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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中体西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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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8/08/24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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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1899年在《自由书》中写道,“中体西用”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他相信这个思想“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中体西用”路径依赖。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当然不是梁启超这样彻底否定所能解释的,因为“中体西用”虽说只是一个概念,但其前后期并都不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被迫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的,之所以两次被打方才觉悟,而不像其他“后发国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迅即拥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明底蕴太深厚了。文明传统原本是个积极因素,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为前进的包袱。

   在十六世纪之前很长时间,中国文明确实有资格傲视全球。但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巨大的产能过剩迫使工业资本寻求海外市场,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其实就是被硬拉着从农耕文明走上工业文明。

   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中国只是在科学技术上不如人,要论精神文明,中国人三纲五常名教伦理远迈西洋。所以那时稍有眼界的中国人如冯桂芬,虽然承认中国的失败,但认为这种失败并不说明问题,他耐心劝告大家“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洋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中体西用”发生之初的情形。

   显而易见,“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早期具有进步意义,这种思想就是劝告中国人不要怕西方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相信中国文明在与西洋文明充分接触后,一定能够重构一个新体系。这种劝说对于减弱反对者的压力,相当有效,这些反对者不由自主地想,既然坚守了“伦常名教”,那就学点“奇技淫巧”吧。

   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虽说勉强,但经过十多年时间,还是非常有效。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新的活力,经济实力也获得相当提升。

   “中体西用”为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但这种做法确实也遗留了相当问题。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思想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满足于“中体西用”这种模式,他们认为应该随着新经济、新技术成长,逐步加大向西方学习力度。他们渐渐意识到,西方成功的并不仅在科学技术,更不仅在坚船利炮,西方的强大有本有源,这个本源就是西方的机制、体制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与保障。这些思想者在1870年代就建议清廷适度扩大“中体西用”的内涵,逐步将西方发展最本质的东西包容进去,比如西方的法律体系、议会体制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东西。

   经济的成长加大了朝廷的傲慢,西方化思想并没有撼动朝廷既定原则。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随之调整不太适应的政治架构,近代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就这样“跛足”发展着。更诡异的是,因为“跛足”,所以高速。政府独家主导,没有民间或其他力量牵制干扰,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呈现超常规发展速度。短短三十年,中国就制造了人间奇迹,重建昔日辉煌,在军事、经济增量可衡量指标方面,中国都呈现比较好的记录。

   然而,洋务新政三十年的增长是虚假的、畸形的,这种增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自欺欺人的泡沫。1894年,中国在持续三十四年增长且不曾回调的情况下,与东邻日本短兵相接,战争还没有正式开始,双方还没有像样过招,清军全面溃退,中国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受尽屈辱。

   甲午战后,中国有了一次很好的检讨机会。中国人在巨大屈辱面前坦然认输,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很快走上维新道路。“维新”云云,其实就是向曾经的敌人日本“明治维新”学习,重走日本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

   转向东洋应该是中国在甲午之后的正确选择,学习日本不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属亚洲,而是日本在过去三十年走出一条与中国极不相同的富强路。然而,或许中国所要学的只是日本,日本不仅国小民少,而且在过去一千年历史上长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于是维新时代刚刚开始,南溪赘叟竟然于1895年4月在《万国公报》发表《救时策》,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白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将先前几十年原本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体系化。此后,不论是办学堂,还是办实业,都一定要分出个东、西,分出个体、用。

   按照严复的看法,文化体系从来都是一个完整且不可人为分割的,中国要学西方或学东洋,要么完整接受,要么全盘排拒,因为中西各有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然而严复的呼吁并没有改变现实,直至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在十年时间打败中俄两个大国的事实终于警醒了中国人,在这之后,方才放弃“中国本位”立场,坦然踏上世界一体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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