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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寻找增长与快乐的最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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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4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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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20年中,东亚经济奇迹令世界瞩目,各种赞誉性的研究铺天盖地。相比而言,反思和提醒性的研究则比较匮乏,或缺乏深度。印象中比较突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的研究,他发现东亚的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资源投入。而资源是有限的,投入维持不了很长时间。根据他的研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复归》中预言,东亚经济奇迹将会破灭。后来的亚洲金融风暴证明,东亚靠高投资而不是高效率的增长方式存在重大隐忧。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中国正在寻求更好的发展方式,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这是令人欣慰的。什么样的增长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什么样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比较好地解决贫富悬殊、失业增加、部分地区社会矛盾激化、部分群体受挫感、无力感加剧、反社会倾向、精神问题和自杀率上升等等问题?

   

   对上述问题,知识界一直也在探寻。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快乐与经济”的命题,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称之为“快乐鸿沟”(happinessga p,也作“幸福鸿沟”)。

   

   他指出:“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对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最低。这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比如,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经济成长的代价问题,经济成长而人们不快乐的理由何在?如何来改善?可以采取的公共对策有哪些?”

   

   黄教授的这些反思,对于“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无疑是有帮助的。为此,记者与黄教授进行了联系,并在5月4日通过越洋电话对其进行了专访。

   

   《南》:经济学家喜欢谈growth(增长),认为GDP多有助于我们过更好的生活。而您的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是happiness、welfare、quality-of-life这些词,那么您认为经济增长和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

   

   黄:happiness、welfare、quality-of-life,这些词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快乐幸福。经济增长和快乐的关系,应该分几个方面:在人均GDP很少、很贫穷的时候,增长是可以带来快乐的。收入越多,快乐也比较多。对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来说,经济发展能让他们欣喜欢跃。但是,温饱问题解决了,人均GDP到了3000、5 000美元之后,这个关系就递减了,不怎么存在了。第二,每个人都多赚钱,不等于大家的快乐都增加。人与人都在竞争,比着多赚钱,多消费,买更好的汽车,更大的豪宅。绝对收入是增加了,但相对收入并没有增加,于是继续攀比,拼着挣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竞争和攀比的结果,是有了更大的房子却更难收拾,是要花更多时间去工作,是要减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是要影响自己的健康。

   

   《南》:很多人说,现在勤力一些,趁年轻多赚些钱,是为了将来无忧。

   

   黄:人的基因里确实有一种动物的本能,像蚂蚁、松鼠一样为未来储存物资。在货币社会,这种本能就表现为拼命赚钱,凯恩斯把这种本能叫“兽性(Animalspirit)”。它确实有用,可以使我们降低因物资匮乏死亡的概率,也有助于我们的长期快乐。但是,在物资基本上不匮乏、在赚钱不能显著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与快乐水平时,还去牺牲亲友关系、甚至危害健康去拼命赚钱,也就是去选择那些降低自己快乐的事物,这就肯定是无理性的表现。在中国香港,在新加坡,不少人每天工作16、18小时,没有尽头,永远说是“牺牲现在,为了将来”,其实哪里有快乐,哪里值得?是在牺牲整个生命。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可见在物质主义、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们永远不知足。更有人冒着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去走私或受贿赚钱,就更不足道了。

   

   人们无理性地拼命赚钱,也有很多时是由于“无知”和受商业广告鼓励人拼命消费的影响。例如,人们争着买汽车,以为买车很方便和快乐。但事实上很多人买了车,并没有增加他的快乐。像台北、曼谷等大城市,都是骑虎难下,私人汽车就是这头老虎,不但交通拥挤,停车困难,而且空气污染严重。如果更早、更好地发展公共交通,采用对汽车大量征税等控制方法,现在的情况就会不一样。

   

   多年前我看过报纸上的一个新闻,天津有一个青年月收入只有600余元,全部储蓄只有五六千元,却想拥有一部手提电话,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省吃俭用,再向亲友东挪西借2000元,才买下一部9000多元的“大哥大”。电话不是用来做生意或工作,这青年骑着单车,带着“大哥大”宝贝到各个朋友家中展示。由于两年多省吃,营养不够,结果半途晕倒,送入医院。像这样超出自己能力去追求高档品,绝对是得不偿失。

   

   总的来说,我认为,如果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它们已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

   

   越帮助他人越快乐

   

   《南》: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不是难以衡量?

   

   黄:我不觉得快乐不能衡量。比如,今天我从早到晚,多数时间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我牙疼,被人欺负了,孩子生病了,我的快乐就是负的。如果我欣赏了风景,有了知识上的成就,那我的快乐就是正的。长期都比较快乐的话,就是幸福。

   

   《南》:但有的人对快乐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黄:当然。不同的人,能力、智力、体力、欣赏知识的水平不同,其对快乐的理解是有差别。但是,不管他通过什么途径,最终他都是需要快乐的。在需要快乐这一点上,人与人是没有差别的。

   

   《南》: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可是他们并不快乐,有的还自杀了。你认为这是为什么?除了受各方面的压力,没有安全感,跟他们缺乏更高层次的信仰有没有关系?

   

   黄:根据研究,有信仰的人是比较快乐的,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

   

   佛教、印度教和道教都强调知足常乐,儒家文化也有相通的地方,但更重功利。在东亚,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已日渐衰微,与之相比,佛教、印度教在印度却全民信仰,深入人心。这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印度的收入远低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快乐程度却比别人要高。从政治信仰上说,我少年时在马来西亚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运动,冒着被开除和逮捕的危险,可是由于觉得做的事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就很快乐。一个人有社会责任感,就会快乐一些。那些喜欢帮助他人的人,也会快乐一些。越看重金钱越不快乐,越帮助他人越快乐。另外,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像朋友、家庭的关系。

   

   《南》:有人把为所欲为当成快乐,说快乐是他自己的事情,怎么办?

   

   黄:确实,有些人为所欲为,这是他的偏好,但往往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且从生物学上解释,会存在这样的人。例如在艾滋病流行的地方,仍然跟来历不明的女性上床,可能一时享受快乐,但长期来讲肯定是在减少快乐。对这样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介入,即使西方最自由的国家也介入了。像吗啡和海洛因,是很容易成瘾的,对人的健康危害很大。可能年轻人不小心短期吸上了,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这种情形就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

   

   《南》:中国不少人求职,换工作,高薪是第一考虑,您怎么看?

   

   黄:收入太低当然是不行,但是小康之后,选工作就不要把薪水当成第一要件。我认为兴趣很重要。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讲课,写文章,工作过程中就是一种快乐,而不觉得很辛苦。所以,在选择工作时,除了薪水,你还要考虑兴趣,考虑是否离家太远,工作时间是否太长。

   

   《南》:不少中国人说,我们地大物“薄”,人口多,压力大,所以才不是那么快乐。

   

   黄:也不能这么说。人口密度和快乐之间的关系很不确定。非洲人口最少,但也不是最快乐。英国、德国人口密度都不小,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和西欧爆发,就是因为那里人口密度大,有利于分工的形成和深化,但也没有说人多就不快乐。美国东北部的人口密度也不小。

   

   《南》:自由是不是快乐的前提,知识和教育是不是快乐的前提?

   

   黄: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也不完全。滥用自由就不行。知识分子在像“文革”那样的特定时期,不能讲真话,很压抑,反而会出现“知识越多越痛苦”。

   

   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

   

   《南》:您在解释东亚快乐鸿沟的原因时,归结为高生产高消费,竞争太强,教育压力,过分强调大同、秩序等。可是如果没有这些进取的精神,高储蓄的积累,还有东亚的经济奇迹吗?

   

   黄:是的,如果东亚不是这样的发展,GDP增长是会降低一些。但是还是会有相当的增长。而现在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与社会、人民幸福之间的最佳水平,过犹不及,是一种不协调、不快乐的增长。

   

   我认为,东亚的经济应该朝着更适当的方向来发展。首先,环境质量的保护应该摆在第一优先考虑的位置。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第二,我们希望增长能真正地带来更多快乐。这不仅需要大力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更应在那些能切实改善福利的领域,如公众健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领域,提高公共投入。此外,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例如人们不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疾病,那就应该在药物的研究上投入;等等。

   

   东亚一些地方鼓励人民消费,而我的观念是鼓励投资,节制消费。即使你要鼓励消费,也应该鼓励有外部利益、或至少外部成本较低的消费方式,例如教育、保健、住房等,绝对不应该鼓励私人汽车消费。汽车消费有四大“外部成本”(炫耀性消费、拥挤、空气污染、对他人的意外伤亡),又有钻石性物品的性质(贵重,显示经济地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展示,在社会上相互抵消,没有作用,纯粹是浪费,但这种相互竞争却会给人很大的压力。

   

   如果中国能拿今后二三十年将会浪费在私人汽车上的资源的一半,来发展公共交通,中国大城市将会有全世界所羡慕的现代化公共交通!相反,中国大城市可能变成交通可怕的曼谷。

   

   《南》:您对环境为何如此看重?

   

   黄:因为只有增长而没有环保,地球一定完蛋。所以,环境比增长重要得多。很多时候,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补救的,或者将来必须用许多倍的资源才能补救。破坏环境不但影响人们今后的福祉,也影响经济生产本身。

   

   环保不一定要有大量的政府投资,可以通过对破坏环境的活动加以课税(或收费)或限制来实现,政府对污染环境的工厂多抽税,可视其对现实和未来污染的程度而抽取。这样的话,鱼和熊掌或可兼得,否则就来不及了。

   

   《南》:公共开支的增多会不会带来“大政府”和低效率?

   

   黄:政府的职能本来就是要解决公共问题,这方面是不能缺位的。不错,公共开支一多,高浪费低效率问题就会出现。但是,我们对私人消费膨胀的危害性则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私人消费过度,也会导致总体低效。更重要的是,如果个人消费不再能给社会增加快乐,那么提高公共投入,即使在金钱上会有损失,但却不会付出快乐代价。

   

   快乐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南》: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快乐经济学”的公共政策涵义是什么?

   

   黄:我主张加强公共投资,不主张私人消费膨胀。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经济是否增长和收入的多少都不是影响生活质量最主要的因素,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其所在国家的科学、技术及其它科研成就的水平是否够先进、够领先。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费。

   

   消费不是不重要,从根本上说,投资最终是为了消费。但在中国当前的情形,不应该鼓励消费,而应该把储蓄转化成投资。

   

   第一,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政府更需要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科技与教育;私人需要增加积蓄,准备购买房子,准备将来孩子的教育费、自己的退休养老等,投资比消费更能够提高综合国力与人们的福祉。

   

   第二,基础设施的贡献,很可能比许多人所想象的还要大。同时,我要强调,法治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基础设施。

   

   第三,消费已经过分,不需要鼓励。茅于轼教授说,现在许多有钱人是“用违反道德的方式赚钱,用违反健康的方式花钱”,暴饮暴食,破坏环境。鼓励消费虽然也可能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但却会减低人们的福祉,减低国力。

   

   《南》:您的“快乐经济学”对个人来讲,有什么借鉴意义?

   

   黄:首先,大家要意识到快乐的重要性,知道健康、亲友和精神满足远比金钱重要得多。

   

   要意识到,不理性的敛财本性带来的是种种错觉,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为漫天的商业广告所动。若非必要,不买、不用汽车,不浪费能源,不乱丢废物等;

   

   要有进取心,但不要追求超过自己能力的东西,别老想着去与人争,更不要损人地去争。把这种争强好胜的本能压一压,多去想一想怎样为社会做贡献;

   

   不要太重视金钱,要重视真正能增加快乐的东西,例如多运动,重视与家人亲友的关系等;

   

   不要在私人消费上竞争,而要在对社会有利的方面竞争,例如捐助慈善、教育、义务工作、研究事业等。

   

   如果能做到这些,东亚的快乐指数不仅会提高,而且若能缓解并重新纠正目前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对改善全球环境也是一个福音。

   

   《南》:听说您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您是不是因为成功才快乐?您的经验是什么?

   

   黄:是因为快乐而成功,还是因为成功而快乐,我想都有一些吧。

   

   我为什么比较快乐?一是天生的性格比较开朗;二是父母的教育,父母亲对我的功课大致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妈妈常说,孩子得等他们自己愿意读书才有办法。她的理论至少对我来说是对的,我这个留级两次的孩子也还能读到博士毕业(东方的教育方法,往往失之太过严格、呆板与填鸭;但当今许多独生“小皇帝”的家庭教育,又失之太宠爱,使孩子长大后,不能与人好好相处);三是看得开,不开心的事从来不想很久;四是不过分工作,我每周工作就是40个小时;五是尽量去做一些利社会的事,我在英国,在香港、台北地区都长时间没有汽车,走路、坐公车,必要时才坐计程车,而并没有很大的不便。若非太暗,办公室不开灯,虽然这电费是由大学负责的。我用纸张,段落之间都不空行,因为节约用纸就是节约资源。在餐馆吃剩食物,我都打包带回。这些习惯对社会就是一种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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