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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小康社会主义与中国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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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8/08/24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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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为什幺? 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

  

  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不容易理解,而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却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应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地位永久化,于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似乎成了未来的希望。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其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蒲鲁东、拉萨尔、J.S.穆勒、西尔沃·格塞尔、费尔南·布劳代尔、詹姆士·米德、詹姆士·乔伊斯,费孝通和罗伯特·昂格尔。毛泽东也在潜意识中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

  

  本文所用的”小资产阶级”一词包括农民,这是与国内目前流行的 “中产阶级”的不同处. 但我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中国革命和建设,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政策,实际上包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创新,但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论解释.

  

  蒲鲁东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洛克认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优先占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向洛克的理论提出挑战,强调人口的增长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私有土地财产。蒲鲁东说:“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财产不可能存在。”

  

  蒲鲁东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所有者的无限期控制,那幺它和人口的变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是不可能存在的。换句话说私人土地所有意味着部分所有者对其无限期的控制,那幺它就不能适应人口的变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适应人口的变化,它就不是所有者无限期控制意义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证明了蒲鲁东的这个洞察力。

  

  中国农村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村庄集体所有。现行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农业土地租赁(30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个家庭得到多少租赁的土地,这是和家庭的人口数量一致的。村庄的每个成员,不管年龄和性别,都可以分得相等的土地。土地由村民委员会租给家庭,在80年代早期租期是5年,1984年延长到15年,1993年延长到30年。因为家庭的人口随着时间过去,婚嫁的进进出出,出生和死亡,而不断变化,村民通常每3年对土地的租期进行小的调整,每5年进行大的调整。

  

  相当一部分西方左翼人士错误地认为中国在放弃人民公社以后,“农村”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一种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带有它的希望和内在矛盾.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试图在巩固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加速城市化. 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之一就是在不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化大生产. 这也是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农业观的突破。

  

  由于马克思误认为英国的今天就是其它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阶级将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1899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欧洲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后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败直接影响。

  

  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问题。1895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委员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考茨基却坚持认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恩格斯支持他的观点。由于恩格斯的权威,“农业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意见被压制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农。 (M.(M.Salvadori,KarlKautskyandtheSocialistRevolution:1880-1938pp.pp.56-58,Verso,199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年代即已经是德国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1919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1920和19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不少在社会民主党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GregoryGregoryLuebbert,Liberalism,FascismorSocialDemocracy,p.282,OxfordniversityniversityPress,199 。

  

  [ 仲大军按:中国今天的情形与当年考茨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何其相似,不仅是放手让所谓市场经济的官僚资本主义大肆蚕食小农,而且是在城市利益集团和工业利益集团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剥夺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实行蒲鲁东式的“理想”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就是放手让城市和工业利益集团肆意蚕食农民土地财产,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已成为城市和工业利益集团掠夺农民的最好帮凶。在这种意义上讲,我坚决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越早落实到农民人头上,越可以减少工业化过程中城乡两大利益集团之间出现的不公平财产转移的现象!]

  

  穆勒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

  

  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语。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竟然处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的核心。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穆勒,却是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关键人物。

  

  出于对他同时代的工人合作社发展的关心,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开始研究有限责任问题。他首先分析了合伙企业(partnership)中所谓的“两合”(en-commandite)形式。在英国,这种特殊的合伙企业形式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根据这种组织形式,积极的合伙人坚持把责任和其职责联系起来,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昏昏欲睡的”合伙者则承担有限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对企业的经营负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鼓吹这种合伙企业形式,因为它可以允许工人组成协会“来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商业活动”,它也同样允许“富人贷款给穷人”,因为富人在此是“昏昏欲睡的”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者。穆勒指出:

  

  “没有人能逻辑一致地谴责这些合伙关系,因为这就如同说没有人可以凭借钱从事商业活动。换句话说,在商业和工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否定劳动者的合伙制,就是主张商业利润应该整个地被那些有时间积累的或者有好运气继承资产的人所垄断,很明显是荒谬可笑的。

  

  1850年,穆勒在英国国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储蓄投资特别委员会上作证。他建议为股东建立一种承担一般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因为它可以促使财富更加自由地借贷,以支持穷人的事业。而穷人由于有机会把他们的储蓄投资于生产者或消费者合作社,也从中得益,而不必担心无限责任的倾家荡产的风险。由于穆勒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努力,英国国会通过了《1855年企业一般有限责任法案》。

  

  有限责任的系谱几乎为当代经济学家所遗忘。重申这经济史上被遗忘的一章的意义在于强调“现代企业制度”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如果股东仅仅具有“有限的责任”,这意味着他们作为“私人业主”并不承担期望要他们承担的全部风险,因此他们并不能享有公司全部的利润。换言之,股东并不是唯一的风险承受者。职工的仅与公司挂钩的人力资本也在经受风险。此外,股东可以通过让不同的公司分享其有价证券来使他们的股权多样化,但是单个的工人却不能同时在几个公司工作。据此可以说,职工的人力资本由于缺乏多样化将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工业广泛开展的制度革新 “股份合作制” 开启了大门。

  

  詹姆士·米德和中国的“股份合作制”

  

  詹姆士·E·米德,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现代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法(GNP)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凯恩斯的学生,米德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的启发。他总是把他的纲领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米德的纲领旨在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好特征结合起来。在制度设计上,它主要有两个部分:“劳资合股企业”(“labour-capital partnerships”)和“社会红利”。

  

  劳资合股企业

  

  根据米德的设计,外部的股东拥有资本参股证(Capital Share Certificates),内部的工人拥有劳动参股证(Labor Share Certificates)。这个计划的运作机制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

  

  · “在劳资合股企业里,工人和风险资本家作为合伙者共同管理企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股可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普通股相比。工人合伙者在企业中则拥有劳动股。劳动股有权和资本股按同一比率分红,但是它们依附于每一个单个的工人合伙者,当他或她离开企业时被取消。如果劳资合股企业中任何一部分收益没有分红而是用于企业发展,新的资本股,其价值等于他们牺牲的红利,将分配给现有的所有资本股和劳动股的持股者。劳资合股企业的协调极大地减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通过提高其持股者红利比率以提高某个团体境况的决策都将自动提高其它团体的持股者的红利比率。”(米德:《自由、平等和效率》(Liberty, Equality and Efficiency),纽约大学出版社,1993,85-86)

  

  除了有利于调整外部股东和内部工人的利益外,米德的劳资合股企业在把灵活性引进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另一重要优势。现行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工人的高工资以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为代价,而这意味着产量将因低效率而减少,就业水平则低于潜在的充分就业。当劳资合股企业用劳动参股证来代替固定的工资分配时,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就引进了劳动力市场,而后者在这以前是以工资的下降刚性为特征的。

  

  在中国和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进步”力量不去模仿西欧施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很重要。西欧社会民主党早已失去激进的灵感。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是去挑战和改革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形式,而仅仅致力于缓和结构性分割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后果。我们需要许多如劳资合股企业这样的激进的体制改革,以弥补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不足。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仅仅是说明这一普遍观点的一个例子。

  

  社会红利

  

  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红利”:每个公民, 没有任何其它条件, 仅根据其年龄和家庭状况,就可以获得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1)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2)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所要求的变化的影响的收入,来减小个人风险。直观看来,主张社会红利的观点的核心在于, 通过扩大每个公民的财力和能力来取代对永久就业的需求。

  

  社会红利优越于传统的“有条件收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地方在于,前者调动了受益者对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这种现象乍看起来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红利”似乎比有条件的收益(基于失业和疾病)更加削弱了接受低报酬工作的积极性。然而,直觉在这件事情上是错误的。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一个有80元的社会红利和20元的有条件收益作为补充的接受者将更加积极地去谋取外界的收入,只要那些收入在扣除所得税后大于20元;但是如果他或她整个地依赖于100元的有条件收益,那就不能刺激他们接受外界低于100元的收入。”

  

  中国的“股份合作制”(Shareholding-Cooperative System (SCS))

  

  在为乡镇企业创造一个适当的所有制形式的努力中,中国的“农民-工人”和他们的社区政府设计了一种独创性的形式:“股份合作制”(SCS)。它和米德的“劳资合股企业”在制度上有劳动股和资本股相类似;然而,但其特点在于资本股主要归集体所有,附属于社区的代表 乡镇的政府和村委会。这样一来,中国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就承担了协调内部职工和同一社区的外部成员之间的利益的职责。为了对它的机制有一个了解,我现在想简要地描述一下中国农村的一个较早股份合作制的试验。

  

  1993年夏季我曾在山东省淄博的周村地区做过一个时期调查工作。作为对取消人民公社时的困难的反应,股份合作制是1982年在周村地区发明的。农民们发现,某些集体财产(除了土地)不能简单分割。所以他们决定按照相同的条件给每个“农民-工人”发行股份,而不是去毁坏集体财产(如卡车)零散出售(这种现象在其它很多地区都发生过)。不久之后,他们认识到不应该把集体的财产按现在的工人总数分割成个人的股份,因为老一代的“农民-工人”离开了企业,当地政府也进行了前期投资。因此,他们决定保留相当部分的“集体股份”,这些“集体股份”是不应该纳入个人股份的。这些集体股份是为外界的社区团体,如当地政府机构、本地或外地的其它公司、银行,甚至大学和科研机关而设立、持有的。下面的数字显示了周村地区股份合作制利润的流向状况:

  

  10%:工人福利基金 股份合作制公司税后利润 30%:公司发展基金60%:分红基金(集体和个人的股份)

  

  很显然,股份合作制的出现是两个因素的共同产物:(1)中国农村制度变化(如公社的解散)和(2)对公社财产的不可分割性的一种带有偶然性的解决方式。所以,中国实践者和学者对如何评价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态度暧昧。如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说过的:“当代人并不能理解他们正准备开创的秩序。”但从詹姆士·米德的劳资合股企业构想看来,中国的股份合作制是一项重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

  

  至于詹姆士·米德的“社会红利”,迄今为止在中国并没有类似性的试验。然而,我相信中国可以在建立她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中,重视米德的“社会红利”方案,从中获得启发。

  

  布罗代尔:“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和房地产在中国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相信中国正在日益变成“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一词的意义是什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值得引证:

  

  “迄今为止,我仅仅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五次或六次,尽管这样,我还是尽量避免使用它。……就我个人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不再试图摆脱这个烦人的名词的入侵。资本主义……已经被历史学家和词汇学家无情地追击……但是大概是路易·布朗,在和巴斯第特(Bastiat)争论时,在1850年给予了这个词新的含义。他写道:‘我称之为“资本主义”[他用引号表示]的,是指资本排他性地被某些人占有。’但是,这个词仍然很少出现。蒲鲁东偶尔恰当地使用过这个词:‘土地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他写道……并对之做了很好的定义:‘资本作为收入的源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通常并不属于那些通过劳动力使其运转的人。’然而六年以后,在1867年时,这一词语仍然不为马克思所知。”

  

  最重要的是,布罗代尔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做出了至关紧要的区分。在他看来,“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实际的交换,它以竞争为基础,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形式的交换,它是复杂的、压迫性的。这两种类型的活动既没有相同的机制也没有相同的动因,资本主义领域存在于高级形式的交换之中。”布罗代尔认为,集镇是第一种交换形式的典型场合,而远距离的贸易垄断和金融投机即“资本主义”则属于第二种类型,后者从本质上是“反市场的”。

  

  布罗代尔之区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对于理解中国今天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颇有启发.我们可用两种房地产市场为例说明布罗代尔的区分重要意义。第一种类型可以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代表,第二种类型可以广西北海为代表。在鹤岗市这个例子中,当土地投机被当地政府禁止时,房地产市场成了当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相比较而言,在北海市,房地产开发者和银行相勾结(从银行贷款然后投机土地市场),其结果是普通民众由于价格高昂而买不起房子。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须支持第一种市场类型,而拒绝第二种。

  

  中国与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寡头资本主义

  

  1992年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提供给所有的公民,包括小孩,以25卢布购买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卷(凭单)的机会”。然而,这种幸福的起点很快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形 产生了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寡头资本主义。其原因如下:

  

  (1)俄罗斯允许私有化证卷(vouchers)的自由买卖。据俄罗斯政府的三个主要顾问看来,“私有化证卷的可交易性使人们立刻把凭单转换成现金,这特别有助于穷人,他们有大量的即时消费需要……这大大地改进了潜在的大投资者的机会。”很显然,这使财富重新集中在富人手中,而这就是这个计划的设计!不必惊奇,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津(Chernomyrdin)在1992年12月时说,私有化证卷的计划可比得上斯大林血腥的农业集体化。

  

  (2)在俄罗斯私有化中,每个公司可以有三种选择。最常用的是所谓的第二种选择。在这个选择中,工人和经理一起可以用凭单或现金,以1992年7月资产账面价值1.7倍的名义价格购买51%的有投票权股票。在其余股票中,有29%必须通过凭单拍卖出售给普通公众。然而,禁止工人作为一个集团持有他们的股票。他们仅仅可以单独地拥有他们的股票。这就是深思熟虑的、为了避免工人可能控制的阿纳托利·查巴伊斯(Anatoly Chubais)计划。查巴伊斯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结果,经理和外界大投资者都热衷于从工人手中购买凭单,工人也不抵制不卖,甚至一张凭单仅仅换来一瓶伏特加酒。

  

  (3)俄罗斯的私有化并不依据对当时国有公司资产的正确估价。对通货膨胀和“无形资产”也没有采取什幺调整措施。查巴伊斯“只不过宣布了1992年7月时俄罗斯公司的账面价值可以作为注册资本(charter capital),此外没有任何调整措施”。这个决策给国有资产通过凭单拍卖(上述第二种选择中29%的公司股票)的新买家和公司的内部人员(他们可以买断51%的股票)以巨大的利益。所以,用不着奇怪,最后的结果是俄罗斯工业资产以极低价值出售:1994年六月在凭单私有化结束之时,俄罗斯工业总值低于120亿美元。甚至查巴伊斯的三个主要顾问也震惊不已:这怎幺可能?“俄罗斯工业,包括石油、天然气、某些运输业和大部分制造业的资产净值,它竟然低于凯洛格公司[美国一家保健食品公司]”?

  

  米德的倒转的国有股所有权与中国的国有股参股

  

  中国现在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海政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开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开张)。在这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股票通常有三种类型: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

  

  第一,国有股(the state shares)。这是政府(中央的和地方的)和政府所有的企业(soly-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持有的股票。

  

  第二,法人股(the legal-person shares)。这是其它股份公司、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和其它社会机构持有的股票。

  

  第三,个人股(the individual shares)。这是为单个的市民所持有和买卖的股票。它称之为A股,因为还有仅仅提供给外国投资者的B股。

  

  在上海或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典型的中国公司通常有上述类型的股东,即国家、法人和个人。每一部分都大约占已发行股票的30%。到1997年7月为止,总共有590家公司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然而,只有个人股才允许在这两家交易所买卖,国有股和法人股则并不允许买卖。

  

  近几年,关于国有股是否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买卖有一场热烈的政策辩论。反对国有股交易的主要引证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认为国有股的交易等于“私有化”。赞成国有股交易的则主张,大部分国有股在公司手中仍然不能防止政府官员任意地干涉公司的经营决策,因为国家必须任命官员参加董事会。

  

  有些人也许会说,国家(state)作为股东这件事太特殊了,以至于不能提出任何一般的理论见解。然而,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写过一本研究1776至1860年间宾夕法尼亚州“混合企业”的书 混合在这里的意思是州政府作为股东之一存在于其它私人股东之中,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国有股参股。我们不必惊讶美国的州政府为了他们的支出和工业政策不得不把参股股权作为一种工具:只是到1913年2月时,美国宪法第16条修正案才把个人所得税合法化(在这之前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所得税与私有财产相抵触)。

  

  美国历史上“混合企业”的事例提醒我们,政府作为股东并不是十分特别或异常的事情,譬如,二战后英国把他们的钢铁、电、铁路、煤炭工业国有化。但是英国的政府只是没有剩余要求(residual claims)的剩余控制者(residual controller),因为政府“并不为其拥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利润而获得利益,其利润被为集款补偿国有化成本而发行的国家债券的利息付款所抵消。因此,政府并没有从增长的收入中受益,它仅仅变成了所有者-管理者”。

  

  詹姆士·米德建议改变英国国有化进程,他称之为“倒转的国有化”.米德的建议在本质上是给予政府作为股东的“剩余要求”权,而没有控制权。在米德看来,这种“倒转的国有化”有两个主要的好处,(1)政府可以利用它的股权给“社会红利”筹措经费,而通过允许给每个人最低收入,这又将给劳动力市场提供一定的灵活性;(2)政府可以从其部分地拥有的微观管理的经营决策权中抽身出来。

  

  米德的构想和中国现在把政府作为消极的股东的政策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即国有股的参股。甚至“社会红利”思想也可以部分地见之于地方的实践:广东省顺德市已经启动了国有股销售程序来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措经费。中国的国有股参股这种“倒转的国有制”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革现行的金融市场体制构想提出了深刻的理论问题和挑战。

  

  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金融改革家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论断:“未来向格塞尔学习的将比向马克思学习的更多”。西尔沃·格塞尔(1862-1930),是一个德国商人,1919年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政府中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认为自己是蒲鲁东的追随者。在他看来,蒲鲁东的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蒲鲁东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他失败了。因为改变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格塞尔主张改变货币的本性:“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这就使得任何人不管他拥有或储存什幺,货币或商品,都没有什幺差别。于是,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阻碍人性发展出它的全部力量的束缚消失了。”

  

  具体地说,格塞尔提出了一种 “邮章货币”,即定期盖邮章才有效的货币。格塞尔的观点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仅仅作为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在格塞尔时代,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方法。现在,计算机在支付上的广泛使用使得这种程序变得更容易执行。

  

  为了给“邮章货币”如何在实际中起作用作一个明晰的说明,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的实践。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rgl)市的市长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先生决心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他发行了相当于奥地利14,000先令的“邮章货币”,这种邮章货币由当地银行储存着的同样数量的普通先令担保。为了使这种“地方性通货”生效,每月需要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即买 “邮章货币”面值的1%的邮票)。因为买邮票的成本是持有这种通货的使用者的费用,每个人都想迅速的消费掉“邮章货币”,因此这自然而然地就为其它人提供了工作。二年以后,沃格尔成了奥地利实现全部就业的第一个城市。

  

  凯恩斯明确表示他对“邮章货币”的支持:“通过设计出要求法定货币以规定的成本周期性地盖邮章来创造一种人为的货币置存成本,那些期望匡正时弊的改革者已经摸着了门路,他们的方案的实际价值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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