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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中共早期是如何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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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4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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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蔡和森,1927

   引言

   20世纪的中共革命,几乎以“群众运动”贯彻始终,无论是在革命夺权阶段还是在执政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群众运动”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研究中共革命,不能不探究其“群众运动”。长期以来,中同主流史学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阐释党的群众路线和描述群众运动的过程,而对群众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却少有探讨。党如何动员?群众如何参与?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与群众集体行动的自主性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持续数卜年的群众运动,是否形成了一以贯之且独具特色的运动模式,而在不同时期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值得深人探讨。相比之下,海外学界对中共的群众动员有过相当热烈而深人的研究,而其基本关怀在探寻中共革命“成功”的要素,或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的“非凡”性机制。亦因为此,其相关研究,尤多注目延安时期至“文革”时期,甚至将1949年以后的革命模式,归为“延安道路”的产物。相对而言,关于中共早期即陈独秀时代的群众运动,虽也不乏出色的探讨,似未得到同等的重视,或者说,学界可能整体低估了陈独秀时代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在1921 —1927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 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人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时代,中共没有掌握政权和军队,几乎全心全意致力于群众运动。换言之,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是一个没有武力、没有地盘、纯粹以宣传组织动员群众为目标的革命党。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奠定了其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但也养成了一些难以克服并在此后数十年的群众运动中反复呈现的流弊与困扰。因此,探究中共的群众运动,有必要追溯陈独秀时代群众运动的起源及机制。

   陈独秀时代的群众运动,涉及工运、农运、学运、妇运等诸多方面。本文无法全面探讨,仅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进行一些概略性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无法做全面的史实重建,更无意“颠覆”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只是试图在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过去被无意忽略或被有意遮蔽的某些面相。因广东和湖南两省农运相对比较发达,且留下较为丰富的资料,故本文的讨论将以粤湘两省为中心展开。

   二群众“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

   在一般社会学家看来,群众是一群缺乏同质性的“乌合之众”,要将其组织动员起来并加入集体行动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相对于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乡村农民愚昧保守、分散落后,要将其动员起来更为不易。塞谬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分析过诸多国家的历史案例,指出:“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 “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来自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民。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其差距之大不亚于人们都能够想象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中共最初也有同样的顾虑。1923年,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根据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文明程度,只能进行国民革命。中国7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发展水平很低,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农民有六大先天性的弱点影响其参加革命:(1)不能集中,(2)地方主义色彩浓厚,(3)迷信很强,(4)自信力薄弱,(5)民族观念很深,(6)家族主义的关系和观念很强固;并指出“这六个弱点,都是革命程途中的大阻碍,有其一便不能革命。农民是天生成有这六种弱点,所以要农民起来革命,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中共早年的顾虑,至今仍为很多研究中共革命的学者所认同。如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也就是说,中共要将高远的意识形态与愚昧保守的底层农民发生互动,是一件特别艰难的事。

   亦因为此,中共依靠农民进行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长期被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也一直成为西方学界反复探讨的问题。在众多的解读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有二: 一是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农民因此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二是日本人的人侵,为巾共在农村组织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黄金机会。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利用了农民因日本侵略而激发起来的民族情感,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共与农民团结起来的关键。

   对于前者,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以及青年共产国际给青年团中央的指示中,就有相似的看法: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感到有好处后,才能吸引其参加革命,并吸引其参加捍卫这些成果的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共产国际最初的认知中,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必须通过物质利益的驱使,而对农民来说,土地无疑是最大的物质利益。

   然而,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实际呈现一些出乎预料的面相:一是中共在人员极少、时间极短的情况下,将数百万农民发动并组织起来;二是直至1927年7月国共分裂,中共中央一直未将土地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也就是说,影响40年代中共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前述两大关键因素,在1927年以前基本都不具备。国民革命虽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诉求,但1920年代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相对和缓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共虽然以五卅惨案为契机,在城市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而在农村,农民运动显然没有借助民族主义的东风。

   然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与声势,已是相当可观。

   1921年9月,沈定一在浙江萧山最早发起农民运动,仅一两个月时间,即有萧山、绍兴、上虞三县80多个村庄相率建立农民协会,共有10余万农民被动员起来。

   1922年5月,彭湃在广东海丰开展农民运动,“初时农民尚不相信彭湃,后来农民之趋农会,恍如二十年前乡人之趋向天主教”。“农会的发展,真是叫做一日千里!” “一年中,其运动区域由一、二乡扩大至五、六县,‘其加人员数由数十人增加到二十余万人。进步之急速,殊足惹人注意。”

   沈定一和彭湃虽然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但他们最初开展农民运动时,均是以个人之力自发进行的。两地的农民运动虽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镇压下去了,但从农运的过程来看,在短时间内将众多农民动员起来,则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全国性的农民运动,随着1924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1926年北伐战争的推进而风起云涌。在短暂的两三年间,农民运动相继在全国.17个省区大范围展开。到1927年6月,全国有5个省(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成立了省农民协会,201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900万。

   1927年7月,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农民运动随之消沉。从中共的立场而言,国民革命宣告失败。中国主流史学对20年代国民革命的看法,一直笼罩在“失败史观”之下。研究者的兴趣聚焦于寻找革命“失败”的原因,而对革命“成功”的一面往往视而不见。在农民运动问题上,最终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而导致失败。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又将早期农民运动的“左倾” “过火”视为“文革”群众暴力之源,转向另外一种“失败史观”。其实,如果换一角度观察,一个成立仅五六年的政党,在两三年间能够发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堪称一大奇迹。而探寻奇迹的内在机制,比追究革命“失败”的责任,可能更具有历史学的意义。

   1926年,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 “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这虽有革命者自我鼓气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很多中共党人普遍存在的一种自信心态。五卅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城市群众运动。是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足四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而五卅运动竟轰轰烈烈并且持续达数月之久。中共党人由此觉得动员群众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难,群众其实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这一看法,同样也适用于随后而起的农民运动。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在向中共屮央汇报广东农民运动时即声称:“我们现在到农村里去宣传时,往往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

   当然,农民容易动员起来,并不意味着农民运动的发动无须任何主客观条件。彭湃对其在海丰发动农民运动的实践过程,尤其对最初发动农民运动之艰难,做过细致的描述。然而相隔四年后中央农运特派员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情形似乎大变。中共广东区委将后者归于“农民痛苦的自觉”。其实20年代广东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形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突变的只是政治。

   三政治生态环境与农运的兴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数省,加入国民党的中共一方面可以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活动,另一方面又保持自己政党的独立性而合法存在,有点类似参政党。但中共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自主控制的局部政权,又似在野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与1927年以后的苏区、根据地和1949年执政以后的群众运动,其政治处境均大为不同。1949年以后固不用说,即使在苏区和抗日根据地,中共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一般是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开展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研究中共群众运动的学者所忽略的。实际上,群众运动的开展,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生关系。直至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民众运动。国民党一大后,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然而一般国民党人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团员来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态,逐渐呈现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对于民众运动,国民党侧重由自上而下,以法令政策来推行;共产党则侧重自下而上,发动党员团员下基层动员群众。

   具体到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内部报告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大体反映了 20年代国共两党的关系:

   许多人固然要说有了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规定了农民运动的政策后,所以农民运动才有长足的进步。但是……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我们实际做了农民运动,把名誉送给国民党,可以说是我们成功不居,若是我们不去做农民运动,所谓农民协会不知道现在还在什么地方。

   现在从表面看,广东农民运动,好象是国民党的工作,做好了是国民党的名誉,但是自从农民运动起首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同志做实际工作。换句话来说,就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实际责任是我们同志负担,名誉却完完全全送给国民党去了。

   北伐以前,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广东省党部农民部、省农民协会,到各县的农会和农运特派员,实际均受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

   这个时期,中共的农民运动不仅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也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农民运动虽然涉及17个省区,重点其实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数省。中共承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农民得到了相当的自由能够公开组织……这实是农民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很明显,“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是国统区的农民,非国统区的农运因政治环境不良而相对艰难。

   落实到具体时空,政治生态环境对农运的影响更为清晰。韩国学者柳镛泰专门就20年代两湖与广东的农运进行过比较研究。他根据1927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的统计数字,观察到省际的巨大差异:湖南有450万,湖北有280万,而广东只有80万。他据此提出疑问:广东在国共合作下最先受到党政军的支援,农民协会首先在广东成立,但为什么两湖的农运规模反而超过广东?他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广东公田比两湖多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以族田为主的公田多,在此基础上的宗族势力强大,民团武力发达,从而妨碍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过,他忽视了另一个关键因素,即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广东与两湖地区农运的影响。

   柳镛泰只注意到1927年6月的农运统计数字,如果对比1926年6月的农运统计数字(见表1),就会发现,1926年6月广东农会会员人数已达64万多人,而湖南只有3.8万人,湖北只有4000余人。也就是说,在北伐出师前,广东是全国农运的中心区域。北伐开始后,农运的地域格局才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从地域社会经济结构上是难以解释的。因为一个地域的社会经济结构是长期形成的,且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突变。关键的影响因子还是政治。

   广东作为国民党改组后的革命根据地和首善之区,在北伐出师以前是国民党所能控制的主要地盘。这一阶段,国民党“对于农民运动之工作,几注全力以宣传组织广东一省之农民”。国民党“扶助”农民运动的政策,为中共在广东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政治保障。基于此,北伐以前广东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自不难理解。问题是,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在两湖农运随军事的推进而迅猛发展时,广东的农运为何停滞不前了?

   北伐之初,中共广东区委即注意到:“现在北伐了,广东既已统一,所以国民党左派并不需要广东的农运了,只需要北伐道上的农运了。”也就是说,国民党“扶助”农民运动,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考量:北伐以前,国民党需要借助广东农民的力量平定商团叛乱、东征和统一广东;北伐开始后,广东成为后方基地,国民党需要广东政治安定和提供财政支持,加之留守广东的军政势力多为国民党右派,因而广东农运在北伐开始后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而高涨,反而遭到抑制而停滞。

   一般认为,农民对政治麻木、冷漠。其实农民并非没有政治嗅觉。他们对农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随政治与军事局势的变化而波动。1926年10月,一位农运特派员在一份关于广东清远农民运动的报告中写道:清远农运完全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转移,最初因得到省政府的帮助和县政府的扶植,“一般农友皆以依赖政府之心而兴起,不特农民,如一般土豪劣绅,亦变相而混入农会,为自救而投机,风声所播,不一月而组织甚众。”后因县长更动,新上任的县长对农会的态度消极,革命军大部分离粤北伐,随后又传来北伐军在长沙受挫的消息,土豪劣绅趁机造谣,农民因之恐惧,农会也大为动摇。“乡民疑虑非常,欲加人协会者,亦迟徊观望。”广东清远农民对农会的态度,明显受到政局变化和北伐军事进程的影响。类似的情形其实很普遍。与农民相比,地主绅士更是见风使舵:“农会初成立时,一般绅士都说农会的坏话,后来农会发展了,他们又想投机加人农会。”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形。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湖南、湖北相继成为国民党的统治地盘。国民政府也于1927年1月由广州迁至武汉。湖北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区域。不过,在1927年上半年,无论是农会会员人数,还是农运的实际声势,湖南都明显超过了湖北。从某种意义可以说,湖南农运是超常发展。这种超常发展的原因虽然复杂,而政治生态环境仍是关键所在。

   清末以来,湖南有维新、革命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20年代初期,赵恒惕打着“湘省自治”的招牌,湖南的政治环境一度比较宽松,为中共党团活动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其后,赵恒惕于1925年3月被迫出走,唐生智主政。唐氏权衡南北局势,为巩固权位,倾向于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北伐军人湘并克复湖南后,以唐生智为首的省政当局与中共形成了相当良好的互动关系,对于群众运动也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从而为工农运动提供了国内少有的政治空间。

   而唐生智之所以与中共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甚至有意“迎合”中共,又与中共在湖南的强势有关。陈独秀时代,湖南是中共力量最强大的地区之一。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湖南的国民党组织早已荡然无存,是中共湖南区委帮助国民党重建了省党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以前,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实际由中共“包办”。中山舰事件以后,中共“怕当主人,认为当了主人就将破坏联合战线”,有意“让位”,“有意扶植国民党出来执政”。无奈国民党左派一时无法自立,故湖南的国民党省党部和多数县党部实际仍由中共主导。国民党省党部派赴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也大多是中共党员。湖南几乎成了中共的天下。李维汉在1923—1927年间担任中共湖南区委主要领导职务。他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北伐时期,中共湖南区委的政治主张,主要通过国民党省党部推动省政府去实施。亦因为此,“湖南的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好象是整个的左倾”。

   北伐时期,唐生智的思想相当“左”倾,在其影响下,湖南省政府的核心干部亦多“左”倾,积极支持工农运动。按后来国民党方面的说法,“唐生智既要借共党为护符,当然要设法逢迎其领袖,乃特派其最亲信与最长于拍马之一员良将邓寿荃,专司其事。时邓长湘省建厅,金融充裕,尤便工作”。“唐生智离湘督师,将主席职务,交由张翼鹏代理。张一介武夫,素无政治头脑,幸当时湘省政治,悉为共党主持,一切设施,张皆顺承其意旨而行。”?湖南省政府及所属各厅如建设厅、民政厅、高等检察厅等均先后下达训令和通告,要求各地行政官吏切实保护农工利益和支持农民运动。省政府建设厅还月拨经费3000元给省农协,另批2万元在各县办农民训练班。省农民部月准农运费4000元,各县署另拨给县农协每月100元至300元不等。唐在湖南各县市的留守部队对工农运动亦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态度。另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湖南省党部派了三个代表到武汉向中政会报告说:“ (土地问题)省党部同省政府曾经为此事讨论过多少次,结论是要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不过收归的时期同收归的办法还没有决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与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做出土地收归国有的决策,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足见其激进程度。下面这段话,引自1927年4月发表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铲除反革命派宣言》,言辞与观念之激烈,更可见一斑: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势不两立,不是革命派推翻反革命派,便是反革命派推翻革命派。这是事实与历史的证明,绝无否认之余地。如果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调和、妥协,便是革命派向反革命派投降,革命二字便会不荣誉的宣布死刑。因为革命字典中只有“争斗”、“彻底”等字眼,绝对找不出“调和”、“妥协”等坏名词。基于上述理论,是革命派打倒反革命派,为革命过程中一种必然的手段。“我不打倒敌人,敌人必打倒我”,“对反革命派姑息,便是对革命残忍”。革命的手段,原来是如此的。

   正是中共在湖南的强势,及其影响下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和唐生智的“左”倾,为工农群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和难得的政治机会。这是湖南政治生态的独特之处,也是湖南农运超常发展的关键所在。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轰轰烈烈的湖南农运一落千丈,同样是留守军官的政变、唐生智的转向与湖南政治环境恶化的直接结果。

   群众运动的兴衰,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在适宜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运动很容易号召起来。“奉旨革命”更是如此。同样,多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经不起强权、武力的摧折。这几乎是所有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特性。此外,随着中共力量的发展,群众运动的大火愈烧愈旺。1927年以后中共的群众运动,是在其直接控制下的苏区和根据地进行,最大的问题不是动员不足,而是动员过度。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以后的群众运动更是如此。无论是局部地盘,还是全国性政权,以革命党兼执政党的力量发动群众运动,群众或为政治参与激情所吸引,或为“奉旨革命”的利益所诱惑,或为政治环境的压力所驱使,很容易形成“过度动员”的局面。

   四农运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

   无论是沈定一,还是彭湃,他俩最初在各自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充分利用其在地方社会的精英身份、家庭地位,以及熟人社会的人脉关系和人际网络。不少学者发现,中共革命初期,各地革命者均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每个人在其家乡熟人社会的圈子毕竟是有限的,革命的范围一旦扩大,熟人社会的圈子势必被突破。从理论上讲,熟人又有熟人,可以一波一波地不断扩大和不断复制,但当群众运动需要于短时间内在一省或数省范围内大规模展开的时候,这样一种熟人网络模式太过缓慢。彭湃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海丰发动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最感需要的是领导农运的人才。当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后,首先建议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批量”培养农运人才。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其效率大大超过个体的熟人网络模式。学员在讲习所经过短期培训后,部分被任命为中央农运特派员,部分分遣回原籍开展农运。这看似复制彭湃模式,但从这些农运特派员的下乡经历来看,他们回到本籍所在县以后,除了他自己所在的村庄有熟人关系可以利用外,对县内的大部分乡村其实仍是陌生的。那时一个县的范围相当大(1949年以后很多县被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交通条件又极差,人际交往范围非常有限。他们在一县之内宣传和调查时,其实很少有人脉关系可资利用。有时乡土关系也可能形成阻力。如一位农运特派员在自己家乡开展农运时,反而遭到其本族头面人物的责骂和殴打,“并行其专制家族主义”,以将其“出族”相威胁。

   另一方面,农讲所学员大多出身中下家庭,个人资历浅。广州农讲所的学员人学资格:“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始能合格。第二、三届不限中学卒业,凡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均一律录取,并声明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

   第一届学员,中学毕业者居多,还算得上“半知识分子”。第二届以后,学生的比例减少,农工的比例增大。第三届128名学员中,佃农72人,自耕农20人,乡村学生29人,工人4人,小商人1人,军人2人。农民占到72%。即使是学生,也“取材于纯粹农民子弟”,明确声明“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这显然是受中共阶级观念的影响。

   然而,农讲所学员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和个人资历,受训回乡后,其实很难赢得底层农民的信仰。在乡土社会,地方精英的身份地位,绝对建立在家庭经济及个人学识道德基础之上。即使是贫苦农民,他们一致信仰当地有名望的绅士,而相互之间则未必瞧得起。一位亲身经历者忆述:“当时我们动员的对象是长工、使女、女工以及肩挑小贩和贫苦渔民、船夫和靠打柴为生的等。可是这些人之中,有的很多顾虑,一般要看当地有信誉的农民的行动以为转移,因此乡农协成立以后,所选任的委员长,多半是农民中有地位的人,真正的贫雇农不多。”中共番禺县委在给广东省委的报告中亦谈道:“当地贫苦农民往往做事都是要大耕家带头,他们乃敢随之。他们依赖大耕家的心理,非常难以打破。”

   这是一个两难的吊诡。站在中共的阶级立场,农民运动必须以底层的贫雇农为中心,然而,真正的贫雇农无法得到农民的信仰。贫雇农之间也相互轻视。早期中共党团员多为受过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沈定一、彭湃开展农民运动时,正是利用其家庭地位、个人资历以及与当地上层精英的关系。沈家是浙江萧山县最大的富豪之一,沈定一的父亲是前清进士,沈定一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清末时担任过知县,民初当选为浙江省议会议员、议长。彭湃自称其家庭是海丰县的大地主,每年收入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彭湃本人留日归来后,一度担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与陈炯明等军政人物亦有相当的人脉关系。沈定一和彭湃两人在当地社会的家庭地位和影响力,是“纯粹农家子弟”出身的农运特派员所望尘莫及的,也是无法复制的。

   虽然如此,农运特派员在20年代的农民运动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农运特派员虽然不具有沈定一和彭湃那样的乡土社会地位和人脉,但他们或由国民党中央委派,或由省党部委派,正是借助中央或省党部的权威,以特派员的身份为护符,不仅对普通农民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号召力,也使地方当局和豪绅有所畏惧和顾忌。中共广东区委就批评农运特派员“时常拿上司的面孔去对付农民,把自己变成衙门委员一个样子”。“过于依靠政治力量工作”,“以为省农会的特派员是同县公署的委员一样”。工广东区委还提到,农运特派员“往往到农村做工不几天,就要讨老婆”。而讨老婆要300元才办得到,而特派员每月的生活费不过30元,于是接受农友的“礼物”,实际等于受贿。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农友为什么会给特派员送“礼物”,显然是特派员具有相当的政治权势。农运特派员既可利用其权力“寻租”,自然也便于开展农民运动。乡下农民对城里人本来就怀有几分敬畏心,更不必说来自省城有特派员头衔的“衙门委员” 了。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陈炯明的亲属派了许多弁兵到乡间收租,该乡因为遭了大水大风的灾,农民没有租给他们,去的兵士本是海丰人,当即说广州话去吓农民,农民很恐慌,相率逃避。”说省城话也能吓唬农民,颇见当时农民对城市人的畏惧心态。对特派员来说,这样一种畏惧,既可成为受农民排斥的因素,也可转化为令农民敬重:的因素。从农运特派员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报告看,更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在农运过程中,农运特派员有时会通过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省当局的关系,寻求支援。在广东农运的几次大规模冲突中,农运特派员请求广州中央派军队援助农民,得到广州中央的应允出兵。农运特派员“在报告中说了许多汴多的如何危险的话,催促政府赶快出兵”农民看见特派员能搬来政府军,自然对特派员更加信任,

   在湖南耒阳,曾组织百余人分派九个农运指导团下乡(这样的农运指导团,可以说是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前身)。有一位指导团成员在报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来到该县石嘴乡,发现“该地的群众有多半在土豪劣绅手里,因为以前县农协有一特派员,不明当地情形,对于革命民众贫农及失业农民,稍微打击了一下,从此革命民众不敢起来,领导权就被他们拿去了。我们到那里的吋候,不客气的打击土豪劣绅,促使以前被打击的革命的农友——贫农及失业农民[干起来],于是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也就逃之夭夭,革命的空气也就膨胀起来。这一案例反映了农运如何因特派员和农运指导员的干预而起伏。

   特派员下乡发动农民运动时,一般都擅长“造势”,如成立区、乡农民协会时,召开隆重的开幕典礼,让地方党政机关与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参会人数有时多达一两千人,会上,自己代表中央或省党部授旗授印,发表演讲,会后组织群众游行,高呼口号等,从而在民众中扩大农民协会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广东团委在指导农民运动工作时,特意提示说:“农民协会之关防及布告,应比官厅宏伟辉煌,令农民易于注意,而暗中形成一无产阶级未来之新国家——政府。”这是想利用农民对官厅的敬畏心理,提升农民协会的地位。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可以说是北伐时期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一大创制。特派员的正式身份虽然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或各省国民党党部所委派,其实绝大多数特派员是中共党员,实际受中共的指挥。如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提到,“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中共湖南区委的报告也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出的农运工作人员,约90%是本党同志。

   按理在国民党控制的省区,完全可以通过行政系统或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建立农民协会。而中共一开始即有意撇开既有的行政权力系统,让党团员以特派员的身份直接深人乡村基层,然后自下而上建立农协组织,另立一套组织系统来动员群众。在湖南,先后派出的农运特派员多达400余人。而湖南的农运也最为活跃,最终导致各级农协组织几乎取代了县以下的政权系统。据柳直荀描述,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湖南实际已形成“工农专政”的局面,“城市中的工会,乡村中的农民协会,简直是当时第二政府”。“统治权在城市中确巳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巳转移到农民协会。因为工会与农会合作,如是一省中形成两种对峙的统治权——工农两会的统治权和所谓省政府的统治权。但省政府的统治权仅是达到省政府所辖的各机关,而各机关并没有能力去执行政务,一定要由省政府函请工农两会通告各级工农会才能发生效力。”

   特派员机制,本是中共尚未掌握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群众动员机制,而后在抗战时期和1949年后的多次群众运动中,以工作队的形式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当政权系统已掌控在中共之手,却仍然撇开常规行政体系,另派工作队来运动群众,其利弊得失如何,有待另文探讨。

   五乡土社会的多元分化与农运的复杂面相

   同样是群众运动,其动员机制因对象不同而有异。彭湃从海丰农民运动的早期实践中,曾比较过农民运动与丁人运动的差异。他认为,“因和田主的距离很远(引注:可能指地主居城或不在同一村庄),凡什么运动,田主都不知。不比工厂的T_人,一些给资本家知道,马上就解雇”。“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的尽忠于自己的阶级。”此外,“因为田地不是和机械一样的关在资本家的丁厂里,而且是绝对不可移动的。将来占领田地,是极容易的”。

   其实,与城市的工人、学生运动相比,农民运动要复杂得多。农民运动的复杂性主要源于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地域社会的多样性。虽然城市社会同样复杂,但中共并没有笼统致力于“市民运动”,而是将工人、商人、店员和学生等群体分别加以组织和动员。乡村社会不仅有农、工(手工业)、商、教等不同职业,农民内部又有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等不同层级,而中共都将其纳入“农民运动”的洪炉中“一锅煮”。另一方面,城市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阵营十分鲜明,工人群体的同质性较高,工人的斗争目标也相对单一。而农民运动则不具有单一的对抗目标。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对象。与地主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主要是佃农、雇农,而自耕农与地主之间不构成对抗关系。如以减租为诉求,对象是地主,受益的则只有佃农,连雇农也无法受益。如以减税减赋为诉求,对象是政府,受益的主要是地主、自耕农和商人,与佃农、雇农基本无涉。

   所谓地主阶级,内部的同质性并不高,更非铁板一块。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对地主阶级做过一个非常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全县地主中,大地主(500石租以上)占1%,中地主(200石租以上)占19%,小地主(200石租以下)占80%。政治上,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大地主不起特别的作用。经济上,则小地主商业化最厉害。文化上,也是小地主接受新文化最快最普遍。由于小地主在政治生活中受中地主阶级的统治,很难过问政治,所以,他们革命的要求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据毛泽东的调査,“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是一班“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班人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新发户子”。他们将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所有放高利贷的,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贫农最痛恨的不是大地主、中地主,而是这班“新发”的“半地主性的富农”。“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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