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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8/08/24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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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外交一直缺乏改革。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后,大家关心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等,对外交体制的变化就比较少。但是,如果体制不变化,新的外交思想、政策的执行,就会打折扣。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中国的外交,正在从“韬光养晦”向着“奋发有为”转变。

   事实上,反对中国“奋发有为”的,不仅仅是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例如美国,他们当然不愿意中国强大,不愿意中国外交转型,他们总批评中国“搞坏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因此,这是一种讽刺的现象:希望中国强大的人,不愿意中国外交转型;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人,也不愿意中国外交转型。

   那么,中国的外交转型,能不能取得比原先的外交政策更好的成果?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发表了一个报告——《改革创新:打造中国外交新思路》,就是讨论该问题。

   在最近一期的《国际政治科学》上,徐进、杜哲元发表了《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一文。他们谈论的是,中国外交转型过程中及之后,中国人有哪些思想上的“不适应”现象,也就是说有哪些思想“跟不上”这次外交转型。他们有从六个方面预测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上的变化。这次转型要想成功,就要有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如果思想不变,那么政策转型也不能成功。如果思想不变,那么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就不会心甘情愿,甚至有些人会抵制这种转型。

   同时,我也在上一期的CJIP上发了一篇文章——《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我分析了中国外交出现了哪些变化,并且分析了这些变化是带来了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其中我分析了中国与各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与周边各国关系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外交,不能搞改革。或者说,“改革”这个词,无法进入外交政策这个领域。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有文件说,中国的外交在文革中并没有发生太大错误。也就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没有严重影响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外交领域“不需要拨乱反正”。长期下来,就导致出现一个现象,外交领域没有改革。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确在出现变化,但是“改革”这个概念却不能说。这很像是当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过程。现在的“韬光养晦”,就好比当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的“奋发有为”,就好比当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年是有人认为“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错,所以不需要改革;现在也是,有人认为“韬光养晦”没有问题,所以不需要改革。

   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弱,“有所作为”变得越来越强;而是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根本性的改变过程。这是一个性质变化,原先的很多原则要发生转变。后者要取代前者,就好像当年“以经济斗争为纲”要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原先的原则要被取代。

   去年,我们团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讨论的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但后来看到了习总书记的讲话,他说“外交要改革创新”,所以我们才准备写这个报告。因此我们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合法性”,因为领导人是这么说的。我们认为,外交领域没有特殊性,不能其他的都改革,这个领域不改革。因此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什么”的问题,还要讨论“怎么去改”、“怎样使改能够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怎么改能够实现新的目标”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到“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从“经济导向型”的外交变为“政治导向型”的外交。而且这是现实的目标、眼前的目标,不是将来的目标。既然目标改变了,那么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总体设计、政策措施、外交组织、外交制度,都要发生改变。

   如果外交制度不改革,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当年搞改革开放也是类似,我们面临的是制度问题。过去有人说“私有企业不能雇超过七个人,因为马克思说超过七个人就是资本主义”。现在可能觉得很可笑,但当时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例如,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不需要一个“政策评估环节”?需要不需要一个专门的“政策评估机制”或“职能部门”?现在我们的外交机构中,没有这样一个部门,来评估“外交政策执行过程中,是不是需要进行调整”。甚至我们的外交部门都不知道,某一个文件应该执行到什么程度,到什么情况下应该作废。也没有一个制度,来判断某项政策什么时候应该执行,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执行。我们应该有相应的部门,判断某些政策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某些文件什么时候应该解密。这不仅仅是一个策略上的调整,而是指导思想、战略原则、外交制度的调整。

   在外交领域里面,创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和别的领域很不一样。周恩来当年的原则是“外交无小事”。当初我们的开国将军们,很多人直接成为外交官。他们以前在战场上打仗,原则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当他们成为外交官后,就不能再以此为指导原则了,必须要服从中央的统一命令、严格执行命令,事事必须请示。当时,这是符合国家需要的。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外交工作不能僵化,不能拒绝改革。

   如果没有改革的机制,就等于把改革的任务全部留给了领导人。导致只有领导人才可以改革创新,其他的人都无法改革创新。如果领导人没有创新,下面的人先创新,就可能会导致所谓的“政治不正确”。但实际上,领导人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管所有事情。我们既应该有创新的机制,也应该保证全国外交战略的统一。因此,在外交领域里面搞创新,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我们现在的制度,导致前线的工作人员无法了解实际情况,很多工作人员没有时间进行调查,甚至连我们这样的会议他们都没有时间参加。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鼓励工作人员去了解实际情况。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是不同的,二者都需要做研究。前者是发现客观事务背后的规律,后者是研究国家用于指导自己外交实践的思想。前者不一定用来指导实践,后者为政治政策服务。很多时候,学术研究,无法变成指导国家政策的理论。我们很难看到,某一个学者提出的理论,被国家领导人看到,然后用来指导外交实践。事实上都是相反的,是领导人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找学者提出的各种理论,进行物色,之后拿来为自己所用。他可以说“这是专家的意见,是学者提出来的,很有学理价值”。事实上,这个领导人早就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了,只不过是从各种学术理论中,找一个符合自己的思想的理论,等于是找了一个“装饰”。不存在“现有理论,后有领导人的政策”。例如,小布什上台,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小布什下台,新保守主义似乎影响力不大了。但是事实上,新保守主义的学者、思想、成果都是始终存在的,只不过奥巴马不喜欢这些思想而已。我们学者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多元的思想,供领导人选择。这就好比,领导人可以进入“超市”,可以进行“多样化选择”。学者是卖东西的,领导人是逛超市的,我们尽量提供多元的“商品”,但能被人家选中的思想是少数。

   现在有一个争论,即外交政策转型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仅仅认为“这纯粹是领导人自己的思想变化而导致的”,就会有一个错误,你得出的结论是“外交转型不是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而发生的”。事实上,我们的外交转型,其原因是战略环境、地位、实力、利益变化,是被逼出来的,我们转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客观的变化,带来的主观的转型。我们的报告认为,这次中国外交转型,是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首先,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不是一个程度变化,而是一个性质变化。用佐利克的话说,“一个大象再也无法躲在树的后面了”。当一个人已经达到2米,即使他蹲着,也会比别人站着明显。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并且继续增长,再采用过去的“韬光养晦”,就已经过时了。

   第二,中国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周边的压力增加,冲突增加。例如,当你变大、变高的时候,别人就会恐惧你,就会躲着你。在马路上,一个个子小的人,一定惧怕一个个子高的人,即使两人不发生冲突。客观上,因为中国强大了,所以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上升,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上升,要求也上升。即使中国不改变动机,别人也会恐惧中国。这就好像是,在一个篮球队中,当你个子最高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你表现不好,别人就更加指责你。这才有了“中国责任论”的问题。过去我们“弃权”,被别人认为是合理的。现在中国“弃权”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少了,中立已经做不到了。因此,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不调整政策,不是对别人不好,而是对自己不好。

   第三,我们的利益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每年有1亿人次出国,相当于很多个小国的人口数量的总和。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解决他们在海外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国应该保护我们的公民。现在我们的经济利益,已经不是最首要的利益了,公民的安全利益成为了最首要的利益。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理论”,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国学者写过“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外交理论”,还没有人去做过这个工作。我们应该研究“如何支撑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我们以前研究的,都是“外交工作如何服务于经济事务”。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以下问题:“复兴的标准是什么”、“复兴的条件是什么”、“复兴的利益排序是什么”、“复兴后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复兴的战略是什么”、“哪些领域先实现复兴,哪些领域后实现复兴”。如果我们能有100种研究,那么其中就会有1—2种,被决策者所用到。

   我们认为,中国的这次民族复兴,与以往的历次大国崛起,都是不同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背景。我们讲的全球化,不仅仅是各个地区的简单连结、简单联系,与“丝绸之路”的概念不同。而是表现为:生活的日益交织、生活方式相似、思想趋同、相互依附。例如,全世界所有的超市,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在交款台都会出售电池。我们研究的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复兴如何实现,中国的外交应该如何调整?具体内容包括:“全球化下的大国外交”、“全球化下的世界秩序”、“全球化下的国际体系”、“全球化下的国际规范”、“全球化下国家、地区、世界三者的关系”、“全球化下主导国的责任问题”,等等。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做,如何有外交策略的创新?我们国家的外交创新,过于依赖决策者个人,而那种群体性的创新不够。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指望决策者。我们要给领导人足够多的选择余地,提供足够多的建议,让领导人自己去挑选。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领导人就无法从中挑选。

   从策略上来讲,“避免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应该直面冲突、利用冲突、解决冲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我们已经做不到了。有人说,“中国的奋发有为政策,导致日本向美国靠拢”,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强势政策,导致中俄正在接近”。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地位在上升,实力在壮大,使得日本一定会选择与我们对抗的政策。日本采取与中国对抗,是从2002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开始的,当时我们坚决执行“韬光养晦”,但仍然不能防止日本与中国对抗。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与中国对抗,并非从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开始,而是始于2010年扣船事件,日本故意扣留中国船长。是因为形势、环境变了、利益变了,我们才调整政策;而不是我们先调整政策,才导致日本选择与中国对抗。当日本故意制造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冲突,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不仅应该维护“战略机遇期”,还应该主动创造“战略机遇期”。我们的东海识别区,就是主动创造自己的机遇。当时我们突然公布识别区,导致美日无法进行协调,因此他们两国的政策彼此矛盾。这样,美国才说“需要与中国讨论航空识别区的管理规则”。当我们没有识别区的时候,美国人不可能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识别区,美国才不得不与我们讨论。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机遇,我们有机会与别人讨论管理规则。

   我们要从“适应环境”向“塑造环境”转变。过去,美国出台“塑造战略”,我们还很不理解。事实上,美国想塑造世界,最后能否成功,结果好与不好,这是技术问题,不是方向问题。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连塑造环境的意愿都没有,那么它不是真正的世界大国。当一个大国,有塑造世界的能力,而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更不是世界大国,它没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意愿。没能力,是一回事;有能力而不那样做,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塑造的能力,如果不及时塑造环境,就是在浪费自己的资源,浪费自己的机遇,使得我们不能及时地实现民族复兴。

   最后,从学术角度讲,我们应该研究哪些方面?我们的基本研究,是在三个层次:个人、国家、体系。我们要研究领导人,要研究领导集体,也要研究官僚制度,同时还要研究国际体系。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外交理论,一定要符合自己的国情,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否则,一定会导致伤害自己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式。

   我们的这个《报告》,是供大家批判的。我们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非要让外交部接受。我们的目的是,能够引发学界的讨论,这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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