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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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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8/08/24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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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将党的组织触角全面深入高等教育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进行组织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数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史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相对而言,对执政的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活动情形,则缺乏深入翔实的探讨,甚至基本史实和大致轮廓也模糊不清。以西南联大为例,在已出的数本有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校史著作中,①对于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均有专章详述,而对国民党与三青团在该校的组织活动,大都语焉不详,且或误述。过度的凸显与遮蔽,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大学校园是中共组织独自驰骋的舞台,而国民党则一味依靠军警特务实施武力镇压。其实,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当组织较量不得力时,国民党才转而动用武力。以往对战时知识界与国民党关系的描述,偏重张扬战争后期少数倾向激进的大学教授和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与执政当局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有意无意地漠视和遮蔽了另外相当一部分与执政当局亲近合作的知识精英之心态与作为。直到最近,才有杨奎松、王晴佳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大学教授在战后学潮中的分合与转化。②不过,战时大学校园内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较量,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亦以此为舞台展开角逐。学界分化的背后,尚有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因素潜存。此种分化与纷争甚至延续和影响了战后部分英美派学人与执政党的离心离德。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之考察,若仅从国共相争立论,实难得真相之全貌。

   本文在杨、王等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战时知识界/教育界与执政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侧重探讨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活动情形。限于篇幅与资料,本文主要以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为中心,兼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党务。所用资料大部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朱家骅(1893—1963)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青团成立初期,一度兼任代理书记长;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③将党务带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一大批战时大学党务档案,其中西南联大党、团负责人姚从吾与朱家骅之间数十封来往信函尤足珍贵。这些信函相当细致地呈现了战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务的运作情形。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兼及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献,通过西南联大这一个案,“再现”和展示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实态。④至于三青团在联大的组织活动,本文仅兼带论及,其详细情形留待另文探讨。

 

一、大学党部的筹设

   国民党的组织触角伸入大学校园,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当时,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发展组织,吸纳党员。中央专门设立青年部,在部分大学和中学建立基层组织。“学生入党”一度成为时髦话题。⑤1926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大会,会议议决学校教职员和教育机关人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在广东推行党化教育。当时激进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非但不反感,且以能接受党化教育和加入国民党为荣。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路线政策亦相应改弦更张,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与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妇女部一起被取消,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态度,渐由支持转向反对;对青年学生之加入国民党,亦由鼓励转为限制。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提出的《学生自治条例案》中,删除了先前由大学院起草的《学生团体组织大纲草案》中关于国民党可在学校设置区分部的条文;会议还议决废止“党化教育”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不过,“党化教育”的名称虽改,党化教育的理念仍存。南京国民政府另颁《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要求各级学校开设党义课程。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特设党义教育科,掌理各级学校党义教育事宜,并对各级学校党义教师的资格加以检定。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付国难,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由着重党义灌输、思想控制,逐渐转向民族自信心与国家向心力的培养。1932年教育部修订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时,将“党义科”改名为“公民科”。试图将党的主义,融合和渗透于“公民”教材之中,意在淡化党化教育刻板僵化的负面形象。⑥

   战前党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国民党“四大”曾检讨说:“中央年来厉行党义教育,国内大中小学均有党义教育课程之设置,惟综其结果,不但成效难收,反使一般学生感觉三民主义之空虚枯燥与毫无意义。”⑦社会舆论亦认为,训政初期的党化教育,实际上完全失败。⑧据统计,战前大学党义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平均约为1∶900。有的大学甚至没有专任的党义教师。即使有党义教师的大学,其党义教师的处境亦十分尴尬,因被视为国民党派来宣传主义的,经常遭到学生的轰赶。⑨“党义教师的地位,连担任自修课的教员都不如。”⑩1939年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之际,即痛陈大学党义教育流于形式,“各校所教,内容不一,思想更不一致,更有大学根本就没有党义教员,只在学生毕业时,交一篇党义的论文,便算敷衍了事。”(11)

   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全国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可能只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因其党校性质而设有区党部。一般院校未见设立。战前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为数不多。(12)

   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是抗战时期的事。1939年3月14日,蒋介石电令教育部长陈立夫:“全国各级学校有党籍之教职员,应设法管理,以考察并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蒋并要求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指定专人负责。陈立夫呈复说: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任何机关学校之长官或校长,对其所属教职员只能以长官或校长资格指导监督其教职员,不能以党员资格指导监督同一机关或学校之其他党员,因此等党员之指导监督,应属于隶属最近之党部。若机关长官、学校校长行使指导监督之权,即难免有越权之弊,甚或引起纠纷。为免除此弊与求指导便利起见,必须透过党之组织,实行指导监督,方易进行。惟以各机关学校各级党部组织或尚未成立,或未臻健全,为实施管理并考察及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计,似应先由中央规划于各大学校及各教育机关中成立直属党部。”(13)陈立夫还禀告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自1938年底即已着手在中央大学等八所高校中筹设党部。(14)

   当时舆论认为,大学党部的筹设,主要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其势力地盘的考量。蒋介石欲加强对全国各级学校中国民党籍教职员之组织管理,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意图不谋而合。战前国民党党机器一直掌控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之手。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在当时人们的揣测中,CC系势必趁此机会向教育界渗透。

   另一方面,抗战初期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积极在大中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亦刺激了CC系与之争夺地盘。CC系与复兴社(此处泛指包括复兴社与力行社在内的金字塔型组织)两大集团在战前即已展开过恶性的组织竞争。蒋介石鉴于国民党实在沉疴太深,积重难返,特别是年轻一代瞧不起国民党,乃决定在旧的党机器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15)为了统合党内各派系,蒋介石训令CC系与复兴社同时解散各自的小组织。但在筹组三青团时,蒋介石将组织重任交付给了原复兴社成员,仅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的角色。由于复兴社势力实际主控了三青团,战前CC系与复兴社之间的派系宿怨,又延续为战时党团之间的对峙和竞争。(16)教育界自然成为双方竞逐的重要场域。

   自三青团成立起,团与党的关系即缺乏一种组织制度上的明晰界定。蒋介石有意将三青团塑造成一个革命“新血轮”的形象,特赋予三青团以自主运作的政治地位。除其本人以国民党总裁兼三青团团长外,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并不具有组织体制上的统属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党团之间各成系统。这样一种二元双轨体制,势必在组织发展上产生竞争和矛盾。

   党、团组织在西南联大的筹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39年7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CC系干将)联名致函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要求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被三青团中央任命为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主任干事,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最初规定,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共同组织。(17)陈立夫和张厉生在致蒋梦麟函中,亦请蒋推荐教职员党员二人、学生党员一人为西南联大区党部筹备员,负责西南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对此,蒋梦麟表示担忧:“从前经验,校中党部不分员生。学生人数多,教职员人数少,几无发言余地,遑云指导?其弊则党内分派,抢权打架,骗中央津贴,诸奇百怪,直以党乱校。”为免蹈前辙,蒋梦麟主张大学党部的重心,必须放在教师身上。学生党员因学力经验不足,若无指导,则如无缰之马,必须置于教师党员的指导之下。他向陈、张建议: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组织,学生则组织区分部,是则区党部直接受命令于中央,区分部则受命令于区党部,条理一贯,指挥如意矣。待组织全健后,再加入学生代表,方不至于闹向来之幼稚病”。(18)

   实际上,蒋梦麟的担心并不全在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之间难以协调。他更为担心的是,由CC系主控的国民党党部,与由复兴社主控的三青团之间,在同一个校园中将如何共处。蒋将陈立夫与张厉生要求他在联大建立国民党区党部的消息,告诉了负责筹备西南联大三青团分部的姚从吾,并提醒姚说:“此事仍为两根线,一由二陈主持,一由黄埔主持(复兴社与黄埔系之间有历史渊源和人事传承关系,外间常将二者视为一体——引者注)。此事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姚从吾获悉后,立即向时任三青团代书记长的朱家骅求证“两根线”之说是否属实,并申言“两根线之说,外间言者甚多,非孟麟先生一人之言”。(19)此时朱家骅虽代理三青团书记长,但实际组织大权掌控在复兴社之手。朱没有正面回答姚的问题,实际表示默认。

   一般认为,战时国民党在高校里建立党部,是为了抑制中共扩张势力。(20)这一说法在间接的意义上可以成立。不过,在最初筹设大学党部时,国民党党内派系的组织竞争,实为更直接的动因。

   

二、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姚从吾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学德国,1934年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西南联大内迁。姚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团务。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21)

   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组织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国民党之外,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摩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22)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23)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24)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25)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26)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27)党员人数为全国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28)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至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29)

   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30)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31)

   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32)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33)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34)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35)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36)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37)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38)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39)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入党、学生入团的局面。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最初负责筹建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后来转任联大区党部的书记。这种资历和身份,使姚从吾在联大党、团两大系统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使联大团部实际处于党部的直接指导之下,从而避免了在其他大学较为常见的党、团冲突现象。姚从吾在担任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期间,初步奠定了联大三青团的组织基础。当他转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后,仍对联大三青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44年2月,姚在致朱家骅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宣称:联大区党部不仅能指挥全校党员教师,而且“能指挥团部,领导大部分之学生”。(40)当时外间舆论也认为西南联大是“党团合一”。(41)

 

三、教授的入党情境

   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它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是战时大学教授日趋政治化的重要表征。

   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过国民党,后因长期不与国民党发生组织关系,实已无形脱党,战时又重新填表加入。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不能对他们的入党动机一概而论。

   率先加入国民党的,是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42)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43)会后不久,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即首先加入。冯友兰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到1926年便自行脱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冯友兰没有再次加入。1934年10月,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赤化”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虽然仅关押了一天,但在冯氏心中,难免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44)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据冯友兰后来解释:“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45)冯友兰的忆述,与实际情形略有出入。查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给蒋梦麟的指令,并无“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之类旨意。(46)事实上,也并非所有院系负责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等人即拒绝加入。陈序经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47)亦未影响其职位。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入党邀请,多数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48)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大体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之真实心态。(49)尤其是抗战初期,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50)即使如竺可桢那样“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并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不愿苟同的人,亦表示“对国民党并不反对”。(51)另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动心,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52)据此观之,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直到此际,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若非朱自清劝阻,闻也许就加入了国民党。

   除院系负责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为私人情谊,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国民党。1939年11月,朱家骅接替CC系干将张厉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将党务交付二陈(果夫、立夫)为首的CC系掌控。CC系对党务资源的长期垄断,导致不少人因厌恶其派阀作风而不愿加入国民党。甚至有些行政部门为了防御CC系势力的渗入而抵制设立国民党党部。(53)与陈立夫、张厉生等纯粹的“党官”有所不同,朱家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政学两栖人物。留学德国的学历背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任职经历,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显赫头衔及其所掌控的丰富学术资源,使朱家骅在知识界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要将党务带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很多知识界人士对CC系控制的国民党敬而远之。而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大权后,很快成为执政党联络和亲近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

   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54)当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列举多种理由表示“恳辞”。后得知此事已由蒋介石批准发表,并出于对朱家骅这位师长的尊重,姚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姚也随之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在此期间,姚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并由一名“纯粹的”学者逐渐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姚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期间,又介绍身边的一批同事、朋友相继加入了国民党。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姚从吾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加入的。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当他向朱家骅推荐某教授入党时,除简介其学问品行外,还会介绍该人的私谊关系。姚从吾推荐给朱家骅的人,大多与朱家骅有一定的学缘关系,或留学德国,或北大出身,或中研院同事等。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相同或不同的留学背景,常常是影响他们相互聚合或疏离的重要因素。显然因为朱家骅的关系,西南联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42年6月3日,姚从吾在致朱家骅的信中这样写道:“凡与先生有学谊者,第一虚心请其与党合作,其次当使为党之诤友,再其次亦为党部之朋友。”被介绍者中,有的对入党比较积极,有的虽不大情愿,但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而勉强加入。如史学系主任雷海宗,与姚相交甚密。姚对其反复游说,雷仍有些犹疑。姚请朱家骅亲自出面邀雷入党,雷碍于情面方表示允可。(55)

   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张伯苓是1941年加入国民党的。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张伯苓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伯苓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56)

   联大教授中,考量个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人。姚从吾在私下里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禄,“利害观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57)之所以如此,与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大有关系。国民党虽然号称“以党治国”,但在人事任用和晋升时,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私人背景。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一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58)通过朱家骅介绍特许入党,一则可以体现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则可以藉机与介绍人建立私人交情。联大教授中那些想与“党国中枢要人”发生私人关系的人,亦希望藉由朱家骅介绍入党而与朱建立私谊,对国民党的“公”组织并无多大兴趣。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吾在介绍教授入党时,经常转请朱家骅亲自写信邀请;每当有党员教授赴重庆时,姚会函请朱家骅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笼络。此种情形不止在联大,在其他大学也同样存在。如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任国荣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区党部之执行委员会已无形解散,本可从新选举,但一般心理,皆极愿与钧长发生直接关系。故鄙见以为不如仍由中央选派。”(59)任国荣所称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学区党部委员不愿自下而上地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极愿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选派。所谓“中央选派”者,实际上由朱家骅选派。被选派者即多因此而与朱氏个人结缘,或进而成为“朱派”中的一员。朱家骅本人显然也乐意利用此种“一般心理”,以网罗人马,壮大自己的派系势力。就派系属性论,朱家骅原本与CC系较为亲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组织部长后,开始自组班底,另树一帜。由于朱家骅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的地位与历史基础,自立门户后,很快成长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并逐渐与CC系形成分庭抗礼之势。(60)

   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者。在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孟昭英、范绪筠、赵九章、苏国桢、王德荣、闵嗣鹤、施惠同、叶楷、马大猷、李庆海、叶日葵、郑师拙等。他们之入党,多是华罗庚引介的。据华罗庚自述,他在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过国民党,北伐后,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61)华罗庚入党后,其理科同事多人亦相率要求入党。华罗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62)华罗庚还致函朱家骅,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当时国民党中央有规定,凡战时出国人员,都必须先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朱家骅考虑到华罗庚身有残疾,从昆明赴重庆,路途遥远,行动不便,劝他不要受训,并允诺华罗庚,“苟他日有机会出国,可代其证明”。华罗庚回复说:“罗庚请训之鄙意,实为慕风而非徒为出洋计也。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63)朱家骅感其意态殷恳,由中央组织部寄去旅费3000元,玉成其行。1943年11月,华罗庚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期间,他还专门就党团问题与党国要政,向朱家骅进言献策。据姚从吾称,华在入党之前曾上书蒋介石,“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64)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签呈总裁蒋介石,将华罗庚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华罗庚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对朱家骅“感深铭腑,莫可言宣”。(65)

   华罗庚的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

   

四、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如果说,大学党部的最初筹设,在相当程度上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考虑,那么,自朱家骅接掌组织部后,学校党务乃正式成为战时国民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环,而统制教师和学生的思想信仰与组织纪律,也成为学校党务的主要目标。朱家骅认为,党不是一个孤立的集团,党必须社会化,尤其要和教育界、文化界沟通,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士人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党若和文化教育界脱节,则这个党将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他主张党要开门,让教育界的人进来;同时也要使大学开门,让党的力量进去,从而使党教趋于一致。(66)为此,他多次借助报纸、广播等媒体公开宣讲学校党务的意义与重要性,强调学校党务的目标,一是“传播中心思想”,二是“增强组织力量”。他认为国民党“在教育界基础薄弱,苟非急图改善,前途堪虑”。(67)而目前大学“思想庞杂,是不必讳言的危机,这必赖于教育学校界同人循循善诱,以纳入于正轨”;“没有中心思想以为归宿,绝没有安定的日子”。(68)在思想统制这一总体目标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设学校党务科,专门负责学校党务工作。1940年1月,中央组织部指示各学校直属区党部,重点注意以下各项工作:“(1)组织外围团体,联络优秀青年;(2)征求新党员,培植党的干部;(3)健全基层组织,加紧党的训练;(4)宣传本党主义,批判异党言论;(5)运用党团组织,指导学生行动;(6)协助学校当局,推动社会服务工作;(7)调查全校教职员学生之言行及社会状况。”(69)第4项和第7项明显带有抑制中共和统制师生的意图。

   1941年3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对学校党务工作又规定了三条原则:第一,学校区党部可以公开活动;第二,学校区党部的执行委员可以增为五人至七人(原定三人至五人),并可添设干事,分股办事,必要时可以呈准设置特种委员会;第三,大学区党部书记有权列席校务会议。(70)这三条原则,显示国民党中央着意加强学校党务的决心。

   依据1938年12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06次会议通过的《筹设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直属区党部组织办法》,凡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应按照情形,分别设置直属区党部;一般情况下,国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区党部直属中央党部;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直属所在地之省市党部。(71)战时各大学党部的筹建,多在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之间。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先后议决了全国各大学直属区党部筹备员名单。(72)筹备员大都是学校教职员,只有个别大学的筹备员有学生参加。

   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的筹备和成立情形,以往相关论著之记载大多不确。如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称:1938年国民党中央直属联大区党部和三青团直属分团部相继成立,区党部书记为姚从吾,分团部干事长为陈雪屏。(73)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分团部筹备处于1938年底成立,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以后正式建立时,两者分开,姚从吾任区党部书记长,教育学系主任陈雪屏任分团部主任。(74)实际情形是,1939年10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132次会议议决设立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任命钱端升、周炳琳、查良钊三位教授为联大区党部筹备员。(75)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40年初。(76)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的筹备较区党部略早。1939年7月7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命令成立西南联大直属分团部筹备处,聘联大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指导员,派姚从吾、裴笑衡、王旸、谭镇黄、尹士伟、郑福全六人为干事,任命姚从吾为筹备处主任。除姚从吾外,其余五人均为在校学生。(77)

   联大区党部在筹备期间,除发展一批新党员外,党务活动甚少。这可能是当时全国各大学党部在筹备时期的普遍现象。朱家骅在1941年6月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谈道,学校党务“尚觉太差”,“教授与学生更有以谈党务为耻者。党员数量亦甚少”。(78)相比之下,同样处于“筹备”阶段的联大三青团在姚从吾的积极主持下,发展迅速。1939年12月12日,联大三青团首批百余名团员举行入团宣誓典礼。两个月后,团员增至180余人。(79)以后三青团在联大的人数达500人(当时联大学生将近3000人)。(80)校团部还成立了合作社、话剧团、小规模图书室,并举办了读书会、墙报、兵役宣传、青年学术讲习会等活动。联大学生自治会亦掌握在三青团手中。(81)

   联大三青团经过三年多的筹备直到1943年才正式成立。(82)联大国民党区党部经过了大约一年半的筹备,于1941年7月23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执监委员,宣告成立。周炳琳、姚从吾、钱端升、田培林、冯友兰、查良钊、王信忠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杨西昆、黄钰生为候补执行委员,蒋梦麟为监察委员,梅贻琦为候补监察委员。联大区党部正式成立时,正值暑假,加之敌机空袭,新当选的执监委离昆明者甚多,迟至同年12月23日才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会议推选姚从吾为区党部书记。(83)在此之前,姚已辞去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筹备主任职务(由教育系教授陈雪屏接任)。

   联大区党部内设组织、总务、宣传等股,由王信忠负责组织,杨西昆负责总务,查良钊负责宣传。区党部下按学院分设数个区分部,如文学院区分部、师范学院区分部、法商学院区分部等。(84)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有关规定,全区党员大会每两月应举行一次;区党部委员会议每两周开会一次;区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区分部组训委员联席会议及宣传委员联席会议每三个月各举行一次;全区小组组长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85)但联大各区分部实际上很少开会。全校党员大会也仅开过三四次。据姚从吾称,联大党员教授对开会、服务等工作多不热心。日常党务工作主要由姚从吾等数位区党部执委推动。

   1944年1月7日,联大区党部改选。新一届执行委员七人:姚从吾、周炳琳、陈雪屏、郑华炽、雷海宗、查良钊、钱端升。候补执行委员五人:杨石先、何鹏毓、孙毓棠、宋泽生、孙树本。蒋梦麟、梅贻琦仍分别为监委和候补监委。姚从吾继续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另由何鹏毓负责总务,郑华炽负责组织,雷海宗负责学术兼宣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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