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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分类:
好学者集
来源:
2018/08/24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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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与求学

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机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瞿同祖先生(以下简称瞿):我是1910712(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初六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文慎公(瞿鸿机)生于1850年,岁在庚戌。我出生于庚戌年,故名同祖。出生之日,适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天况。辛亥革命后,祖父挈全家迁居上海。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沪入小学。我是由祖父开蒙的,他每天教我《论语》,我是由《论语》开蒙的。父亲希马公(瞿宣治)先后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1923年于回国探亲途中病故于马赛。1924年叔父瞿兑之(瞿宣颖)迎养祖母来北京居住,挈我同行。我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因奔丧而辍学一年,故我晚一年毕业。1930年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1]我叔父文学修养很好,他给我讲汉赋,别的都是我自己自学的。中学教的国文不够用,放学回来后每天晚上点书经,看正文,看注释,作为自学的课,这对我后来的古文功底有很大的帮助。

二、工作:国内与国外

 

赵:我在您的学籍档案中看到您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时申请过去英国伦敦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Madison校区)学习的两份文件,但后来您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什么原因?

瞿:那时想去伦敦大学学习,但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未能成行,后来就没有机会去了。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魏特夫教授的邀请。通过吴文藻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来华访问的魏特夫教授。后来魏特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室。1943年费孝通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晤魏特夫时为我联系,魏氏即来电邀我去该校任研究员。我遂偕同妻赵曾玖及子女于1945年春抵达纽约。王毓铨先生和我的任务均为汉史的研究。他的课题为经济史,而我的研究范围则限于社会史。美国汉学界当时流行的一种体例是于正史中搜集有关资料,选译后旁征博引,加以注释,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

赵:您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十年之久,其间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瞿:我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研究工作之便进修,选读了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几位著名教授的课程多门,有麦其弗(RMMaciver)的“社会变迁因素”、默顿(RKMerton)的“社会结构与理论”、艾贝尔(Theodore Abel)的“欧洲社会学”、林德(RSLynd)的“美国权力结构”、利普斯特(SMLipset)的“社会阶层之划分”、林顿(Ralph Linton)的“人类学”,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与人格”。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名教授克罗伯(ALKroeber)某年来哥伦比亚大学暑假开“人类学”一课,我也选听了。

工作之余,我着手翻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英译本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收入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用学院经济及社会科学部的《海外世界:过去与现在》丛书。抗战时期图书缺乏,我在昆明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稿时,找不到《宋刑统》,是我书中的一大缺点。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英译本出版时才得以将《宋刑统》补人,弥补了这一缺憾。中华书局重印本付印时,我也借此机会补入了《宋刑统》。

1948年夏,我应华顿盛大学之邀访问该校,为远东系教授及远东研究所人员作一关于“清代绅士”的学术报告,引起该校对绅士问题的重视。哥大中国历史研究室关闭后,王毓铨和我的汉史文稿全部被移交给华盛顿大学。60年代该校拟出版我的手稿,与我商洽。约定由杜敬轲(Jack Dull)博士担任编辑,我利用课余时间,整理和修订原稿,于1965年回国前夕交卷。该书迟至1972年才以《汉代社会结构》的名义出版,那时我早已回国了。

赵:离开哥大后,您去了哈佛大学。正是在哈佛写出了另一本传世之作《清代地方政府》,您能说说在哈佛的情况吗?

瞿:1954年费正清(JKFairbank)等多名汉学教授发起并组织一次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讨论会。我应邀出席,提交《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its Ideology)一文,载于费正清编辑的《中国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一书(1957)[8]这篇文章后来又收入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两位社会学教授合编的《社会学与历史》(Sociology andHistory)一书,介绍我运用社会学观点研究历史的成就,作为一个范例。这本书收录了各国学者用社会学观点研究历史的许多论文,从费正清编的那部文集里,只选收了我的这一篇论文。编者说我是best tradition of Marx Weber,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好,翻作传统也不合适。这书大概是19641965年出版的。[9]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成立东亚研究中心,友人杨联升教授为该中心委员会成员之一,推荐我去哈佛担任研究员,后兼任讲师。我除与杨联升合开“地方志”外,又与杨联升、法学院教授冯梅伦(Arthur Taylor Von Mehren)合开“中国法律”的讨论课(seminar),就是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作参考。在哈佛期间,我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1962)。为了进修,我又旁听了社会学系名教授帕森斯(Tal- cctt Parsons)的“宗教社会学”和法学院教授索恩(SEThorne)的“英国法制史”两课。选听后者的目的是想对不同国家法制史的观点和方法有所了解,能进行比较,或有助于我对中国法制史之研究。

1962年荷兰(WilliHolland)教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亚洲系,邀请我去该校任副教授,开“中国通史”一课,并讲授古汉语。

 

三、著 述

《中国封建社会》

赵:瞿老,您的第一本著作是您的硕士学位论文,您当时如何想到要做这个题目的?您的这本书,第一篇序是陶希圣写的,陶在序中写道,“瞿同祖先生综合他对史学的心得与社会学的方法,以两年以上的工夫写成这篇论文,他常来和我谈论到周代的社会组织”,您是否受到陶希圣的影响?陶希圣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重要人物,您的这篇论文是否也受到了社会史论战的影响?

瞿: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为《春秋封建社会的剖析》,后以此稿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改写,以《中国封建社会》为硕士论文。导师为杨开道先生。这是我写中国社会史的初次尝试。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0年代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该书由日人田岛泰平及小竹武夫合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1942)。《中国封建社会》与当时的社会史大论战,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研究生毕业需要论文,就做了这一篇论文。陶希圣原先也不熟,硕士论文答辩时,请了陶希圣,因此后来有了交往,《中国封建社会》出版时,请他写了序言。

赵:那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瞿:国内有若干大学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罗隆基先生曾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时,看见指定的参考书就有《中国封建社会》,当时很高兴,书一出版就作为指定参考书。但我写此书时年纪尚轻,才疏学浅,我个人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的书,而H本就翻译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我自己并不满意,自认为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我在美时,华盛顿大学拟请人译成英文,已译了一章。但我认为无翻译出书的价值,便婉言谢绝了。可谓尚有自知之明。[11]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赵:您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与法制史领域的一本经典性著作,您当时如何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

瞿:那也是偶然。19391944年我在云南大学任教,除开设中国社会史外,还有中国法制史一课,这从而促使我开始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为了备课的需要,我便阅读现存的古代法典,及古文献中有关法律的记载。经刻苦钻研,而有些心得,对古代法律的本质有了我自己的见解,便着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不同于其他中国法制史的是,它是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予以研究的一个创新尝试,故命名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它既是一部法律史,也是一部社会史。如书中关于婚姻,家庭,阶级的研究,这是我的心得,这是社会史的内容。当初写这本书,是想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因此书中不仅引用了法律材料,还大量引用了社会史材料。从法律的角度研究社会而不只是研究法律。

赵:瞿老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是否学过法制史与法律方面的课程?

瞿:当时燕京大学设有法律系,但无法制史课,所以,我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上乏师承,故撰写讲稿难度更大。幸我少时读过享利·梅因(Henry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Law)及《早期的法律和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二书,叹服其渊博精深,见解卓越,能成一家之言,觉得写书就应该写这样的书。又读维纳格勒多夫(Paul Vinogradoff)的《历史法学大纲》(OutlineofHistorical Jurisprudence)。我对法律史的兴趣更为浓厚,颇有效颦之志,而力不从心,只得望书兴叹。

我对社会人类学有了初步了解后,明白法律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亦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特殊的功能,为人类学家所重视。如想对法律进行深入的研究,便有补课自修之必要,应认真阅读各人类学家有关法律的名著。因此陆续读了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罗布森(WARobson)的《文化及法律之成长》(Civilizationand the Growth of Law)、哈特兰(ESHartland)的《原始法律》(PrimitiveLaw)、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原始法律(PrimitiveLaw”,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VolIX)[12]等书。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因窃不自量,益有撰中国法制史之意。于是大量阅读现存的古代法典:《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的《刑法志》,“十通”,各种《会要》及有关古代法律的著述。在云南大学任教时,着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

我写作、研究法制史的过程,与一般的研究者恰好相反。一般研究者是先研究法制史,然后找资料,参考外国的著作;我是先阅读外国学者的著作,从中受到启发,形成一定的方法论,然后开始研究法制史,写作有关法制史的著作。

赵:您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与中国其他的法制史相比,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不按具体的朝代,或者具体的某一法典来论述,而是着重论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内在的本质。在写作时,您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

瞿:我写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主要想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存在形态是什么样的?另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即法律的精神是什么?因此我采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家族、阶级这一社会的基本层面入手进行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大学中接受的社会学正规训练,一方面是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等社会人类学家的影响。社会人类学家,也非常重视法律,因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在读了马林诺夫斯基等社会人类学家的著作后,我深受启发;虽然他们描写的大多是初民社会或原始部落的法律,但我从方法论上得到了有益的借鉴。

赵:您能否简要的概述一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特点与其学术上的创新之处?

瞿:我认为,法律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并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也只有考察法律在社会上的运用,才能了解法律的实施情况。这本书便是运用上述观点,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予以研究的一个创新的尝试,故命名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它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书中家族、婚姻、阶级及巫术宗教等章显然都属于社会史范围。我指出,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极为突出的地位。

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问题,我书出版后,我的看法有进一步的认识和发展。适北京大学为50周年校庆,筹备出一纪念文集。罗常培先生当时也在纽约,约我写稿。我就此问题写了《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1948)。秦、汉法律是法家所制订的,代表法家精神。汉儒撰写法律章句来解释法律,并以经义决狱。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为儒家思想所左右。我这篇论文指出,魏、晋、南北朝的法律为儒家所制定,他们逐渐将儒家提倡的“礼”掺入法典,至唐而集其大成。法律之儒家化实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最重要之大事,从此改变了法律的本来面目,形成礼、法结合的体系。法律于是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礼教的工具,用以维护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秩序。

一、家世与求学

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机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瞿同祖先生(以下简称瞿):我是1910712(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初六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文慎公(瞿鸿机)生于1850年,岁在庚戌。我出生于庚戌年,故名同祖。出生之日,适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天况。辛亥革命后,祖父挈全家迁居上海。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沪入小学。我是由祖父开蒙的,他每天教我《论语》,我是由《论语》开蒙的。父亲希马公(瞿宣治)先后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1923年于回国探亲途中病故于马赛。1924年叔父瞿兑之(瞿宣颖)迎养祖母来北京居住,挈我同行。我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因奔丧而辍学一年,故我晚一年毕业。1930年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1]我叔父文学修养很好,他给我讲汉赋,别的都是我自己自学的。中学教的国文不够用,放学回来后每天晚上点书经,看正文,看注释,作为自学的课,这对我后来的古文功底有很大的帮助。

二、工作:国内与国外

 

赵:我在您的学籍档案中看到您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时申请过去英国伦敦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Madison校区)学习的两份文件,但后来您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什么原因?

瞿:那时想去伦敦大学学习,但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未能成行,后来就没有机会去了。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魏特夫教授的邀请。通过吴文藻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来华访问的魏特夫教授。后来魏特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室。1943年费孝通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晤魏特夫时为我联系,魏氏即来电邀我去该校任研究员。我遂偕同妻赵曾玖及子女于1945年春抵达纽约。王毓铨先生和我的任务均为汉史的研究。他的课题为经济史,而我的研究范围则限于社会史。美国汉学界当时流行的一种体例是于正史中搜集有关资料,选译后旁征博引,加以注释,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

赵:您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十年之久,其间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瞿:我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研究工作之便进修,选读了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几位著名教授的课程多门,有麦其弗(RMMaciver)的“社会变迁因素”、默顿(RKMerton)的“社会结构与理论”、艾贝尔(Theodore Abel)的“欧洲社会学”、林德(RSLynd)的“美国权力结构”、利普斯特(SMLipset)的“社会阶层之划分”、林顿(Ralph Linton)的“人类学”,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与人格”。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名教授克罗伯(ALKroeber)某年来哥伦比亚大学暑假开“人类学”一课,我也选听了。

工作之余,我着手翻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英译本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收入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用学院经济及社会科学部的《海外世界:过去与现在》丛书。抗战时期图书缺乏,我在昆明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稿时,找不到《宋刑统》,是我书中的一大缺点。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英译本出版时才得以将《宋刑统》补人,弥补了这一缺憾。中华书局重印本付印时,我也借此机会补入了《宋刑统》。

1948年夏,我应华顿盛大学之邀访问该校,为远东系教授及远东研究所人员作一关于“清代绅士”的学术报告,引起该校对绅士问题的重视。哥大中国历史研究室关闭后,王毓铨和我的汉史文稿全部被移交给华盛顿大学。60年代该校拟出版我的手稿,与我商洽。约定由杜敬轲(Jack Dull)博士担任编辑,我利用课余时间,整理和修订原稿,于1965年回国前夕交卷。该书迟至1972年才以《汉代社会结构》的名义出版,那时我早已回国了。

赵:离开哥大后,您去了哈佛大学。正是在哈佛写出了另一本传世之作《清代地方政府》,您能说说在哈佛的情况吗?

瞿:1954年费正清(JKFairbank)等多名汉学教授发起并组织一次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讨论会。我应邀出席,提交《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its Ideology)一文,载于费正清编辑的《中国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一书(1957)[8]这篇文章后来又收入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两位社会学教授合编的《社会学与历史》(Sociology andHistory)一书,介绍我运用社会学观点研究历史的成就,作为一个范例。这本书收录了各国学者用社会学观点研究历史的许多论文,从费正清编的那部文集里,只选收了我的这一篇论文。编者说我是best tradition of Marx Weber,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好,翻作传统也不合适。这书大概是19641965年出版的。[9]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成立东亚研究中心,友人杨联升教授为该中心委员会成员之一,推荐我去哈佛担任研究员,后兼任讲师。我除与杨联升合开“地方志”外,又与杨联升、法学院教授冯梅伦(Arthur Taylor Von Mehren)合开“中国法律”的讨论课(seminar),就是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作参考。在哈佛期间,我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1962)。为了进修,我又旁听了社会学系名教授帕森斯(Tal- cctt Parsons)的“宗教社会学”和法学院教授索恩(SEThorne)的“英国法制史”两课。选听后者的目的是想对不同国家法制史的观点和方法有所了解,能进行比较,或有助于我对中国法制史之研究。

1962年荷兰(WilliHolland)教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亚洲系,邀请我去该校任副教授,开“中国通史”一课,并讲授古汉语。

 

三、著 述

《中国封建社会》

赵:瞿老,您的第一本著作是您的硕士学位论文,您当时如何想到要做这个题目的?您的这本书,第一篇序是陶希圣写的,陶在序中写道,“瞿同祖先生综合他对史学的心得与社会学的方法,以两年以上的工夫写成这篇论文,他常来和我谈论到周代的社会组织”,您是否受到陶希圣的影响?陶希圣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重要人物,您的这篇论文是否也受到了社会史论战的影响?

瞿: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为《春秋封建社会的剖析》,后以此稿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改写,以《中国封建社会》为硕士论文。导师为杨开道先生。这是我写中国社会史的初次尝试。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0年代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该书由日人田岛泰平及小竹武夫合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1942)。《中国封建社会》与当时的社会史大论战,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研究生毕业需要论文,就做了这一篇论文。陶希圣原先也不熟,硕士论文答辩时,请了陶希圣,因此后来有了交往,《中国封建社会》出版时,请他写了序言。

赵:那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瞿:国内有若干大学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罗隆基先生曾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时,看见指定的参考书就有《中国封建社会》,当时很高兴,书一出版就作为指定参考书。但我写此书时年纪尚轻,才疏学浅,我个人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的书,而H本就翻译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我自己并不满意,自认为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我在美时,华盛顿大学拟请人译成英文,已译了一章。但我认为无翻译出书的价值,便婉言谢绝了。可谓尚有自知之明。[11]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赵:您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与法制史领域的一本经典性著作,您当时如何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

瞿:那也是偶然。19391944年我在云南大学任教,除开设中国社会史外,还有中国法制史一课,这从而促使我开始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为了备课的需要,我便阅读现存的古代法典,及古文献中有关法律的记载。经刻苦钻研,而有些心得,对古代法律的本质有了我自己的见解,便着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不同于其他中国法制史的是,它是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予以研究的一个创新尝试,故命名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它既是一部法律史,也是一部社会史。如书中关于婚姻,家庭,阶级的研究,这是我的心得,这是社会史的内容。当初写这本书,是想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因此书中不仅引用了法律材料,还大量引用了社会史材料。从法律的角度研究社会而不只是研究法律。

赵:瞿老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是否学过法制史与法律方面的课程?

瞿:当时燕京大学设有法律系,但无法制史课,所以,我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上乏师承,故撰写讲稿难度更大。幸我少时读过享利·梅因(Henry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Law)及《早期的法律和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二书,叹服其渊博精深,见解卓越,能成一家之言,觉得写书就应该写这样的书。又读维纳格勒多夫(Paul Vinogradoff)的《历史法学大纲》(OutlineofHistorical Jurisprudence)。我对法律史的兴趣更为浓厚,颇有效颦之志,而力不从心,只得望书兴叹。

我对社会人类学有了初步了解后,明白法律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亦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特殊的功能,为人类学家所重视。如想对法律进行深入的研究,便有补课自修之必要,应认真阅读各人类学家有关法律的名著。因此陆续读了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罗布森(WARobson)的《文化及法律之成长》(Civilizationand the Growth of Law)、哈特兰(ESHartland)的《原始法律》(PrimitiveLaw)、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原始法律(PrimitiveLaw”,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VolIX)[12]等书。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因窃不自量,益有撰中国法制史之意。于是大量阅读现存的古代法典:《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的《刑法志》,“十通”,各种《会要》及有关古代法律的著述。在云南大学任教时,着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

我写作、研究法制史的过程,与一般的研究者恰好相反。一般研究者是先研究法制史,然后找资料,参考外国的著作;我是先阅读外国学者的著作,从中受到启发,形成一定的方法论,然后开始研究法制史,写作有关法制史的著作。

赵:您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与中国其他的法制史相比,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不按具体的朝代,或者具体的某一法典来论述,而是着重论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内在的本质。在写作时,您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

瞿:我写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主要想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存在形态是什么样的?另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即法律的精神是什么?因此我采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家族、阶级这一社会的基本层面入手进行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大学中接受的社会学正规训练,一方面是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等社会人类学家的影响。社会人类学家,也非常重视法律,因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在读了马林诺夫斯基等社会人类学家的著作后,我深受启发;虽然他们描写的大多是初民社会或原始部落的法律,但我从方法论上得到了有益的借鉴。

赵:您能否简要的概述一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特点与其学术上的创新之处?

瞿:我认为,法律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并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也只有考察法律在社会上的运用,才能了解法律的实施情况。这本书便是运用上述观点,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予以研究的一个创新的尝试,故命名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它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书中家族、婚姻、阶级及巫术宗教等章显然都属于社会史范围。我指出,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极为突出的地位。

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问题,我书出版后,我的看法有进一步的认识和发展。适北京大学为50周年校庆,筹备出一纪念文集。罗常培先生当时也在纽约,约我写稿。我就此问题写了《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1948)。秦、汉法律是法家所制订的,代表法家精神。汉儒撰写法律章句来解释法律,并以经义决狱。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为儒家思想所左右。我这篇论文指出,魏、晋、南北朝的法律为儒家所制定,他们逐渐将儒家提倡的“礼”掺入法典,至唐而集其大成。法律之儒家化实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最重要之大事,从此改变了法律的本来面目,形成礼、法结合的体系。法律于是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礼教的工具,用以维护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秩序。

一、家世与求学

赵利栋(以下简称赵):瞿老,您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机的嫡孙,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世和童年的情况?

瞿同祖先生(以下简称瞿):我是1910712(宣统二年,庚戌六月初六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文慎公(瞿鸿机)生于1850年,岁在庚戌。我出生于庚戌年,故名同祖。出生之日,适为天贶节,故字天贶,后改天况。辛亥革命后,祖父挈全家迁居上海。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沪入小学。我是由祖父开蒙的,他每天教我《论语》,我是由《论语》开蒙的。父亲希马公(瞿宣治)先后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1923年于回国探亲途中病故于马赛。1924年叔父瞿兑之(瞿宣颖)迎养祖母来北京居住,挈我同行。我先后就读于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28年母亲在沪病逝,因奔丧而辍学一年,故我晚一年毕业。1930年毕业时,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1]我叔父文学修养很好,他给我讲汉赋,别的都是我自己自学的。中学教的国文不够用,放学回来后每天晚上点书经,看正文,看注释,作为自学的课,这对我后来的古文功底有很大的帮助。

二、工作:国内与国外

 

赵:我在您的学籍档案中看到您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时申请过去英国伦敦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Madison校区)学习的两份文件,但后来您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什么原因?

瞿:那时想去伦敦大学学习,但因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未能成行,后来就没有机会去了。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魏特夫教授的邀请。通过吴文藻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来华访问的魏特夫教授。后来魏特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室。1943年费孝通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晤魏特夫时为我联系,魏氏即来电邀我去该校任研究员。我遂偕同妻赵曾玖及子女于1945年春抵达纽约。王毓铨先生和我的任务均为汉史的研究。他的课题为经济史,而我的研究范围则限于社会史。美国汉学界当时流行的一种体例是于正史中搜集有关资料,选译后旁征博引,加以注释,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

赵:您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十年之久,其间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瞿:我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研究工作之便进修,选读了社会学系与人类学系几位著名教授的课程多门,有麦其弗(RMMaciver)的“社会变迁因素”、默顿(RKMerton)的“社会结构与理论”、艾贝尔(Theodore Abel)的“欧洲社会学”、林德(RSLynd)的“美国权力结构”、利普斯特(SMLipset)的“社会阶层之划分”、林顿(Ralph Linton)的“人类学”,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与人格”。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名教授克罗伯(ALKroeber)某年来哥伦比亚大学暑假开“人类学”一课,我也选听了。

工作之余,我着手翻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英译本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收入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用学院经济及社会科学部的《海外世界:过去与现在》丛书。抗战时期图书缺乏,我在昆明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稿时,找不到《宋刑统》,是我书中的一大缺点。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英译本出版时才得以将《宋刑统》补人,弥补了这一缺憾。中华书局重印本付印时,我也借此机会补入了《宋刑统》。

1948年夏,我应华顿盛大学之邀访问该校,为远东系教授及远东研究所人员作一关于“清代绅士”的学术报告,引起该校对绅士问题的重视。哥大中国历史研究室关闭后,王毓铨和我的汉史文稿全部被移交给华盛顿大学。60年代该校拟出版我的手稿,与我商洽。约定由杜敬轲(Jack Dull)博士担任编辑,我利用课余时间,整理和修订原稿,于1965年回国前夕交卷。该书迟至1972年才以《汉代社会结构》的名义出版,那时我早已回国了。

赵:离开哥大后,您去了哈佛大学。正是在哈佛写出了另一本传世之作《清代地方政府》,您能说说在哈佛的情况吗?

瞿:1954年费正清(JKFairbank)等多名汉学教授发起并组织一次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讨论会。我应邀出席,提交《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Chinese Class Structure andits Ideology)一文,载于费正清编辑的《中国思想与制度》(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一书(1957)[8]这篇文章后来又收入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两位社会学教授合编的《社会学与历史》(Sociology andHistory)一书,介绍我运用社会学观点研究历史的成就,作为一个范例。这本书收录了各国学者用社会学观点研究历史的许多论文,从费正清编的那部文集里,只选收了我的这一篇论文。编者说我是best tradition of Marx Weber,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好,翻作传统也不合适。这书大概是19641965年出版的。[9]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成立东亚研究中心,友人杨联升教授为该中心委员会成员之一,推荐我去哈佛担任研究员,后兼任讲师。我除与杨联升合开“地方志”外,又与杨联升、法学院教授冯梅伦(Arthur Taylor Von Mehren)合开“中国法律”的讨论课(seminar),就是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作参考。在哈佛期间,我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1962)。为了进修,我又旁听了社会学系名教授帕森斯(Tal- cctt Parsons)的“宗教社会学”和法学院教授索恩(SEThorne)的“英国法制史”两课。选听后者的目的是想对不同国家法制史的观点和方法有所了解,能进行比较,或有助于我对中国法制史之研究。

1962年荷兰(WilliHolland)教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亚洲系,邀请我去该校任副教授,开“中国通史”一课,并讲授古汉语。

 

三、著 述

《中国封建社会》

赵:瞿老,您的第一本著作是您的硕士学位论文,您当时如何想到要做这个题目的?您的这本书,第一篇序是陶希圣写的,陶在序中写道,“瞿同祖先生综合他对史学的心得与社会学的方法,以两年以上的工夫写成这篇论文,他常来和我谈论到周代的社会组织”,您是否受到陶希圣的影响?陶希圣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重要人物,您的这篇论文是否也受到了社会史论战的影响?

瞿: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为《春秋封建社会的剖析》,后以此稿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改写,以《中国封建社会》为硕士论文。导师为杨开道先生。这是我写中国社会史的初次尝试。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0年代上海书店收入《民国丛书》。该书由日人田岛泰平及小竹武夫合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1942)。《中国封建社会》与当时的社会史大论战,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研究生毕业需要论文,就做了这一篇论文。陶希圣原先也不熟,硕士论文答辩时,请了陶希圣,因此后来有了交往,《中国封建社会》出版时,请他写了序言。

赵:那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

瞿:国内有若干大学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罗隆基先生曾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时,看见指定的参考书就有《中国封建社会》,当时很高兴,书一出版就作为指定参考书。但我写此书时年纪尚轻,才疏学浅,我个人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的书,而H本就翻译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我自己并不满意,自认为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我在美时,华盛顿大学拟请人译成英文,已译了一章。但我认为无翻译出书的价值,便婉言谢绝了。可谓尚有自知之明。[11]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赵:您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与法制史领域的一本经典性著作,您当时如何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

瞿:那也是偶然。19391944年我在云南大学任教,除开设中国社会史外,还有中国法制史一课,这从而促使我开始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为了备课的需要,我便阅读现存的古代法典,及古文献中有关法律的记载。经刻苦钻研,而有些心得,对古代法律的本质有了我自己的见解,便着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该书不同于其他中国法制史的是,它是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予以研究的一个创新尝试,故命名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它既是一部法律史,也是一部社会史。如书中关于婚姻,家庭,阶级的研究,这是我的心得,这是社会史的内容。当初写这本书,是想从法律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因此书中不仅引用了法律材料,还大量引用了社会史材料。从法律的角度研究社会而不只是研究法律。

赵:瞿老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是否学过法制史与法律方面的课程?

瞿:当时燕京大学设有法律系,但无法制史课,所以,我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上乏师承,故撰写讲稿难度更大。幸我少时读过享利·梅因(Henry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Law)及《早期的法律和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二书,叹服其渊博精深,见解卓越,能成一家之言,觉得写书就应该写这样的书。又读维纳格勒多夫(Paul Vinogradoff)的《历史法学大纲》(OutlineofHistorical Jurisprudence)。我对法律史的兴趣更为浓厚,颇有效颦之志,而力不从心,只得望书兴叹。

我对社会人类学有了初步了解后,明白法律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亦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其特殊的功能,为人类学家所重视。如想对法律进行深入的研究,便有补课自修之必要,应认真阅读各人类学家有关法律的名著。因此陆续读了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罗布森(WARobson)的《文化及法律之成长》(Civilizationand the Growth of Law)、哈特兰(ESHartland)的《原始法律》(PrimitiveLaw)、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原始法律(PrimitiveLaw”,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sVolIX)[12]等书。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因窃不自量,益有撰中国法制史之意。于是大量阅读现存的古代法典:《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中的《刑法志》,“十通”,各种《会要》及有关古代法律的著述。在云南大学任教时,着手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

我写作、研究法制史的过程,与一般的研究者恰好相反。一般研究者是先研究法制史,然后找资料,参考外国的著作;我是先阅读外国学者的著作,从中受到启发,形成一定的方法论,然后开始研究法制史,写作有关法制史的著作。

赵:您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与中国其他的法制史相比,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不按具体的朝代,或者具体的某一法典来论述,而是着重论述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内在的本质。在写作时,您是如何想到这一点的?

瞿:我写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主要想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存在形态是什么样的?另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本质,即法律的精神是什么?因此我采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家族、阶级这一社会的基本层面入手进行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大学中接受的社会学正规训练,一方面是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等社会人类学家的影响。社会人类学家,也非常重视法律,因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在读了马林诺夫斯基等社会人类学家的著作后,我深受启发;虽然他们描写的大多是初民社会或原始部落的法律,但我从方法论上得到了有益的借鉴。

赵:您能否简要的概述一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特点与其学术上的创新之处?

瞿:我认为,法律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并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也只有考察法律在社会上的运用,才能了解法律的实施情况。这本书便是运用上述观点,将法律与社会结合起来予以研究的一个创新的尝试,故命名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它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书中家族、婚姻、阶级及巫术宗教等章显然都属于社会史范围。我指出,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极为突出的地位。

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问题,我书出版后,我的看法有进一步的认识和发展。适北京大学为50周年校庆,筹备出一纪念文集。罗常培先生当时也在纽约,约我写稿。我就此问题写了《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1948)。秦、汉法律是法家所制订的,代表法家精神。汉儒撰写法律章句来解释法律,并以经义决狱。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已为儒家思想所左右。我这篇论文指出,魏、晋、南北朝的法律为儒家所制定,他们逐渐将儒家提倡的“礼”掺入法典,至唐而集其大成。法律之儒家化实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最重要之大事,从此改变了法律的本来面目,形成礼、法结合的体系。法律于是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礼教的工具,用以维护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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