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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走出汉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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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者集
来源:
2018/08/24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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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中清(James Lee)与王丰(Feng Wang)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英文版于199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出,三联书店随即于2000年推出了中文版。在中文版刚刚面世之际,该书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2000年社会人口学学术奖——邓肯奖[2],从而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学术专著;随后,此书又获2000年度的最佳社会科学史著作沙林纪念奖[3]。国际学界对此书也作了积极的反应。雷格莱(E. A. Wrigley)[4]、蒂里(Charles Tilly)[5]等著名学者分别撰写书评,对该书作出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一部研究中国的著作,在中国研究学界以外受到如此好评,洵为少见,因此是一部走出了“汉学界”的学术著作。

   

   一、什么是汉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尽管“汉学”二字的内涵不止一次发生改变,而且学界对此名词的内涵也一向有争议,但是这个名词仍然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去年六七月之际,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举行。会上各国学者云集,充分显示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并显示了各国的中国研究近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汉学会议”相号召,响应如此之热烈,亦可见“汉学”二字之深入人心。然而,大概出乎会议组织者的意料,在最后一天的总结大会上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争论:到底什么是“汉学”?与会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多数学者倾向于接受“汉学即中国研究”这样一个解释,但是不少学者也对此表示反对,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对于“汉学即中国研究”这个定义最尖锐的批评,可以简单表述如下: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迅速扩大,国际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以往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且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情况,都成为当今中国研究的重要对象。不仅如此,后面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凌驾于前面那些领域的研究之上,成为今日中国研究的主体。后面这些领域原先并不属于汉学研究的范围,其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与传统汉学有巨大差异,反倒与当代国际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普遍研究方法和手段十分接近乃至一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汉学”定义为“中国研究”,那么研究中国的古生物、古地质或者中国今日的资讯产业、航天科技等,究竟算不算“汉学”?如果算,那么研究美国的古生物、古地质或者资讯产业、航天科技等,是否也应称“美(国)学”?如果不算,那么其他各种同样也以中国的某一方面为对象的研究,为什么又能算“汉学”呢?

   主张“汉学即中国研究”的人,大多数可能会同意以下区分:那些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某个方面进行的研究,可排除于汉学之外;而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的某个方面进行的研究,则应当算作汉学。然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科学,仅只是所研究的对象不同而已。既然都是科学,所以也同样具有“普世”的性质,不能因具体研究对象有异而变成另外一种学问。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官方大力宣扬所谓的“俄罗斯物理学”、“俄罗斯生物学”,等等。但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此后来也就销声匿迹了。同样地,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尽管研究的国家可能不同,但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手段却无大异,因此也没有“美国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之分。虽然经济学家们分工研究美国或中国的经济,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能算一个独立的门类,或者算作“美(国)学”或者“汉学”的一部分。

   就是民族色彩最重的人文学,也很难说完全不是这样。例如中国史,本是传统汉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但是在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进入此领域,中国史也不能再说仅只是中国研究。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其毕生工作都与“汉学”完全无关,但是近来却出版了一部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并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过去两千年来中国经济表现的专著[6]。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这部著作到底是否能算一部汉学研究专著呢?如果算,那么他研究其他国家(如美国)和地区(如前苏联地区)的著作,是否也都应算作是“某某学”(如“美学”或“苏学”)研究专著呢?麦迪森的情况颇具代表性,因为与此相似的情况现已不少,而且以后还会更多。如果不算,那么近几十年国际学坛中出现的一些与麦氏著作性质相似的中国研究重要专著[7],为何又可算汉学研究?循着这样的思路推理下去,那么出席台北汉学会议的各国学者,恐怕也有许多人也“名不副实”,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中国的某一方面,其研究方式与其说是近乎伯希和的传统汉学的路子,毋宁说是更近于柏金斯(Dwight Perkins)的路子,而柏氏的路子却是地道的现代经济学的路子而非汉学的路子。

   李中清和王丰两位学者长期从事中国研究,按理可以说是“汉学家”。他们的新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因此最多只可能获得费正清奖或李文森奖这两个美国的中国研究最高奖项。但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该书却是本年度唯一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最高学术著作奖的学术专著,而美国社会学学会从来就与“汉学”风马牛而不相及。这就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上述问题:该书是否可以称为汉学研究成果呢?如果算,那么它却荣获邓肯奖和沙林奖而未获费正清奖或李文森奖,岂非咄咄怪事?

   因此,到底什么是汉学,今天倒成为了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既然无法为汉学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那么它是否能够算是一门学问也就成问题了。

   

   二、“汉学”:一个学科领域还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领地?

   

   一般而言,一门学问乃是指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而任何一个真正的学科领域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是在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上,而非研究的具体对象上。因此,尽管考古学的具体考察对象总是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考古学拥有一套与其他学科领域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论考察的对象是美国的科洛拉多恐龙化石还是中国的元谋猿人化石,使用的都是考古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在总体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会把元谋猿人化石考察从考古学中剥离出去,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元谋学”。

   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那么上面所说的“汉学”(或中国研究)似乎就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学科领域。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不仅范围太广,而且各种研究在方法与手段上也往往风马牛而不相及。例如,能够在伯希和的敦煌经卷研究与柏金斯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研究之间找到什么共同之处吗?二者虽然都以古代中国为研究对象,但是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却是天差地别。相反,要在柏金斯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与迪安(Philis Dean)的英国经济史研究之间找到许多共同之处倒是相当容易的事,因为尽管二者所研究的地区完全不同,但是在使用的研究方法上却颇为一致。在此意义上来说,把伯氏的研究与柏氏的研究硬扭在一起称为“汉学”,倒不如把伯氏的敦煌经卷研究与晚近兴起的死海经卷研究一同作为古文献学更为恰当。因此,所谓汉学(或者中国研究)并非一门学问(即一个学科领域),而是多门学问(即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的大拼盘。这些学问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研究的对象与中国有关。但是这个共同之处并不意味着“中国研究”是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正如美国虽有一个亚洲学会和一份《亚洲研究杂志》,但是并没有一个“亚(洲)学”的专门学科领域。

   汉学之所以被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乃是历史所造成的。早先西方人开始对中国进行研究时,在各方面都遇到众多困难。仅只就语言来说,要学会与西方语言完全不同的中文(特别是书面语言——文言文),就要耗费一个学者多年的光阴。同时,当初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尚处于开始阶段,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文化、制度、风俗、宗教等属于人文学的领域,而且研究也还处于文献整理与解读的初始阶段。由于这些特殊性,早先的中国研究不仅范围狭小,内容有限,而且方法相对单一。加之汉语学习困难,因此中国研究当然也变成了少数人得而专之的狭小专业领域。在此背景之下形成的汉学,确实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专业领域,或者说是一门学问。

   汉学出现于西方对中国开始接触时,但其发展则是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产物。在最早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从而使得西方人士对中国文明充满钦佩和神往之情。但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已经让位于一个贫弱的中国,正如马尔嘎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国归来后,对中国所作的评语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an old, crazy, first rate man-of-war)。在此背景下,西方最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一方面仍然仰慕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一方面却也实实在在地瞧不起现实的中国。在此情况下,他们的研究兴趣集中到了前一方面是十分自然的,从而使得“汉学”与当时的“埃及学”一样,都成为一种以逝去的古代文明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学问。对一种古代文明的研究自然难以成为显学,因此汉学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地位也是必然的。当然,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国现状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为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实用性,自然也不为从事纯学术研究的西方学术精英看重。因此,尽管有一些现实的调查研究成果(如“满铁调查”等),从今天来看应当说有其学术上的价值,但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中国,并未有人把这类调查研究归入汉学。由于对现实中国的研究被拒之门外,当时的汉学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学术领地,一个独立于主流学术之外的特殊领地。

   在今天,由于对中国现实的研究已远远超过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原有汉学的界线也已不复存在。此时如果把“中国研究”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不同方面的学者们相互交流研究心得的场所,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中国研究”作为“汉学”的继承者,仍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那么肯定就于理不通了。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是制造出一个人为的边界,把中国研究中的各个领域与外面更广大的学术世界隔离开来,实行自我封闭。中国研究者只有突破心理上的这道人为藩篱,关于中国的研究才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也才能像关于欧美的研究那样,成为主流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言,李、王新著获得邓肯奖一事之所以有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汉学(或中国研究)的局限。换言之,它标志着关于中国的研究开始走出汉学界。

   

   三、“汉学心态”:一种学术弱势群体的自卑心态

   

   从一切方面来说,关于中国的研究(这里指的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仅应当成为国际主流学术的一个部分,而且还应当在主流学术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仅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的人口接近13亿,占世界人口的1/5强,而在过去这一比重还更大。在有人口数据记录的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大约每3-4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中国人[8]。从经济上来说,中国也长期占有非同凡响的地位。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认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9]。按照麦迪森的估计,用PPP(实际购买力)计算的中国GDP,1700年时占到全世界GDP的23.1%,与整个欧洲所占的比重(23.3%)相当;而在1820年时,中国的比重上升到32.4%,大大超过欧洲的比重(26.6%)。换言之,在这两百多年中,世界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1/4到1/3出自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衰落后,1979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了1995年,中国的GDP在全世界GDP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迅速上升到10.9%,已超过日本(8.4%)和前苏联地区(2.2%)而仅次于欧洲(23.8%)和美国(20.9%)[10]。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20年来的成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外,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几大主要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未曾中断,而且留下了最丰富的文献记录。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对中国的研究理应在国际主流学术中占有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中国研究非但能够占有这种地位,甚至未能进入主流学术,因此才会在主流学术之外,形成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特殊学科领域——汉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主要者之一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只要是西方国家,哪怕是蕞尔小国如葡萄牙、比利时等,皆可肆意欺凌之。俗话说:弱国无外交。事实上,弱国在国际学术中也不会受重视。没有国际地位,中国研究当然也不会成为主流学术的重要部分。既然未能置身主流之中,当然就只能在主流之外另立门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近二十年来经济又有惊人的发展,因此中国研究在各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研究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已与原有的汉学有重大差异。然而许多人仍然将这些研究视为旧有的汉学的扩大与延续,因此才会有“汉学即中国研究”的新定义,也才会有“国际汉学会议”这样的盛举。

   在今天的中国研究中,各位研究者实际研究的对象只是对中国的某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唯一的共同之处,只是研究的对象与中国有关。而如前所说,具体研究对象的异同并不是决定一个学科领域的关键因素。因此把“中国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谨守封疆而自成一系,是有问题的。这种自成一系,实质上乃是一种以自我封闭、自我放逐、自甘边缘化为特征的“汉学心态”。

   在今天,导致旧日汉学形成的环境已经翻天覆地的巨变,“汉学”的范围也空前扩大了。但是为中国研究设边界、使之成为“汉学”的想法仍然存在于许多学者头脑中。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我们在内心尚未摆脱“汉学心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说:历史学发展的最大阻力是历史学家的“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为“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11]。许多人仍然将中国研究研究视为脱离主流学术的汉学,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他们始终未能克服传统的自我封闭心态,不敢把对中国的研究置于主流学术之中。

   这种心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研究者的自卑心理。这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一两个世纪中,与在经济上的衰落相伴,中国在学术上也没有多少重要建树。在以西方为主导的近代国际主流学术的形成中,中国既未做出多少贡献,发挥多少影响,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在这种主流学术中占有什么地位。上述中国研究中的“边缘”心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研究者在学术上的自卑心理。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中,居于边缘的人群大多是弱势群体,而也只有弱者才会要求特殊对待。这在学术上也不例外。“汉学”在西方学术中处于边缘地位,意味着它在国际学坛上属于“弱势群体”,所以才需要划界自保。因此“汉学心态”,说到底,还是一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卑。

   

   四、“汉学”与西方中心主义

   

   “汉学”(以及今天的中国研究)本是西方学术的产物,它虽然在西方学术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却一直追随西方,因此不可能另发展成为一个有别于主流学术的独立学术体系。即使若干汉学家主观上或许并不怀有种族偏见,他们仍然无法跳出西方的学术体系这个如来佛的手心,另辟蹊径,用另外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因此以往的汉学(以及中国研究)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天下。这在本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许多理论模式(如“冲击—回应”、“近代―传统”理论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理论的出发点都并非要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为了证明非西方社会的变化只不过是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世”模式的重复。由于研究中国的目的仅只在于此,因此这种研究在国际主流学术中当然也不会有多大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尽管在其中国研究中采用了各种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是他们并未考虑过这些源于西方的理论、方法是否能够完美地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问题,而是将其作为无可置疑的真理,由此出发进行研究。而这种把西方经验普遍化,将源于西方的理论、方法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做法,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

   海外的中国研究,一直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的弊端日显,到了1970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与批判。柯文(Paul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12],不仅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提出了中国史研究中应树立“中国中心观”。然而,尽管这个号召出于非常良好的意愿,但问题是:现代国际的主流学术,不仅是某一种思想(如历史观),而且是整个体系,都产生于西方,从而不可避免都带有西方的色彩。在此背景之下,真有可能建立一种“中国中心观”吗?黄宗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于1990年代初提出了应当破除旧有的“规范认识”[13],“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同时强调:建立这种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14]。然而,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如果真的破除了旧有的各种“规范认识”,“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又依靠什么作为基础来建立呢?[15]

   到了1990年代末,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一些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如麦迪森强调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主要部分,放到世界史的范围中进行研究,从而大大凸现了中国的重要性和中国的特点[16]。贡德?弗兰克也把中国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观察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17]。彭慕兰(Keneth Pomeranz)更进了一步,不仅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还深入地比较了中西经济发展的异同[18]。此外,王国斌(R. Bin Wong)也就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应改变以往那种仅以西方为标准进行比较的做法,而应以中国和西方互为标准,进行双向比较,同时从时间上来则把“前瞻性比较”和“回溯性比较”结合起来[19]。李中清、王丰的新著更在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该书所研究的是中国人口史,但是如书名所示,作者是把中国人口作为“人类的四分之一”来研究的,并未把这项研究作为“汉学”(或者“中国研究”)来做。此书对马尔萨斯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马尔萨斯主义是中国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石之一。因此本书在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方面取得成功,也是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做出的重要贡献。

   

   五、走出汉学界的关键:如何对待国际主流学术

   

   李中清、王丰、王国斌、彭慕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有一个特点,即在更深入地批判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不赞成采取“中国中心主义”,而认为应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进行研究。同时,他们都不认为有必要和有可能另起炉灶,建立一个能够与现代主流学术分庭抗礼的新学术体系;现代国际主流学术中的不足应当克服,但不应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推倒重来”。

   如前所说,“汉学心态”的实质乃是对西方主流学术的敬畏。而这种敬畏,实际上是对国际主流学术缺乏正确的看法。所谓国际主流学术,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确实具有西方渊源与西方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它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地“科学化”,而真正的科学化意味着要超越西方的局限。由于国际主流学术具有这种两重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全面了解现在的国际主流学术的优劣之处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其合理部分,同时在使用中对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进。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进入主流学术,并且为其发展做出贡献,从而在主流学术的发展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这里我们以李、王新著为例以言之。

   众所周知,马尔萨斯主义一方面表现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也确有其重要贡献[20],所以才会成为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我国1950年代曾对马尔萨斯人口学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有把马氏学说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之势。然而这种政治性的大批判,貌似威力无穷,实际上却是虚弱无力。1930年代吴稚辉“批判”马克思主义,大骂“什么马克思、牛克思”,听起来似乎十分刻毒,但是事实上除了使吴氏成为笑料外,全然无伤于马克思主义。同样地,过去批判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主要也靠宣布它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然而辱骂决不是战斗,科学上的争论也不能靠政治运动来解决。因此以往的大批判,对马氏学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伤害。正因如此,到了1980年代以后,马氏学说复兴,很快又成为我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中默认的真理。

   李、王新著彻底地揭穿了“马尔萨斯神话”,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际学界对马尔萨斯主义所做出的最深刻的批判。然而本书进行的批判,是把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作为一个科学讨论的对象,进行客观的和冷静的科学分析,绝无在某些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以感情代替理性”的做法。由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李、王二人使用的主要是现代人口学和社会学。对于这些产生于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他们不仅没有“因噎废食”,因其西方渊源而拒绝使用,相反是运用得十分出色。尽管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烙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21]。要推翻它,只能依靠使用更完善的方法和更充分的证据。现代人口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在科学性和完备性方面早已远远超出了马尔萨斯的方法,因此可以说为推翻马尔萨斯人口学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李、王二人在采用了这些方法时,根据中国的实际作了重要调整,据之进行了严密的科学论证,同时又依靠非常坚实的证据作为研究的基础,从而才能在人口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中,推翻旧有的共识,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说。特别要强调的是,两位作者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数以十万计的数据进行了科学的处理。这种分析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任何一个严谨的学者使用同样的数据和方法,都会得出同样的结果。由于该书批判马氏学说依靠的是更完善的科学方法和更充分的证据,因此才会给马氏学说以真正致命的打击。以人口研究的结果为基础,他们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得出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破除了马尔萨斯神话,而且提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新认识。由于这些结论以科学分析的结果为基础,所以能够得到汉学界(或中国研究界)以外的广大学界承认和重视,国际主流学术也因此而能从此研究中受益。这种良性互动,使得此项研究不仅能够在国际主流学术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能对国际主流学术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研究中国的学者们都愿意走出汉学界,那么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领域的汉学(或者“中国研究”)也将不复存在,而将融入国际主流学术,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大中国研究者来说,存在了几百年的汉学如果真的消失于国际主流学术之中,应当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标志着中国研究最终成为了国际主流学术的一个部分,一个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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