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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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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8/08/25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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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崛起”已是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中国崛起的方式和未来,国际社会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不久前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郑重阐明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与决心,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与国家理念。

   在国际政治语汇中,“崛起”(Rise)天生与“衰亡”(Decline/Fall)联系在一起,用以探讨帝国/大国命运。在西方,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首开先河,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则承接这一使命,更一般地探讨了大国兴衰规律。在西方语境下描绘的“崛起”,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因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传统霸权国的不安;而笃信“民主和平论”的西方人对中国能够走向民主的未来表示怀疑,因而他们更能认同“中国威胁论”,而怀疑“中国和平崛起论”。中国的政治语汇更多选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替代“崛起”,但“复兴”一词同样会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试图恢复朝贡体系的疑虑。真所谓“如果你不能表达自己,就必然被别人所表达”。

   中国为什么能够而且必须实现和平崛起?考察中国崛起前的环境、崛起中的方式和崛起后的影响,便会发现,中国崛起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因而具有合目的性,即中国将履行其服务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家承诺,这就是和平崛起。

     和平的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一层内涵是就崛起环境来讲的,从客观国际环境讲,中国能够、也必然实现“和平的崛起”(Rise in peace)。

   国际经济环境——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有利国际环境。中国崛起的过程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与政治转型正好重合,因而崛起是顺水推舟的事。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在柬埔寨金边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与此同时,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基本成熟,两者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合作局面。亚洲的和平崛起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依托。

   国际政治环境——反恐、反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塑造大国合作新模式,也决定了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独立应对非对称性挑战。其他大国对中国崛起总体上采取了认可的姿态,以中美关系为例,今天,中美间从经贸到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包括在反“台独”势力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现状方面中美都存在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机会也越来越多,未来世界的挑战给中美和平共处提供了“战略机遇期”。

   国际安全环境——中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争议问题。中国目前已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越南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与东盟制订和平解决南沙群岛领土纷争的《南海行动宣言》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未决争议问题上,中国与有关各方就在争议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达成共识。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共筑地区安全的障碍。

   国际舆论环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日益正面、积极,各大国、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纷纷欢迎中国扮演更积极的全球角色。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新一期《外交》上撰文指出,只要中国能够承担起与其角色相适应的责任,美国将欢迎中国扮演全球性的角色。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出现,美国也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

   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越来越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国不崛起才对世界不利,中国和平崛起具有合理性。

     和平地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二层内涵是就崛起方式来讲的,从中国主观发展战略和外交主张而言,中国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是“和平地崛起”(Rise peacefully)。

   中国崛起方式,必然是和平的。中国在国内以建立和平、民主、文明的中国为发展目标,对外以合法的方式获取资源和发展动力,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这就超越了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模式——军事力量膨胀超越经济发展,通过建立势力范围和军事轴心的方式挑战霸权和现有国际秩序。

   中国崛起首先源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讲,中国经济基本立足国内;中国经济增长有赖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200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升至70%,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提条件是强化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联系,“中国高度融入全球生产链的势头将有助于消除贸易伙伴的不安”(12月29日《金融时报》语)。同时,中国选择的是集约式而非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扩张型发展道路,这种内敛与开放相结合的经济增长方式奠定了中国和平式崛起的物质基础。

   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和国际地位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崛起的国内合法性基础。通过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实践,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合法性基础也在不断增强。

   中国崛起还源于中国软国力的上升和中国对世界贡献的增长。“十六大”报告将中国外交的优先次序调整为大国关系、周边关系、第三世界,即以增进共同利益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以塑造共同安全、追求共同繁荣加强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推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共同使命,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这一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中国软国力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都已挤身于前2-3名;同时中国积极谋求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得到了世界的赞赏。

   总之,中国的崛起由于采取不挑战霸权和国际秩序的方式,而是在现有国际体制内做负责任的大国,因而受到国际社会欢迎,其崛起具有合法性。

     为和平而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第三层内涵是就崛起影响来讲的,这就是“为和平而崛起”(Rise for peace),即中国将以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方式,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向国际社会兑现和平崛起的承诺。

   中国崛起的目标,并非效仿、攀比美国,并非以美国的对外行为理念和方式与世界打交道,也并非以美国的生活方式消耗和享用世界资源,而是对内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外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因而中国崛起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13亿中国人的人权,更好地实现中国的国权。

   当然,中国和平崛起不是没有条件,也并非没有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自身,包括能否实现地区、行业间的均衡和协调发展,稳定台海局势、实现和平统一,以普遍的民主观代替狭隘的民族主义,全面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等;其次在于能否实现中美战略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再有就是仿效战后德法通过推动欧洲一体化来实现共同崛起,真正理顺中日关系,实现中日共赢式的和平崛起。

   放眼世界,未来大国竞争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在于以地区一体化为依托的大陆板块之间的竞争——这集中在欧洲、美洲、亚洲三大板块之间;中国的未来,不仅在于经营好中华经济圈,更在于成为亚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成为欧、美两极之外的长远一极。如此,祖国统一和中美(日)关系,将不再成为掣肘中国崛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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