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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5 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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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共治理转型的挑战

  

  本节所说的公共治理转型,一方面是指行政的转型,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子系统对公共治理的承担。立法和司法与百年前并无实质不同,但行政的变化却是沧海桑田,这主要表现为领域的拓展和范式的革命。今日,行政“提供的公务,已成为居民的日常需求,成为健全公民生活的要素”,[25]行政影响甚至涉入个人及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已成为政治体的主要存在方式;当前的任何政治体,都必然是行政主导的。行政国正是该过程的自然结果。在我国,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决不等于行政的退隐,只是行政范式的转变,它丝毫不曾削弱、甚至还在强化行政主导。在权力正当性的视野内,行政的正当性无疑成为压倒一切的关注。

  在自由主义民主的框架内,确保行政正当性的原则是依法行政:代表机关制定严格而明确的法律,通过代表机关的监督和行政诉讼,确保行政行为严格遵守代表机关的法律,也即“形式法治”;[26]其信条是:无法律,则无行政。即使假定自由主义民主能产出符合共同意志、促进公共福祉最大化的立法,形式法治的路径在当今也已不足以确保行政的正当性。这主要体现为:行政对代表机关立法和监督的逃脱和反制。真正普遍性的压迫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主要来自行政(和社会子系统),而不是其他方面。自由主义民主确保行政正当性的思路,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上:其一是代表机关立法的明确性和具体性;其二是行政的执行性。[27]这两大前提现今都已气息奄奄,日暮途穷。它关于行政正当性的思路,是以特定的社会模式和问题格局为依托的,但在高度复杂的后工业社会(区别于前工业时期的市民社会),这些都已发生了根本的结构性变化。

  (一)自由裁量权之初现:“法内恣意”和“缺法行政”

  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复杂了,变化快了,代表机关在专业知识(即便是专门委员会确立之后)、工作程序和时间上的局限性以及对立法的相对稳定性的追求,都决定了,它不得不给行政机关留下灵活应对、自由判断的空间,于是,最初的裁量权出现了。在裁量权之内,行政是缺乏明确规范的。政法界开出合理性原则和正当程序的药方,意图救治行政裁量的恣意专断,成就固然可嘉,但裁量还分为不受司法审查的裁量和受司法审查的裁量。前述的救治药方,只适用于后者;即便如此,该裁量依然不能从依法行政原则内含的民主正当性的层面,来证成自身。它也许真的合理,真的程序正当,但它不能回应民主正当性的质疑。不受司法审查的裁量,就更可能是恣意专断的,更可能放纵“邪恶利益”。于是,自由主义民主确保行政正当性的思路的第一个裂缝,就被社会变迁的逻辑打开了。

  (二)社会行政和风险行政:形式法治的虚软化

  更大的挑战在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导致了行政范式的革命。自由主义民主及形式法治的思路,是以对社会和市场的特定期待(自由市场性社会的自我调控机制可以自动地产生公共福祉和正义)为基础的。但是,市场的自我调控机制,在后工业社会中,不再能应付自如,此即市场失灵。市场已不能满足自由主义民主的期待。如果说,对市场的善良预期导致了对政府行为的消极限定及以此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原则,那么,市场神话的破灭以及由此而生的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就必定要从实质上激活政府。[28]为解决市场失灵的缺憾,社会国或福祉国以及它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便应运而生。

  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的功能主要是自由之保障,而不是实质问题之解决,它不能建构起实质公正的秩序。解决社会和经济等实质问题的政府行为,已不再是个人主权领地的偶然的、限制性的消极干预,而是分配性的、计划性的或引导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多半其实不应、也不能由国会立法来规范,[29]于是,以控权为己任的形式法治原则,就丧失了大半用武之地。但这些新行政作用,却依然无法回避正当性的追问,只不过,自由主义民主不能解决该难题而已。

  新行政作用的正当性,不宜适用传统的制度逻辑。对由此而导致的正当性的缺失,政法界并不曾听之任之,而是努力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谋求调控之道,通过代表机关立法来规范之,以弥补自由主义民主及形式法治的亏蚀。但该努力只能在很狭隘的范围内实现。原因有二,第一,与形式问题不同,实质问题不宜在形式法治层面解决;代表机关的立法固然可以确定强制性解决方案,但这些实质性方案的落实,牵涉很广,它不只取决于政府的意愿,还取决于资源的投入,取决于很多政府根本不能支配的因素。第二,与面对过去的自由保障职能不同,政府关于公正秩序的形成性职能,通常面向未来,要根据不可测的未来的变动而变动。“未来”,因为是不可测的,代表机关就无从预先设想其形态,不可能通过立法对其做完全的规范。在实践中,实质立法的实效性,根据客观物质状况以及它体现的实际可能性,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被弱化软化,甚至完全被虚置。若既要用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的路径来规范实质性问题,又要维持该路径的实效性,那么,形式法治的措施,就只能给政府行为设定宽泛而笼统的目标,而不能设定明确的行为模式。但如此一来,政府便拥有了海阔天空的裁量权。总之,对实质问题的关注,使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思路几乎丧失了规范力量,或沦为单纯的政策纲领。但从正当性的角度来说,这些实质问题恰是最应以公民集体性联合自治为基础的,因为它的解决,通常涉及财富的大规模汲取和再分配。

  实质问题对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思路的挑战,还在另一纬度上展开。财富分配的不均,威胁或消灭实质自由,新行政作用正是为保护或促进此实质自由而生,但悖谬的是,新行政作用意图救治的实质性奴役,并不是政府本身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是应由形式法治给予同等保障的自由基本权造成的。在此,新行政作用对此基本权的保护可能要以彼基本权为代价。这些互相冲突的基本权,孰轻孰重,并无固定答案;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通常只能由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权衡,这进一步导致代表机关立法的明确性的丧失。

  现代社会的风险性,加剧了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形式法治路径的虚软化的趋势。如贝克(Beck)所说,与18-19世纪不同,今天的现代性,已摆脱古典工业社会的框架,正在形成全新的形态,即(工业的)“风险社会”。[30] 这也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31]鉴于科技革命及其商业性、社会性运用造成的风险,对安全的渴望,已成为基本追求。居民对政府的期待,已不只是对既定法权的保护,也不只是对实质自由的促进,还包括对潜在的大规模灾难提供普遍性预防。此预防仍以法定权益为对象,但却不再以现实损害为前提。预防义务要求在具体灾难发生之前,识别其来源并防止其发生。与现实损害相比,潜在灾难的特征是:数量大、形式纷杂、隐蔽性强。与查明已发生的行为或预防已显明的灾难不同,为预防潜在的灾难,政府不仅要掌握与具体行为或灾难直接相关的信息,还要掌握更多的其他间接相关的信息,甚至要针对与灾难的发生无任何关联的大规模的对象收集信息。在此,政府的行为在时间上是预测性的,在空间上是扩展性的;通过代表机关立法调控这类行为,几无可能。灾难发生之后的救助,通常诉诸紧急状态制度,实质上更是搁置了依法行政原则。当下中国风险预防制度正处于初期的形成阶段,可以想见,在该制度的建构和逐步成熟的过程中,政府的预防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将益发凸现。

  (三)协商行政与公共治理:新封建主义

  上述的新社会问题,导致了宏观的行政范式的革命,导致了自由主义民主及形式法治原则的亏蚀。政府任务的扩展,固然要求向私人汲取更多资源,但这不等同于权力手段的扩展。原因至少有三,其一,自由主义民主保障的基本权,原则上仍应受保障。结果便是,对政府的大量新任务来说,不能使用强制命令手段。其二,现代社会已走出了“单中心的、刚硬和固定的、统一和普遍的、压制型的国法”管制时代,而正在进入了功能分化的公共治理时代。其中,“社会(最具包容性的系统)由大量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分担了广泛的治理任务,“通过把冲突地方化(即在特定子系统内解决之),特定的社会危机就不会像灌丛火一般蔓延,整体社会也就不会像火柴盒一般骤燃化成灰烬。”[32]为确保秩序,政府也应尊重社会子系统的自治性,而强制命令手段,则会破坏它的自治性及治理功能,导致危机和冲突的蔓延及责任的混淆。其三,一些对象的性质也决定了它不能以强制命令的方式来调整,如经济、科研与文化的繁荣等;即使某些对象可以通过权力手段来调整,代表机关的立法也允许这么做,但由于信息和执法成本的限制,代表机关也不能设定有效的命令性方案。

  上述情境意味着,新任务的完成,应尽可能运用间接的、激励性的非权力手段,征得私人的自愿配合。这就置政府于和私人协商合作的情境之中。这打破了作为自由主义民主之基础的公私的界限。政府于是就通过“软法”方式,引导、鼓励或威慑私人,督促后者在追求私益时,自觉尊重或推动公共福祉。但与此同时,这也使公共福祉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私人意志。私人也就拥有了以公共福祉之名伸张私益、俘获政府的机会。大小利益集团就可能藉此调动政府力量,公共福祉则面临被多元利益肢解的可能性。协商合作的常态是:私人愿意合作,但要求政府让步,以满足私益的特殊要求。政府与私人的协商合作,是必要的,现代行政已不能逃避,这是由现代行政的结构性障碍决定的:强制性权力手段在此根本不能适用。

  但应意识到,在此,自由主义民主为维护行政正当性而设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因为,私人不是以选民、公共议题参与者及阶层代表者等公民资格来行动,而是以私益主体的资格亲自参与公共意志形成过程(这里的私人通常是强势者,因此,公民平等参与公共意志形成的原则就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作为特权主体参与公共职能之行使——名义上是政府决定者,实乃政府与私人协商的结果,但这私人又不必与任何公权力主体一般,进入“合法—责任”的民主结构之内。另外,对政府与私人协商而生的决策,依法行政关于主体和程序合法的要求(如公开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公共讨论——当然,自由主义民主也反对此公共讨论,因为它认为,公众不应插手行政,应该在选举结束后即退场),实质上也不能发挥作用。

  面对私人对公权力的分享,面对政府和私人的协商性方案,代表机关既无力也无奈。它并不参与政府与私人的协商。若立法议案由政府与私人协商而生,且该议案得经国会通过才能获得效力,国会就会发现,面对该议案,正如面对国际条约,自己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而根本不能改变,因为这是政府和私人已协商好的,任何修正都可能置政府于违约、失信的境地。选举的价值也因此被贬低,因为私人还可以通过与政府协商来分配政权。

  再者,如前文所说,现代社会正从“单一的压制型的国法”管制时代,进入了功能分化的公共治理时代。(跨国的和内国的)社会子系统分担大量的公共治理任务,对诸多分散的、自创生的子系统(autopoietic systems),政治主权已丧失其支配地位,代表机关的立法不能也不应具体干预子系统的内部治理(它最多是为系统运行提供保障性框架) [这包括,特定公务的跨国化,使行政对跨国事务的决策及跨国子系统的公共治理,完全不受以国界为基础的民主正当性的控制,代表机关的行动领域退化为阴影下的剧场(théatre d’ombre)],[33]如此一来,自创生的子系统的公共治理的正当性,又该如何保障呢?

  面对协商行政和社会子系统的公共治理,公务之提供,似乎又回到分散的统治单元构成的古老秩序中;若不寻求新的民主正当性模式,就不能走出这种“新封建主义”。

  (四)官僚系统之异化与行政反制

  最后,附带说两点。其一,自由主义民主不能救治当代行政官僚制的正当性赤字。与行政范式的转型相伴而生的,是行政官僚系统的膨胀。今天,可以说,潜藏在以人民名义运行的自由主义民主背后的,是官僚统治的现实。如卢梭所说,为使政府成员能协同行动,致力于实现其被创建的目的,它就应拥有“个别的我”。[34]但问题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之下,官僚系统已日益缺乏责任心、主动性和回应性,日渐堕落成保守、贪婪、懒惰、浪费和脱离公众的新阶级,[35]成为现存经济和社会精英的盟友,“拥有了比主权者的意志更加活跃的个别意志,甚至使自己手中的公共力量服从于该个别意志。”[36]部长责任制对官僚系统的正当性的保障,实在太微弱。总统对官僚系统的政治控制也只是九牛一毛。[37] 为救治该困境,学者提出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这是极危险的,本质上是错误的,尤其是对陷于腐败而不能自拔的民族来说,它最多只能在极狭隘的细节上适用,因为官僚系统的责任心和主动性的缺乏,正是为确保政府之公共性、防止其私人化的制度导致的:官僚系统应以公共资源服务于公共目的,行动的责任是由“公共”来承担的,所以,它就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法定程式,节制私益的冲动,这同时就导致了官僚系统的主动性和责任心之缺乏。[38] 对官僚弊病的解救之道,不应是以私人精神改造政府,而应是释放和疏导“公共”的力量和正当性资源。其二,二战之后,竞争性政党制导致政府对代表机关的反制和支配,对此,学界论述已多,不再赘言。

  (五)被架空的代表机关:对民主新模式的要求

  不要被代表机关繁忙的立法迷惑,不要以为它表明自由主义民主的依法行政依旧强大茁壮:大部分法案来自行政部门;已通过的法案对行政的调控力也极其微弱;行政部门难以数计的法规和规章(还包括普遍性公共决策),更是架空了代表机关。鉴于此,施密特发出激愤之词:国会运作徒具形式,重大政经决定,与公众命运相关者,并不取决于国会审议,真正的决定性过程皆存于秘密委员会或行政部门之内,或由党魁与利益团体代表私自解决,[39]国会成了清谈馆(bêtise parlementaire)。依法行政原则应继续坚持,但只靠依法行政,并不能避免行政的普遍性压迫,因为大部分行政都处于代表机关的立法之外。正当程序和合理性的概念,固然可以弥补代表机关立法在调整范围和拘束力方面的不足,但相对于行政对代表机关立法和控制的大规模逃脱,该弥补只是杯水车薪;期待它来解决当代行政的正当性难题,只是隔靴搔痒。代表机关的立法在何限度内丧失了对行政的调控力,依法行政原则就在同等限度内失效,法院就在同等限度内被剥夺了司法审查权。为谋求自己的正当性,谋求公民的信任与合作,行政就不得不在同等限度内“自我正当化”。这实质上提出了对民主新模式的要求。

  

  四 既定偏好加总逻辑之病理

  

  上节从社会和公权力的结构性变迁的角度,概述了自由主义民主在当代遭遇的挑战,也表明了它本身不足以成功回应这些挑战,后者对民主模式的重构提出了实质性要求,也暗示了重构的方向。变迁的社会因素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伤害,其实远不止此;对其他伤害,鉴于学界论述已多,本文就不再详述,只在适当且必要的场合,简单提及(见后文)。在本节中,笔者要检讨自由主义民主内在逻辑结构本身——通过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以实现私益与公共福祉的同一化、排除邪恶利益——的病理。即使社会仍符合自由主义民主预设的社会秩序观,但因为这些内在逻辑结构的病理,自由主义民主也依然不能兑现其承诺,甚至在实践中弊病丛生。

  (一)“偏好既定”不合实际

  自由主义民主的偏好观是:“人的偏好是既定的(先于政治过程的),不可改变,也不应改变。”这不符合人的实际。人并不是作为“吾意已决者”进入政治过程的。人是可变的。偏好取决于人的经历、法和社会规则、信息和压力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环境或禀赋。脱离环境的偏好是不存在的,环境的改变很可能导致偏好的改变。个人在进入政治过程时,通常只有部分的信息、不确定的意志和可变的偏好。个人经常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丰富既有信息、反思和转化既定的意志和偏好。好的政治,应通过交往模式的规范性建构,促使偏好自由(而非强制)地朝更正当(如更真实、更自主,更无私、更富主体间性,更富反思性等)的方向转化。

  (二)表见偏好不等于真实偏好

  自由主义民主可加总的,只是公民表达出来的偏好(下称表见偏好),但表见偏好可能不是真实偏好,以表见偏好之加总为基础的社会偏好也就可能无从实现公共福祉最大化。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缺乏或者不曾专门关注“促进反思和共感”的交往机制,孤立独往的公民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偏好表达可能是盲目的,随波逐流的(不自主);可能是出于幻想或信仰或恐惧,而不是经过理智思考而获得的清醒的最终的认识。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但这最佳判断不可能是在孤立独往的境况下作出的,而只能是在交往、反思、慎议的境况下作出的。另外,真实偏好可能不在掌权者确定的选项范围之内,这时的表见偏好就很可能只是不得已的凑合性偏好。公民还可能采取策略性立场:其一,某些偏好是大家都秉持的,但若由自己来表达,自己很可能受伤害,这时,公民就不会表达真实偏好,如宁愿消极不作为,牺牲两人(表见偏好),也不愿主动作为,“牺牲一人、救活另一人”(真实偏好);其二,依照某些加总方法,表达虚假偏好会产生更大收益(详见下文),他还可能基于成本效益考量而根本不去投票。

  (三)无视偏好的内外、强弱、善恶之别

  即使表见偏好和真实偏好是一致的,简单加总表见偏好并依多数来决策,可能侵犯人要求平等尊重的法权,侵犯少数的自由,仍不一定导致公共福祉最大化。作为特定立法或决策之基础的偏好,有内外和强弱之别。内在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是对自己享用物品或机会之方案的偏好,外在偏好(external preference)是对向他人分配物品或机会之方案的偏好,它可能体现为歧视性或偏见性政治意识形态、泛道德论或利他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对内外偏好不加区别的简单加总,违反平等原则,“因为一些人的偏好胜出的机会,将不仅取决于他人的内在偏好对稀缺资源的要求,还取决于他人对我和我的生活方式的态度。”[40]不曾区别内在偏好和外在偏好,这使自由主义民主在平等原则上自相矛盾;对泛道德论和利他主义的外在偏好的加总,更是导致了双重计票。[41]

  偏好还有强弱之别:在简单加总和多数决过程中,某行为给予多数的幸福感可能比相反行为给予少数的幸福感微弱很多,甚至使少数极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加总和多数决甚至违背常人决策的基本习惯。这并不是说功效主义道德学不关心偏好强度,它是很关心的,但简单加总模式(每个人只能算是一,无人可算是多于一[42])却无从在实践中兑现它对偏好强度的道德关怀,从而把公共选择完全奠基于序数效用(Ordinal Utility)之上,无视基数效用(Cardinal Utility)对偏好的决定性作用。[43]这可能导致换票(logrolling):换票可能促进公共福祉,更可能减损公共福祉,它是不诚实的权术,很可能导致多数联合欺压少数或少数联合欺压多数,把政治变成无原则的妥协和交易。以上是从偏好的形式来说的。

  从内容上说,有些偏好是不可普遍化的,是特权式的、恶意的或残虐的。政治领导或公共决策不应该迎合和讨好民众的低级趣味。这些偏好不应该成为正当决策的基础。道德和政治应适度分开,但自由主义民主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认对偏好做道德评价的可能性和可取性。

  (四)集体偏好的循环:无所不在的操纵

  即使表见偏好和真实偏好一致,即使表见偏好无内外、强弱、善恶之别,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仍被技术难题困扰,不能达成一致的、符合公共福祉的决策。若只就单维议题来决策,若只在两个选项间选择,简单加总和多数决固然能达成一致性决策。但若选项是三个以上,难题就出现了。上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选择论,为此提供了经典解释。它核心的命题是阿罗普遍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general impossibility theorem)。该定理是孔多塞难题(Condorcet Paradox)的普遍化推广。孔多塞难题是说:假定三个人在三个方案间决策,结果可能是:甲:X>Y>Z;乙:Y>Z>X;丙:Z>X>Y。XYZ分别获两票(多数)的支持。依照多数决,群体的偏好顺序就是X>Y>Z>X。这就是循环多数的怪圈:简单加总和捉对多数决(pairwise majority voting)[44]不能达成一致的社会偏好顺序(公共决策)。左右着决策内容的,很可能是与决策正当性无关的因素,如投票的顺序。尽管可以采纳另一种更符合民主直觉(不只表明满意与否,还表明满意程度之强弱)的博达(Borda rule)规则,[45]上述难题依然无从摆脱。[46]

  民主过程应符合若干自明的正当性前提。阿罗证明:在适当多元的自由社会中,在社会选择的情境下,符合这些前提(正当性)、能达成一致性(即符合逻辑的)社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机制是不存在的。社会选择情境是指选项≥3的情境。民主过程的自明的正当性前提分别是:[47]其一,条件U即完全性(Universal Domain)。在三个以上的选项中,逻辑上可能的一切偏好顺序,都得被认可;选项的设定不得预先剔除某些偏好顺序。其二,条件C即公民自主性(Citizens’sovereignty), 即社会偏好顺序不得是强加的。其三,条件P,即帕雷托最优性(Pareto optimality),即个体与社会的偏好顺序的正相关性。其四,条件I:即相对于无关方案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它旨在强调,对于相同的输入(个体就相同选项的相同的既定偏好状态),不同决策规则应提供相同的输出。其五,条件N:即非独裁性(Non-Dictorship)。上述五个条件是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机制的正当性条件,阿罗证明:社会选择的一致性和正当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化解的。在适当多元的自由社会中,任何社会选择,都不可能既在方法上是正当的,又在结果上是一致的。[48]

  在社会选择情境下,社会偏好顺序很可能是循环的,确定的选择是不存在的。个体是理智的,但集体选择却很可能是反理智的。正当的社会选择,也即多数偏好,仅应依赖于偏好分布状况,而不应依赖加总偏好的权变性的程序操纵。若投票循环出现,不同的程序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胜者,事实上确定的选择必定是受操纵的和专断的。个体的偏好表达因此也就可能是策略性的。这时,自由主义民主不仅可能导致多数独裁,还很可能导致(精心策划的)少数独裁。也就是说,阿罗定理表明,以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为核心的民主过程永远都不能避免被操纵的命运。

  在自由主义民主的经验中,人们并不普遍强烈地感受到阿罗难题,以至于Tullock说道:“阿罗提出的问题,在统计上并不经常发生。”[49] 就政治实践来说,不必为此过分烦恼。但这并不能表明,阿罗定理与现实是不一致的。它只能说明:人们曾经受惯了赤裸和野蛮的独裁,对吸收了民主要素的温柔独裁或对民主政治内部夹杂的独裁要素(或引入不相关议题——议题捆绑,违反条件I; 或限定选项范围——只允许同意或否决某既定选项,违反条件U; 或者是次优的低效选项胜出, 违反条件P;或者强势或弱势的主体通过繁简不一操纵行为,伤害公民自主性,实行独裁,违反条件C和N),[50]麻木不仁,感觉迟钝。[51] 投票循环的悖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操纵在现实中绝非偶然,而是普遍存在。[52]通过对美国民主史的扎实研究,Riker证明:操纵(即用各种不民主的手段营造出可使自己获胜的环境)一直是有效的政治工具。[53]从实践上说,自由主义民主之天并不会因为阿罗难题而塌陷,但从理论来说,阿罗定理是灾难性的,它在逻辑上把自由主义民主扔进了专断的狗屁世界。[54]一些学者[55]更进一步证明:任何投票程序,要么是可操纵的,要么是独裁的。

  阿罗定理对传统政治哲学产生了极大冲击。为克服阿罗难题,挽救自由主义民主,西方学者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力求放松阿罗正当性条件。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布莱克(D.Black)。他建议适当放松条件U,假定投票人的偏好序列是单峰的(Single Peaked),中庸投票者将是孔多塞胜者,其偏好将成为社会偏好。[56]所谓单峰偏好序列是指:投票人根据其他选项与其最偏好的选项的远近来正比例地给各选项排序。就条件U来说,阿罗难题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双峰偏好序列的存在。在实践中,双峰偏好序列是很常见的,这尤其体现在流行的俗语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做就做最好”。布莱克的单峰偏好论和中庸投票者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对条件U的放松(若不是通过理智的交往,就只能是专断的),是不正当的,至少它不曾提出把双峰序列转化成单峰序列的正当途径。事实上,在自由主义民主的体系内,阿罗定理经受住了一切技术上的批评和修正,其基本命题从未受到决定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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