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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小波:自由主义民主之反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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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者集
来源:
2018/08/25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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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深层预设之不适当与极权主义

  

  (一)与人权、法治和集体认同的抵牾

  民主、人权和法治相依相成,是现代政治的三大支柱,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可能使政治沦为恶政。负责任的政治哲学,应尽力谋求三者的统一。结果主义倾向表明,自由主义民主论很难为民主提供牢固的证成。(尽管民主不是单纯的游戏,结果也是极重要的,但是,把民主的正当性完全奠基于“结果的好坏”,无疑将导致民主基础的脆弱性,牢固的民主论应努力谋求“结果好”和“本身好”之间的平衡。)

  前两节的分析表明,自由主义民主很难充分落实“利益同一化指令原则”,很难兑现公共福祉最大化的承诺(它不能规范大量政府行为,不能正当地达成一致性的集体选择),很难保障基本人权(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会踢开任何障碍)。洛克把基本人权(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奠基于抽象的理智或自然法的努力,也同等地脆弱,一方面,如阿伦特(Arendt)所说,对无国者和被殖民者,它根本不能提供丝毫保障;另一方面,它在原则上(也一定程度地在实践中)把人民主权(及民主)和人权置于互争高低的永恒冲突之中,把政治抉择置于“不是民主压倒人权,就是人权压倒民主”的二难困境之中。为缓解这种冲突,不少学者主张宪法司法化。但宪法司法化其实是很偶然、很特殊的制度,它之所以在美国逐步被牢固地确立,成为不会带来毁灭性灾难、时而还做点好事的制度,这更多是基于美国司法传统的特殊性。作为普遍性的政法原则,从来都不曾有人提出坚强的理论根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它不仅不能正当地保障人权,还激化了与民主的矛盾。[57]

  自由主义民主也很难坚定地捍卫法治。在功效主义的理念下,关于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唯独接受规则或制度功效主义,法治似乎才是可能的。但法治从来都植根于特定的地方传统,由过往的习俗、惯例和制定法等规则构成,这些规则可能不是符合功效主义的最佳规则,是应予改革和抛弃的,法治于是就被削弱和破坏。边沁成为对普通法的激进的民主化革命者,该事实充分说明了自由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张力。

  与上述缺陷紧密相关,以简单多数决定胜负,也降低了立法和决策的可认同性:服从义务若只是简单地以人头为基础[多者(在阿罗难题中,甚至是精心策划的少数)为王,少者为寇],少数必定口服而心不服,社会和族群的对抗和分裂便由此而生,南斯拉夫、伊拉克、拉美、台湾的民主困境就是明证。当今中国反民主论调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民主化会导致国族分裂——其实,这并不能构成反对民主的理由,最多只是反对“以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理由。

  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困境,实际上植根于它的人性观、社会观和政治观的深层预设。它的自然衍生形态即精英-多元-均衡的民主模式,最极端地把这些预设凸现了出来。

  (二)不正当的战略退却(精英-多元-均衡模式)

  1.退至精英-多元-均衡模式

  面对上述质疑,一些学者承认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但却认为:公共福祉最大化和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承诺,阿罗定理彻底抽掉了“共同意志”的根基。于是,这些学者便实行战略退缩,只把民主视为消极的政治模式,把它视为随机地剔除受人憎恶的统治者、防范严酷独裁的途径:它未必是多数的统治,未必能促进公共福祉的最大化,未必是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未必是“共同意志”的统治,但它能去除受人憎恶的统治者,即便统治者只受少数人憎恶(少数人可以操控决策机制以获胜)。

  精英-多元-均衡模式便是战略退缩的产物。这些学者[58]认为:第一,“民主是让特定人通过定期地竞争人民选票而获得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第二,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都是骗人的鬼话。第三,允许选民主动、直接地决定立法和政策,是不可取的;选民的政治冷漠可以促进政治稳定,是必然且应然的现象。第四,派阀是不可避免的,源于人的自私心和联合行动的高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被压制;诸多派阀的自由行动,能中和(neutralize)其中的邪恶力量,达成政治的均衡,防止任何一方攫取过分的权力。作为描述性的理论,该模式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却有更多的不合理性,尤其是作为规范性理论之时。

  2.竞争性选罢与民主

  该模式彻底放弃了民主的原初承诺,即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它把民主削减为防范专制的选罢决策者机制。这就导致卢梭谴责的状况:公民唯独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其他的时间便都是奴隶;而且,在既定偏好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模式下,投票结果很可能是专断的,是由少数决定的。以此为基础的对专制的防范,又如何能正当化呢?它本身岂不正是独裁的一种?

  该模式把民主简单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国学界也把自由主义民主称作选举式民主。竞争性选举无疑是民主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制度之一。但若把民主简单等同于竞争性选举,未免太狭隘了,甚至会走向反面。且不说围绕选举展开的、以金钱和媒体为基础的政治营销与民主无实质关联、甚至腐化了民主(在民主刚起步的国度,这可能导致比专制国更大的腐败),且不说选举有真有假,假定选举是纯洁的,且莫忘了,选举只是选人,但选人和选法律、选政策并无必然关联。由选举而生的国会和政府,本身也是拥有自己独立生命和追求的官僚系统;尤其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通常秉持伯克(Burke)的“Trustee”式代表观,[59]国会和政府就更可能“遗民而独立”。老布什“请读我唇:不加税”( 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的典故,即是生动的明证。代表和总统,虽由选举而生,但也常不遵循其在选举过程中的承诺;政治和行政的残酷现实,又轻易给了他为此开脱的借口。选战之胜,压倒一切对政治竞争、公共压力和民主责任的吁求,它可以否定任何“为使政府更高效、更负责所必要的”对其权威的挑战。边沁当初设想,掌权者由人民定期选罢,就可保证掌权者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同一,这未免太简单了。鉴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梭说:“代表的理念是现代的:它起源于封建政体,起源于让人类受辱、让人的名称丧失尊严的、既不公又荒谬的政体”;[60] 竞争性选举和政治代表性间的联系一旦瓦解,自由主义民主就不过是职业政客对人民的统治的形式,只不过,统治者可以被定期改换(与统治者只能被暴力改换的体制相比,这种选举式独裁当然是很大的进步),而且,这改换也未必是真正民主的。

  3.共同意志:该模式不能发现还是根本不存在?

  该模式认为,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不存在,但它并不曾为此论断提供任何证明。前两节的分析只是表明,在应依据公共性理念来解决的普遍性问题上,自由主义民主,尤其是(它的自然衍生形态)精英-多元-均衡模式,不能发现或达成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因为新行政和官僚系统的“遗民独立”;因为秘密投票制[它把公民在决定性时刻相互孤立起来,使选举或表决成为个别偏好的表达,使公民变为单纯的私人,使投票变成私人意见的表达,以此为基础的多数决充其量只能形成加总意志];因为既定偏好加总逻辑的病理[它甚至使加总意志(更别说共同意志了)都难以形成]。但不能因为自由主义民主不能发现或形成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就否认它存在。现实的权力运作不应因为理念的完美性、纯粹性及实现的难度而否认理念本身,相反应为了不断接近理念而反思和修正自己。

  4.冷漠与狂热的循环:不平等不稳定的派阀均衡与政治的阶级化

  (1)群氓心理现象:正当的冷漠?

  非程序化的政治狂热,固然应受节制,否则会导致群氓心理:[61]在非程序化的群集状态下,个人的自觉人格会被淹没,道德与文明的约束骤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和暴力欲骤然爆发,责任心削弱、智识低下,理智思考彻底缺席。但这只是通过理智的程序设计来节制群集狂热、推动决策的反思性的理由,它决不能表明政治冷漠就是应该的。证诸历史,选民的冷漠和低能,绝非民主的常态,而是不完善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病症,它主要是由既定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纬度)造成的,缘于选民在既定的不正义派阀政治中的无力感(见下文)。

  (2) 派阀均衡与政治的阶级化(人权和法治)[62]

  精英-多元-均衡模式意识到派阀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务实的品格固然可贵。但派阀是由(可能伤害其他公民的法权或公共福祉的)局部性利益或情绪联合与促动的人群。[63]它并不代表全民,它强占的权力远超出应然比例,如真正参与政党的,甚至低于全人口的5%。[64] 派阀及政党的代表性是极脆弱的,因为派阀的主导,公民的要求不能表达,自由主义民主也不能主动识别和理解之。这使公民蜕变为派阀意志的被动消费者(类似强买强卖),实际上构成了《法国人权宣言》力求禁止的“特定人群对主权的擅自行使”。大共和国与派阀力量的中和之间,并无明确的因果关联,派阀竞争内含大量不稳定因素,这很可能导致政治卡特尔。派阀(首先体现为竞争性政党)与其背后的强势力量对政治和宪法的俘获、控制和垄断(自由主义民主对此无能为力,尤其是在社会结构和行政范式发生革命性变迁的时代;它之所以认可派阀政治,多半是源于它面对派阀的无力感),严重违反平等和同意原则(如哈贝马斯所说,在精英论中,民主同政治平等,已无任何联系,民主不再是经由公民参与意志形成过程使统治合理化的制度;相反,它要在统治精英间达成妥协,古典民主论的精髓最终被抛弃了[65]),它常以权贵资本家和官僚的福祉取代公共福祉,使寡头政体神圣化,派阀藉此篡夺了更大的政策支配权,政府对选民的责任亦遭斧削。正是基于此,小密尔(J.S.Mill)说道,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阶级立法。[66]

  该模式关于人权的观念也很微弱,似乎只能证成表达自由。对更丰满的人权的诉求,无疑会限制精英和派阀对大众的权力。该模式还可能摧毁法治,因为在这里,政权以派阀的争斗为转移,直接回应此争斗所达成的均衡,法治只该也只能反映此均衡。多元论的极端就是阶级斗争论,其对法治的威胁似乎无须饶舌。

  (3) 政治信任危机/冷漠与狂热的循环

  基于上节的论述可知,该模式的均衡,是不平等的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均衡。“不平等”导致选民的无力、无能和冷漠。这种冷漠实际上表明,在自由主义民主下,统治阶层和民众间的不信任日益增长,[67]但它本身却不能重建这种信任。对自由主义民主来说,这种不信任是颠覆性的,因为自1789年以来,信任就是它的基础性观念。如西耶斯(Sieyès)所说,通过代表制,公民把信任交付给那些能认识共同福祉的、更能干的人。[68]但今天,公民却要收回这种信任:既然民选公职人员不值得信任,那就只能信任自己。由此可见,不平等的均衡导致“不稳定”。在短期内,公民政治冷漠可能有助于稳定,但冷漠的大多数一旦爆发,精英或派阀间的均衡就不堪一击。历史实践一再证明:政治冷漠和政治狂热、金权政治和贫(暴)民政治,其间只有一线之隔。今天,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下,投票率的下降(不仅包括冷漠性弃权,还包括抗议性弃权)和社会抗议运动的风涌,[69]也是明证。

  以上对自由主义民主及其自然延伸模式的质疑,表明了它在理论上是不牢靠的,在实践上是有缺陷的,它能防范专制,也能导致寡头政治,而且它对专制的防范本身也很可能是专断的。它导致对多数公民的不正当支配。它虽是抗拒专制的前哨,也是吓阻平等自由和共同体认同的大军。

  (三)关于人和社会的假定与极权主义的起源

  诚如德尼(Bruno Denis)所说:“如果人民还追求民主共和国的理念,这些变化可被看成是危机的信号,但也可看成公民发自内心的要求变革的呼吁,也许今天的公民要求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在参加选举外,还希望以更开放的理念参与政治。”[70] 民主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风行前进,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信任却日趋衰微。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便是自然的选择。但要重构更合理的民主新模式,就有必要检讨自由主义民主的深层基础。前文所揭示的理论和实践的难题背后,是一套(经济化的)不正当的人性观和政治观;更可惊惧的是,其中还潜伏着极权政治的暗流。

  1.资本主义人性观和政治的经济化

  如阿伦特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所说,自由主义民主,把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人性作为民主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把“劳动者”、“占取者”和“消费者”作为人的本质,但这并不是人的真正本质,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人性,是被资本异化了的人性。[71]人的本质,至少应使人区别于动物。但劳动、占取和消费,则是连动物都有的本能,它只是人的动物性面向。如Aristotle所说,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人有动物性的一面,政治建构应防备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此动物性;但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是自由的、充满差异的理智行动者,是自身资能的发展者。[72](详见下篇)

  在资本主义的狂飙之下,资本以其自身内在的扩张性,摧毁一切,吞噬一切,包括传统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人先前栖居的意义世界(可联结公民、又能保存其自由和独特性的公共领域)被扫荡。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只剩下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赤裸裸的利害关系。[73]人被彻底个体化,倏忽间,人已转向开裂、放纵的个人主义。[74]资本吞噬了人,吞噬了政治。消费和计算,这些资本主义意识成了现代社会的共同意识。人不可救药地成了劳动-占取-消费者(这就否定了人的可完善性,否定了偏好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于是既定偏好原封不动地成了加总的对象;因为人是自利而非合作交往的行动者,于是阿罗悖论便自然出现了)。社会成了劳动-占取-消费者交换的市场网络。政治也丧失了其规范核心(即自由理智的公共使用),也被彻底经济化了,成了功效最大化的计算行为,并被经济力量俘获,从而也就自然地依照市场逻辑被构造。对权力的竞争,开始依照市场竞争的自由模式,由对最佳策略的工具性选择来决定,由对选票的竞争来决定。

  且不说这种政治观是否适当,单从表层来说,这种把政治经济化、混淆市场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做法,也是很不适当的。市场行为和政治行为,至少有下述差别:其一,消费者的偏好无须区别内外,因为他的选择通常只影响其本人,主要是内在偏好;但在政治中,投票者的不少选择则会影响其他人,政治哲学若还要坚持平等自由原则,就必须区别公民投票者的内外偏好。其二,政治决策的正负效果通常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决策效果是广布且分散的(普遍的涉他性),行动本身与其风险责任很难逐一对应;消费者选择的效果则是即刻而直接的,通常是谁选择谁负责,其责任是自我承担的;其三,选举是零全游戏,而市场供求关系通常则不是如此。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差别,决定了不能以市场逻辑来理解和设计政治。

  一方面,在生产和消费的无休止循环中,公民丧失了对更高贵目标的追求,古典时代的公民责任与义务,在今天看来,只是浪费自己稀缺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对经济事务和计算思维的长期沉溺,由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源占取的不平等(多数人缺乏为独立有效参与政治和发展自我所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联合导致了公民政治能力和政治购买力的衰弱。公民政治低能和冷漠之类的论调,于是就形成并流传开来。

  2.资本及消费社会内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主义民主内的极权暗流

  进一步来说,正如阿伦特对极权政治的分析所表明的,因为资本(还包括与之相伴的理智过动主义与革命意识)摧毁了人先前的意义世界(如宗教,当然也包括儒教),把人转化成生产和消费链条上的被动的存在,人总体上也就成了孤寂而疏离的存在,成了无根无家的群氓;而人本质上又是不断追求意义的存在,由资本的肆虐而导致的意义空间的失落,就急切地渴望填补。又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一般公民,甚至是资产阶级)大都把心思集中于资本,而不关心政治,这种态度极利于政治强人出现,独裁式地承担政治责任与义务。一旦这些政治强人又虚构了一套声称发现历史规律、能带人进入终极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无根无家的(缺乏相互交往而激发的反思,不分享共同的感受,不能运用彼此的经验来核实和确证自己的认识,单向度地盲信盲从)群氓,就很难抗拒迷人的歌声,就会迅速、自愿而狂热地被这套意识形态俘虏。政府机器也就可名正言顺地以民主的(甚至是历史的)名义来行使暴力,铺设恐怖之网。历史上的极权政治就是这样产生的。

  由此,自由主义民主就造成并加深了阶级压迫和存在的空虚及苦难,但却无力解决此难题。它的危机、它面对危机的无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不能成功解决行政和公共治理的正当性---公共权力的阶级化,资本和消费对意义世界的吞噬)以及它被极权制取代,构成了二十世纪历史的主要风景之一。戴高乐在“贝叶演讲”中曾提醒:“想一想第一、第二和第三共和国是如何垮台的?意大利民主、德国魏玛共和国及西班牙共和国是如何让位于法西斯的?”其实,极权政治埋葬自由主义民主的例证或曾出现的征兆,远不止此,如雅戈宾恐怖和巴黎公社,20世纪初的俄罗斯,灰暗年代的意大利、德国和法国;中国的民主变迁史,也可算是注脚。另外,还有很多确立自由主义民主、虽不曾堕入极权、但却导致民众对抗甚至国族分裂的例证,……这给了很多人反对民主的口实。极权主义或国族分裂,就像影子一般的梦魇,总是潜在地威胁着自由主义民主。近二百年来,人类始终不曾走出该困境。

  今天,当自由主义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反极权主义背景下获胜后,个体的精神虚无和意义失落重现。极权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民主的强大,但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民主正当性的否定性和外在化思路,不曾认真对自由主义民主作内在的反思和校正,因此,几十年之后,自由主义民主又回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关节点上;而且,因为消费社会和资本全球化在近几十年内的扩展,今天的形势实际上比百年前更加危险,世界范围内民主体制下的抗议运动正可表明这一点。

  民主要能长久且牢固地存在,要避免极权历史的循环,就必须谋求新的正当性基础。正是感慨于此,塞力克(Sellick)才急切而痛心地呼吁:“是该清醒和觉悟的时候了。整日在我们耳边聒噪的,只是谎言。我们试图作为唯一政体出口给全世界的自由主义民主,表达了错误的人性观。虽然我们享用它的果实和自由,但它却把我们带入意义的荒原。”[75]

  3.深层预设的不正当和政治的异化

  因为上述深层预设的不正当,结果就如麦克弗森所说:自由主义民主“并无营求民主的热情,也不认为民主可成为道德转化的力量,它只是治理自私且冲突的个人——被假定是私己利益的无厌的欲求者---的逻辑上的必然要求。”[76] “奠基于每个人的私利算计之上的社会,只会进一步助长这种算计的情绪,因为他的利益已被他的这种情绪决定了,这必将导致专制或无政府状态。”[77] 以资本主义人性为出发点,自由主义民主对人作了最坏的假设。这种对人性的假设,虽然表明了有限政府的必要性,但却抽去了民主的根基。在政治中,这种假设是极其必要的和切实的,尤其是当把它适用于掌权者时。以此假设为基础的政治,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专制的可能性。但这种假设又是片面的,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能发展出更加尊重人的政治,因为既然认定人本质上是坏的,就必须随时提防人的劣根性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必须高度警惕任何信任人的政治尝试。这种人性假设,只能使人成为被异己的权力关系控制的存在者,而尊重人的假设,则会通向自治的互尊互信的共同体。正当的选择应在人的劣根性和完善可能性间谋求平衡。以前述假定为基础的民主,颠倒了主客关系,导致了公民资格的贫弱,它以傲慢的哲学和科学掳掠了政治,[78]导致了政治的异化(去政治化)。

  

  六 结束语:民主模式重建的必要性

  

  民主的正当性首先在于防范专制。对不民主的国家来说,培育和发展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依然是极其急迫和可贵的----尤其是在腐败和“邪恶私益”横行肆虐的国度,自由主义民主不许任何政治集团变成永久性的皇帝及宫廷。与专制相比,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掌权者与人民利益的同一化。它的大多基本制度和价值都是弥足珍贵的,如竞争性选举、言论、结社、出版和免受恣意逮捕和监禁的自由等。但本文的社会性、逻辑性和规范性质疑表明,对人性来说,它们是不够的,自由主义民主为这些制度和价值提供的保障也是不牢固的。它所假定的人性其实只是人的动物性,这导致它所主张的民主,只能是瘦弱的、半吊子的、内含自杀的逻辑可能性的民主。它不能充分地实现利益同一化指令原则。就中国的“一体三位”的民主新纲要来说,利益同一化指令原则,无疑要求通过代表制来连接执政党与人民,但仅此是不够的,还不能充分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当然,它也不能与人权和法治有机统一起来(前文已经说明)。

  中国虽不曾成功确立自由主义民主,但当下的中国却是全面的功效化和经济化的国度。“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服务经济基础”——在这种意识风暴的席卷下,中国告别了病态狂热的疯民极权时代,但却从一极端蹦到了另一极端。一方面,强劲的、连续性的革命意识和行动,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原本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政治正确”新教条的主导下,“生产和消费”成了中国人的意义和中国“政治”的意义的根本。中国进入了“去政治化”的时代。在口头意识形态告白中,人民当家作主依然是执政者民主话语的主导理念;但在实际权力关系中,当代中国却主要是无政治的领土概念。这种背景文化,甚至也给原本与功效主义无关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染上浓厚的功效主义色彩。在统治层面,权势阶层要么迷醉于GDP的增大,以招商引资为名,心甘情愿地被私人利益俘获;要么沉湎于私利的争夺,把政治变成施展私己意志的场所。中国政治的寡头化及特权结构,已成为毋庸讳言的冷酷现实。贫富分化以史(世)无前例的速度急剧登场,政府的信用也流失殆尽。“政治”已成为少数人之事,而非众人之事。每个人都只是经济人、消费者,算计成了人际关系的基础。中国迅速从全面的道德狂热坠入彻底的道德沦丧。今天,很少人关心政治:因为众人被“政治”遗忘,所以众人也就遗忘了政治。人乃至一切存在的价值,似乎全都取决于可以货币来衡量的经济价值。人的尊严和忠诚、高贵的心灵和伟大的责任感,经常被主流意识看成是荒诞可笑的疯傻举动和精神变态。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大概正是感慨于此。这些转变,原因复杂,但从意识层面来说,在野的功效主义或自由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显然难辞其咎。目前须要扭转这种政治经济化的趋势,而单纯的自由主义民主注定只能强化该趋势,它不应成为当代我国民主化的规范模式。否则,列宁所谓的“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的‘民主’”,就很可能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根据前面的分析,这种民主登场之机,可能正是它被推翻之机,可能正是极权政治复辟之机。

  上述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质疑不是对民主理想本身的否定,更不应该成为以多数穷人独裁取代少数富人民主(事实上的富人独裁)的理由(历史证明,穷人对富人的独裁必定会演化成对一切人的独裁,一旦承认独裁的正当性,就很难在实践中恪守独裁的边界),而是对改革和完善传统民主模式的呼吁。这些质疑并不表明,公共福祉和共同意志是不存在的,是应予放弃的。认为这些质疑否定了以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民主模式的人[79](无论是主张以派阀意志为基础,还是主张以阶级意志为基础),错把共同意志当成了以既定偏好为基础的加总意志:共同意志也承认多数决,但却从不认为多数决应以简单加总既定偏好为基础。这些质疑只不过表明,以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不能实现民主的原始承诺(平等自由公民的联合自治),不能达成共同意志,甚至不能实现自由主义民主自身的承诺(公共福祉的最大化),达成加总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承诺和共同意志的模式根本不存在,不意味着应放弃这些承诺。民主的追求者应在继承自由主义民主的合理要素(这些要素因为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而被玷污)的基础上,结合今日民主制下风涌的社会抗议运动---民众要求深化民主的愿望和实践,检讨关于人和社会的看法,拓展自己的民主想象,努力探求更正当的民主模式;民主理论应从经验主义的泥沼中奋起,应在吸收经验主义关于人和政治的现实可能性的洞识的基础上,回归规范主义,重新担当起传统的使命,即对既存政体提出批判和激进的评价。政治也应该从动物性复归人性,从单纯防恶走向防恶与发展(扬善)并重,从经济人的市场均衡走向参与人的理智论坛, 从支配性关系走向自治性关系,从巩固现状走向改革现状。

  自由主义民主论者可能会反驳说,是的,既定偏好的简单加总和多数决是被诸多难题困扰,但任何替代性的、希望转化人的偏好的方案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要比自由主义民主更糟糕,后者至少是最不坏的选择。这种说法有其经验上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因为经验上曾经部分地如此,就认定,除了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其他任何民主模式,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这种态度只不过表明反驳者民主想象力的贫乏,表明反驳者被先入之见——特定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假定——禁锢了头脑。下篇所构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公议模式”就是坚持、拓展和改善自由主义民主、以对既定偏好的自由且正当的转化过程为基础、但同时又不会导向专制的民主模式。下篇将证明,上述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质疑,以及开篇提出的“一体三位”的课题,实质上要求从自由主义民主走向“公议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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