸福等的指标。包括中国的发展也是这样,这造成了生态破坏、家庭瓦解、道德沦丧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弯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教授可能是有自己的创见,也可能是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无论如何,这种回归也是有意义的。现在经济学家受到批判,被认为是带来了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我非常同意,就是我们把所有能计算的东西当做了财富。黄教授就是在提醒我们,现在要考虑更丰富的人类感觉,而不仅考虑我们表面能看到的货币等。从这一点讲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要非常感谢黄教授,他在替我们洗刷污点(众笑)。黄教授刚才让我们重视婚姻、重视家庭等,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应放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茅老师也有过一篇非常棒的文章,里面讲一般说来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有一种东西边际效用是递增的,这就是读书,就是知识。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知识越增长,效用越大,这样就使得我们社会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如果经济学研究你的效用、你的快乐,然后提出一些意见,这样我就比较持怀疑态度,因为经济学家会给人判断哪种选择是更快乐的。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可能导致外部力量的介入;第二个,拿刚才樊纲的例子说,我认为人可能会犯错误,但人只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够了,不要要求他不犯错误。要克服无知,可以当时增加他的信息,但要他对以后的信息也要加以了解是难上加难,即使现代信息经济再发达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虽然你无知,但不应由经济学家去教训他,说你应该读我的书。应该由他个人去反省,去吸取教训。另外我也不太同意无理性这一概念,我觉得这为你的理论开了个口子,凡是不能解释的,都是无理性的,这在理论上不太严格。最后我觉得经济学家本身的视野应该开拓。拿刚才的例子,一个是赌博的例子,我觉得按您的分析,肯定不要大家去赌博,只要稍有点概率论知识,就可以知道买彩票是不值得的。但还是有人去买,只要北京卖彩票,交通就堵,这就是说人的确有一种爱赌博的倾向,应该把这加进去。还有个例子就是“死”的例子。我觉得死和死是不一样的,必须把宗教的感觉放进去。无神论者、佛教徒和基督徒对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无神论者死了以后就没了,物质就消灭了。佛教徒死了以后还有来世。基督徒死了以后是进天国的。这不一样。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可能还有视野不够的地方。如果经济学家只局限于自己的视野,可能会犯错误。

  

  

    黄有光:我做几个回答。第一个,关于政府介入的问题,我基本上同意,即使存在人们的偏好和人们的选择与快乐的差异,一般情形下政府是不应该介入的,而是应该通过提高信息值等途径解决。关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也是同意的,但这同样不能认为不可知论是正确地。我那篇文章用的是进化论,而进化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动物的快乐是可以分析的。对于无理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并不是我把不能分析的东西都说成是无理性的,而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人们是会选择不利于自己、不利于他人的行为的。但跟无知同样的道理,不见得因为无理性,就需要政府介入,还是应该通过交易来解决。赌博我也同意有这样一些情形,而且赌博也会给人带来快乐,我过去也赌过(众笑),因此不见得应该禁止赌博。有少数情形赌博会使赌徒上瘾、倾家荡产等,但不应由于这些副作用就应由政府禁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关于宗教,未知生焉知死。不过我认为最终的东西还是快乐,就是我们现在的快乐和来世的快乐——如果有来世的话。这是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张曙光: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今天黄有光教授从经济生物学、经济心理学方面来讨论幸福、快乐的问题。确实从福利经济学来说,我们国内研究的还很不够,比如我今天找两个人做评议人,找来找去却很难找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但是,这恐怕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这一方面来说,经济学进一步发展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说研究、探索。所以我想今天黄教授的演讲启发了我们的思路,希望国内今后在这一方面能有更多的人进行研究。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20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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